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五銖”背后出現的異像

閻 焰

“半兩”為最早的圓形方孔錢，[1] 由春秋戰國時期的圜錢演變而來。秦并天下后更以其為定式而推頒四域。除新莽幣制部分復古外，圓形方孔錢縱貫秦統一后的中國歷代王朝；至中華民國時期的“民國通寶”止，圓形方孔錢在中國歷兩千余年。由于發行時間和鑄行量均遠大于其他形制種類的錢幣，所以圓形方孔錢和中國古錢幣這兩個概念近為等同。

西晉魯褒《錢神論》：“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此后世人皆謂錢為“孔方兄”。

圓形方孔錢在古代亞洲大陸更為中國周近四鄰所通用。日本、朝鮮、琉球、越南所鑄之圓形方孔錢，多為世人所熟知；然中土之西出現的圓形方孔錢以前關注相對不多，近些年越來越受矚目。

在古代中亞內陸地區的龜茲、粟特、突騎施、回鶻等區域都有圓形方孔錢的鑄造流通。中亞所出的圓形方孔錢主要受兩種中土貨幣的影響，即漢武帝公元前 118 年開鑄的“五銖”和唐高祖于 621 年開鑄的“開元通寶”。但今天可以確認的“龜茲五銖”和中亞區域出現的各類文字面文的圓形方孔錢的時間多在 3—8 世紀。

蘇聯古錢學家H.斯米爾諾娃[2]的《粟特錢幣目錄》，系統梳理了中亞撒馬爾罕、片治肯特地區早年出土發現的粟特文字錢幣。后隨粟特文字錢幣的發現和研究深入，[3] 學界有了更多新的視角。這些研究集中在 7—8 世紀河中地區及周近的粟特諸國在“開元通寶”基礎上的改鑄。而粟特人在本民族內部仍然延續著索格狄亞那本土的貨幣傳統，主要使用斯塔特（Stater）銀幣和波斯薩珊銀幣。[4]

粟特范圍地區早前沒有獨立的貨幣系統。其最初接受的貨幣系統是波斯硬質戳打銀幣，薩珊時代更廣泛流行。待唐帝國管控西域設立各羈縻都督府和都護府后，中土的主體流行貨幣“開元通寶”制式的圓形方孔樣粟特錢幣在此范圍流行。而隨著漢以來中土和西域的交流，特別是北朝時代粟特商旅以營商身份進入中土后在敦煌、靈州、長安、平城、洛陽、鄴城等地定居繁衍，且不少人進入軍事單位和系統，粟特人對中土之熟悉日深。唐及之前，粟特商旅在攜帶來波斯薩珊銀幣、金幣及其他貴金屬西國錢幣的同時，應該也已經比較熟悉中土的圓形方孔銅錢了。

這類圓形方孔銅錢同樣有被攜帶回粟特地區的可能。

1995 年，筆者在豫北安陽地區的古舊市場獲 得一枚銅幣。面文篆書“永安五銖”，徑 23 毫米， 穿徑 8 毫米，厚 3 毫米，重 12.11 克；在“五”字 外側有鑄態漏銅缺失，“銖”字偏旁“金”上三角 處有孔（圖 1 ）。

圖 1 永安五銖面

最奇特是此銅幣文字面方孔，另一側則是起凸浮雕面向左的人頭像；人像高鼻、深目，無髯，頭頂有如折沿帽樣頭飾；頭頂對應“銖”字位置上穿孔，通透 （圖 2）。

圖 2 永安五銖背異像

比較存世豫北周近常見的“永安五銖”行用幣的狀態，聯系這枚特別錢幣的自然磨損、錢文、鑄工、銹蝕，可確認為真品。但因此型面“永安五銖”，背人物頭像鑄幣前所未見，故有必要做深度研判。

一

永安五銖

永安五銖，為年號錢，錢文直讀。“永”字下接郭，“安”字上界邊借錢郭線，獨具匠趣。《魏書 · 食貨志》載：北魏太和以后官方三次鑄幣，其中“永安二年（529）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 , 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遷鄴之后，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5]

故可知魏分東西后，東魏武定（543—550）初曾改鑄，仍稱“永安五銖”；西魏大統六年（540）和十二年（546）兩次鑄五銖錢。“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后，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文宣受禪（天保四年，即 553 年），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6]

因官鑄、州鑄、民鑄、私鑄廣泛，加之流通使用時間又長，尺寸、重量變化極大，故“永安五銖”無疑是整個北朝時代最復雜的貨幣。其斷代及絕對鑄造地判定都有相當難度。杜維善在《五銖圖考》[7] 和《永安五銖斷代糾謬》[8]，喻戰勇在《“永安五銖”的版式及分類研究》[9] 中對“永安五銖”的分型、分類、編年做出了極為有益的梳理。

科學的考古發掘對“永安五銖”的時代有很重要的排序價值，現將歷年部分考古發掘信息臚列如下。

（1）1984 年 12 月至 1985 年 1 月，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窯店鄉胡家溝倉張磚廠內，發現西魏侯義墓，雖早年被盜，仍存大量遺物。墓中棺內南端出土銅錢 40 枚。39 枚“五銖”，直徑 25 毫米、外郭寬 3 毫米、厚 1.5 毫米；1 枚“永安五銖”（圖 3），直徑 25 毫米、外郭寬 2.5 毫米、厚2 毫米。墓志記墓主姓侯名義，字僧伽，卒年 15歲，葬于西魏大統十年（544）。墓中出土的“五銖”錢，字畫細而清晰。“五”字中間兩筆較直，“朱”字上下兩筆方折，穿右側有一豎邊，外郭較寬，不同于西晉和南朝的“五銖”錢，有可能即是《北史》卷 5 中記載的大統六年（540）“二月，鑄五銖”所鑄之錢。[10]

圖 3 咸陽西魏侯義墓出土錢幣

（2）1985 年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工作隊對洛陽建春門遺址進行正式發掘。發現銅錢六枚，計五銖錢二枚，剪輪五銖一枚，永安五銖一枚（圖 4），另兩枚錢文銹蝕不清。永安五銖，錢文篆體，制作精致，直徑 2.4厘米。[11]

圖 4 洛陽建春門遺址出土永安五銖

（3）1986 年 4 月，山東省濟南市南郊距老城區約 4 公里處八里洼開發區基建施工暴露古墓，陪葬品散亂，后收回清理。其中出土銅錢 15 枚，為永安五銖（圖 5），直徑 2.3 厘米。[12]

圖 5 濟南東八里洼墓葬出土永安五銖

（4）1989 年冬，在洛陽孟津縣北陳村東南1.5 公里的邙山嶺頭發現一座北魏墓。墓室內屢遭盜劫，散見棺釘和人骨，清理出隨葬器物 36件。其中銅錢 4 枚，圓形方孔，直徑 2.3 厘米，上書篆體“永安五銖”（圖 6）。墓志記錄死者名王溫，字平仁，燕國樂浪樂都人，卒于普泰二年（532）二月二十六日，太昌元年（532）十一月二十五日葬。[13]

圖 6 洛陽孟津北陳村王溫墓出土永安五銖

（5）1998 年春，長葛市后河鎮某村磚場取土時，在距地表 4 米多處發現一罐古錢。經調查，重約 20 千克。出土時，陶罐已破碎，無其他伴隨物出土。出土后，民工爭而取之，幾經輾轉得到其中一部分。

圖 7 長葛出土永安五銖

經過整理，全部為永安五銖（圖 7），其中大部分為光背錢，余者有背四出紋 16 枚，背穿上“土”字錢 1 枚。經實測，此批永安五銖錢徑在 23.9—25.9 毫米，厚度在 1.4—2.0 毫米。任意取百枚稱重，重 352 克。揀選后最輕者 2.9 克，最重者 4.9 克。光背者在形制方面，周郭有寬緣、窄緣之分，郭緣寬在 2.0—3.0 毫米。穿徑有廣、狹之別，穿徑在 7.5—8.6 毫米。個別錢背四決，但決紋不甚突出。[14] 長葛這批窖藏錢幣沒有其他紀年信息材料伴出供參考。

（6）2007 年 6 月，河南安陽縣發現東魏趙明度墓，未被盜擾。出土“永安五銖”2 枚，直徑 23 毫米（圖 8）；“常平五銖”1 枚，直徑 24 毫米。內存墓志記載墓主趙明度，天平三年（536）卒，天平四年（537）葬。[15] 墓內有一男一女兩副骸骨殘留，可確認為趙明度夫妻合葬。

圖 8 東魏（北齊）趙明度墓出土永安五銖

而就文獻記載“（天保）四年（553）春正月……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16] 另見“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17] 故可推判，趙明度墓內出土的“常平五銖”，為天保四年（553）之后，趙氏夫人合葬時帶入。同時此墓所出土的“永安五銖”不能排除是“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的東魏末至北齊初年所鑄之品。

（7）2008 年 5 月 , 江蘇徐州云龍區駱駝山附近發現北朝時期墓葬。該墓為“凸”字形券頂磚室墓，是徐州地區南北朝至唐初流行的墓葬形制。未發現明顯的盜擾痕跡，M1 出土銅錢約 12 枚，其中“永安五銖”（圖 9）9 枚，直徑 2.2 厘米。據隨葬品特征以及出土銅錢判斷 , 墓葬年代應為北魏末期至東魏初期。[18]

圖 9 江蘇徐州云龍區駱駝山北朝墓出土永安五銖

“永安五銖”錢鑄造因各方參與，故濫鑄多，大小輕重不一，且嚴重貶值。一般正行用錢，直徑為 22—25 毫米，穿徑 7—9 毫米，重量 2.5—4克。直徑小于 22 毫米、重量低于 2.5 克者，基本可確認為減重和私鑄。

前揭，洛陽孟津縣北陳村王溫墓，北魏太昌元年（532）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咸陽侯義墓，西魏大統十年（544）五月二十六日之后葬。[19] 安陽縣趙明度墓，東魏天平四年（537）十月十五日葬；但因有“常平五銖”同出，恐為后合葬又開啟的舊墓，時代要晚到北齊天保四年（553）之后；此墓“永安五銖”應屬北齊初年鑄品。

這三組有絕對紀年信息參考的“永安五銖”的發現，對此型錢幣時代及幣型風格給出了清晰的脈絡（圖 10）。細致觀察，王溫墓及侯義墓所出明顯為同一版別。而趙明度墓所出，從墓志時間論，卡在王墓、侯墓之間，但錢文、字形、邊郭明顯不同兩者，可確認并非同一版別。倒是望野存背異像“永安五銖”的錢文、字形、邊郭和趙明度墓相同。因望野存幣也采集自安陽周近，有理由判定這兩枚錢幣的時代、產地、版別相同，屬北齊鑄幣的可能性較大。

圖 10 永安五銖出土品錢形比較圖

二

背異像

在貨幣上使用神、王頭像從地中海周邊始，進而影響到更廣泛的地區。但中國古代貨幣系統一直沒有這種狀況，人物頭像出現在中國鑄幣上要遲到晚清。這枚“永安五銖”圓形方孔錢背后出現頭像紋樣，可確認并非中土習慣，這現象在此前和之后都未有見，非常特異。“永安五銖”始鑄于永安二年（529）秋，天保四年（553）正月之后不再正式鑄造。其主體行用期為 6 世紀中葉之前的北朝時代；北魏、西魏、東魏及北齊初年，都有鑄造，且私鑄規模驚人。

漢末魏晉及北朝時期，王朝更迭，宇內動蕩，匈奴、鮮卑、羯、氐、羌政權分立，大量少數民族進入華夏。不同種族、不同文明、不同習俗、不同審美，混雜而聚，各類文化元素匯集融合。

西域陸端、北途草原，各色人等進入中原腹地，其間的中亞地區成為中西交流的重要中轉通道和必經節點。

地中海及更遠的歐陸物產、信息也由此輾轉。中亞內陸的粟特河中區域無疑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其間的粟特人也成為整個商途中最活躍的一群人。

敦煌、酒泉、姑臧、原州、長安、洛陽、平城、鄴城等地成為如珠鏈一般連線的異客族群聚集點。中土的絲綢、器具等制品西去之時，西域物產香珍也隨之東來，其中就應有異族外域之貴金屬貨幣。

漢時世人已明確知曉西域諸國錢幣的材質和紋樣：“（罽賓）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烏弋……錢貨……與罽賓同，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大月氏國），民俗錢貨，與安息同。”[20]

這些帶有人面頭像的金銀錢幣，絲路商貿節點城池和中土帝都大邑，對其應都不陌生。西域金銀錢，北朝晚期在河西諸郡更可直接用于交易。“后（北）周之初，尚用魏錢。……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21]

晉末胡族爭強，北魏、北齊鮮卑王朝，平城、洛陽、鄴城、長安，異族帝王、高官悍將、宮闕甲第，同城而處，此內胡人自不在少數。故其間帶入之西域奇珍異寶、金銀錢幣亦必有一定數量。其中部分地區存留的貴金屬、琉璃制品及金銀錢幣已被考古發現所證實。

文示“永安五銖”的另一側是起凸浮雕面向左的人頭像；人像高鼻、深目，無髯，頭頂有如折沿帽樣頭飾；此像樣式風格明顯非中土所有。紋樣出現在錢幣上，順此路徑，搜尋西域，中亞內陸及以西之錢幣信息，更有利于比排。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Achaemenid Dynasty)統治時期，金屬錢幣首次引入中亞內陸地區。脫離塞琉古王朝 (Seleucid Dynasty) 建立的巴特克里亞（Bactria）王朝 [22] 使粟特地區深度希臘化，而同時代的帕提亞（Partjia）王朝 [23] 初期，阿薩克斯一世至弗拉特斯一世間，亦屬于希臘化推行時代。

到阿塔巴努斯二世至沃洛加西斯四世時，帕提亞進入反希臘 – 羅馬文化時代，提倡復興傳統的波斯 – 帕 提 亞 文 化。3 世 紀 初 葉， 薩 珊 帝國（Sassanid Empire）建立，波斯再次控制含粟特（Sogdiana）、巴克特里亞、犍陀羅（Gandhara）在內的整個中亞內陸區域。

此間西亞及整個中亞內陸在 1 世紀前后至 7 世紀前，錢幣系統以圖案、形制變化可分為希臘和波斯兩支，這分型雖不同于此前西方古代錢幣史的認知，但更有助于區域化錢幣在特定時間區段內的研究。[24]

同時期存續的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嚈噠人（Hephthalite）和其他族群錢幣也是在兩者之間融合調整。貴霜帝國錢幣多了佛教元素，[25] 嚈噠人錢幣更趨向波斯薩珊風格。這些同時期而不同統治實體錢幣的區分，對整個波斯薩珊銀幣的分辨和其他關聯研究非常有價值。

希 臘 錢 幣 樣 式。正 面 稱 為“ 頭 ”（head），為 王 及 神 像， 反 面 稱 為“ 尾 ”（tail）， 圖 案 自身稱為“紋飾”（type），大多數古希臘錢幣是以敲打工藝制成的。大多形狀不規則，不像現代機器制作的硬幣，但是重量是精確的。

公元前 5 世紀和前 4 世紀，埃伊那（Aegina）標準規定，一枚 12 克重的斯塔特銀幣包含 2 德拉克馬（Drachm），每德拉克馬 6 克，希臘大陸部分的多數地區、愛琴海諸島和克里特島普遍使用這一標準；阿提卡或埃維亞標準中，4 德拉克馬銀幣重 17.2 克，每德拉克馬銀幣重 4.3 克，這一標準通用于雅典及其盟邦、埃維亞島和西西里；波斯或呂底亞舍客勒（shekel）或雙西格羅（siglos）銀幣重 11 克。[26]

西亞及中亞內陸的早期希臘樣式錢幣，造型呈豆、餅形，厚重，尺寸較小。一面王頭像，一面天神、動物或禽類及其他紋飾。錢幣頭像及紋飾高起凸，同時幾乎所有的頭像都是無髯凈面。

波斯（薩珊）樣式錢幣。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ir Ⅰ）時期的銀幣直徑為 24 毫米，而后期的統治者在鑄造錢幣的時候還曾下令將其直徑增加到 30 毫米，再后來有些朝代甚至為 34 毫米。這些都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薄坯錢幣。

薩珊早期承襲阿契美尼德王朝傳統鑄行過 7 克一枚的金第納爾，和鄰國羅馬的金奧里斯相同，但存世很少；后又發行同羅馬金蘇勒德斯相仿的自重 4.5 克的第納爾。鑄行的一枚德拉克馬銀幣重量為 4 克。4德拉馬克約等于 1/6 金第納爾。[27]

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錢幣，同樣呈豆、餅形，厚重，尺寸較小。一面波斯國王半跪持長矛、弓箭或搭弓持刃或跽射，另一面戳痕。3 世紀之后的波斯薩珊薄坯銀幣成為主流。一面戴冠虬髯薩珊王頭像，個別為王、王后、王子頭像組合，也有單獨為女王頭像者；另一面為祭火壇、雙祭司，個別沒有祭司只有祭火壇。此樣銀幣，為中土最熟悉的早期域外貨幣，且大量被發現。[28]

西域中亞區域族群蓄髭虬髯是有傳統的，“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29] “康國者，康居之后也。……人皆深目，高鼻，多髯。”[30] 漢魏之時，就以此為甄別其族群信息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4世紀中葉至 6 世紀中葉，嚈噠王朝控制北印度，獨霸中亞河中直抵呼羅珊逼近波斯薩珊核心區。“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于塞北。”[31] 史料也有稱其為“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 [32]

這段記載和宋人摹傳南朝梁蕭繹所繪《職貢圖》錄文可為對應。《職貢圖》現存圖像，滑國使者，排首，波斯國使在其后。此暗合“滑破波斯”而為強。“使者畫像：橢圓臉，皮膚白皙，鼻子平整端直，剪發齊頸。滑國人黑發無須，鼻不高，目不深，橢圓臉，頗似中原的華夏民族，應是統治民族的面貌，其被統治的土著民族，為高鼻、深目、多髭髯的粟特人，與使者畫像不同。”[33]

普洛科庇烏斯說：“嚈噠人是匈奴人中唯一膚色較白，面目亦不甚丑陋的一支。他們的生活方式確實并不野蠻，與其血親殊異。”[34] 上揭史料、圖像都有再釋究的空間，但無疑，嚈噠人膚色白、無虬髯倒是可以確認的。

嚈噠人占有波斯薩珊東部大片土地兩百年內，所使用錢幣有非常強的波斯薩珊風格，或者說就是在其原有主題紋飾風格上進行改造而來的。不排除還有其他附近區域錢幣風格的影響，但仿波斯薩珊幣樣無疑是主體。

在目前可以辨認的銀質、銅質嚈噠錢幣和薩珊錢幣，王像紋飾最大的區別就是，嚈噠錢幣上的王像部分有冠飾，但明顯皆無虬髯，僅個別頭像有唇須。而薩珊錢幣上波斯王像除極個別年少登基的王和女王外，皆都有明顯虬髯。[35]

另嚈噠薄坯銀幣上王像除無虬髯外還有一個特別現象，就是多長顱扁頭的“面部神跡”狀（圖 11）。此兩者極相似的錢幣，可就有無虬髯組合王號銘文、徽記和造幣點、顱型等綜合信息來甄別區分。至于波斯薩珊舊幣，被嚈噠加打戳記者不在此列。

圖 11 嚈噠銀幣，長顱扁頭“面部神跡”狀

從前述希臘樣錢幣和波斯（薩珊）樣錢幣的分型及紋樣，明顯發現望野存“永安五銖”錢背后，凸浮雕面向左，高鼻、深目，無髯，頭頂有如折沿帽樣頭飾的“異像”，非波斯薩珊式或帕提亞式風格，而有希臘化樣式。

在整個西亞及中亞古代錢幣和器物遺存中這一頭像風格樣式并非無跡可尋。一方面從數量眾多且因王銘、徽號、紋飾信息都相對比較清晰的中亞錢幣來比排，一方面從部分域外收藏和近幾十年來中國山西大同、內蒙古地區的考古發現來比對，這些信息將使圖像問題獲得更好的剖析。

1．錢幣上的圖像

（1）阿契美尼德王朝時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的達塔美斯（Datames）打造過銀幣，主體頭像面左，高鼻、深目，無項飾，有耳飾，卷發束帶成箍環狀，似女像（圖 12）。[36]

圖 12 阿契美尼德王朝達塔美斯銀幣

此像 主體很可能為“神”而并非王。 塞琉古帝國衰弱，巴特克里亞和帕提亞崛 起，在巴特克里亞區域，深度希臘化，其風格 的錢幣也成為通行。銀幣主體頭像面右，高鼻、 深目、無髯，無項飾，卷發束帶成箍環狀（圖 13 ）。 [37] 錢幣人物頭像為“神”。

圖 13 巴特克里亞銀幣

帕提亞帝國統治區內德拉克馬銀幣為主要流 通幣，重 4 克，其反希臘化之前的早期錢幣有明 顯的希臘風格和徽號；銀幣主體頭像面右，高 鼻、深目、虬髯，無項飾，卷發束帶成箍環狀 （圖 14）。[38]反希臘之后，錢幣紋樣風格為之一變； 國王束帶，多層波浪發、虬髯，成為主流。

圖 14 帕提亞銀幣

前揭三個時代的錢幣，可清楚看出希臘化的風格紋樣，除帕提亞外，其他的都無髯。并且人物頭像的頭頂束帶形成對卷發的固定和身份象征。望野存“永安五銖”錢背后“異像”和前列極相近。

2．器物上的圖像

（1）1970 年，大同博物館在大同市南郊工農路北側清理了兩處北魏遺址，兩處遺址相距不到20 米。西遺址發現曲沿銀洗一件、鑲嵌或高雕的鎏金高足銅杯三件和刻花銀碗一件。[39] 刻花銀碗，圓環內捶雕的半身像，特點更為顯著。頭部為側面，胸部正面，整個像作扭頭向右方直視的姿態。面部表現采取寫真即肖像的手法，大眼、高鼻，發呈波狀，前覆額，后披于頸項。頭頂有圈形冠。頸上掛聯珠項鏈一條。上衣兩肩各有五圓圈，圈心有點，胸部散布細點，表示錦袍上的刺繡和珠飾之類（圖 15）[40]。

圖 15 大同軸承廠銀碗

（2）1988 年，大同市電焊廠古墓 M107 發掘出土鎏金刻花銀碗 l 件（M107：16）。敞口，口沿以下微內收，圓腹，圜底。口沿下及上腹飾小聯珠紋，腹部以“阿堪突斯”（Acanthus）葉紋劃成四等分，當中有一圓環，環內有一男子側身頭像，深目高鼻，長發披肩。口徑 10.2、高 4.6 厘米（圖 16）。[41]

圖 16 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銀碗

（3）1988 年，山西大同南郊古墓 M109 出土了鎏金鏨花高足銀杯，編號 M109：2（圖 17）。[42]

圖 17 大同南郊 M109 墓出土銀杯

（4）2010 年 6 月，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蘇木架子圖南坡墓葬被盜，考古單位搶救性發掘。

追繳和清理文物中有鎏金鏨花人物碗 1 件（M1：16）。敞口，弧腹，圜底，底部有四個人物頭像，口沿下有聯珠紋一周。四組“阿堪突斯”葉紋，將腹壁四等分，每一等分之間的小葉紋之上托著一個圓環，圓環內各錘揲一個人頭像，頭像皆側身，高鼻深目，兩兩相對，三女一男。三女子相貌年輕，發式各不相同。男子中年相貌，頭發較短，下頜蓄胡須。口徑 14.2、高 4 厘米（圖 18）。[43]

圖 18 內蒙古錫林郭勒伊和淖爾 M1 出土銀碗

俄羅斯圣彼得堡艾米爾塔什博物館收藏有一組早年在七河地區（Semirechie）波可夫斯科亞村（Village Pokrovskoye）發現的銀器。鮑里斯·艾里克·馬爾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在有關粟特銀器論述的部分，將其考察的粟特銀器進行了細致排序和研究，歸為 A、B、C 三個流派。

其中對七河地區波可夫斯科亞村發現的這組銀器，做了流派 B 的歸類，時代劃歸 7 世紀前葉至中葉。特別是其中一件素面帶把人頭像鋬柄銀杯（圖19：1），[44] 鋬柄指墊的紋飾很特別。

圖19：1 俄羅斯圣彼 得堡艾米爾塔什博物館收藏

七河地區波可夫斯科亞村發現“素面帶把人頭像鋬柄銀杯

鋬柄指墊上有徽章樣人頭像，面左，浮雕，高鼻、深目、無髯、無項飾，耳廓明顯。頭頂特別，如卷發束帶，又像是小無檐圓帽，但具體如何不好確認（圖 19：2、3）。

圖19：2、3 俄羅斯圣彼 得堡艾米爾塔什博物館收藏

七河地區波可夫斯科亞村發現“素面帶把人頭像鋬柄銀杯

山西大同陸續發現異域風格銀鎏金人物圖像裝飾器物后，就廣受關注。其中涉及 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農路北側北魏遺址發現的刻花銀碗（鎏金銀碗）和相關器物的討論最多。

孫培良認為其上人物和安息王朝錢幣上人物相同，故判定可能是來自波斯東部呼羅珊地區的波斯薩珊制品。同時指認此鎏金銀碗和其他三件鎏金高足杯有同樣紋飾分割且造型一致，故也應是高足杯，只是杯柄遺失。[45] 夏鼐認為該器物是中亞或西亞輸入的產品，有強烈的希臘化風格，但不是薩珊式的。[46] 宿白將該銀碗年代定為 5 世紀末 6 世紀初。[47] 孫機以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所藏 5 世紀制作的嚈噠銀碗，碗底中心有同心圓凸線兩圈，其中的人像與大同銀碗所錘雕的非常接近，判定大同銀碗應為嚈噠制品。[48]

隨著發掘品增加和海外收藏關聯信息的獲取，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出現。王曉琨將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蘇木架子圖南坡墓葬出土的鎏金鏨花人物碗和山西幾次發掘比對，判定這類銀碗可能與貴霜 – 薩珊王國藝術聯系密切，產地可能為薩珊的屬國巴克特里亞地區。[49]

付承章將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墓葬出土的鎏金鏨花人物碗和 2013 年大同市東信家居廣場工地北魏墓所出銀紅瑪瑙戒指及其他域外收藏品進行比對，認為大同南郊北魏遺址所出的人物紋銀碗可能不是薩珊波斯的制品，而可能產自中亞。因為人物缺乏飄帶、球狀物等薩珊式特征，而所戴圓帽、聯珠項鏈和衣著紋樣等特征又均將銀碗的來源指向中亞地區。

人物紋銀碗所采用的徽章式布局及徽章內人物的姿勢與同類型的薩珊銀器的確存在相似之處，或許說明其也間接受到薩珊文化的影響，故而不可排除彼此之間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而從最能突出人物屬性的圓帽樣式上具體分析，大同銀碗中男性人物所戴圓帽也不一定屬于嚈噠式。[50]

上述討論研究對重新探討這些中國發現的異域銀鎏金器物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意見，尤其就上述考古發現有幾個比對值得留心。

第一，1988 年大同市電焊廠古墓 M107：16發掘出土鎏金刻花銀碗和 2010 年 6 月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蘇木架子圖南坡墓葬追繳和清理的鎏金鏨花人物碗（M1：16）。就整體形制和紋樣分區、布局結構、花葉組合，可明顯發現兩者為同一時代風格和人物造型趣味。這類制品有非常強的希臘風格和審美，迥然不同于其他制品。

故可推斷，此樣式為深度希臘化下的制作，且工藝非常精美，應同地中海周近有聯系，且很可能就直接來自那里。再從西亞及中亞的整體政權信息考察，這兩件器物就算不是在希臘化的巴特克里亞地區生產，也一定和其有深切關聯，而非中亞其他王國所有。這兩件制品也應該是時代相對比較早的一類（圖 20）

圖 20 銀碗比較圖

第二，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農路北側北魏遺址發現的刻花銀碗（鎏金銀碗），其上分割紋飾之間出現的四個人物頭像非常特別，分割花葉[51] 是常見的希臘、羅馬流行紋樣，但人頭像沒有了希臘化的風格。頭像側面，大眼、高鼻、無髯，發呈波狀，前覆額，后披于頸項，頭頂有圈形冠，頸上掛聯珠項鏈一條。

這些圖像信息和帕提亞、波斯薩珊的人群體貌、發式流行有較大區別。同時比對七河地區波可夫斯科亞村發現的素面帶把人頭像鋬柄銀杯。其上鋬柄指墊上的徽章樣人頭像面左，浮雕，高鼻、深目、無髯、無項飾，耳廓明顯。頭頂特別，如卷發束帶，又像是小無檐圓帽。

此兩者形象風格很相近，僅是因為頭頂處，波可夫斯科亞村素面帶把人頭像鋬柄銀杯圖像不能確認是帽、是發。但如果結合望野存“永安五銖”背頭像錢幣的圖像信息，則可發現，望野存“永安五銖”背頭像錢幣同波可夫斯科亞村素面帶把人頭像鋬柄銀杯圖像近乎完全一致；故不能排除此兩者頭像頭頂處是波浪卷發束帶而并非無檐圓帽。但此三者圖像的審美和結構趣味之間有一定關聯是可以確認的（圖 21）。

圖 21 頭像比較圖

三者時代排序基本應在同一區間，相去不遠。而產地各有不同。

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農路北側所出鎏金銀碗，就前述各類人物圖像及文獻信息判斷，傾向其為嚈噠控制區制作。而望野存“永安五銖”背頭像錢幣同波可夫斯科亞村素面帶把人頭像鋬柄銀杯，則應該是在巴特克里亞希臘化審美趣味下的制作；銀杯來自河中地區；“永安五銖”背頭像錢幣為中土鑄造。再，就望野存“永安五銖”背頭像錢幣參研考古材料的時間信息研判，筆者以為鮑里斯·艾里克·馬爾沙克有關七河地區波可夫斯科+亞村發現的那組素面銀器，為流派 B 的歸類，及制作時代劃歸 7 世紀前葉至中葉的判定還有再討論的空間。1975 年春，敖漢旗荷葉勿蘇公社李家營子大隊修水渠時發現一批素面銀器。[52]

特別是銀人頭執柄壺和七河地區波可夫斯科亞村的發現幾乎雷同。研究中一般以唐代鞏縣白瓷人頭執壺作為時代分期參照，但就個別此類白執壺前腹的獸面貼花和窯業信息，可知同類瓷器很可能時代會早到 6 世紀末至 7 世紀初；再聯系外域銀器東來傳播的滯后性，這批素面器物的時代很可能會早到 6 世紀中葉。

第三，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農路北側北魏遺址出土的三件鑲嵌或高雕的鎏金高足杯[53]和 1988年山西大同南郊古墓出土的 M109：2 鎏金鏨花高足銀杯，恰恰是前面兩組器物研判信息的補充（圖 22）。

圖 22 大同市南郊工農路北側北魏遺址出土三件鎏金高足杯

大同市南郊工農路北側三件高雕的鎏金高足杯。一件人物葡萄紋，一件鑲嵌寶石高浮雕人物紋，一件立體動物人物紋，此三件器物的整體紋樣風格、高雕人物處理，明顯帶有希臘化風格。與 1988 年大同市電焊廠古墓 M107：16 發掘出土鎏金刻花銀碗和 2010 年 6 月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蘇木架子圖南坡墓葬追繳和清理的鎏金鏨花人物碗極為相近，故此兩組應為同類品。

同時還需注意的是“人物葡萄紋”高足鎏金杯的“葡萄”和“葡萄葉”紋飾組合。葡萄的堆聚串珠形態極易確認，而葡萄葉在紋飾中單獨出現則較難以確認。由此高足杯的果葉組合可以清晰看到葡萄葉五瓣撐開，呈掌狀淺裂形。

葡萄作為典型的外來植物品種，此紋樣在中土其他材質器物上出現，應有跡可循。葡萄的原產地在東方，[54] 也就是地中海東南沿岸、埃及及亞洲西部，這已為學界認同，但其具體源發地一直有所爭論。至于希臘、羅馬范圍的葡萄種植明顯得自前述地區。葡萄主體分為果用葡萄和釀酒葡萄兩大類。

早期出現的紅葡萄品種逐步改良變異，1 世紀這類變種紅葡萄的一支黑皮諾（Pinot Noir，也稱為 Pinor Vermei）在今天的法國巴黎南部，位于第戎（Dijon）和里昂（Lyon）之間的區域規模化種植，并在此品種基礎上又突變出莫尼耶皮諾（Pinot Meunier）這類名貴的釀酒紅葡萄品種。莫尼耶皮諾葡萄的葉片就是典型的五瓣撐開掌狀淺裂形。從紋飾觀察和實體葡萄葉片對比，“人物葡萄紋”高足鎏金杯上所顯紋樣更趨近于釀酒葡萄，這暗合高足杯葡萄酒具的意趣。

山西大同南郊古墓出土的 M109：2 鎏金鏨花高足銀杯。花葉分隔四組頭像布局，兩個頭像波發軟帽，男女不好辨認；另兩個頭像為男性戴無檐圓帽，其中一位年長者頭像還有山羊胡須。此鎏金鏨花高足銀杯中的男性無檐圓帽，類似于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農路北側北魏遺址發現的刻花銀碗頭像所戴帽子，而另外兩個人物又隱約有希臘風格。故有理由相信這件鎏金鏨花高足銀杯是從巴特科里亞審美向中亞族群藝術風格過渡時的產品。

三

余 論

梳理排序了前述信息，就此望野存“永安五銖”背異像錢幣還有兩點需做說明。

1．望野存“永安五銖”背異像錢幣上出現的孔洞

在歷年考古發掘出土的波斯薩珊及其他西域錢幣中常有穿孔現象，部分臚列如下。

（1）1957 年 8 月，西安玉祥門外發掘了隋代石棺墓一座。墓主李靜訓，大業四年（608）六月一日死于汾源之宮，年僅九歲，同年十二月葬于長安縣休祥里萬善道場之內。墓中出土貨幣有隋五銖 5 枚，又波斯薩珊朝銀幣 1 枚，系卑路斯（457—483 年在位）時所鑄，邊緣有一小孔，可能作為裝飾物佩帶，直徑 2.6 厘米。[55]

（2）1966—1969 年，吐魯番縣阿斯塔那 – 哈拉和卓地區進行古墓葬發掘，共清理出古墓 105座。第三期唐代墓葬和內地同一時期墓葬一樣，死者口中往往含有錢幣；波斯薩珊銀幣較多，也有東羅馬金幣。其中 TAM92 墓出土了仿東羅馬金幣，在王像頭上方有穿孔。TAM138 墓出土了東羅馬金幣，在王像頭上左側方有穿孔。[56]

（3）1975 年冬，河北省贊皇縣南邢郭公社南邢郭大隊在農田灌溉中發現了東魏李希宗及其妻崔氏、其弟李希禮的墓志并一部分文物。

1976 年組織了文物檢查組收集出土物，并于 10月 1 日至 12 月 25 日對李希宗墓進行了清理。出土東羅馬金幣 3 枚。1 號直徑 2.1 厘米，重 3.6克，為狄奧多西斯二世（408—450 年在位）時所鑄，正面為其胸像，周有銘文；背面為側身天使立像，頭前有一顆星，手執十字架，周有銘文。據 1 號金幣上的穿孔和其出土位置推測，可能是崔氏身上佩帶的裝飾，而不一定是作為貨幣殉葬的。[57]

李希宗，東魏武定二年（544）十一月二十九日亡，武定二年十一月葬。李希宗妻崔氏，武平六年（575）十二月二十二日薨于鄴之道政里；七年十一月七日歸祔于司空文簡公（李希宗）之塋。兩個穿孔并排微錯位在正面胸像頭頂，對應背面天使立像位置卻在腳下，故此可知孔位是有方向的。

（4）東魏茹茹公主墓位于河北省磁縣城南2 公 里 的 大 冢 營 村 北，1978 年 9 月 至 1979 年 6月進行清理發掘。出土拜占庭金幣兩枚。1 號金幣直徑 1.6 厘米，重 2.7 克，系阿那斯塔斯一世（Anastasiusl，491—518 年 在 位 ） 時 所 鑄。正 面為其胸像（靠胸像左側有穿孔），四周有拉丁字銘文，由于剪邊，銘文已不甚完整，背面是勝利女神像，側身向右作前行姿態，右手持長柄十字架，八芒星在十字架外側，四周有銘文。墓主茹茹公主閭叱地連，武定八年（550）四月七日薨，時年十三，歲次庚午五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58]

（5）1982 年 11 月，寧夏博物館對位于固原縣城西南 6 公里的南郊公社小馬莊大隊王澇壩生產隊的兩座古墓進行了清理。M1 墓主為唐給事郎蘭池正監史道德，葬于唐高宗儀鳳三年

（678）。墓主口內含外國金幣一枚。圓形，上邊有一穿孔。正面圖案為一戴冠頭像，邊緣文字已磨損不清；背面圖案似一祭壇，邊緣文字亦已磨損不清。直徑 2 厘米，重 4 克。可能是東羅馬金幣。[59]

（6）1987 年 7 月至 11 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對固原縣南郊鄉隋代史射勿墓進行了發掘。墓主大業五年（609）三月二十四日遘疾薨于私第，時年六十有六，六年正月葬于平涼郡咸陽鄉賢良里。墓內獲得薩珊銀幣 1 枚。圓形，正面由聯珠紋構成邊框，邊上有兩個圓形穿孔。框中為薩珊王肖像。銀幣背面亦有聯珠紋邊框，中央為拜火教祭壇。左側祭司身后由于有穿孔打過，其鑄造年代不可知。直徑 2.7 厘米，重3.3 克。[60]

（7）固原唐麟德元年（664）史索巖墓出土東羅馬金幣，直徑 1.9 厘米，重 0.85 克。邊緣被剪，很薄，單面打壓圖案，幣面上下各有一個穿孔，正面為東羅馬皇帝半身像。

由上述考古發掘信息可看出這類西域金、銀錢幣在中土存留時的穿孔并非個案，同時在考察歐洲及西亞出土的古代貴金屬貨幣時，也能見到穿孔及加環現象。貴金屬貨幣除了計值，許多時候也會被當作紀念物（寶物）、首飾（裝飾品）等使用。

考古發掘時在亡者口中獲得的貴金屬貨幣，除了葬俗外，那些有穿孔的很可能原本就是亡人生前心愛的佩戴飾品，死后入葬或口含帶入冥界。同時從穿孔狀態和位置還能做出進一步的區分。如，左右穿孔、上下穿孔、四角穿孔或者多緣穿孔，這些應屬于穿系縫綴在帽子或衣袍之上。單一穿孔或近距離兩穿孔，如孔位在主體圖像上方，這類當是作為項鏈或者繩綴胸飾使用的。

其中有一部分古金銀幣，工藝粗糙，薄厚不均，當屬于仿制，并非流通品。聯系望野存“永安五銖”背頭像錢幣的穿孔在篆書錢文“銖”之“金”部首之上的錢體左邊側，而對應頭像面卻正好在頭像頂部位置，故可確認，此“永安五銖”背頭像錢幣的穿孔是有方向性的，有頭像者是正面，人頭朝上正置是其穿孔的懸掛位置。如此珍愛異族人物的形象，佩戴持有者本人可能就是胡人。

2．望野存“永安五銖”背異像錢幣的鑄造問題

因此幣一面為“永安五銖”面紋和完整的圓形方孔錢結構，另一面是起凸異族頭像，故此錢幣不可能是刻范成型澆鑄，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翻砂鑄造。周衛榮以上海博物館藏“永安五銖”背面出現的重印現象（圖 23），指出我國古代翻砂鑄錢至遲可追溯到北朝時期。

圖 23 上海博物館藏永安五銖

北魏永安五銖錢上已經有明顯的翻砂工藝特征。[61] 翻砂鑄造之所以在此間出現，可能就是由于“永安五銖”官鑄、州鑄、民鑄以及更大范圍和長時間私鑄所造成。翻砂技術進一步方便了私鑄的低成本和高批量。望野存這枚安陽地區發現的“永安五銖”背異像錢幣（圖 24），很有可能就是當年在鄴城附近鑄幣點內翻砂成范時，鑄工將隨身攜帶的西域頭像錢幣按壓在了范模里。爐火赤紅，銅液流淌，銅液隨時間凝固，這枚稀奇的錢幣就此呈現。按壓西域頭像錢幣進入范模的很可能就是胡人。

圖 24 望野存安陽地區發現“永安五銖”背異像錢幣拓本

結 語

漢武帝開通西域時，之前就已存在的中西交流變得更為頻繁。歲月流逝，皇朝更迭，魏晉南北朝的動蕩更使得華土之外的民族蜂擁而入，胡漢雜糅。絲綢、財貨西去之時，香料、寶器也伴之東來。從中亞西域到草原戈壁，絲路走廊，大鎮名城，帝都巨邑，胡客胡商步步深入。

長安、洛陽、代朔、鄴城，都成為他們的主要聚集點。此間胡商，中亞人占據相當的數量，粟特人所盤踞的河中地區不單是物質交換的咽喉，更是文化傳播的橋梁。這枚背異像“永安五銖”的發現，再次證明了近一千五百年來“文化和金錢”是絲綢之路亙古不變的主題。

本文刊發于《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九輯）：粟特研究專號》，第105—126頁。

如有轉引，請核對原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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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博物館：《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 年第 12 期，第 63、64 頁。此墓雖經盜擾，但錢幣發現在棺內靠南的位置處，且達 40 枚之多，這明顯為最初下葬置入而并非后擾攜入。故此墓出土的 39 枚“五銖”和 1 枚“永安五銖”，屬原始葬儀所存留。亦與《北史·魏本紀》“大統六年二月，鑄五銖錢”的時間點相吻合。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北魏建春門遺址的發掘》，《考古》1988 年第 9 期，第817 頁。

[12]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東八里洼北朝壁畫墓》，《文物》1989 年第 4 期，第 74 頁。

[13]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北陳村北魏壁畫墓》，《文物》1995 年第 8 期，第 32—35 頁。此墓考古發掘出土文物 36 件，序號 1—29；公安追繳文物 51 件，序號 30—80。錢幣四枚序號為 18，簡報公布兩枚，其中一枚錢背有四決，決紋不特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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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縣東魏趙明度墓》，《考古》2010 年第 10期，第 95—96 頁。

[16]　《北齊書》卷 4《帝紀》，中華書局，1972 年，第 57 頁。

[17]《隋書》卷 24《食貨志》，第 691 頁。

[18]　賈飛、周波、胡選奇：《江蘇徐州云龍區駱駝山北朝墓 M1 發掘報告》，《東南文化》2020 年第 6 期，第 69 頁。

[19]　中國文物研究所、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卷 1 上冊，文物出版社，2000 年，第 19 頁。

[20]《漢書》卷 96 上《西域傳上》，中華書局，1962 年，第 3885—3890 頁。

[21]《隋書》卷 24《食貨志》，第 691 頁。此“西域金銀之錢”，應泛指整個西域含中亞周近的貴金屬貨幣，當非單指某一品種。因斯塔特、德拉克馬間的計重要素普遍認同，很可能此區域商人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換算單位，以保持較廣大范圍內的不同

人群和國屬間商貿交易的便捷、通行和穩定。

[22] 中國文獻稱為“大夏”。

[23] 中國文獻稱為“安息”。

[24] 錢幣學研究傳統中，“希臘錢幣”籠而統之地泛指所有非古羅馬（共和國和帝國）鑄造的錢幣。波斯帝國、安息人、猶太王國哈斯蒙尼（Hasmonaean）王朝和希律 (Herodian) 王朝諸王以及東方王國鑄造的錢幣，也歸入此大類。因為鑄幣基本上是古希臘人的發明，擴散到希臘人居住的諸多地域，然后為其非希臘鄰邦所采用（無獨有偶，羅馬也在其中），并通常保留了其“希臘”實物特征。實際上，要確定希臘和非希臘錢幣之間的界限是很難的。參閱 Historia Numorum, A Manual ofGreek Numismatics: New and Enlarged Edition, By Head Barclay V. , assisted by G. F. Hill, George Macdonald, and W. Wroth,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

[25] 參閱〔印度〕帕爾梅什瓦里·拉爾·笈多、薩羅吉尼·庫拉什雷什塔《貴霜王朝貨幣史》，張子揚譯，中國金融出版社，2020 年。

[26]〔英〕伊恩 · 卡拉代斯：《古希臘貨幣史》，黃希韋譯，法律出版社，2017 年，第 2—4 頁。另參閱曾晨宇《古希臘錢幣史》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18 年。

[27]〔英〕大衛 · 賽爾伍德、飛利浦 · 惠廷、理查德 · 威廉姆斯：《薩珊王朝貨幣史》，付瑤譯，中國金融出版社，2019 年，第

10—12 頁。

[28]夏鼐：《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74 年第 1 期，第 91—107、110 頁；統計數字，1174 枚。孫莉：《薩珊銀幣在中國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學報》2004 年第 1 期，第 35 頁；統計數字，1900 枚以上。近些年，一直有新發現，總數字要超過 2000 枚。

[29]《漢書》卷 96 上《西域傳上》，第 3896 頁。

[30]《魏書》卷 102《西域列傳》，第 2281 頁。

[31]《魏書》卷 102《西域列傳》，第 2278 頁。

[32]《梁書》卷 54，中華書局，1973 年，第 812 頁。

[33]　錢伯泉：《〈職貢圖〉與南北朝時期的西域》，《新疆社會科學》1988 年第 3 期，第 79—80 頁。嚈噠人統治階層一直流行的“長顱扁頭”習俗，很可能就和中土大汶口文化以來的東夷舊習有關；故此，其“出于塞北”為匈奴人，頗類東亞族屬的信息應有所源。再后來嚈噠人西去融合其他族群而有了新的體貌變化，這種大融合可能也是討論嚈噠人時，很難單一定義其族屬的原因。嚈噠人的族群移動是由東而后西，故東方對其影響更大。“長顱扁頭”習俗 5 世紀后在歐洲中部也開始流行，今匈牙利地區就有一定數量的千年前“長顱扁頭”的頭骨發現。這些習俗亦可能是嚈噠人逐步西去而帶入的。筆者在烏茲別克斯坦國家科學院撒馬爾罕的考古研究所庫房內見到多枚考古出土很夸張的“長顱扁頭”頭骨實體，這些頭骨很有可能為嚈噠人。

[34]參閱余太山《嚈噠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 年，第 12 頁。

[35]參閱李鐵生編著《古波斯幣（阿契美尼德 帕提亞 薩珊）》，北京出版社，2006 年；李鐵生編著《古中亞幣（前伊斯蘭王朝）》，北京出版社，2008 年。

[36]曾晨宇：《古希臘錢幣史》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264 頁，圖 2-550。另見李鐵生編著《古波斯幣（阿契美尼德帕提亞 薩珊）》，第 27 頁，圖 2-18，人物亦為女像，有耳飾。

[37]曾晨宇：《古希臘錢幣史》第 1 卷，第 319 頁，圖 2-728。另見李鐵生編著《古中亞幣（前伊斯蘭王朝）》，第 48 頁，圖2-7。

[38]曾晨宇：《古希臘錢幣史》第 1 卷，第 65 頁，圖 1-128。另見〔英〕大衛 · 塞爾伍德《帕提亞貨幣史》，武寶成譯，法律出版社，2020 年，第 22 頁、圖 13.5；第 231 頁，圖 15.3。

[39]《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簡介 · 大同南郊北魏遺址》，《文物》1972 年第 1 期，第 83、84 頁。

[40]孫培良：《略談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幾件銀器和銅器》，《文物》1977 年第 9 期，第 71 頁。細觀察四個人頭像，有兩個身上雙肩是“五圓圈”裝飾，有一個身上雙肩是“六圓圈”裝飾，還有一個身上雙肩是“七圓圈”裝飾。再就面部細微辨別，這四個極相近的人頭像，面貌略有長幼變化，很可能是同一個人的不同年齡段的形象。參閱奈良國立博物館《シルクロード大文明展——シルクロード·仏教美術伝來の道》，1988 年，第 210 頁，fig.88。

[4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2 年第 8 期，第 1—11 頁。

[42]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編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學出版社，2005 年，第 241 頁，彩版一二、一三。

[43]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錫林郭勒盟文物保護管理站、正鑲白旗文物管理所：《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 M1 發掘簡報》，《文物》2017 年第 1 期，第 24—29 頁，圖三五至四一。

[44] Boris Ilich Marshak, History of Oriental Toreutics of the 3rd-13th Centuries and Problems of Cultural Continuity, St. PetersburgAcademy of Culture's Research, 2017, p.546, fig.70. 俄羅斯圣彼得堡艾米爾塔什博物館中亞與波斯館主任盧湃沙（Pavel

Lurje）教授提供原始圖片；上海外國語大學王丁教授協助聯系，謹此致謝。

[45]孫培良：《略談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幾件銀器和銅器》，《文物》1977 年第 9 期，第 70—72 頁。從器物及其他關聯品的排序和形制變化，有關此鎏金銀碗是高足杯形的判斷很有見地，值得注意。也有學者以為并非高足杯，就是碗。參閱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研究》，《文物》1989 年第 9 期，第 42—43 頁。

[46]　夏鼐：《近年中國出土的薩珊朝文物》，《考古》1978 年第 2 期，第 113 頁。

[47]參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 · 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年，第 237 頁。

[48]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研究》，《文物》1989 年第 9 期，第 43 頁。

[49]王曉琨：《試析伊和淖爾 M1 出土人物銀碗》，《文物》2017 年第 1 期，第 50—59 頁。

[50]付承章：《再論大同南郊北魏遺址所出人物紋銀碗——兼談東信家居廣場所出銀戒指》，《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 年第 9期，第 68—77 頁。

[51]國內稱為“忍冬紋”，國外稱為“Acanthus”，譯為“阿堪突斯”或“茛苕”。

[52]邵國田：《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的金銀器》，《考古》1978 年第 2 期，第 117—118 頁。

[53]參閱奈良國立博物館《シルクロード大文明展——シルクロード·仏教美術伝來の道》，1988 年，第 106—109 頁，fi g.89、90、91。

[54]〔美〕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2001 年，第 44 頁。

[55]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靜訓墓發掘簡報》，《考古》1959 年第 9 期，第 471—472 頁

[5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 – 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簡報》，《文物》1972 年第 1 期，第 8、10、11 頁。

[57]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 年第 6 期，第 388 頁。

[58]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 4 期，第 6—7 頁。

[59]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簡報》，《文物》1985 年第 11 期，第 21—23 頁。

[60]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隋史射勿墓發掘簡報》，《文物》1992 年第 10 期，第 20—21 頁。

[61]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博物館、中日原州聯合考古隊編：《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社，1999 年，圖 113。

[62]周衛榮：《翻砂工藝——中國古代鑄錢業的重大發明》，《中國錢幣》2009 年第 3 期，第 14—17 頁，圖 1。參閱楊君、周衛榮《中國古代翻砂鑄錢起源年代考——以錢幣鑄造痕跡為中心》，《中國錢幣》2017 年第 6 期，第 3—10 頁。就上博此枚“永安五銖”的錢文和穿郭辨認，應屬于魏“永安”而并非齊“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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