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的新舊激蕩，猶如陣陣涌來的巨大潮汐。一個浪頭過去，總有一些人來不及追趕，被拋在時間之外。這個故事要講述的，就是那個百廢俱興的年代里一群鄉村寒儒的倉皇與嘆息。

1901年至1905年的科舉改革，中國急遽從科舉時代步入學堂時代，此后興學堂、變學制、改教法逶迤而來，目不暇接。廢科事件被嚴復稱為無異于“廢井田開阡陌”，其震撼性影響，制度革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晚清中國的知識人社會因科舉停廢而發生的巨大逆轉。科舉將廢未廢之時，即有人慨嘆：“當此之時，四民失業者多，士為四民之首，現在窮困者十之七八。” 由科舉制度為讀書人提供的升遷希望隨著西學的盛行而日漸微薄。權勢雖在轉移，但士林風氣的流變卻往往滯后于此。1903年《申報》上有大幅議論描述時居上海守舊士人的可鄙狀貌：“上海之布鞋大袖，大圓眼鏡，斯斯文文自稱我秀才者，不下四百余人。案頭儲則大題文府，高頭講章尚盈尺也。近日又購新書矣，則《直省闈墨》《應試必讀》者也。叩以五洲，問以大勢，詢以國政，瞠目而不知所對。嗚呼，痛哉！” 作者云，他將為上海之士習一大哭！晚清提倡新學經年，然科舉一日未廢，士習的扭轉依舊只是少數先覺者的敏感。大部分讀書人埋首于課藝帖括，醉心的還是那條功名仕途。科舉既廢，原本指望靠它出人頭地、致君澤民的讀書人既喪失了作為朝廷養士的身份，又不及吸取新知、順應時勢，因此生計日蹙，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據張仲禮先生的研究，19世紀后半期中國約有舉人1.9萬人、貢生4萬人，生員則達到91萬人，尚為保守估計。他們將寄寓何處？朝廷并非全無準備。舉貢有考職揀選，城居者、年富力強者可繼續進入學堂，家計殷實者可出洋留學，或者行商入幕，出途較之于科舉時代是更加多樣了，但對于鄉野貧民、一般年華老大者，那些既無力反抗變革、又無能為自己尋找出路的白屋之民來說，就不免陷于困頓和凄惶。

朝廷的一紙詔令將無數人擋在了生計之外。在鄉村社會，最早感受到這種絕望的，就是藉館地謀生的塾師群體。塾師多為進身不順的寒儒，以舌耕為業。科考廢除之前，為幫助散居在鄉村地區的眾多塾師適應學堂制度，清廷和新興的教育社團就曾積極推行私塾改良。一部分塾師接受革新，仍許其教館，但他們在變動秩序中所面臨的困境仍是明顯的。學堂制度植入鄉村社會，要求學生入蒙學堂和初等小學堂接受正規教育。因此即便已經接受改良、勉強維持的私塾，也存在生源減少、生計不保的難局。塾師也往往自覺無力適應，將就入館，聊作糊口而已。

劉大鵬是山西省太原縣舉人，三次會試未中，自1886年起，在太谷縣南席村票號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師近二十年。1905年清廷廢科上諭下達后，劉大鵬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近乎絕望的一段悲愴心路：九月十九日,停止科考的消息傳至太谷,“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虛空”。此后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他在日記中屢屢興嘆，科舉停罷，藉舌耕為生者多失其業，“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托，寒畯無生路矣”。失掉館地的鄉曲宿儒，若非張皇不知措手足，即是苦于無米為炊，“坐困家鄉，仰屋而嘆”。廢科前后，劉大鵬身居鄉間，耳聞目睹同行塾師與鄉間寒儒的惶惑不安,眼前只見得一片蒼涼。朝廷連篇累牘的上諭、詔令，凱歌高奏的新政改革在一個鄉村老塾師的筆下卻全是一派滿目蕭然的末世心態，這里自然有見識短淺、守舊頑固等原因，但生計被奪、一時無以安身的困厄境遇是更加致命的。藉舌耕為業者因為新的學堂體制植入鄉間，無力隨時勢完成相應的轉型，除了失業坐困，也只有徒生“我生不辰”“將如之何”之嘆。

這里，且暫旁逸主題，說說廢科前后的鄉村教育情況。從科舉時代到學堂時代，按額取士的限制雖被取消，貧家子弟卻又立即面臨新的制度性障礙。新學堂體制更明顯的精英傾向對求學者的經濟條件和閑暇時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癸卯學制》規定除初等小學堂及師范學堂不收學費，各項學堂均令學生補貼學費。1907年學部奏定《各學堂征收學費章程》，規定學費額度：初等小學每人每月銀元三角，高等小學為三角至六角，中學堂為一元至二元，高等學堂為二元至三元。這是就官立學堂而言。此外為數眾多的公立、私立學堂，學費從四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另需繳納入學費，書籍、筆墨、紙張、石板及操衣、靴帽等雜費，寄宿者還有寄宿費、膳食費，各種費用加在一起，就很可觀了。學雜費之外，學時和學制也是一個問題。學堂教育為規范的全日制學習，各學堂章程均有作息時間的嚴格規定，未經允許不得擅自退堂。據奏定學堂章程中關于學制的規定，初小5年，高小4年，中學5年，僅從小學到中學就需要14年時間。學童6歲入初等小學堂，20歲中學堂畢業，意味著在這14年間家庭不但基本喪失這一勞動力，還必須為他籌集相當數量的學雜費，這對于大多數貧寒之家都是難以承受的。廢科后，不斷有人指責學堂教育的“貴族化”傾向和教育的不普及，比如，劉師培那篇聲討新政的著名檄文：

夫學堂之善于科舉，夫人而知，然按其實際，則學堂之制，便于紳士富民，貧民鮮蒙其益，遠不若科舉之公。……彼鄉野貧民，仰事俯蓄，尚虞缺乏，子弟雖有求學之心，亦以無資而中止。是則享學校出身之英者，均富民子弟。多數貧民，因失學之苦，致絕進身之望。無階級制度之名，具階級制度之實。若官立學校，雖免納費，然舍達官薦達外，鮮克入校，白屋之民，望學校若階天。豈非科舉之弊，作弊者僅數人，學校之弊，則所在皆然，較科舉尤甚！其因有以為利者，則牧令援之以超升，紳耆因之以斂費，少數新黨恃為糊口之資，富室弟恃為進身之路，不獨使昔日之儒生失業已也，即在下之民，亦以興學之故，增加賦役，既吸其財，并妨其學。由是而降，貧民永淪為奴隸，富者益智，貧者益愚，因智而貴，因愚而賤，可逆睹也。

這段涉及廢科舉、興學堂的議論，略帶偏激，但其中有兩層意思值得深究：一為新制度的階級內涵，貧富差距將導致更為嚴峻的廣義的機會失衡；二是“在下之民”永無升遷之途的絕境。這或許是救亡論者竭力回避的問題——時代的“進步”（如果我們暫且斷定其為進步的），將以無數人的流離失所作為代價。這種拋棄，既是指生計的、前途的，也意味著種種心境上的悵惘。時代的洪流原本也不是人力所能扭轉，在中國被迫卷入世界之際，講信修睦的田園風光與優雅深沉的儒教理想顯得迂闊而尷尬。想要堅守，則理不直氣不壯。而我認為，這是晚清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困境中，至為無奈蒼涼的一種。

時間在前行之余，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學堂時代的鄉村寒儒，他們的聲音隱沒于歷史的深處。在蘇州府長洲縣，舉人管祥麟因為久試不進，遂絕功名之念，授徒自給。垂老依人，十數年來家徒壁立，不過茍延生計。科舉廢除以后，長洲縣內廣設學堂，私塾寥落，而書院的月課亦將裁撤，寒儒生計幾近絕望。年力強壯者，尚可入新學堂，稍稍修習科學，他日進新學堂做教員。而如舉人管祥麟這樣的年屆古稀者，已不具進入新學堂的資格，面臨失業，生活困窘不說，連糊口之資也難保。蘇州學務公所總董王同愈為此上書本地學務官員，他說：詔廢科舉，振興學堂，朝廷因時布政，作育人才，意至深遠，但舊時帖括之士，窮老不遇，也不可就此不管不顧。王同愈請求設立師范傳習所，專為培訓塾師之用，為寒畯宿儒籌劃謀生之策。他還建議，校士項下常年有每兩提出五分賞銀撥充儒寡會，現應將這筆經費提出，專備長、元、吳三縣舉人七十以上年老無倚者津貼之用。1906年春，江蘇學務處撥銀24兩移解鄉約公所，由公所作為津貼撥給舉人管祥麟。

這是一起頗具典型意義的個案，年屆七旬的老舉人，賴教館為業，此外別無糊口之資。面對制度的驟然轉型，上失其根，下斷其路。蘇州府的紳士們對于這些衰老無助的寒儒尚有溫婉的同情，可新制度帶來的社會壓力已撲面而來了。隨著“士”身份所賦予的權威象征漸漸消散，儒生們對下層社會曾保有的影響力也日益枯萎。在順天府涿州，學務官員視察私塾改良情況，記西壇村小學，置于一破廟中，“壇宇頹剝，蕪穢不治”，教師為一名六十九歲的聾老翁，學童八九人，所習科目仍然不過是《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之類。較之于長洲縣的老舉人管祥麟，這名塾師尚可算是成功接續新制度的轉型者，但那生存境況也是極壞的。據教育史家的研究，清末，初等教育的重心仍在私塾而不在學堂，這與傳統勢力的植根甚深有關。然而，我們依舊可以看到新制度的來勢洶洶。私塾改良的旗幟高張，各類視學員、勸學團體持續不斷的視察與勸誡，這是一種無形中的緊張感與壓迫感。塾師們的勉力維持恐怕已很不容易。

梁若塵曾回憶，在他的家鄉廣東省豐順縣的一個小山村，1909年村里才辦起一間新式學堂叫“自助學堂”，村里的老塾師梁百泉不僅在他主持的學塾里照舊讀《四書》《五經》《千家詩》，還帶領一幫學童見到自助學堂的學生便連罵帶唱地嚷：“學堂生人辱，辱死人。” 這種仇視情緒自然有文化上守舊心理的作祟，但也不可排除生計被奪、困頓無措時的憤恨與無可奈何。彼時的中國，正“彷徨于兩個世界，一個已死，另一個卻無力出生”。一部分人亟亟以謀的，是要把中國變成現代國家；另一部分人卻被迫在困厄中，體驗并身受變化無端的世事。在一個變動的世界中，那些曾沐浴科名榮光的讀書人正深感秩序的消散。山村中的學堂與私塾，可能正暗示了嬗替之際的中國，在新舊之間復雜而模糊的融合。

民國元年，蘇州吳江縣視學調查各區私塾情形，諸多可憐可憫的老塾師形象又讓我們對于鄉村寒儒的生存掙扎，得到了令人心悸的一瞥。嚴基顧氏私塾，設于一間三椽矮屋中，“光線黑暗，齟齪異常”。塾師顧卯生有小先生之名（因十四歲課蒙起至今已五十余歲）。勸學員描述其狀貌——“甚為駭然”：背傴僂而且突出，滿目煙容，衣衫藍縷。勸其改用新教科書，顧以手指口云：“我欲吃飯，有什么改良不改良”；隨后勸說，改用課本亦可吃飯，顧云“我不會教”。像顧卯生這樣的塾師在當時并不是個別現象，而帶有相當的普遍性。施氏私塾，生徒共十人，課本用《神童詩》《千字文》《四子書》《幼學須知》等，塾師施伯賢“滿口斯文酸氣”，勸其改用課本，施云：“洋書亦是中國字，何必改換”；萃塔徐氏私塾，生徒十一人，課本與施氏私塾大致相同。塾師徐少畬五十余歲，勸學員參觀時勸其改良，徐云生徒父兄皆欲讀此書本；告以不適用，徐正色而談曰：“此乃圣經賢傳，天地同昭，數千年于茲矣。” 時值民國，大量鄉間私塾仍未完成改良，塾師老苦無依，又不愿接受新學，別無出路，困窘之形狀乃成為他們的常態。在這種常態的背后，既有傳統式微的年代里老塾師對“圣經賢傳”的深執，也有新舊交替之際衍生出來的種種困乏、苦難和不適應，還有心理上對一種古老生活的眷戀。無論是顧氏、施氏，還是徐氏，都以自己的窘態，刺目地寫照了綿延千年的私塾制度的日暮黃昏。

觸及對“人”的描寫，廢科舉、興學堂便不只是詔令下的那幾道章程和學則，伴隨制度興革而來的利益關系調整，是尤為驚心動魄卻又易被忽視的歷史。從科舉時代到學堂時代，固然體現出一種“前行”，但時代“前行”與鄉村寒儒的茫然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那些被遺棄在新體制之外的老塾師，自然無法與革新派的熱情和力量相抗衡，即使有不滿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發泄途徑，更沒有可能構成對社會歷史進程的反抗。因此，在新時勢下的被遺忘，也就成了一種群體的宿命。他們的掙扎與深悲，最終只能以一種徒然的方式沉入淡漠的歷史。留在革新派筆下，關于那群鄉村老儒荒謬可笑的歷史記憶，使我這位日后的觀看者產生了一種視覺上的震驚，及至直面歷史時的一刻無言。也許我們可以說悲劇是自己釀就的，因為他們不能清醒地面對傳統在新時代的日漸式微；也可以說他們只是遭遇了命運的隨意擺弄，因為時代前進之急促并未給這些人預留足夠的時間。而我則從中感受到了另外一種更嚴酷的邏輯：個人與歷史的狹路相逢，歸于沉默，乃是一種常理。

近些年，歷史學界響應“聲音考古”的號召，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歷史深處的這些“失語者”。事情總有它的另一面。歷史學的功用，還在于將“被遺忘的”從“遺忘的”歷史記憶中打撈出來。本雅明說，歷史學如果只對勝利者認同，便會不可挽救地淪為當前之當權者的奴仆。這意味著，不可默認存在即為合理。去挖掘曾經遭歷史遺棄的那些人和事，則有助于人類對于自我持續不斷的反省。當然，需要澄清，我所列舉的并非事實之全部；在廢科事件中，有人困頓，也有人成功。對于治史者而言，責任在于，讓他們在共存的那個時代中彼此相遇，描述出懸擱狀態下各種紛亂復雜的情節。近代中國漚浪相逐，“守”與“變”，傳統與現代，其中并沒有多少從容選擇的余地，更無法做出是非對錯的判斷。“士”階層的消失以及革命的爆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帝制末期的急促改革相關？清王朝的存在與否和中國能否成功步入現代是怎樣地關聯著？帝制的崩潰又何以發生在竭盡全力改革舊制度的當口？我常常做完諸如此類的假設，又徒嘆歷史留給清王朝的巨大難題。莫非，矛盾著，才是世界的本質？

有關于新學堂時代鄉村寒儒的經歷，科舉制度的廢除還僅僅是個開始。自此以后的三四十年間，私塾仍然在中國廣袤的鄉村地區，堅韌地存在著。新學堂對于私塾的擠壓，是個很漫長的過程。到1936年，中國仍有私塾110144間，塾師110933名，塾生1878351人。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先后都開展過規模浩大的私塾改良運動，幫助遺留的塾師進入新體制。在整個民國時期，塾師仍然在初等教育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急劇的新舊變革中，塾師作為一個階層，才真正消失。對于那些以舌耕為業、坐困鄉間的塾師而言，時間照樣像從前一樣的過去，和龍旗飄揚的時代，無甚差別。總是《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朔望之日，或許還帶領著一幫村童祭祀至圣先師。不同的是，他們再不會想往以科名顯揚的往昔。私塾作為傳統中國教化達至于底層社會的一種文化象征物，它的現代命運透露出的歷史訊息令人深思。就像這些風燭殘年的鄉村老儒，任他們守著屬于古典時代的一點點余溫，伴著中國文化，一齊老去了。

本文選自《百年銳于千載: 清末民初的世局與士議》（沈潔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0），原刊《讀書》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