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發源于日本的唐宋變革論，進入新世紀，又重新得到極大的關注。唐宋變革論的視閾是不是可以完全涵蓋唐代以后的中國歷史？學界已經開始審視，不再將這一觀察作為萬能的理論范式，盲目地套用于所有歷史研究領域。科舉社會與士大夫政治等北宋因素，在南宋江南這一特定的場域發酵。士人流向多元化，活躍于地方社會，引領了宋元社會轉型。千年繁榮的江南社會經濟結構，并未因宋元易代而遭受重大破壞。持續擴展的變革，奠定了明清地域社會的基礎。在這一時空中演出的歷史，用唐宋變革論的理論框架很難圓滿地解釋。向下看歷史，探索中國歷史是如何經歷宋元，步入明清，走到今天的，則需要納入宋元變革論的議題來加以闡述。

引言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1872年李鴻章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上給同治皇帝奏折中的歸納。面對來自西方的沖突，李鴻章基于當時處于頹勢的清朝作出了如是觀察。“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研究歷史也是如此，無論明晰與否，其實在學者的心中都潛藏著現實的情懷。歷史長河，從遠古走來，奔騰到如今。那么，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中國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到今天的？對于這樣一個超越學界的問題，相信有很多人關注，海內外學界也進行過種種探索。我以2005年參加科舉廢除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為契機，近二十年來力倡宋元變革論，則是試圖從這一視角對問題作出回答。我曾在主持的筆談中，以《向下看歷史：宋元變革論略說》為題，從兩重意義上闡述了宋元變革論與唐宋變革論的區別。一是在時間維度的歷史縱向上，區別于唐宋變革論注重前代異同的向上看，宋元變革論重在宋元及以后；二是在空間維度上，與注重上層建筑的唐宋變革論不同，重在揭示中央層面以外的地方社會變化。

歷史是在一定空間內的時間流逝。時間的流逝讓歷史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化。然而，歷史的研究是一種概括性的觀察與邏輯性的歸納。對歷史的發展需要觀察到和歸納出具有典型性的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唐宋變革論，還是宋元變革論，都是對中國歷史發展特征的一種觀察。各有各的理論范式和話語系統，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截然對立。

時代劃分議題的提出，或有特定的背景，或有特別的用意。然而，如果我們從學術研究的層面上評價各種時代劃分，而不是著眼于學術史的考察，重點則似應在于是不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況，而不需要去過度索隱其中的“微言大義”。學術無國界，過于糾結學術以外的背景意圖，以及執著于民粹的心理因素，則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理性的學術思考，造成認知的偏差，流于非學術化。觀察歷史，有各種視角，橫看成嶺側成峰，即使是盲人摸象，也各得其形。稱“變革”也好，叫“轉型”也好，叫“過渡”也罷，具體表述使用的詞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揭示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用唐宋變革論還是用宋元變革論命名議題，抑或是用其他理論范式，都無關緊要。

在此，再度俯瞰學術史背景，闡述我所倡導的宋元變革論的形成與展開，除了重申，也有一些新的認識。

一、唐宋變革論與宋元變革論的范圍界定

在學界，多數人對唐宋變革論的理解，似乎都有一個不言而喻的預設前提，那就是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重大轉型。比如榮新江先生就在《安祿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一文中對唐宋變革論如是定位：“二十世紀初，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認為唐宋之際是中國從古代走向近世的交接點。”我認為這樣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一，唐宋之間還隔著一個長達六十余年的五代十國時期，不容忽視這個像斷層一樣的時期的劇烈動蕩對社會各個層面形成的巨大沖擊；第二，以唐宋這樣的王朝斷代來區分時代與變革，是不是合乎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也需要仔細斟酌；第三，歷史是一條割不斷的河流，這條河流盡管有著區域與時段的不同，但同一河川的流水無疑帶有共同性與連續性。

我所理解的唐宋變革論，并不是指在兩個王朝之間發生的變革，而是指自中唐開始的時代變化。這跟李鴻章站在身處的時代向上看說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樣，是與中唐以前的歷史形態相比較，向上看得出的認識。從時段的起訖來看，唐宋變革始于中唐，貫穿于北宋。其實，我對唐宋變革論這種歷史分期的認識，與包偉民教授的認識有接近之處。他指出：“深入觀察可以發現，與歷史上并不常見的那些翻天覆地式的社會結構根本性變革不同，唐宋之間社會生活不同層面的歷史演進步伐，遲疾有異，相互之間明顯不同步，盡管仍有許多方面的演進更為遲晚，到北宋中期才大體呈現了一種‘新局面’。”我的認識正是把唐宋變革期下延到最繁華的北宋結束。

宋元變革論的所示，也并非宋元之際發生的短時變革，而是指自南宋開始終元之世長時段的時代變化。這是站在今天的認識維度俯瞰，在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聯系上，向下看歸納出的認識。對于歷史走向的觀察，兩論都是一種長時段的宏觀視野。從這樣的界定來看，盡管叫唐宋，叫宋元，但實際上都是已經跨越了王朝史畛域，從歷史演進的邏輯關系出發，探索社會轉型。并且，兩論又都省略了許多枝節部分，是對中國歷史發展主流線索的概括式的觀察。

南宋以后的中國歷史，難以用唐宋變革論的視域涵蓋。因此，不能將這一觀察作為萬能的理論范式，在所有歷史研究領域盲目地套用。由于唐宋變革論與宋元變革論觀察指向不同，二者并不矛盾對立。兩論交集于宋。唐宋變革與宋元變革，在中國歷史長河的流段中，具有不可切割的連續性。時代漸進推移，北宋處于消化唐宋變革成果、蓄積下一個變革因素的時期，而南宋才開始走出中古，走向近世。從這個意義上說，唐宋變革為下一輪宋元變革做了鋪墊。

觀察同一時代的異與不同時代的同，需要納入長時段的視野之下，方能解釋這些異同之間的關聯。宏觀考察歷史，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主張的長時段理論很有道理。高屋建瓴，登高望遠，唯其長時段方可清楚地觀察歷史走向的大趨勢。

我們順著唐宋變革論的思路觀察，中唐藩鎮興起，貴族制崩潰，五代重塑中央集權。入宋以后，在軍事上的種種施策，保證了強大的皇權。然而從太宗朝的大規模開科取士開始，逐漸上升的士大夫勢力，又開始掌控皇權，主宰政治。從而，由軍事實力支撐的皇權便成為士大夫政治強有力的保障。宋代形成的士大夫政治，對皇權走向象征化的進程，起到了強化和促進作用。推原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又少不了科舉這一催化劑。在宋代尋覓唐代因素，不僅制度、法律接踵步塵，形影相隨，科舉更是在唐代基礎上發展。這些現象與因素，都可以在唐宋變革論的理論框架內進行解釋。

北宋形成的士大夫政治，可以說是唐宋變革綻開的最后一朵絢麗的花。而這朵花的果實，又在宋元變革中開枝散葉。士大夫政治造就的士大夫階層及其基礎士人層，在南宋特殊的社會背景之下，既流向中央，又回歸地方，作為知識精英，成為社會轉型的主導力量，成為明清時代鄉紳的直接初祖。

北宋科舉規模擴大，在客觀上造成了士大夫政治，影響社會的各個領域，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這一歷來被納入唐宋變革論的視野來加以審視的新變化，又成為鋪墊下一輪宋元變革的重要因素。士大夫政治的因素，在南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合一的特殊背景之下，成為以地方社會轉型為特征的時代變革推手之一。兩個變革期的同與異，正顯示了歷史長河不曾中斷的連續性。

從南宋開始，中國歷史展開了告別中古時代的新變局。這個變局一直引導中國走出近世，走向近代。解釋這一變局，就是我近二十年來明確倡導的宋元變革論。

二、歷史分期的學術史回顧

一般認為，日本學者的近世說，乃至唐宋變革論是接受了西方學者的影響，比照歐洲歷史提出的時代劃分。言外之意則是，這樣的劃分似乎未見得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況。其實對于歐美學者的認識，日本學者并不是生吞活剝地套用，而是對中國歷史進行了宏觀考察之后，經過獨立思考提出的觀點，歐美學者的認識只是作為一種參照系的存在。日本學者的認識還有本國學界的學術積累，比如把宋代以后看作近世的認識，在日本產生得也比較早。京都大學教授內田銀藏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一書中，就提出了“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國文化”的觀點。而在思想史研究領域，1914年出版的宇野哲人《支那哲學史講話》，便將佛教視為唐朝哲學主流之所在，宋明理學則歸入“近代哲學勃興”。這些學說所反映的歷史認識，在日本學界無疑產生了很大影響，被學者逐漸接受而成為基本共識。

歷來，學界審視唐宋變革論，都將日本學者的認識與歐美的影響緊密聯系起來觀察。其實，日本學者的認識還有一個被學界長期忽視的重要來源，這就是南宋以來歷代中國學人的認識，近年來先后為張邦煒、戴建國、聞軒軒等學者所揭示。張邦煒先生從社會史的視點，挖掘出南宋鄭樵的言論：“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他還檢視出同為南宋的王明清的言論：“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珪組，世為顯著。至本朝絕無聞人。”并觀察到明人胡應麟披露門閥制度的崩潰：“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絕不傳。”從經濟史的角度，張邦煒先生還指出，顧炎武揭示了土地私有的演進：土地占有者在漢朝、唐朝被貶稱為“豪民”“兼并之徒”，“宋以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對于宋代的重視，我也強調過明人陳邦瞻在萬歷三十三年（1605）寫下的一段話：“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步入近代，柳詒徵、夏曾佑等中國學人也較早地強調了唐宋異同。近代前后中國歷代學人的認識，無疑對日本學者產生了潛移默化般的無形影響與啟發，促使他們將這一認識融入自身的研究之中。在脫亞入歐的風潮中，伴隨著近代學科體系的建立，對中國歷史的分期也體現了這一認識。而這一納入代學科體系的歷史分期，又被中國學者和歐美學者普遍接受。

正因為如此，20世紀前半葉的日本中國史研究受到世界性的矚目。早在20世紀30年代，吳天墀先生就寫下過論文《中唐以下三百年之社會演變——慶歷變革與近世社會之形成》，不僅使用了“近世”的概念，行文之中，日本學者的影響也明顯可見。這是中國學界的一例。

在地球的另一邊，內藤湖南的學說很早便進入了美國的大學課程。出生于日本的美國傳教士之子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1939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在遠東系開設名為“從早期至1500年東亞歷史概況”的課程。據1941年秋在哈佛大學訪學時聽課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回憶，賴肖爾講授中國古代史的演變脈絡，就是根據“京都大學內藤學派”所強調的“在8—11世紀間，中國文明在經濟、社會和制度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遷，這一變遷是中國古代史與可稱之為早期近代史的分界線”的認識。

猶如日本的宮崎市定之于內藤湖南，狄百瑞也繼承和發展了賴肖爾的學說。狄百瑞的《中國的自由傳統》一書集中討論了宋明新儒學中“那些淵源于傳統儒家但同時也朝著‘近代的’‘自由的’方向發展的觀念”，從思想史的角度論證了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評論者觀察到，“人們從中能夠辨認出內藤湖南堅持認為中古時代也明確無疑具有現代性這一論斷的解釋性遺跡”。

因此，可以這樣說，日本學者的近世說以及唐宋變革論，在歷史分期上，或許有對歐洲歷史的參照，但這些學說提出之后，反過來又極大地影響了歐美學者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受到日本學者“近世說”啟示的歐美學者，從20世紀后半葉起，便有兩宋變革論、宋元明變革論等學說的提倡。

從學術史的脈絡觀察，在歐美學者的世界史理論框架之下，潛在接受中國歷代學人的認識，并結合自身的研究觀察，日本學者主張的近世說和唐宋變革論，又對歐美學者以及中國學者的歷史認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此說來，學界雖有國界之分，但并不截然隔絕，正像一池湖水，影響是交互的。學界對中國歷史的宏觀認識，經歷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循環。這樣的學術循環顯示了邏輯提升，使學界對中國歷史的整體認識有了深化。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明清史研究領域提倡的地域社會論對日本的宋史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很多學者開始擺脫“皇權不下縣”這樣傳統的“國家—地域”研究線索，注重“地域—士人”的研究路徑，考察具有經濟與文化獨特性的地域社會。在這樣視角下的地域社會，以士人階層為主體，與中央相對離心。這樣的研究本身，實際上已經極大地脫離了唐宋變革論的理論范疇，將宋元與明清對接，以歷史的連續性為前提展開討論。

我所力倡的宋元變革論，既有受到歐美學者上述學說的啟示，又有接受日本近年來學術傾向的影響，并通過自身的挖掘史料，實證研究，逐步明晰了理論框架與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明確倡導的宋元變革論不過是對既有學說的補充與實證。

三、“兩宋之際轉型”說與“宋、元、明過渡”說辨析

作為美國宋史研究奠基者之一的劉子健先生，擺脫自宮崎市定以來日本學者注重從社會經濟史角度論證唐宋變革，以及其后社會性質的窠臼，另辟蹊徑，從思想史的視點來論證時代變革。不過，在我看來，包括社會轉型在內的所有歷史結果，都是在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形成的。因此，無論是唐宋變革論，還是宋元變革論，都需要有廣角，有景深，從多角度多領域進行論證，互為補充，方能接近全面，走近歷史真實。

沿著賴肖爾“中國人在長期敗于北方‘夷狄’的時期將注意力轉向內部”的話語脈絡，劉子健有精密的補充，他認為在兩宋之際發生文化轉向，中國轉向內在。盡管我并不贊成這樣的認識，但同意劉子健先生這樣的說法：“南宋初期發生了重要的轉型。這一轉型不僅使南宋呈現出與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紀中中國的形象。”這無疑是敏銳而睿智的洞察。這一洞察與我對中國歷史走向的觀察若合符節，增強了我論述宋元變革論的信心。

劉子健先生之說，被歸納為“兩宋之際轉型”說。其主要依據為，理學由于在南宋前期被專制皇權政治壓制，在朝廷之外得以創新發展，并逐漸在朝野擴展其影響，最終在南宋末年以后被朝廷樹立為國家正統。

“兩宋之際轉型”是灼見，但劉子健先生將社會轉型僅僅歸因于政治因素，則顯得分析過于簡單。即使是講政治因素，南宋的政治形態是不是專制皇權政治，也值得商榷。

在我看來，承繼北宋以來的傳統，士大夫政治對皇權形成極大的制衡。南宋權臣輩出，正是士大夫政治的極致發展。此外，既然說理學在南宋前期因專制皇權政治壓制而向朝廷之外擴展，那么，南宋末年理學又何以被朝廷樹立為國家正統？從壓制到接納，這中間似乎缺少自然過渡的邏輯環節，如果缺少詳細的分析論證，則難以獲得首肯。

然而，如果將社會轉型納入南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合一的特殊背景之下，從科舉登第難和仕途升遷難的士人命運切入考察，南宋平均每年大約有上萬士人產生，但制度的制約與社會現實，卻無法讓這些士人實現向上流動的夢想。不過，繁榮的地域經濟拓寬了生存的空間，為與政治漸行漸遠的士人，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舞臺，流向形成多元化。根植在地方社會，成為多數士人的不二選擇。不做官也可以擁有社會地位。大量士人的存在，模糊了仕與非仕的界限，讓士人形成了明確的群體身份的認同意識。活躍于地方社會的士人以及士大夫，作為鄉土中的精英，引領了社會轉型。這樣的解釋，似乎較單一的政治因素的述說要更有厚度一些。

在政治鉗制力減弱或社會動蕩的時期，地域的歸屬感是最足以攫取人們認同的因素。這樣的地域歸屬感，是從家庭、宗族、鄉里生發出容易獲得呵護和保護的安全感與溫馨感，這是由血緣延伸到地緣的認同。除了人際關系，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自然，也予以人們一種他鄉山水所無法取代的熟悉與親切。客觀現實強化了這種樸素的認識，開渠、鋪路、賑濟、發掘鄉賢、推行教化，士人士大夫從物質與精神多層面投身于地域建設。地域歸屬感既附著于實際的地域，又以其作為感覺的精神因素超越了行政地理空間，成為一種以人際結合為特征的文化意識。我申說的宋元變革論，士人的命運與活動只是一個切入點，關鍵是在地域。

劉子健先生提出“兩宋之際轉型”說，令人信服，但需要追問的是，兩宋之際開始的轉型，終止于何時？缺少回答。受“兩宋之際轉型”說的啟發，后來史樂民等學者提出了“宋、元、明過渡”說。“宋、元、明過渡”說集中體現在他與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合編的《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過渡》一書中。史樂民在該書序言中對這一學說做了概括性的表述。時間起訖為南宋開始的1127年到明中期的1500年前后。主要特征如下：第一，這一期間人口和技藝集中到唯一免遭破壞的江南（長江三角洲）地區，這是由中原與草原地區周期性的戰爭造成的顯著特征；第二，江南成為社會、經濟、文化持續發展的舞臺，其他地區直到16世紀中葉經濟發展才得到恢復，人口的規模與區域分布接近1200年時的情形；第三，這一時期的國家與唐宋及清朝全盛時期相比顯得更為消極被動，而社會政治精英則更為獨立自主，政治重心已由11世紀的集權國家轉向受過教育、擁有土地的地方精英所形成的“士紳統治”；第四，道學為新興的富有自我意識的地方士紳提供了意識形態，并對精英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制度產生滲透。

觀察史樂民的表述，與我主張的宋元變革論極為類似。不過。我對史樂民的說法，既有贊同，也有異議。對于第一、第二特征，我表述為，外力的壓迫形成的政治位移，讓南宋似乎又回到了南朝，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合而為一。特殊的背景，加之北宋以來蓄積的變革因素，便讓社會轉型首先在江南展開。對于第三特征，南宋可以稱為弱勢王朝，但元朝并不能說比唐宋及清朝全盛時期消極被動。不過社會政治精英更為獨立自主則是事實。需要質疑的問題是，政治重心是已由11世紀的集權國家轉向地方精英的“士紳統治”，還是集權國家與地方精英互為作用？此外，地方精英是不是一定要擁有土地？對于第四特征，道學成為地方士紳的意識形態并對政治生活產生滲透，這也是事實。不過從社會轉型的視角看，道學在地域社會的重要意義在于通過教化引導民眾，讓士紳掌握了精神指導權。從轉型時期來看，“宋、元、明過渡”說延伸到明中期，也過于漫長，不僅容易淡化不同時代的特征，而且也缺少內在的邏輯理路。

“兩宋之際轉型”說、“宋、元、明過渡”說，以及宋元變革論，其實都對唐宋變革論有了超越，難以納入唐宋變革論的理論范疇加以圓滿解釋。正因為如此，史樂民試圖以地域性來進行說明，他說：“不妨把宋、元、明過渡看作是唐、宋轉型時期那些重要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趨勢在江南的地域化。”拋開縱向的歷史脈絡，以橫向的地域性進行的解釋，也令人覺得過于牽強。其實用一句話便可以明確說明，宋元變革屬于跟唐宋變革接續著的另一個時段的社會轉型。

從這一視角來看，極大地啟發了歐美學者的唐宋變革論和宋代近世說，都存在一個十分明顯的缺陷，這就是將兩宋捆綁在一起，不加區分。盡管北宋積淀了大量的變革因素，但畢竟如前所述，歷史的偶然性，讓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在同一地域的江南重合，才開啟了繼唐宋變革之后的新一輪宋元變革。

正因為唐宋變革論和宋代近世說將兩宋捆綁在一起，把時段拉長，所以觀察到的一些現象便超出了議題涵蓋。牽強地把屬于下一個社會轉型宋元變革才有的內容納入進來，將兩個變革期融為一爐，混沌一團，致使在解釋上難以精密周全。

講述兩宋的不同，或者說主張南宋了開啟新的變革，作為對劉子健“兩宋之際轉型”說從社會層面的補充，韓明士有一段概括的論述講得很好：北宋至南宋之際，精英的“關注點和自我觀念經歷了一個大轉變：大體而言，其興趣從國家轉向地方領域。這個變革不僅標志著宋代，也是整個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有學者指出，韓明士的研究隱含著以兩宋變革取代唐宋變革之意。

社會層面的轉型或者說變革，跟政權體制的變化不大一樣，往往并不呈現出天崩地裂般的劇變形態，而是“潤物細無聲”那樣的緩慢潛行。既需要見微知著，也需要宏觀把握，來俯視具體流段的不同樣相，仰觀歷史長河的整體走向。

以歷史自然流段的王朝為標記，則是現成而易明的方式。出于表述方便和易于理解，宋元變革論也像唐宋變革論一樣，采用王朝命名。但這僅僅是指大致的時代。由于歷史的連續性，并不能以王朝的興亡這一種政治變化來截然劃分歷史時期。唐宋變革論與宋元變革論都與宋難脫干系。不過，彼宋非此宋，唐宋變革論的“宋”是北宋。歷史在時空中運行。宋元變革論是在南宋歷元的“時”中展開，在江南這一特定的“空”中發散開來的。

遭逢特殊的國際形勢，人文地理的位移，讓南宋與江南重合。中國盡管幅員遼闊，但存在重心。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的立足點，是地理環境決定歷史演進。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江南歷經千年繁華，南宋又為其打上新的印記。從此，最具中國元素的江南，開始成為中國的代表。對此，錢穆先生曾扼要地指出：“唐以前中國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則轉移到南方了。”我們觀察地圖上著名的“胡煥庸線”（璦琿—騰沖線），線東南是降雨量豐沛的農耕地域。這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43.8%，卻生活著全國94.1%的人口。廣袤的江南則是線東南的重心所在，降雨量豐沛，人口密集。密集的人口，精耕的農業，發達的經濟，生長出繁榮的文化，無疑也最具代表性。

南宋江南的客觀存在，自然成為我的關注重點。那么，南宋統治區域以外的北方和中原的金朝統治區域，以及其他江南以外的地域可以被忽略掉嗎？導入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觀區域理論范式，便使我規避了地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所帶來的考察困難。地域發展既不平衡又漸進趨平，既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系。就像一池湖水，盡管水溫水深會有不同，但同處一池，自然會有交互影響。借由元明統一的時勢，從轄域并不遼闊的南宋江南時空發端的變革，如同水流從高就低，歷史發展的主流匯集支流，經濟、文化乃至政治的推手便逐漸先后將變革輻射到中國的各個地域。

歷史的發展總是呈現出相似性。不僅南宋猶如南朝，元取代宋，也像是北朝隋滅南朝陳，實現長期分裂后再度統一。所謂相似性，不僅體現出表面形態的相似，其實也反映了內在的共同性。的確，是北朝隋實現了南北統一，但從隋到唐的社會形態卻處處呈現南朝化的勢態。從歷史的大視野觀察，政治的力量往往敵不過文化的力量。宋元易代也是同然。盡管元朝在制度上對南宋吸收較少，但統一后經濟繁榮與文化發達的南宋，其社會因素畢竟對全域產生了有形或無形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跨越為期并不長的元代，融合華北乃至更廣泛的北方從唐末以來多民族混居的社會狀況，與明清實現了直接對接。

或許出于不同的認知背景，甚至是難以言表的心理因素，無論是日本學者還是歐美學者，都依據從晚清到近代所呈現的狀況，縱向比較唐宋輝煌的歷史，橫向比較先進的歐美，提出了中國停滯論。中國學者對此也大多予以認同。其實，這種觀察看到的多是歷史的表象。經歷了宋元變革的中國社會從不曾停滯，也未轉向內在，一直在向前發展，文化也傳播到直到近代的東亞文化圈，產生了巨大影響。

四、知識精英與社會轉型

士人的命運，這個切入點跟我一直進行的士大夫政治研究互相銜接，不過向度不同，我的士大夫政治研究，以與皇權相關聯的中央政治為主，那是眼光向上的研究。而宋元變革論由士人的命運切入，則是眼光向下的研究，關注士人以及士大夫所在的地域社會。

盡管科舉在北宋的規模擴大給無數士人帶來了無限憧憬，由科舉而改變命運的貧困之士也為數不少，但由科舉入仕，一直是一條異常艱難之路。以概率言之，宋代科舉解試百人取一，省試十人取一，也就是說錄取倍率在千分之一，這在現代社會的各種資格考試中也是少有的高倍率競爭。從存世史料看，這種嚴峻狀況從北宋到南宋一直存在。南宋進士登第者約有5萬人，在這5萬人的背后，名落孫山的，可以說有著5千萬人次。艱難的科舉之途，讓大量士人望而生畏。像《儒林外史》描寫的范進那樣鍥而不舍的士人固然有，但落第后轉向和壓根就不事舉業的士人則更多。他們流向社會，以各種職業謀生。

為數五萬的命運寵兒，經過激烈角逐，鯉魚躍龍門。在一般人的想象中，金榜題名后，便是肥馬輕裘、鐘鳴鼎食、高官厚祿，各種文獻記錄也多是呈現這樣光明的一面。這樣白紙黑字言之鑿鑿的記錄，既誘惑了當世人，也蒙蔽了后世人。

科舉這架官僚再生產的機器，源源不斷地向官場輸送官員。然而任何王朝都面臨的實際問題是，容納不下過多的管理人員。在已有官冗之嘆的北宋，便嚴格設置了選人這樣的制度限制。科舉登第以及以其他途徑入官的，首先成為選人，擔任州縣等處屬官一類的低級官僚。按制度規定，選人要在七階之內一年一年循資升遷。而從選人七階突圍，成為中級官僚的京官，則極為困難。除了自己的政績達標，還要有五個官員的推薦信。五個推薦人當中，又必須有兩人是直屬上司。

不像“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科舉，選人升遷至京官，命運自己已經無法掌控。每年出官名額有限，奇物可居，推薦充滿利益交換、金錢賄賂。大量無背景無勢力的選人，無法掙脫被稱為“選海”的七階之限，只能終生擔任俸祿低微、地位低下的低級官僚。

南宋“員多闕少”的現狀，讓選人改官更較北宋為難。頭懸梁，錐刺股，甚至傾全家族財力而換來了金榜題名，前途卻一片黯淡。由失望而致絕望，轉向他途，或者不再讓子孫圓夢科舉的士人也比比皆是。我寫過幾篇宋元變革論的實證研究，其中講述的個案歷歷可見。

不走仕途走他途，他途同樣充滿魅力，追求功名不再是唯一的選項。南宋地處江南，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士人可以從事的職業很多。有些人讀書學習接受教育，原本就沒指望去走可望難及的科舉獨木橋，而就是想獲得從事吏職的本事。這種傾向自北宋而然，至南宋而愈盛。蘇轍說吳、蜀等地“家習書算，故小民愿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為之”。李新也指出，有的人送子弟去州縣學校讀書，就是為了將來“與門戶充縣官役”。我的《士人流向與社會轉型——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四》一文，便從史料中爬梳出士人經營田產例、士人剃發出家例、士人教書例、士人經商例、士人為吏例等，士人流向形成多元化。

走出鄉里，步入仕途的中層以上的士大夫官僚，其實也沒有與地域社會脫離聯系。由于一闕數人，官員任滿之后也往往要有長達數年的待闕，方能赴任。并且出于丁憂服喪等原因，也要回到故鄉數年。而致仕后的士大夫，到去世為止，則一直生活在鄉里。這些滯留鄉里的士大夫，并不是閑著什么也不干，他們既經營家族的生計，更憑借地位聲望，積極參與到地方社會之中，推動地方的社會事業。在他們的周圍，也聚集著一大批士人。根植于地方社會的士大夫，正是明清地域社會鄉紳的源頭。

科舉入官取代了貴族世襲。宋代一定級別的官員子弟盡管享受恩蔭，不經科舉便可進入仕途，但其中的多數也只能停留在低層。為了家聲不墜，宋代士大夫注重家族經營，并且士大夫間盛行通婚，還吸納有為的士人為婿。從北宋開始，逐漸形成了以知識和財產為基礎的新士族。對明清以來的族譜向上追溯，盡管會看到很多對遠古名人的攀附，但比較明確可信的就是宋代，特別是南宋。明清至近代，以家族姓氏命名村莊，其實正可以溯源自南宋以來的宗族發展。由此可以概見宋代士大夫家族建設的努力和成果。

家族、宗族是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在地方社會的活動中，宗族往往又是主要參與單位。家族的興盛與家族間的聯姻，也讓血緣組織向地緣延伸。超越血緣組織，更有普遍的地緣組織，地方社會結社盛行。行業有行會，鄉里也有各種互助組織，文人還有詩詞書畫的結社。地緣成為一種文化的血緣。修橋、鋪路、開渠、救荒，士大夫和士人是主要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例如在南宋曾經擔任過中層官僚知州的魏峴，從在外為官到退居鄉里，一直關注并參與家鄉的水利建設，改造修建了與鄭國渠、靈渠、都江堰合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的四明它山堰，還留下一部總結建筑這一御咸蓄淡引水灌溉樞紐的《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亦官亦民的士大夫、士人，成為聯結國家與地域的紐帶。南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既有協調合作，也有利益上的緊張對立，在商品經濟的支撐下，顯現強勢。大量士人的參入，顯然提升了地方社會的知識層次。地方社會在知識精英的引領下轉型，明清時代的鄉紳社會毫無疑問正是發端于南宋。

唐末五代以來社會動亂改變了社會形態，世家大族衰微，貴賤界限含混，呈現平民化趨勢。入宋以后的科舉規模擴大更帶動了全社會向學，加速了文化下移，知識水準普遍提升。除了以進入仕途為目標的習舉業士人，為了日常生活不至困窘，經濟并不富裕的一般人家往往也通過各種方式讓下一代接受初等教育，習學童蒙歷算。這種在北宋以來出現的社會現象，在南宋以后商品經濟發達的背景下更為普遍，一直延續到近代。教書育人的鄉先生職業，也為活躍于地域社會的多數士人提供了生存空間。

社會需求造成的文化下移，也讓擁有知識的讀書人在地方社會受到普遍尊重，被賦予了政治權勢與經濟財富的富貴以外的特殊的社會地位，文化優勢成為一種適足與政治權勢和經濟財富相抗衡的力量。而三者的結合則形成了地方社會的主導勢力，這便是直至近代一直活躍在地方社會的鄉紳勢力。

原本作為士大夫政治理論基礎的理學，經歷南宋慶元黨禁的壓力逆反而昌大為道學。道學不僅為失去中原的王朝提供了申說正統的依據，成為弱勢國家的精神支撐，還讓士大夫成為了道統承載者的社會精神領袖。士人主導下的鄉賢祭祀，也讓宗教走向泛化、世俗化，地方廟宇香火興盛。歸鄉的士大夫借助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和人際關系，向朝廷為地方爭取利益，如書院興建與祠廟賜額等。這樣的行為本身與效果彰顯，又反過來鞏固和強化了歸鄉士大夫的地方領袖地位。在理宗朝以后，中央與地方形成合力，共同推動理學，而在鄉士大夫主持的書院則成為理學發展的重要陣地。通過地方勢力，理學在地方深深扎根。

知識人社會角色的轉變，推動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轉型。向通俗而世俗方向發展的社會文化，精英意識淡薄，疏離政治，貼近民眾。元代雜劇的興盛，明代市民文化的繁榮，似乎都可以從南宋中后期的文化形態中窺見到形影。比如說，南宋戲文就構成了元明南戲的源頭。作為市民文藝的標志性體裁的小說、戲曲在南宋時期成熟。聞一多指出：“中國文學史的路線南宋起便轉向了，從此以后是小說戲劇的時代。”俗文學的興盛則加速了道學教化的下行。元雜劇托古諷今所反映的忠義貞節觀念，也折射了道學在民間滲透的廣度。

從南宋開始，繁榮的江南經濟讓唐末五代出現的印刷術得到空前的普及。原本起自民間的印刷術，經歷了政府壟斷之后，在南宋又重新“飛入尋常百姓家”，官私、書院刊刻之外，書坊蜂起，書籍走入流通領域，遠販各地，乃至海外。印刷業的興盛，可謂是繼紙張普及之后的又一次新媒體革命，提高了識字率，加速了文化下移。儒佛道經典、科舉時文、詩詞文集、戲曲話本、白話小說、童蒙歷算，印刷書籍溝通精英凡庶，超越時空，既活躍并普及了文化，也成為士人交往的重要工具。于是，道學賦予的共同理念，書籍的傳播與士人的流徙，便超越時空，不僅將看似孤立的地域連成一體，還將知識普及開來和傳承下去。內藤湖南指出：“印刷技術的發展對弘揚文化是個巨大推動，隨之出現了學問的平民化傾向。”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轉型，發達的印刷業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在強大的商品經濟物質基礎之上，士人對基層社會的種種精神建構，形成了超越王朝的延續。文化不僅存于廟堂，更寓于民間。從此，雖會亡國，但不會亡天下。經過南宋至元的轉型動蕩，走入明清，社會再次變得層次分明，從鄉紳階層到地方社會，都基本定型，中國邁開走向近代的步伐。

南宋士人走向民間的歷史現象，也較早地進入到歐美學者的視野。宋代是士人們由中央轉向地域的時期，這是韓明士的基本認識。從他書中所使用的大量事例可知，韓明士筆下的宋代主要是南宋。對這種認識，包弼德也有來自思想史的視野的相近觀察。可以這樣簡單地歸納，北宋士人的關懷主要是全國性的，南宋士人的關懷則向地方性轉化。

五、關注被漠視的元代

無論是“兩宋之際轉型”說，還是“宋、元、明過渡”說，都對元代這一時段形成了無意中的漠視。元代呈現的一些表面現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定勢思維，遮蔽了未經深入考察的研究視野。其實，觀察中國歷史走向近代的歷程，元代是極為重要的關節點。

宋元易代，異族統治并非如想象中的黑暗。蒙古征服南宋，除了在一些激烈抵抗的地方實行殘暴屠城，大多是不流血征服。這便使得千年繁華的江南社會結構與生產力沒有受到重創，江南的經濟發展也沒有被中斷。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中斷言：“在中國早已開始了近代化時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斷了此一迅速進步的過程。”這是想當然的推測。書中用《馬可波羅游記》記述的南宋滅亡以后繁榮的城市商業發展，恰恰無形中否定了他自己的推論，反證元代延續了南宋的“近代化”。改朝換代并未中斷經濟發展的進程，更為開闊疆域的形成與多種貿易方式的導入，反而更為刺激江南經濟由內向轉為外向，商品經濟更加發達。南宋歷元，留給明清中國一個厚實的鋪墊。

元朝政府的決策層在科舉開與不開的政策分歧延宕，造成數十年間的科舉停廢。在這種偶然性因素的背后，其實是社會多元化與有效的吏職管理層的存在，削弱了科舉生產官僚的意義。追溯這種必然性的因素與背景，正是發端于南宋。元朝長時期停廢科舉，以后雖然勉強開科取士，但有元一代的登第人數甚至不及宋代一榜之多，對政治并未產生多少影響，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科舉之門半掩，薦舉之門洞開。仿佛東漢的舉孝廉，建構地方文化秩序的士人擁有著能動的話語權。

科舉的長期停廢，畢竟堵塞了舊有的士人向上流動的主要通路。絕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謀求在地方的橫向發展。在多元選擇中，為吏大概是最多的選擇。在這種利用知識優勢務實之舉的背后，其實還隱含了過去通過科舉走向仕途之夢。這種選擇也與元朝政府從胥吏中選拔官員的方向一致。元朝政府重視胥吏的作用。清人就指出過，“元初罷科舉而用掾吏”。因而，關于胥吏養成的《吏學指南》之類的書籍在元代也應運而生。元代士人棄儒從吏，乃當時之潮流。元朝以吏為官，吸納了大量士人。

流向地方的士人，其中的多數并沒有可能成為強勢的鄉紳。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更多的沒有太大勢力的士人，便在沒有可能當官的情況下成為了所謂的胥吏。官為朝授，吏為官招，性質不同。在宋代出現的以吏為職業的“吏戶”，就反映了這種變化。并且，在宋朝一直就有由吏入官的制度與實踐。在元朝停廢科舉的時期，許多士人加入到了胥吏的隊伍之中。

元朝設置的儒戶，不管與南宋末年的士籍有無關系，對士人身份的確定，客觀意義也非同小可。對士人的身份，從南宋的習慣認同，到元朝的正式確定，不以職業相區別，不以擁有財富為標志，而是把文化作為身份，讓無恒產的士也躋身于眾多的以職業劃分的戶種之中，成為其中的編戶齊民。從自貴到他貴的過程，在社會轉型的綜合力量的推動之下得以完成。士人作為世襲的文化貴族，不憑借祖上的血緣門第，在元代終于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比較社會的其他階層，擁有不納稅、免除大部分差役特權的儒戶，成為社會中以文化為標志的精神貴族群體。據蕭啟慶先生估計，江南的這個群體，達10萬戶之多。可以說明清強勢的鄉紳社會正是淵源于此。陳雯怡博士如是概括包括蕭啟慶先生等學界的認識：“元代的士人階層雖然在異族統治下失去其在前宋的政治優勢，但基本延續下來，并維持其在社會、經濟上的領導地位。他們對時局的因應，反而成為士人社群在社會、文化等領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這樣的狀態表明，宋元易代對根植于地方的士人階層并未產生改變地位的影響，士人主導的社會轉型反而依然朝著既有的方向繼續發展。

有人認為元代“諸色戶計”的戶籍制度很有時代特色。其實，以就像前面所舉出的“吏戶”那樣，戶籍作為納稅單位，以職業設置，在南宋已經很普遍。在元代，據統計共有83種戶籍。不過，在宋代文獻中，至少也可以找到50余種戶名。或許可以說，元朝的戶籍制度，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又部分地參考宋朝的制度，擴大而形成的。無論制度上如何遺傳與變異，戶籍種類的繁多的現實，無疑折射了社會發展的多元化。

元朝的政治制度除了保留有蒙古舊制，對原宗主國金朝的因素吸收較多。那么，金朝是一個什么樣的王朝呢？實際統治北中國的女真人，在百余年間，又承繼原宗主國遼朝契丹人的傳統，在接受漢文化方面走得相當遠，乃至都要稱“中國”，要與漢族王朝一爭正統。蒙古則是通過高度漢化的金朝間接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漢文化。從統一前的蒙古部落首領自稱“祖元皇帝”，建元“天興”，到忽必烈從儒學經典《易經》“大哉乾元”立國號為“元”，建元“中統”，再具體到“太子”等蒙古語發音與漢語的接近，無不顯現出漢文化影響的痕跡。承繼這樣的基礎，元朝實現統一之后，蒙古人加上色目人不過全人口的3%，來自中國南方強勢的漢文化彌漫全域則是勢所必然，這也可以視為社會轉型在元代得以繼續發展的客觀因素。

以江南為主，疆域割據消失的元代，不僅全面承續了南宋以來的社會變革，還將社會變革向全局逐漸鋪開，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實現具體落實。

長時期的多民族沖突與融合，也讓中國人具有了強韌的心理適性，讓中國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宋元變革社會轉型強化了士人對政治的疏離，大一統的元代又淡漠了華夷意識。元初曾經對元朝統治極為抵觸的南宋遺民謝枋得，通過親身體驗居然幾度對不同的元臣講出了同樣的話：“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形成“民物一新”的前提是元朝的統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這句話非常清楚地述說了謝枋得的感受，這就是社會由宋入元帶來的種種新氣象。這些新氣象不僅包含了新的大一統時代帶來的政經以及文化的新因素，也包含了江南區域生發的社會轉型范圍廣泛的擴展。

原本在南宋疆域內走平民文化路線的道學，作為思想領域內引導宋元變革的精神推手，在元代廣闊的疆域內獲得了更為廣泛的普及，不僅規定了此后明清的思想方向，還成為引領漢字文化圈的主流意識形態。

存在時期遠不及漢唐兩宋的元代，卻有著空前的大一統，延續了金與宋的社會發展。錢穆考察明初諸儒為宋濂文集作序，就觀察到“夸元之文統”的意涵。歷史是不中斷地流逝，王朝只是各個流段現成的標記符號，社會的發展，文化的演進，皆如積薪，隨時代而增加。“元之文統”講的就是文化繼承前代在元代的發展脈絡。

沒有元代，何來明清？元代實在是被學界低估意義的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前述的陳雯怡博士以婺州為例還指出：“如何解釋這個地方士人群體的文化及影響，便成為宋代以降歷史的重要議題，也是銜接明清鄉紳、地域社會研究的關鍵，而元代正是其間重要的一環。”這是以個案對元代之于中國歷史進程重要性的實證。南宋迄元的變革，直接造就了明清以來的鄉紳社會。明清兩朝的政治形態與南宋和元朝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央集權獲得了極大的恢復和發展，不過強勢的地方鄉紳社會業已定型，國家與地域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并行發展。脫離元代這一重要環節，便難以解釋明清鄉紳社會的歷史淵源，從而無法解釋中國社會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到今天的。

結語

傳統中國的現代性（modernity）從何時肇始？我們往往會從近代向上追溯到明清。那么，需要追問的是，明清何來？如果將明清的種種社會因素仔細爬梳溯源，如影隨形的，正是南宋至元這一變革期，而不應當是時代距離相對遙遠的唐宋變革期。

在南宋至元這一長達二百多年的歷史時段，北宋驟亡，南宋建立，歷史進程顯現的偶然性，讓政經分離的重心合一，融入江南社會發展的必然性之中。原本遠離政治中心的富裕的江南，社會關系中開始融入了較多的政治因素。士大夫政治將中央與地方聯系得更為緊密。國際關系的緊張，使朝廷對地方形成高度依賴。這種依賴也刺激了原本發達的地方經濟。商品經濟繁榮，又推動了北宋以來的平民文化的繁榮。經歷慶元黨禁打壓的道學盡管后來為朝廷所推崇，但順應社會轉型潮流，禮下庶人，更為注重走道化俗的下行路線。

士大夫政治造就的新士族活躍于江南這一新的場域。待闕或丁憂，以及罷官或致仕，讓士大夫長時間滯留鄉里，與壓抑于官場底層的大量低級官僚一起，經營于地方。而科舉路難行的狀況，又導致多數士人出于生計流向多元化。從宗族出發，由血緣擴及地緣，聯系官場內外的士大夫，與游移于仕途之外的大量下層士人，不僅共同承載道學，有選擇地發掘樹立鄉賢，制定鄉規民約，成為民眾思想的引領者，社會規范的指導者，還在興修水利、賑災濟貧、維持治安等鄉村建設中發揮著實際的領導作用。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不僅通過世代相熟的鄉紳以誠信和權威維持著秩序，還建立起一個與祖先和鄉賢相聯系的地域文化共同體。宗譜和方志就是這種共同體的文獻載體。

盡管政經重心合一，但宋元變革顯現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超強制的政治因素逐漸減弱，經濟與文化因素開始發生主導作用。正是由于這種狀況的出現，江山鼎革，王朝轉移，也就沒有可能從根本上停止和改變社會轉型的進程。由南宋入元，社會轉型不僅在江南不中斷地發展。在疆域擴大的元代，伴隨著南北無阻的自由流動，不僅道學汪洋漫延，生發于江南的社會變革的方方面面，也擴散到更為廣闊的范圍，浸潤入土，生根開花。

從南宋后期的士籍，經歷元代的儒戶，到明中期官方確認非官非民的“紳”的階層存在，這一軌跡所顯現的正是宋元變革帶來的社會變化。考察南宋社會，黃寬重認為在南宋后期的嘉定年間（1208—1224）形成了士人社會的萌芽，與后來明清時期的傳統形成密切聯系。士人社會具體出現于何時，尚可討論，或許有一個由微到顯、由弱到盛的漫長生長過程。不過，從宋元與明清聯系的視點來看，這一認識無疑是準確的。宋元變革奠定的社會基礎，在此后的明清順其自然地過渡到了鄉紳社會。鄉紳社會在宋元時期逐漸形成，進入明清時期繼續生長壯大。據張仲禮的研究，清代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全國的紳士階層已達110萬人，而在此后更是達到了150萬人之多。

宋元時期的士人流向多元化，也在明清科舉競爭激烈的狀況下延續下來。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明清大一統王朝，對于發源于宋元變革時期的主導地方的鄉紳勢力，無法排斥，只能以積極吸納合作的姿態，力圖讓其成為地方基層統治的毛細血管。早在20世紀80年代，著名的社會經濟史家傅衣凌先生就曾指出：“鄉族既可以是血緣的，也可以是地緣性的，是多層次的、多元的、錯綜復雜的網絡系統，而且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傳統中國農村社會所有實體性和非實體性的組織都可被視為鄉族組織。”與政治割不斷聯系的鄉紳勢力掌控鄉族組織，作為聯系國家與民眾的紐帶，形同雙方利益的代理，在緊張與協調、對立與合作的關系中取得平衡。于是，在集權的中央與自治的地方基層之間便形成一種緩沖機制，使國家與民眾的關系變得富有彈性，讓專制的波幅減弱，也讓社會擁有著足以抵消政治劇烈震蕩的穩定性。

農桑工販，原本跟生活息息相關，與政治關聯不大，然而超經濟強制的專制政治，施加了強烈制約，影響到了每個人的生活。宋元變革的社會轉型，以鄉紳階層壯大的強勢的地域社會的出現，讓人們得以與政治拉開了距離。近代以后城鄉差距逐漸縮小，界限含混，鄉紳社會便成為向市民社會轉型的基礎之一。宋元變革的這一意義，更是凸顯現代性的所在，與人類普遍的文明進化相連接。觀察明清至近代的中國傳統社會，必須要向宋元變革溯源，方能使研究具有合乎邏輯的歷史景深。

遠藤隆俊等編《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狀と課題》指出：“地域社會史研究最大的特色，并非從國家與首都一側來觀察歷史，而是從基層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并且說道：“在所謂地域的場所中，厘清不僅是政治，還包括經濟、宗教、文化等各種要素是如何摻雜在一起而產生社會變動的。”宋元變革論正是從這一視點切入，置于特定時代，并超越了地域社會史，全方位觀察中國歷史的走向。

本書立足于政治史，把目光投向社會，以士人命運為切入點，觀察士人流向，考察知識精英參與地域社會的活動，關注社會轉型，尋覓中國歷史由宋入元，經歷明清，從近世走向近代的歷程。宋元變革時期形成的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不僅影響到近代，直至今天還有著深深的印記。從這個意義上說，宋元變革論的研究，也是對中國乃至東亞的人們精神構造的思想史軌跡的溯源。

與唐宋變革論一樣，涵蓋廣泛的宋元變革論也是一個超越國界和跨越學際的學術議題。一個宏大議題的完成，并非一個學者所能駕馭，需要眾多學者，甚至是幾代人，從廣視野、多領域加以深入論證，方能充實。

本文選自《士人走向民間: 宋元變革與社會轉型》（王瑞來 著，“大學問”出品，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