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帝寵臣為敘述對象的正史“佞幸傳”,本不能視作制度記載。然而，這一類傳在《宋書》《南齊書》等南朝正史中被用來專門收錄擔任中書通事舍人的寒人，成為了史家批判當前政治制度的工具。南朝佞幸書寫的此項特質與魏晉以來中書機構的演進密切相關。另外，撰成于初唐的《梁書》《陳書》卻不為恩幸立傳，南朝佞幸書寫的傳統就此斷絕，其中緣由何在?反映了怎樣的制度文化變遷?

魏晉時期的“制度性佞幸”

南朝正史以寒人任中書舍人者為佞幸，看上去是突然發生的現象。其實，早在中書省成立之初，中書官員就常常被扣上佞幸的帽子。中書舍人與佞幸的聯系應從這里談起。

中書省的前身是曹操建立魏國后在禁中設立的秘書機構。除了掌管圖籍，秘書官員還負有起草文書和典尚書奏事的職責。漢魏禪代以后，中書從秘書中獨立。③《三國志·魏書·劉放傳》載：“黃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孫)資為令。”④作為中書省歷史上的首任長官，劉放和孫資在位二十余年，歷仕文帝、明帝、齊王芳三朝，深得曹氏諸帝信任。⑤不過在此期間，二人多次受朝臣非議。其中保留最完整、意思最明確的當屬明帝時期蔣濟的上疏：

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乘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無忘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并驅策，不使圣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①

蔣濟指出，皇帝過于親信左右便會招致蒙蔽，而當前，中書監、令就是這樣的左右之臣。在引文的省略部分，他列舉了專任中書可能帶來的種種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一句，蔣濟實際上在向皇帝吐露：劉放、孫資乃佞幸之徒。

中書官員為何被視為佞幸?《劉放傳》記魏文帝以劉放、孫資“掌機密”,明帝即位后，兩人“尤見寵任”。②除了將起草詔命、典尚書奏事這樣的機密事務交給劉、孫，③皇帝在面臨重大決策時，還常常違背眾議采納兩人的意見。如黃初六年(225),彭綺于鄱陽起兵叛吳，④后潛通于魏，“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不過明帝卻聽從了孫資暫不出兵的勸告。⑤諸葛亮出在南鄭，孫資力排眾議，反對發兵就討，“帝由是止”。⑩再如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明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⑦又有皇帝獨與劉、孫定策的事例。如太和二年(228),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被軻比能圍困于故馬邑城，③“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對于皇帝身邊的親近之臣素來警惕，劉、孫長伴文帝、明帝左右，得以裁制機密，他們的意見在決策時又備受看重、多見采納，容易讓朝臣產生此二人善于奉迎主意的聯想。另外，所謂“抑辛毗而助王思”的事件也使兩人在官僚群體中的形象受損：

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于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冗從仆射畢軌表言：“尚書仆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圣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①

據引文，作為尚書仆射的人選之一，辛毗呼聲極高，畢軌甚至專門上書舉薦。不過明帝卻聽從了劉、孫之言，堅持任用王思。在外界看來，辛毗沒能登上仆射之位，完全是因為他不與劉、孫往來而遭到讒毀。《劉放傳》提到，兩人因此事件“獲譏于世”。②蔣濟上疏，目中書為佞幸，正代表了朝臣的普遍不滿。

從上述史料提供的情境來看，劉放、孫資久專權寵，任上又多次與朝臣發生沖突，是其背負罵名的原因。但若止步于此，無法揭示問題的本質。官員的行為其實受體制規約，劉放、孫資的“專任”,乃中書機構成立后難以避免的結果，二人招致輿論攻擊的根源在于曹魏的官制改創。關于中書之職的出現，祝總斌指出，漢魏之際政權鼎立、戰爭不斷的社會形勢迫使魏武、文、明三帝大權獨攬，政自己出，這是促成中書省建立及其權力膨脹的基本因素。通過中書，皇帝可以直接下詔指揮政務，提高了統治效率，而當審批文書或決策拿不定主意時，自然又會求教于身旁“掌王言”的中書監、令。③簡言之，倚重中書官員，賦予其機要之任，是曹魏諸帝主動做出的制度調整。這一安排下，中書省憑借典尚書事與草擬詔令兩項權力，在王朝的行政運作中占據了關鍵地位。中書監、令也得以常伴皇帝左右，并且能夠從旁影響朝政決策。前文列舉的事例，以及明帝臨終，引劉、孫入臥內商定輔政人選的事件，④都是監、令的職權在政治生活中的體現。

劉放、孫資“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⑤是由中書省的制度設計決定的。無論誰擔任中書監、令之職，都會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這與他們在性格上是否“便辟取合”關系不大。不過，同時代的人們并不能理解制度的原理，當他們對中書監、令的權勢感到不滿時，只得訴諸道德批判，以為其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即“善承順主上”)騙取了皇帝的信任。

制度導致中書官員在輿論中落得佞幸式形象，本章稱這種現象為“制度性佞幸”。它的出現，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側面，即中書省的成立對原有官僚體系造成的沖擊。經過漫長的發展，尚書省在漢魏之際已基本接替三公府成為主導行政運作的宰相機構。①長期活躍在皇帝身邊的侍中，②自東漢晚期開始形成獨立的官署，③中平六年(189)的劇變后，他們與黃門侍郎全面取代了外戚和宦官在宮廷中的地位，④并被賦予“省尚書事”的職任。⑤曹魏文、明二帝突然增設中書機構，帶來的一項后果是權力格局的改變：中書監、令掌王言、典奏事的職掌，分割了同在殿中的門下官員的權責；⑥中書省亦能制作“密詔下州郡及邊將”,且“不由尚書”,⑦又構成對尚書職權的侵奪。可以說，中書省的成立，一定程度上顛覆了承襲已久的中央行政模式。另一方面，作為集權的舉措，中書省的出現讓皇帝可以更加有力地操控體制運轉，打破了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的原有平衡。朝中官員是這場變革的承擔者，他們受到的震動可想而知。面對嶄新的政治形勢，他們不得不去學習新的行政規則，同時必須適應新的官場秩序。在此過程中，疑惑、不滿，甚至排斥的情緒很容易產生。“今外所言，輒云中書”,在這洶涌的物議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陡然建立的中書機構對官僚群體造成的心理碰撞。視中書為佞幸的認識得以萌發、傳播，跟這樣的集體心態分不開。

繼曹魏而起的西晉沿襲了中書制度。晉武帝受禪，以荀勖為中書監。此后，茍勖在位二十余年，“久在中書，專管機事”。①據本傳，他也多次遭到朝臣的貶斥。一次是他提議以賈充女為皇太子妃，得到皇帝允許，遂“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后來，武帝一度猶豫廢皇太子及賈妃，茍勖諫請，“故得不廢”,時議又“以勖傾國害時”,將他比作孫資、劉放。②另外，王隱《晉書》記荀勖因“譽太子、出齊王”,被朝臣間的私議認為是“損國害民，孫、劉之匹”,甚至提到“后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幸傳》”。③與劉放、孫資一樣，擔任中書監的荀勖沒能逃脫佞幸之譏，三者更是被歸為同類。

如果放在“制度性佞幸”的視野下，這樣的現象便可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如上文所論，建立中書機構是魏晉皇帝的主動選擇。緣于這一制度安排，茍勖自然能夠受皇帝親信，其政見也容易得到采納。時人無法參透其中的機制，當中書官員的意見、行為不符合他們的期待時，只能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任職者的性格與道德。另一方面，從魏晉之際中書監、令遭到不絕于耳的攻擊來看，他們獲得的機要之權在朝臣心目中并無正當性可言，新建立的中書制度尚未被社會觀念認可。關于第二點，還可以補充一些材料。一是齊王芳時中書令空缺，有人推薦李豐，李豐“知此非顯選”而有所顧慮，最終因“思附至尊”才選擇接受。④“非顯選”反映了中書之職聲望不高的事實。⑤“思附至尊”則顯示，李豐看重的是它與皇帝的親密關系。也就是說，中書令在制度上雖已成為朝廷要職，但在時人眼中不過是受皇帝寵幸的左右之臣。另一個著名的事例是茍勖自中書監遷為尚書令，不少人向他道賀，茍勖卻頗為不悅：“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邪!”⑥此處，視中書為鳳凰池只是荀勖自己的看法，人們對這一同品級官職間的遷轉表示祝賀，⑦則透露出社會觀念的好惡。③

對茍勖的攻擊中有人提到“后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幸傳》”,《三國志》《晉書》雖沒有真正將劉、孫、荀置于“佞幸”的篇目之下，但也延續了輿論的負面評價。陳壽在《劉放傳》的末尾一度贊賞劉、孫的“文翰”與“勤慎”,同時以“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為兩人稍作辯解，但仍不忘強調他們身上“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這樣佞幸式的一面。①裴松之將劉放、孫資在明帝臨終時“稱贊曹爽、勸召宣王”的行為視作曹魏滅亡的禍基，他批評道，孫、劉二人“受人親任”,得以“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卻“依違其對，無有適莫”,憤恨之情溢于言表。②另外，從后世看來，晉武帝堅持以惠帝為儲君以及遣齊王攸歸國的行為，是晉末動亂的根源。贊成其計的荀勖自然無法避免撰史者的指責。除了大量收錄時人的惡評，史家在《茍勖傳》卷末的議論中也對其展開討伐，如“史臣曰”稱“斗粟興謠，揄里成詠，勖之階禍，又已甚焉”,論贊部分又有“傾齊附魯，是為蝥賊”之語。③綜合來看，無論是在社會輿論還是在歷史書寫里，魏晉之際的中書監、令都被打上了佞幸的烙印。上述歷史進程應當視作《宋書·恩幸傳》《南齊書·幸臣傳》的先聲。

中書制度的演進與南朝佞幸書寫的成立

若把目光投向兩晉之際，首先可以注意到中書監、令在社會觀念中擺脫了“佞幸”的污名。這也是制度演進的結果。在職掌上，從東晉開始，中書監、令遠離了典奏事、掌詔令等日常性與機密性事務，逐漸過渡為參時務、備咨詢、講文章這樣的清閑之任。④當監、令不再“掌機密”,也就褪去了皇帝之“左右親近”的色彩。與此相應，監、令二職的聲望獲得極大提升。此處可舉王洽的例子幫助理解。東晉穆帝除洽為中書令，從兄王朗遺書于洽，其中有言：“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⑤王洽為王導之子，無疑是當世高門，王氏稱中書令為“清顯要任”,可見此職已被官僚階層接受與推崇。另外，正如《唐六典》所云“東晉朝更重其職，多以諸公領之”,⑥在東晉一朝的絕大多數時間里，中書監、令之職均由宰相兼領，錄尚書事的王導、庾冰、何充、謝安、劉裕等人均同時擔任此職。⑦結合前述職權的變化，甚至可以說，中書監、令在東晉后期已演化為崇重才學之士或當朝重臣的榮譽性職位。這種傾向在南朝進一步固定，《梁選簿書》稱中書監“自宋已來，比尚書令、特進之流，而無事任，清貴華重，大位多領之”,①明確指出該職已成為貴顯而無事任的“清官”。

東晉末期，中書侍郎曾一度獲得專掌詔命的職權。②不過，“宋初又置通事舍人，而侍郎之任輕矣”。③此后，中書舍人的權勢迅速崛起。王仲犖曾將魏晉以來中書省的發展概括為兩個階段：“第一是中書監、令權重，使尚書的實權陵替；第二是中書省職掌的文書詔命出納，又轉歸中書通事舍人，而監、令、侍郎只是清華貴重，反無事任，又成虛位。”④第二階段始于宋齊時期，中書舍人取代中書監、令、侍郎成為皇帝身邊掌管機密的要職。而與此同時，任職者在社會輿論與歷史書寫中淪為了新的“佞幸”。《宋書·恩幸傳》《南齊書·幸臣傳》的形成，正是“制度性佞幸”現象在南朝繼續發展的結果。

設置舍人的初衷，本來只是處理陳奏的上遞與詔命的外宣，即所謂的“通事”。當皇帝“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時，⑤常伴左右并擔當喉舌之任的中書舍人很自然成為倚重的對象，從而被賦予制作詔誥、參與決策等重要權力。⑥這樣的機制滿足了皇帝專權的需要，受親信的中書舍人卻得以深入地影響朝政運作，也就是史料中常提到的“執權柄”。我們可以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宋孝武帝時期，戴法興、巢尚之、戴明寶為中書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而法興、明寶“凡所薦達，言無不行”。⑦明帝時舍人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故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③阮佃夫在后廢帝上臺后兼任中書舍人，“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齊武帝時期又有禁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⑩如材料所示，中書舍人的職分并無明確的限定，只要皇帝支持，便可事無不綜。當任職者擁有這樣幾乎不受制衡的權力時，腐敗、罪惡不可避免地滋生。沈約所謂“方涂結軌，輻湊同奔”“挾朋樹黨，政以賄成”,蕭子顯所謂“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就是對這一制度弊端的簡要總結。①

很大程度上，宋齊制度塑造的中書舍人角色與魏晉時期的中書監、令相當。《南齊書·幸臣傳》云“中書，勢利之職”,《南史·傅昭傳》稱“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②中書舍人作為皇帝身邊的機要人員陡然崛起，全面介入人事、賞罰等朝廷重要事務，同樣給既有的官僚體系帶來了強烈震動，他們與官僚集團的沖突在所難免。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發生在齊武帝永明元年(483)的天文失度事件：

二月，熒惑入太微。時中書舍人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既總重權，而勢傾天下。玄象失度，史官請行祈禳之禮。王儉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乃具奏舍人呂文顯等專權，上納而不改。

熒惑犯太微是頗為嚴重的天文異常，王儉上書，直指呂文顯等人乃罪魁禍首，希望皇帝能糾正其專權之風，即反映了當時官僚層對中書舍人“勢傾天下”的不滿。武帝“納而不改”,后茹法亮等舍人權勢尤盛，王儉遂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④王儉感嘆自己身處高位卻失其權寄，透露出中書舍人權力擴張對原有體制造成的破壞，官員們由此產生的怨望之情也昭然若揭。至于中書舍人大權在握的原因，時人往往將其歸納為任職者借由邪僻便佞的不正當行徑騙取了皇帝的寵任。如宋明帝上臺后將“素所不悅”的徐爰遠徙交州，在詔書中大量使用“諂側輕險”“利口讒妄”一類詞語進行貶斥。⑤又如中書舍人阮佃夫請假回會稽，有人以“佃夫要幸”勸時任會稽太守的王僧虔隆重迎接，僧虔答道：“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⑥在這充滿鄙夷的語氣中，王僧虔用自己的“立身有素”來譏諷阮佃夫之徒以“曲意逢迎”而求得“要幸”的行徑。從以上的整理來看，中書舍人因其權勢而為眾議所非，與魏晉時期中書監、令遭到輿論攻擊，處于同一脈絡。

不過，中書舍人手握重權，讓不少朝臣感到不可接受，必目之為佞幸而后快，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在此任上得以權傾天下者幾乎都是寒人出身。東晉南朝之際政治形勢的一大轉折，在于皇權的復興。①為了全面掌控朝政，尤其是抗衡士族勢力，南朝皇帝大量起用“身卑位薄”的寒人作為自己的爪牙。寒人任中書舍人，掌握機要之權，便肇因于此。而寒人的崛起，卻讓士人階層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脅日益嚴重，他們對于“士庶之別”的不斷強調，可視作一種抵抗手段。②在這一背景下，士人們常常針對寒人擺出傲慢自大的姿態，甚至極盡鄙薄。這類例子很多，此處僅舉幾條關于中書舍人的材料作為說明。一是宋文帝時期的中書舍人秋當、周赳拜訪時任中書侍郎的張敷，剛剛坐定，張敷便命令左右移動自己的座位，以遠離二人，“赳等失色而去”。③二是后廢帝朝中書舍人王道隆拜訪蔡興宗，躡履而至，不敢就席，興宗“竟不呼坐”。三是齊武帝時中書舍人紀僧真詣江教，登榻坐定，教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只得喪氣而退。⑤三條材料的核心內容幾乎相同，士人在對待前來拜訪的中書舍人時，通過移座或不讓坐，表示與之劃清界限。這類士人面對寒人時不與相接的事跡，在展現士人清高的同時，也飽含對寒人的貶斥。即便是炙手可熱的中書舍人，在他們眼中不過是憑借可恥手段得勢的小人。

職權和任職者的身份共同構成了宋、齊中書舍人的特質，來自社會輿論的討伐也由是而起。沈約、蕭子顯立“佞幸傳”,并以寒人任中書舍人者作為采擇人物的標準，正誕生于這樣的土壤。該歷史進程反映了新制度與官僚集團主導的社會輿論之間的持久對抗。從魏晉的中書監、令到宋齊的中書舍人，中書官員的污名化，暴露的是皇帝在身邊設立機要職位并賦予其重權的行為，一直難以得到官僚階層的廣泛認可。《宋書》《南齊書》將中書舍人的恩幸形象加以固定，是這種沖突最激烈的表現。

此處還想強調史書作者的士人立場。宋齊以降，寒人雖在政治上漸有作為，但官僚階層的主體以及社會文化的主導者仍然是士人。敘述歷史的權力也主要把持在他們手中。①在專門收納寒人的“佞幸傳”里，通過搜求、鋪陳不良事跡，史家力爭為每個人物抹上負面色彩。卷首的序言、卷末的史論，則集中了直接、辛辣的批判，前文已提到，撰史者甚至將王朝的衰亡也推咎于寒人。由偏見與敵意構成的佞幸書寫，②應理解為士人階層在話語霸權下對寒人展開的壓迫。明白了這一點，劉知幾在《史通》中的困惑便迎刃而解：

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群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③

劉知幾生活的時代與“士庶天隔”的南朝相去有間，故無法理解蕭子顯的旨趣。相比“砥節礪行”,南朝士人更看重的是出身。紀僧真身為寒人卻手握大權，這對士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事實，無論他是否以權謀私，也難逃佞幸的罵名。少數士人也擔任過中書舍人，《幸臣傳》卷首序言舉出“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傳中又提到江瞿曇與沈徽孚“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無權利”,“徽孚粗有筆札”。④在蕭子顯筆下，任中書舍人的士人都是不貪權利的才學之士。對比一下蕭氏對兩種群體的刻畫，“佞幸傳”書寫者的立場便更加清晰了。

另外，第一節討論《宋書》時指出，作為篇名的“恩幸”強調的是皇帝的主動性。同樣，相較“佞幸”,《南齊書·幸臣傳》的篇名在放棄帶有“求媚”之義的“佞”后，重點也落在了皇帝一方的寵幸之上。沈約在《恩幸傳》卷首序言論述中書舍人權力膨脹的過程，云“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蕭子顯在《幸臣傳》“史臣曰”中也提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①兩者均認為中書群體得勢與皇帝專權密切相關。結合篇名與史家所論，《宋書》《南齊書》的佞幸書寫也應視為士人階層對南朝皇權政治的一種批判。

《梁書》《陳書》不立“佞幸傳”的制度因素

再來看看梁陳時期的情況。梁、陳二代的斷代史，流傳至今的只有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繼編纂的《梁書》《陳書》。兩書與《隋書》《周書》《北齊書》一起，最終在李唐官方的組織下編定。②五部史書中，《北齊書》有《恩幸傳》,而梁陳二史均未設此類傳。根據篇目的改動，是否可以認為，南朝后期的政治環境已經發生變化，不存在“制度性佞幸”現象?

在中書制度方面，《唐六典》謂梁代中書舍人“人閤內，專掌中書詔誥，猶兼呈奏之事”,③可見其機要之權走向了制度化。④《隋書·百官志》記陳代設中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并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⑤中書舍人在此時進一步侵奪尚書省權力，甚至演化為朝廷政務的指揮機關。由此而言，梁、陳中書舍人在權勢上較宋、齊有增無減。變化主要發生在中書舍人的人選上。《隋書·百官志》云“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⑥據此可知，梁代改革了舍人的選用標準，門第和才能被列為最重要的條件。⑦這與宋齊時代以寒人典掌機要的局面大相徑庭，對比之下，梁武帝崇重舍人之職的意圖十分明顯。周一良、祝總斌、陳仲安等學者都曾整理過任職者的身份，指出舍人的門第在梁、陳有了明顯提升，大部分在任者都是一般高門或低級士族。①當中書舍人主要由具備才學素養的士族出任時，這一群體也就很難再被視作皇帝身邊的“左右群小”,該職位的聲望無疑得到改善。

不過，寒人任中書舍人者并未就此消失。此處略舉數人。一是梁武帝時期的黃睦之。《梁書·陸杲傳》載：

果性嫜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數百萬，果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托果，果不答。高祖聞之，以問果，果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果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果曰：“此人是也。”果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②

在南朝士庶有別的環境中，士人常以“小人”作為寒人的貶稱。引文以陸果在梁武帝面前斥責受寵的中書舍人來展現他的嫜直，同時透露出黃睦之的寒人身份。另外，武帝朝的諸曇粲，元帝朝的霍靈超、黃羅漢、羅重歡，也很可能是寒人出身。③陳后主時期又有施文慶、沈客卿。關于前者，《陳書》云“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用，后主拔為主書，遷中書舍人”,《南史》則謂“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④寒人身份十分明確。沈客卿的門第在史料中沒有清晰的記載，但《南史》提到他與寒人施文慶“少相親昵”,在舍人任上又長期勾結小吏出身的陽惠朗和暨慧景，⑤可以推定，沈客卿同樣出身寒微。⑥

前引《陸果傳》的材料已顯示，寒人任中書舍人者在梁代仍然難逃士人的貶斥。施文慶、沈客卿同樣也是陳后期社會輿論的攻伐對象。我們甚至可以從北方的材料中找到證據。隋文帝開皇八年(588)伐陳，隨軍臨江的薛道衡認為此舉必克，其中一條理由是：“為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①薛道衡在北齊多次接對陳使，入隋后也曾作為使主聘陳，與江左人士多有交往。②他視總管政事的施文慶為“小人”,很可能是受南方社會普遍看法的影響。隋軍入建康以后，元帥楊廣執施文慶、沈客卿、陽惠朗、暨慧景等掌權寒人，因其“邪佞”,斬于宮闕之下，“以謝三吳”。③剛剛攻占江左的隋師，需要開展一些措施來安撫民心，殺施、沈被當作取悅南人的一項手段，恰恰說明南方社會對他們懷有不滿。

從以上的梳理來看，經過梁武帝以來的調整，中書舍人之職開始得到官僚層的認可，不過，其職權一旦掌握在寒人手中，仍然會激發社會輿論的反抗。南朝后期，寒人任中書舍人者依舊沒能擺脫邪佞的形象，此點與宋、齊時代無異。

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唐以前還出現過數部梁、陳史著述，許亨、許善心相繼撰成的《梁史》留下了一些關于篇目設置的材料。據《陳書·許亨傳》,許亨在陳代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④其子許善心先后仕于陳、隋，“隨見補葺”,“修續家書”,終成七十卷。⑤在該書《序傳》里，許善心提到了卷次篇目，其中類傳的設置為：

《外戚傳》一卷，《孝德傳》—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⑥,

可見，在《梁史》類傳的末尾，有“權幸”之篇，南朝正史設“佞幸傳”的做法得到延續。雖然傳中內容沒有留下只言片語，但結合前文所述梁、陳時代依然存在的“制度性佞幸”現象，不難推斷，許氏父子于陳隋間撰寫的《梁史·權幸傳》繼承了《宋書》《南齊書》的佞幸觀，仍然以寒人任中書舍人者作為立傳對象。

這樣看來，姚思廉不立“佞幸傳”,既不足以完整體現南朝后期社會形勢，也是對歷史書寫傳統的反動。該類傳被取消的因由，可能只有放在南北朝隋唐之際制度文化變動的背景下才能理解。

與魏晉南朝不同，北朝的中書機構不曾獲得在皇帝身邊專掌機密的職任，祝總斌指出：“北朝中書省的最大特點，便是從來沒有執掌過像魏晉(中書監、令)、南朝(中書舍人)那樣重的權力，基本上只是一個“掌詔誥’或‘管司王言”的機構。”①“制度性佞幸”的現象因而沒有在北方出現。終結南北朝的隋唐，在吸收雙方制度因子的基礎上，建立起嶄新的政治體制。單就中書省來說，它此時已發展為相當完善的行政機構。②經過較長時間的調適、融合，中書機構在成立初期與既有官僚體系相沖突的情形不復存在，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各有分工又互相配合，共同組成隋及唐初的中樞機關。另外，在唐前期，中書舍人的角色亦十分突出，中書省的具體事務主要由他們來承擔。③據《唐六典》,舍人的職責包括“侍奉進奏”“參議表章”以及勞問將帥賓客、預裁“有司奏議、文武考課”等事項。④可見，舍人的職權具有清晰的規定與明確的限界，顯示該職已走向穩定、成熟。與本文密切相關的還有一點，即中書舍人在初唐成為“清官”。⑤我們知道，南朝“清官”“濁官”的概念，是士族政治的產物，反映的是士族階層的好惡。⑥宋、齊時代經常任以寒人的中書舍人，是士流反感、仇視的對象，無疑應屬濁官。⑦梁武帝革選以后，此狀況可能才稍有改觀。相對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自孝文帝開始，北魏“以皇權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區別了官職的清濁。③唐朝承此做法，從制度上對“清望官”“清官”進行規定，促成了“人以官而清”的局面。◎在這一背景下，被認定為“清官”的中書舍人，自然成為入仕者所看重與推崇的官位，①任職者的身份(寒人或士人)不再構成影響其聲望的因素。綜上所述，進入隋唐，中書舍人在職能上實現了規范化，當初的負面形象也被“清官”的光芒掩蓋，“制度性佞幸”的根基至此完全消解。

與私修而成的《梁史》不同，《梁書》《陳書》的編纂是在官方的組織、監督下進行的，書中內容必須迎合李唐朝廷的歷史認識與價值觀念。在初唐的制度環境中，中書舍人一職的性質以及時人的態度，已較南朝發生了根本變化。姚思廉若仍堅持《宋書》以來的立場，將寒人任中書舍人者通通視為破壞政治發展的負面勢力，并設立專門的“佞幸傳”開展集中批判，無疑有悖于初唐的政治文化，甚至可能招致皇帝、朝臣的不滿。不少研究已注意到，為了符合當前的要求，初唐史官在撰寫“五代史”以及《晉書》的過程中，對先唐歷史進行過刻意改造。②“佞幸傳”在《梁》《陳》二書中的缺失，也許出于同樣的原因。

另外，李延壽在唐高宗時期私撰而成的《南史》也有《恩幸傳》。在卷首序言中，李延壽提到此類傳旨在匯集“四代之被恩幸者”,“以繼前史之作”。③不過，《南史》采擇人物的方式與南朝佞幸書寫已有很大差異，以下稍作解析。對照《宋書·恩幸傳》可知《南史》中劉宋佞幸的部分基本因襲自前者。而在《南齊書·幸臣傳》的基礎土，李延壽補充了郁林王在位時期的萘母珍之、徐龍駒、曹道剛等人，以及茹法珍、梅蟲兒等東昏侯的寵臣。這些人為何會被選中?在齊代恩幸的末尾，《恩幸傳》記有梁武帝攻入建康后誅殺的“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排在名單的第一、二位，④這應該就是李延壽決定補充此二人的依據。又，《南齊書·郁林王紀》載：“中書舍人禁母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并為帝羽翼。高宗屢諫不納，先啟誅龍駒，次誅奉叔及珍之，帝并不能違。”⑤引文提到，齊明帝篡位過程中先后誅殺了禁母珍之等郁林親信，李延壽很可能也是參照這種現成的名單而為珍之等人立傳。這種“按圖索驥”的操作方式在梁、陳佞幸部分更為明顯。梁代的周石珍，是平定侯景后，被送往江陵由梁元帝定罪、處死的人物。①陸驗、徐驥則被侯景視為梁武帝身邊的奸臣，侯景起兵，一度以討伐朱異、周石珍以及此二人為名。②楊廣攻入建康后，戮“五佞人”,③《恩幸傳》收錄的施文慶、沈客卿和徐哲位列其中。陳朝君臣被遷至長安后，隋文帝誅殺了所謂的“四罪人”,④李延壽又據此為孔范以及王珪、王儀、沈璀立傳。不符合這項原則的僅陳代司馬申一人。⑤在這些被李延壽納入“佞幸傳”的人物當中，除禁母珍之、施文慶、沈客卿外，均非寒人任中書舍人者。綜合來看，《南史》只是保留了“恩幸傳”的篇目，《宋書》《南齊書》采納人物的標準已被拋棄。隨著“制度性佞幸”現象的瓦解，從士族官僚角度對寒人任中書舍人者開展批判的立場，最終也從佞幸書寫中淡出。

小結

以上詳細考察了漢唐間正史“佞幸傳”的演變軌跡，力圖揭示南朝佞幸書寫同中書制度間的緊密關聯。魏晉時期，皇帝為更加有力地操控朝政運作，在禁中新設中書機構以典掌機密事務。這一變革引發了朝臣的普遍不滿，因此項制度而手握重權的中書監、令被指斥為諂媚逢迎的佞幸。世入南朝，監、令的職責轉移至中書舍人，皇帝以寒人任此職，更是讓作為官僚集團主體的士人感到不可接受，代表這一階層立場的《宋書·恩幸傳》《南齊書·幸臣傳》《梁史·權幸傳》由此誕生。南朝式士族政治的終結以及中央官制的演進，才最終平息了社會輿論與歷史書寫對中書官員的長期討伐。這一歷史進程展現了新制度被社會認可之前的曲折經過。“制度性佞幸”現象的出現與消解，也為觀察中古制度文化的轉型提供了一條線索。

過去我們研究某種新制度的影響，注意力往往沒有離開制度本身，談論得比較多的是新制度與其他制度有何關聯、新制度對行政有何損益等“冷冰冰”的問題，很少顧及變革的承擔者在新制度面前的所思所感。本章揭示了中書機構的成立所引發的一場為時漫長、規模浩大的輿論抵抗，足以讓我們意識到，官僚群體的心態與反應也是討論制度演進時不可忽視的側面。關注新制度如何改變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如何看待制度，如何學習新的行政規則、適應新的官場秩序，其觀念又如何反作用于制度的走向，不僅能使我們對于制度的理解愈發立體、深入，原本有些“枯燥”的制度史也會因此呈現出更加豐富的面貌，變得有血有肉起來。

本文選自《漢唐間的制度文獻與制度文化》（黃楨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有刪節，注釋從略，原題為《中書省與“佞幸傳”——南朝隋唐間制度文化變遷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