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思迪要去考漢語水平考試（HSK），我買了書，讓她在家復習。有一篇課文是節選于一篇新聞稿，內容是普通鐵路工人把房子賣掉，買了一條帆船，帶著老婆和孩子，全家一起去環球旅行的故事。

課文后面要寫一篇作文，盧思迪寫完拿過來給我改，我看后愣了。

我本來以為這種不要去學校，不用去讀書，四處旅行的人生，對于14歲的孩子來說，一定是特別向往的事情，完全沒有想到，她居然會反對。

我又去問了盧子覓，她第一反應覺得，不用去上學，還能看到海豚或鯨魚，那不錯啊。可當她又想了一秒，突然明白，全家去環球旅行，無論坐船還是飛機，那都意味著，要長時間放棄她的房子和玩具，告別她所有的朋友，也不能再去跳芭蕾舞……

她馬上說：“還是算了，旅行的話，我們假期去就好了，干嘛要一直不回家呢？明天我還要參加Lisa的睡衣派對呢。”

這態度很明確了，后來我還問過幾個別的孩子，雖然每個人的理由不同，但回復都一樣的，就是不咋愿意。

我覺得這個論題很有意思。

因為我在不同時期，也和不同的成年人討論過Gap Year改變人生的問題，成年人從心里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現期的人生中，有太多牽絆導致不能實施。

但如果可以，最受益的一定是孩子。因為這種無與倫比的經歷，可以在日后，變成孩子人生中的巨大財富，說不定可以幫助孩子變成黑馬，脫穎而出。

尤其在疫情后，僅這一年，我就已經聽到好多次了，或者帶著一兩或三個娃去周游世界，或者“潤”到某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去旅居，已經有越來越多人用180或者270度的弧度，把夢想付以實施。

這讓我想到了Lady Suzanne Heywood，之所以稱她為Lady，是因為她的丈夫Jeremy Heywood是英國政府高級公務員，不僅曾多次任職首相私人秘書和內閣大臣，還因為出色的能力，獲得男爵的稱號。

而Lady蘇珊娜本人，也有一個非常精英的個人履歷。

她在牛津讀大學，劍橋讀博士，然后進入英國財政部，從快速培訓生做到部長私人秘書，然后先是進入麥肯錫，后來擔任過CNH，依維柯的董事長和主席，現在是Exor集團首席運營官。

她在今年五月，出了一本自傳，叫做《Wavewalker: Breaking Free》，向世人講述了她與眾不同的童年。

在她八歲的時候，她的父母賣掉了一切，買了一條帆船，命名為Wavewalker，從英國出發開始旅行。最初父母的計劃，只是去走當年庫克船長的航線，可無論是海上還是陸地上，這種旅行都是像洋流一樣，一旦跳進去，就很難停下來。

于是，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他們全家一直都在旅行，去了很多國家和地方，見識了各種島嶼和動物。可這聽起來非常神奇的旅行，對于蘇珊娜而言，卻是非常可怕的經歷。

她曾在海上，被風卷起來砸到甲板上，嚴重摔傷。

很幸運的是，他們遇到了一個法國的醫療隊，但可怕的是，沒有醫療條件，可為了活下來，她在太平洋中間的某個小島上，接受了7次沒有任何麻藥的大手術，每次手術都要持續幾個小時，真的太恐怖了，想都不敢想！

平日里，她的確不用去上學，但她沒有朋友，因為缺少人手，還必須和父母分擔很多水手的工作，日以繼夜，沒有假期。

在她成長的過程中，的確，她見到很多同齡孩子沒有見到的東西，但也失去了很多同齡孩子能擁有的樂趣。

一直到她17歲，父母把她和哥哥扔在新西蘭，繼續出海。她的簽證過期，父親只能給她買了一張回英國的機票。她回到英國，為了不再回到船上，她寫了無數封大學申請信，最后被牛津大學錄取，從此開始了她開掛的人生。

在她成功之后，她的母親一直在試圖阻止她寫自傳，也許她知道他們對女兒做了什么，而她的父親卻跟記者夸夸其談地說，蘇珊娜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他的英明和遠見。是他從小帶著她遠離教育體系，帶著她去看了世界，有了更廣闊的見識和更深刻的思維方式，才能如此出類拔萃。

對此，蘇珊娜完全否認，因為對于她而言，那十年的航海經歷，是她終生的噩夢，所帶來的傷害，她無法釋懷。

作為旁觀者來說，我個人的看法是：十年航海，對于蘇珊娜的人生來說，應該說傷害與益處同在。

首先，從客觀的專業選擇來說，蘇珊娜能夠被牛津大學動物系錄取，應該和她在自然界中，見過并了解過很多真實動物，有一定的關系。

其次，從主觀的個人努力來說，就是因為蘇珊娜吃了航海的苦，才會想讀書，是痛苦給了她拼命讀書的動力，成就了她的優秀。

但我們必須知道，蘇珊娜的成功完全不能證明，這種不走尋常路的教育，是可行的成功之路。最現實的證據就是，蘇珊娜的哥哥也一起旅行了十年，但后來沒有讀大學，也沒有做出任何成績。

而即使對于看起來是成功晉升為精英的蘇珊娜本人，童年傷害的陰影也是無時不在，寫這本書就是為了嘗試著自己療愈，她需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慢慢化解。

今天，中式教育成功學書籍，往往是父母們基于跳入名校的“成功的個案”寫成的，譬如曾經紅極一時的《好媽媽勝過好老師》或《哈佛女孩劉亦婷》，可是這類書籍的最大弊病就是，當這些進入名校的好孩子，在大學畢業之后銷聲匿跡，會大大地動搖該父母教育的可信性。

而近年來，歐美國家的教育成功學，往往是基于自己的成功而寫成的傳記，從貧窮到精英，完美地向上流動。

譬如，之前大火的暢銷書《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

作者Tara Westover的父母是摩門教徒，反對學校教育，她在17歲前從沒有上過學，卻在2014年獲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并成為了歷史學教授；

還有更早一點的《鄉下人的悲歌》，出生于美國鐵銹地帶，母親和親戚朋友的生活一直都泛濫在藥物濫用、酗酒、貧窮和精神創傷之中，但作者J.D.萬斯卻成功從耶魯法學院畢業，不僅成為投行董事，而且積極從政。

還有前面的蘇珊娜，這些書，都很有代入感，讀起來很容易熱血勵志，但每個成功都是個例。其中并沒有什么所謂的“路”，也就是沒有可復制性。

如果真的硬要說出他們之間的共性，除了歐美教育系統相對柔軟，可以更順暢地接受不同教育背景的學生之外，只有一個：他們的父母都是一樣的自私和冰冷。他們對子女的人生，沒有任何的設想和期望，百分百的無視，富貴在天，生死由命。

這和中國的父母，無論是選擇停留教育體系內，大聲呵斥還是仔細陪伴，總之竭盡全力，推動孩子讀書；還是少數“大聰明”父母，選擇沖破學校體系，帶著孩子去環游世界，去自由玩耍，去接近大自然，去累積經驗和見識，都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這些的背后，都是期待。

期待著孩子們會更優秀，更有思謀，更能幸福，擁有更好的人生。

也許這就是為人父母的：“機關算盡終成空，曲終人散皆是夢”。

紀伯倫說：

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

他們是生命對于自身渴望而誕生的孩子。

他們借助你來到這個世界，

卻并非因你而來，

他們陪伴你，

卻并不屬于你。

如果你真的想要改變人生，那就去好了，如果你真的想帶著你的孩子，那就帶著好了，無論如何，不要指望著孩子會感謝你，這不是，從來都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