上海電影評論協會“無障礙電影工作室”獲2021年度上海市民文化協會卓越力量獎網飛大部分影視劇都提供了口述影像服務
周日,城市君與家人在影院看電影。
觀看過程中,現場隱約聽見有人在竊竊私語,似乎在討論著電影的內容。
看電影被人打擾總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有人高聲呵斥,“看電影就別說話了!”
討論的聲音戛然而止,可隨即又以更小聲的內容繼續。
包括城市君在內,現場觀眾忍不住接連提出抗議,終于沒有人再吭聲了。
電影散場時,所有人忍不住沖發出聲音的角落望去,默然無語:對方是個戴著墨鏡的視障人士,身邊是不住沖著周圍觀眾道歉的家人。
那位視障者茫然無措,好像不知道電影已經結束,直到家人拽著他,才依依不舍地摸索著離開座位。
城市君為剛剛的冒失感到十分慚愧,因為這一天是12月3日,恰好是國際殘疾人日。
根據數據統計,我國有近2000萬的視障人士,他們同樣有著精神文化需求,也有“看”電影的迫切愿望。
在無光的世界里,他們能“看”電影么?
網上曾經有個話題,“中國有近一億殘疾人,為何我們生活中很少看見他們?”
根據《中國殘疾人事業“十二五”發展綱要》報告顯示,我國目前在冊登記的殘疾人總數約為8300萬,而實際數字只會比統計的更多。
這意味著,按照現在14億的總人口計算,平均每17個人中,就有一位殘障人士。
《中國殘疾人事業“十二五”發展綱要》報告還提到,我國目前登記的視障人士約為1800萬,我們身邊平均每80個人里就有一位。
自然,現實中的數字也肯定比統計的更多。
那么,為什么我們在生活中很少看見他們,他們又到底在哪里?
我們不妨觀察下身邊的道路,如今城市道路幾乎都鋪設了專門的盲道,卻很少看見視障人士使用。
這是為何?
仔細看看這些盲道環境,有些是設計不合理,視障者很難從中辨識正確的方向;更多的情況是一些占用盲道的路燈、行道樹以及肆意停放的車輛。
這樣的道路環境,可能是視障人士不愿意出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某些視障人士有專門的導盲犬,可很多地方根本不允許犬只進入,他們惶恐無助,只能孤獨地蜷縮在社會的某個角落。
唯一能讓視障人士開心的就是“看”電影。
視障人士也可以“看”電影嗎?
是的,如果放在十多年前,這或許是一個不小的“冒犯”問題,可如今,“看電影”已成為許多城市視障人群的日常。
今年5月5日,是《馬拉喀什條約》在中國實施一周年。
生效于2016年9月30日的《馬拉喀什條約》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一部版權領域的人權條約,旨在進一步保障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平等獲取文化和教育的權利。
目前,《馬拉喀什條約》的締約方80余個,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管理的國際條約中締約方增加最快的一個。
2022年2月5日,中國正式批準加入《馬拉喀什條約》。
同日,中方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馬拉喀什條約》批準書的手續,并于 2022年5月5日正式生效。
中國政府正式加入《馬拉喀什條約》,不僅是中方對國際規則的承諾,同時更是中國政府關愛視障人士,履行政府義務的重要體現。
事實上,在該條約簽署的前十年內,中國有諸多視障人士已經通過各種形式實現了“影視自由”,他們在線上“追劇觀影”,也能在線下與朋友暢聊最新大片,看電影的頻率甚至比普通人更高。
這些能被視障人士“看”的電影,稱為“無障礙電影”。
與普通電影不同,無障礙電影是專門為了方便殘障人士觀看的經過加工過的電影節目,一般分為專供視障和聽障2個版本。
視障版本通過重新剪輯增補大量配音解說的方式,讓視力障礙者完成了解整部電影的內容,享受電影藝術樂趣;另一個版本通過增配字幕方式,讓聽力障礙者能以更詳細的文字方式欣賞電影。
從無到有,從零散觀影到固定組織,民間的無障礙電影其實已經悄悄走過了十年時光。
國內最早開展無障礙電影的城市是上海。
2009年4月23日,上海電影評論學會聯合上海殘聯以及上海圖書館成立了全國首個無障礙電影工作室,并于當天播放了籌備已久的首部無障礙影片《高考1977》。
這之后,“無障礙電影工作室”又借助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美術電影制片廠等影視機構支持,編制了多部國內外新上映影片。
隨后,“無障礙電影工作室”又相繼完成了《走出西柏坡》《紫日》《黃河絕戀》《燃燒的生命》《兒女情長》等上百部無障礙電影,通過上海各區和街鎮的殘聯等組織,免費向全市視障群體播放和借閱。
上海電影評論學會“無障礙電影工作室”也因這項意義非凡的公益項目,先后獲得“全國優秀志愿服務項目二等獎”、“上海市民文化協會卓越力量獎”、“上海市社會先進組織”、“上海市慈善總會首屆慈善公益項目優秀獎”等多項榮譽。
不過,視障群體同樣希望能進入影院感受真正的電影氛圍,期待“看到”最新的影片。
2012年,上海廣播電視臺東方廣播中心,牽頭成立了滬上一支由專業播音員主持人參加的無障礙電影解說志愿者隊伍,開始在上海的國泰電影院開展了新片無障礙電影解說活動。
在上海專門的無障礙電影院中,隨著燈光暗下,正片還沒開始前,比畫面更早出現的是在影廳一隅響起的“播音腔”,播音員溫柔地開始講解電影的片名、導演、主演等信息。
電影過程中,穿插在人物對白和音樂間隙,兩個“男聲”、“女聲”會根據劇情,悄悄描述著畫面和介紹劇情。
影片人物的面貌、服飾以及動作、表情,通過解說老師繪聲繪色地生動演繹,讓現場的視障人士真正“看見”了電影。
視障觀眾雖然看不到電影,眼前一片黑暗,但他們通過影片的同聲描述,用想象力在腦海中拼湊出劇情和畫面。
2013年,上海還將每年10月15日“國際盲人節”定為“無障礙電影放映日”。
十年來,上海16家商業電影院先后放映“無障礙電影”110多部、1700多場,平均每月放映1場,惠及近14萬視障人士。
與此同時,上海廣播電視臺和各區融媒體中心更有近400位播音員主持人志愿者加入到“說”電影的行列中,讓近20萬名視障者“看”到了新世界。
十年來,無障礙電影也逐步從上海、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逐步走向了杭州、武漢等城市。
不過,無障礙電影的有限播放環境,與分布廣袤、數量龐大的視障群體相比仍然捉襟見肘。
上海電影評論學會的“無障礙電影工作室”希望改變這樣的狀況,在互聯網的助力下,他們將一座充滿想象力的無障礙電影電影院搬上了云端。
視障者豆豆,是因為一次工作意外失去了光明,可他同樣喜歡看電影。
豆豆家住浦東三林,離市區的無障礙電影院數十公里,每周一次的免費放映,他都耗費幾個小時輾轉而來。
幸好,“無障礙電影工作室”將電影搬到了蜻蜓FM平臺上,在家就能“看”電影。
蜻蜓FM平臺上的“無障礙電影”
雖然手機上“看電影”的環境不如影院,可在上百部無障礙電影的陪伴下,豆豆的生活變得充實,也為他黯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迄今為止,蜻蜓FM平臺上的無障礙電影已經達到了上百萬次的訪問量,每天都有無數視障者慕名下載“聽看”。
同時,國內的優酷、愛奇藝等平臺也紛紛開設了“無障礙電影專區”,一批經過無障礙化改造的電影上線,讓視障者們不出家門就能欣賞到最新的熱門電影。
不過,即便是一項惠及所有視障群體的公益項目,無障礙電影也始終面臨著劇本與版權等難題。
對于無障礙電影制作來說,最難的技術部分是撰寫解說稿。
拍電影離不開劇本,無障礙電影的解說也一樣需要好的劇本解說稿。
與傳統解說稿不同,無障礙電影把握電影的節奏與情感,需要通過語速或聲調變化來同步體現。
比如很多文藝片,節奏很慢,說得太快容易讓人不知所云;武俠片又必須要以“二倍速”講述,否則感受不到“刀光劍影”的氛圍感。
無論解說得快與慢,其中的“度”既考驗撰稿者的文字功力,又需要講述者深厚的語言功底,才能讓視障觀眾身臨其境。
無障礙電影志愿者們估算:一部150分鐘的電影,從觀影、撰稿、試講到正式講解,往往需要超過4500分鐘的籌備。
可這超過30倍的努力,即使志愿者愿意花時間來做這項公益活動,但無障礙電影依然時常面臨“無米之炊”的困境。
目前,基于保密及商業利益等多重考慮,愿意提供用于制作無障礙電影作品片源和版權使用權的制片方與發行方寥寥無幾。
根據上海電影評論學會秘書長黃一慶介紹,很多時候,無障礙電影公益組織需要向發行方申請影片“二輪放映”,才有機會讓視障群體享受與普通觀眾同步欣賞最新電影的權利。
其實,我國政府這些年一直在為無障礙電影的發展積極提供幫助。
比如,2021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有關“以閱讀障礙者能夠感知的無障礙方式向其提供已經發表的作品”的條款,已經將《馬拉喀什條約》中作品為“印刷品”的限制擴展到了電影領域。
同時,《著作權法》規定,“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將已經發表的作品制作成無障礙格式版并向閱讀障礙者提供。”國家版權局也印發了相關通知,“鼓勵出版、電影、廣播電視、網絡視聽等機構為其擁有版權的作品同步制作、提供無障礙格式版。”
這一系列政策出臺,為無障礙電影制作提供了正式的法規依據。可實際操作中,基于利益以及相對影響力較小的視障群體,無論是商業院線還是影片制片方都并沒落實到位。
甚至很多時候,因為版權問題,某些看似公益行為的無障礙電影項目還會惹上官司。
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電影知識產權保護典型案例,就包括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審理的國內首例涉無障礙版電影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
原告愛奇藝公司擁有《我不是潘金蓮》這部電影的獨家放映權,可在2020年,愛奇藝發現某傳媒公司所運營的一個“無障礙影視”App未經授權便在線播放該影片。
法院審理該案現場
雖然被告方公司的APP在放映影片時進行了“二創”,將影片修改為一個無障礙版本,可愛奇藝覺得APP這種公開形式是面向全部人群,非視障群體也能觀看,因此對方有侵權行為,提出一筆“天價”賠償。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定涉案傳媒公司侵權行為成立,判決該傳媒公司停止侵權,并且賠償損失。
該傳媒公司不服提出上訴,并且在二審期間將之前所有人輸入手機號注冊后就可以觀看影片模式,改為了殘障人士輸入殘疾證號才可以登錄觀影。
幸運的是,二審期間,我國不僅加入了《馬拉喀什條約》,而且《著作權法》也做了修訂,使得法院再次審理時有了重新考慮。
最終,法院雖然認定涉案傳媒公司侵權,但考慮到該公司的初衷是為了方便殘障人士且涉案影片點擊率較少等因素,酌定賠償經濟損失1萬元。
雖然這樣的判決總算讓眾多關心無障礙電影的人心里石頭落地,但對比世界各國,我們在無障礙電影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世界范圍內,無障礙電影項目其實進行了很多年。
這種以對影片畫面進行轉述為主的電影形式, 歐美各國通常將口述影像或影像描述(Audio Description),簡稱為AD。
無障礙電影研究者馬衛在專著《你所不知道的電影講述——無障礙電影向善向美之路》中提到,歐美各國對無障礙電影領域的研究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有著極為明確的法律規范。
作者馬衛和他的《你所不知道的電影講述——無障礙電影向善向美之路》
歐洲國家中,西班牙是歐洲最早出現口述影像的國家,最早在20世紀40年代,當時西班牙就有電臺播出配有口述影像的電影錄音,由新聞從業者評述,每周播放一期。
西班牙法律還規定,國有電視臺每周最少要提供10個小時的口述影像節目。
而且在西班牙多所大學內,不僅有無障礙電影“翻譯”選修課程,還有專門“聽障者字幕”、“手語”、“口述影像”等學位。
英國在上世紀90年代,也有了多部極為成熟的相關法律,明確規定所有電視臺制作的節目至少有10%的節目有無障礙電影,包括了口述影像的電影。
在英國,第一個提供口述影像服務的部門于2000年成立,第一部配備口述影像的電影于2002年發行。
同時,英國在2000年時就成立了專門提供口述影像服務的部門,并在相關屏幕進行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出現了專供聽障人群的無聲字幕電影,隨后的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更以法律形式來維護殘障人士的視聽需求。
2000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還正式通過一項規定,要求全國25個最大的電視廣播市場內四大電視網絡旗下的聯營廣播商,必須在2002年4月份前提供口述影像服務。
雖然這些規定當時被全美各大廣播商以技術原因予以反對,但最終在2010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通過的《21世紀通信和視頻無障礙法案》中,還是讓各類視頻節目自此多了口述影像的內容。
目前,美國的影視企業在無障礙影視領域也走在世界前列。
網飛公司(Netflix)作為全球最大的收費視頻網站,幾乎絕大多數的原創影片及節目都提供了口述影像服務,只在綜藝節目中尚未實現同步。
甚至,在中國無障礙影視還沒有完全普及的情況下,網飛公司還從中國購買了走紅的影視劇,通過與中國有關機構合作,在海外實現了口述影像制作。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都高度關注無障礙電影的發展,但也同樣面臨和中國一樣的問題:劇本編撰、版權保護、制片方不積極、放映場地有限等。
蘇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說:“心靈之所以偉大,就因為做小事情。”
讓視障者“看”電影或許是件小事,可在這樣的小事中,他們“看見”了世界,世界也“看見”了他們。
文明就此得到守護,城市也讓生活更加明媚動人。
這樣的“小事”,值得我們每個人關心和支持。
1667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嘗試用2.4萬根蠟燭,照亮整個凡爾賽宮。
他晚年發誓要照亮整個巴黎,巴黎街頭隨即出現了“提燈人”。
他們腰上掛著計時沙漏,手里提著銅制燈籠。
燈光自此在巴黎城中流動,“無論走到哪里,都有人為你照明,安全到達任何角落。”
漫漫長夜的巨鏈開始崩斷,人類有了夢寐以求的光明。
無障礙電影的發展,同樣需要你我這樣的“提燈人”……
那是世界上最明亮的光束,也是人類文明延續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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