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北京胡同里，二十歲之前沒有離開過北京。二十一歲出國留學，在加拿大生活了五年，偶爾回北京，還是喜歡北京的老房子。2018年回國工作，父母繳了首付，我得以有幸住進北京十萬一平的“富人”小區，據說某位知名導演就住這，但我從來沒見到過什么明星導演，我也不是富人，我在這個小區里見到最多的是裝成富人的普通人，然而我更無法適應的是高樓里的吵鬧。

最近我才醒悟，我這三十年的肉體和聽覺，對真正的citylife是沒有體驗的。老北京胡同里的生活不是citylife，那是老北京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周圍住著的全是熟人，人際關系和睦，無需擔心誰吵了誰，哪怕誰家晚上喝高了嚷了幾聲，只要提醒一聲，那對方必定是會收斂的，第二天酒醒了還要登門道歉。在我印象里，胡同里的世界，是一個完美的生活空間，破舊的房屋下，住著一群心地善良、為人謙和的老北京土著。

我在溫哥華待了五年，也沒有真正感受過citylife，加拿大整個就像一個大農村，城市是被農村包圍的稀罕物，城市里的高樓建筑遠不如北京的高大上，唯一優點是那里綠化面積多，主打一個“原生態”。我在溫哥華與同學合租了一套townhouse（聯排兩層別墅），離市中心大約二十分鐘車程，但已經處于城市邊緣，晚上經常能碰見野生動物在我家門外溜達，那里的耗子比貓大。在這樣的環境中，我生活了五年，并沒有體驗到所謂發達國家的的繁榮，倒是有點回歸了原始。

真正的citylife是什么？那就要從我2018年回國后居住的這套房子說起。平時只有我一個人住，父母偶爾周末和節假日會來這邊做頓飯，起初這樣的生活并沒有什么問題。但有一天早晨七點多，我聽到有人在打電鉆，巨大的滋滋聲從四面八方而來，我甚至不知道是誰家在打。可是才七點啊，沒到裝修時間，我從臥室走到客廳，電鉆聲越來越大，吵得我腦殼嗡嗡響。我給管家發了一條語音，還錄了一段電鉆聲。

幾分鐘后，管家打來電話，問我是不是需要投訴？我愣了幾秒，投訴？我也不知道我這算不算投訴，我只想反映我被電鉆聲吵醒了，而且當時并非裝修時間，如果在規定的裝修時間，我無話可說，但我必須搞清楚這個電鉆聲是從何而來，為什么這么早就在打電鉆，另外，我也需要確定明天早上是否還會被吵醒。管家明白我的意思后，很快就安排了保安上樓調查。

經查明，打電鉆的是我樓下的鄰居，但他家沒有在裝修，是在安裝一套掛壁的健身器械，樓下的男業主說這套器械是從德國買回來了，價值十幾萬。然后呢？當然是沒有然后了。我問管家這么早打電鉆也沒事嗎？管家說樓下不是裝修，所以不能用裝修規定的時間來做約束。我又愣了幾秒，這是什么邏輯？這么說的話，只要不是裝修，我想幾點打電鉆都行嗎？管家沉默。

我這烏鴉嘴，剛說完沒幾天，樓下又開始打電鉆了，這回是晚上。我受不了，親自下樓敲門。雖然我在生氣，但表面態度還是很好的。樓下這位健身男并不配合，我讓他明天白天再打吧，他說白天沒時間。我說這么晚打擾我休息了，他說這才幾點就睡覺嗎？我說休息是指安靜下來放松自己，他說他白天要出去上班，只能晚上回來才有時間擺弄這些器材。雖然他也解釋了，只是固定幾個膨脹螺絲，但他真真實實打了二十分鐘的電鉆。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住高樓里的噪音煩惱，我自己回憶了一遍從前的經歷，也遇到過鄰居家裝修打釘子或者鋸木頭之類的，但為什么以前沒覺得這么煩躁呢？可能以前大家不會大清早和大晚上這么干，還有就是如果是熟人，我不會覺得他這么做是一種侵犯，而陌生人之間，這種無緣無故的被打擾，讓我感到是一種跨越邊界感的侵犯，噪音穿透樓板傳到我的耳朵里，雖然看不到，但像割肉的刀子。

但我又不得不對這種侵犯做出讓步，正如健身男說的那樣，他白天不在家，只有晚上這個時間才能回家打這幾顆螺絲，如果我再說下去，就變成是我在強人所難了。好在后來他沒再打過電鉆，但我每天晚上躺在沙發上的時候，都能聽到他健身的聲音，器械撞擊的聲音，發力時的吼叫聲。這是一種什么體驗？我第一反應是，這房子隔音也太差了吧。

我還是找到了管家，這次我問她是不是我 這房子隔音不好？她說這個小區里也有人反映過類似的噪音問題，比如樓上有小孩蹦跳，還有一些其他的生活噪音。總之，管家的意思是這房子就是這么個現狀，至于隔音好不好，她說需要去問設計部門。到此為止，我還沒有受噪音影響太嚴重，只是偶爾聽到屋子里有別人家庭傳來的聲音，就覺得別扭。

后來就是疫情三年，奇怪的噪音越來越多。我的樓上住著一家四口（年輕的夫妻和兩個孩子），和一個住家保姆。他們自從疫情開始，作息時間就很反人類，白天很安靜，晚上異常吵鬧。小兩口經常深夜吵架，孩子哭鬧，一副雞飛狗跳的場面。我找管家反映過很多次，管家給樓上打過很多次電話，還把電話錄音發給了我，樓上每次的說辭都是一樣的：疫情原因，生活壓力大，給鄰居造成了影響，實在抱歉，下次一定注意。可是下次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吵，照舊雞飛狗跳。

樓上吵得最嚴重的一次，凌晨一點多，他們在往地板上砸東西。我還沒睡著，忍無可忍，打了110。五分鐘后，民警回撥了我的電話，問我是不是投訴擾民，我把樓上的情況告訴了民警。民警問我希望怎么處理？我又是愣了幾秒，怎么處理難道不是你們應該考慮的嗎？怎么來問我呢？但我不敢這么說，我很委婉地告訴民警，我只希望你們來幫我查看下樓上到底發生了什么，順便讓他們不要吵了，時間太晚了，影響我睡覺了，我不想公開自己的身份，也請麻煩你們幫我保密。民警掛完電話后，很快就來處理了。

報警后，樓上的小兩口收斂了不少，但是我家天花板上還殘留著各種輕重不一的吵鬧聲，有時是小孩蹦跳，有時是保姆的腳步聲，有時是小兩口穿著皮鞋高跟鞋在木地板上走來走去。每當飯點，還有很重的拉凳子聲音。因為疫情，我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里辦公，有時需要寫稿子，有時需要開視頻會，我大部分時間是戴著降噪耳機的，白天很管用，但晚上睡覺我實在不愿戴著耳機，試過很多不同品牌的海綿耳塞，好不容易熬過了那段艱難的時光。

去年我陽了，父母給我來送藥，看到我抽屜里各種耳塞，很驚訝地問我怎么回事。我不知該怎么解釋，只是簡單說了一句工作壓力大睡不好。父母安慰我說，要多休息，少熬夜，不要總吃外賣。疫情前，我交了一個女朋友，她各方面條件都很優秀，但因為我后來陷入噪音的煩惱中，偷偷地去醫院開過安眠藥，壓抑焦慮的情緒使我整個人充滿負能量，但是她不能理解我的忽冷忽熱，談了一年就分了，現在仍覺得十分懊悔。

我知道噪音焦慮的危害，所以我不敢再去與樓上這一家人產生關聯，雖然管家口中的樓上鄰居是“知識分子”、“學校老師”、“有素質的家庭”，但我只能說到此為止吧，我沒用震樓器去反擊他們，已經是給足他們面子了。如果哪天真的把我激怒了，我就搬回胡同老房去住，家里懟幾個震樓器二十四小時全天伺候他們，讓他們也嘗嘗被噪音侵犯的滋味。

今年年初，北京全面放開后，我狠狠地安排了自己一個超長假期，去了上海、廣州、武漢、香港，名為度假，實則是走訪一些國內知名的大都市，放眼望去，都是清一色的高樓，不管是商業區還是住宅區，都像是俄羅斯方塊，盲目的堆疊鋼筋混凝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何來安靜？北京更是如此，原本的田園，現在都開發完了。高層樓盤配套基建，模板式的開發思維，塑造一座座單一且沒有人情味的城市。

人們花幾百萬甚至上千萬購買一套城市住宅，這不代表文明進步，這僅僅是與過去居住模式上的差異。現在人們普遍追求利益與效率的最大化，追求物質生活的豐富，拜物主義、消費主義充斥著我們的日常生活，看看那川流不息的車流里有多少路怒癥，看看那早高峰的北京地鐵上有多少不文明現象，再看看這高樓里生活著的人們，陌生人之間，最起碼的距離感和邊界感都早已蕩然無存，人們之間相互尊重和關懷的精神文明呢？還剩下多少呢？

一味抱怨這些也無濟于事，我還是必須自己想辦法回歸正常狀態，所以旅游回來后，我也自己做出改變了，聽了傅岳老師的建議，他讓我先分散對樓上噪音的關注，辦法有很多，比如家里播放一些白噪音，增加體能運動，加快大腦代謝速度，把焦慮緊張情緒轉為主動心理建設，在情緒狀態下落的時候，去做降低焦慮緊張的事，反復訓練，形成思維習慣。我正在努力嘗試中，但目前看來最有效的還是加強工作強度，平時專心搞錢，周末安排外出運動和放松，這樣的生活節奏讓我充實且滿足，希望繼續保持。

投稿人：楊雄文

編輯：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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