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少年乞兒遭遇”三娘教子“被時代裹挾扮演了一回“丑角”老年姜子牙終于唱出了“封神榜”結尾：

2023年10月11日，導演郭寶昌在北京去世。

他是中國文化藝術領域的一位重要人物，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寶爺”。

他最知名的作品是《大宅門》系列劇，其中還有京劇版的《大宅門》。

他的童年棲居在舊社會余韻中,青春撞上新中國建立,中年經歷“文革”浩劫,晚年見證改革開放。他的人生旅程,如同中國近代歷史的縮影。

80年的時光里,郭寶昌以他獨特的藝術視角,記錄和思考著一個充滿苦難卻也偉大的時代。他筆下的文字,鏡頭中的畫面,舞臺上的戲曲,都在向我們娓娓道來他對這個時代、對這個國家命運的深沉思索。

郭寶昌，作為一位跨越了一個世紀的藝術家，他的一生可以被劃分為幾個戲劇性的階段。他少年時經歷了從乞丐到富家子的身份轉變，感受到了社會階層的復雜與矛盾；青年階段，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經歷了從學院的光環到勞改農場的巨變，也體驗了無知與”背叛“，而在晚年階段，他才以《大宅門》為代表的藝術創作，綻放出了藝術光芒，在這些不同的階段中，郭寶昌的生命與藝術交織，生旦凈末丑，各種角色紛紛登場，形成了一部豐富多彩的人生戲劇。

1927年，一場黃河泛濫改變了郭寶昌的命運。為躲避水災，他外祖父從河北老家逃難到了北京，寄居在一家名為同仁堂的中藥商號。同仁堂主任樂鏡宇70歲的時候娶了23歲的郭榕。

郭榕無子，郭寶昌本名李保常，在被郭榕收養之前，在街頭乞討為生。最初李保常被養在“娘家”，管樂四老爺叫姑爹，管養母郭榕叫姑媽，到1953年才改口叫媽，改名郭寶昌。

在那座富麗堂皇的大宅中，他被賦予了新的名字和身份，但那個“野種”的標簽，卻如影隨形。郭宅的日子，對小小的他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也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沖突的世界。他在那里，享受著不同于常人的生活體驗，卻也在蔑視的眼神中慢慢長大。他的“姑媽”，郭榕夫人，雖然在物質上給予了他豐富的生活，卻也給了他一種深深的怨恨和強烈的反抗心。

郭寶昌的童年充滿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享受著大宅的物質生活，另一方面，他卻在這種優越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孤獨和不被理解。他經常獨自漫步在宅子的長廊和庭院中，默默觀察著那些成年人的世界。他看到了他們的歡笑，也看到了他們的陰暗。

“別人家的小孩還在院里捏泥巴的時候，教我打拳的王師傅經常帶我們去逛街，買大刀、花臉，逛天橋、喝面茶、剃頭、洗澡。”郭寶昌回憶道。這些豐富多彩的童年經歷，讓他早早地接觸到了社會的多個層面，也讓他在這個特殊的家庭環境中，培養出了一種獨立和強烈的自我意識。

他的“姑媽”知道，這個小男孩在家里沒有地位，他是一個外來的、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但她也知道，這個孩子有著與眾不同的銳氣和倔強。她教導他，要成為一個有尊嚴的人，要去掉各種各樣的奴性，要做一個真正的“爺”。

郭寶昌的心中，早早地就埋下了一顆種子——要證明自己，要超越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在那些復雜的眼神中，看到了社會的殘酷和不公，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一個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命運的未來。

郭寶昌從小熱愛戲曲,總讓老仆人給他講述古裝戲的劇情,然后學著念幾句。他也會跟著游唱藝人,認真學習唱腔。如果有戲班子來宅院表演,他一定會混進去觀摩,然后對著鏡子模仿打樣。

“我要在戲班混出一番事業!”這個夢想郭寶昌從小便抱定。為了實現它,他還跟著一位叫王師傅的鏢師學武。王師傅一邊教他“把子”的技巧,一邊講述江湖上的種種不平事。這讓郭寶昌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

多年后,當郭寶昌拍攝了改編自自己兒時經歷的電視劇《大宅門》時,他才明白那些看似無聊的老故事竟蘊含著那么多人生啟示。那是這個古老家族最后的絢爛與消逝,也預示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郭寶昌的青年時期，是他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1959年，他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這本應是他人生中光明的一段時光，但命運卻并沒有如他所愿。在學院的五年級時，他被劃為“反動學生”，這個標簽讓他的生活陷入了一段黑暗的歲月。他被送到農場進行了四年的勞改，再經歷四年的監管勞動，那是一段生死存亡的歲月。

在電影學院的日子里，郭寶昌沉浸在藝術的海洋中，他的心靈在電影的光影中找到了表達。他學習如何通過鏡頭講述故事，如何通過影像捕捉生活的點滴。然而，當他被標記為“反動學生”并送往農場時，他的藝術之路突然被打斷。在農場的日子里，他經歷了人生的另一面——艱苦和絕望。但正是這段經歷，讓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多面性，也為他后來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我站在東華門，不知道該去哪里。”郭寶昌回憶道。勞改回來后，他的家已經不再是他的家，前院后院已經被造反派占據。他的母親和其他家人都下落不明，他只能在街頭彷徨。

在廣西的歲月里，他聽到了政策開始逐漸落實的消息，抄家的物資和存款也逐漸被發還。但那些年的痛苦和折磨，已經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

電影學院的日子，本應是他最愉快的時光。那時的他，覺得前方是一條光明大道，鮮花鋪滿了道路。但命運的巨輪卻讓他從天堂跌入了地獄，失去了最基本的人的尊嚴。直到《大宅門》的成功，他才再次感受到了陽光的溫暖。

但那些年的傷痕，已經無法抹去。他寫道：“我這輩子痛哭過四回，最難受的就是田風去世。”田風，他在學校的老師，也是他的朋友，是那個愿意為他打保票，愿意為他承擔責任的人。那會兒田風是學校導演系的主任，他對學校打保票：“我是工農階級出身，我來改造他（郭寶昌）”。當時的郭寶昌正在寫《大宅門》的小說，寫到三分之二被沒收，罪名是為資本家著書立傳。一邊等待學校的處理，一邊干刷廁所、掃劇場、稱煤球的活兒。有天下午他從煤球廠出來，和田風老師撞見，兩個人都低著頭。田風已經瘦得脫了相，沒想到那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

情感上，郭寶昌多年來不只是內疚、自責、愧悔，而且是一直處于絕望、無助、無所適從、無可皈依的惶惑之中。對于“平反”他真的高興不起來，因為失去的永遠失去了。再多的言語和行為也補償不了心中對老師的愧疚。田風當時給他特殊的培養，給他開小灶，包括他因為郭寶昌做了錯事，而承擔了他不應該承擔的責任，這些真是讓郭寶昌后來痛不欲生。后來他再做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為田風老師爭氣，不能辜負他對郭寶昌的期望。

郭寶昌的青年時期，除了在電影學院的學習和后來的勞改經歷，還包含了一段他至今仍深感愧疚的往事。那是一段關于母親的往事，關于他在年輕的沖動和時代的熱潮中，做出的讓自己后悔的決定。

在南口農場勞動改造的那段日子，為了擺脫資產階級的出身標簽，郭寶昌逼問母親，詢問自己的真實身世。當得知真相后，他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農場的組織。他還逼迫母親交出全部財產，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顯示自己的革命立場，減輕自己的出身帶來的處分。

“我拿起破書包就走了，傷透了她的心。”郭寶昌回憶道。他的母親，那個曾經給予他生命和關愛的女人，在他的逼迫下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和傷害。而郭寶昌，也在這一過程中，失去了母親的信任和親情的溫暖。

這一段經歷，成為了郭寶昌一生中無法抹去的痛。他每天都在對著母親的照片懺悔，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她道歉。那些年的愧疚和自責，成為了他創作中的一種情感基調，也讓他在以后的生活和創作中，更加珍惜親情和人性的真實。

改革開放后,郭寶昌重新返回電影創作崗位,執導了多部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影視作品。他不再局限于階級敘事,而是展現人性光輝。

但他心中始終懸著一塊石頭——那是對家族往事的揮之不去的思念。20世紀80年代,在母親、養父相繼去世后,郭寶昌終于決定拍攝一部反映舊社會風貌的電視劇。這就是改編自他兒時經歷的《大宅門》。對于郭寶昌來說，《大宅門》不僅僅是一部藝術作品，更是他對那個時代、對那段歷史的一種回望和反思。他通過這部作品，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一個時代的變遷和一個家族的興衰。

1988年,《大宅門》在中央電視臺首播。這部電視劇轟動一時,收視率高達93%。觀眾們不僅被家族興衰史的宏大敘事吸引,也被其中包含的人性思考打動。劇中那些仆從、小丫頭、庶子們,成了真正的主人公。他們平凡而倔強的生命,點亮了一個舊時代的光與影。

在觀眾心中,郭寶昌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傳承者。于是,更多的大宅門后人主動與他聯系,提供家族史料,講述自己的故事。郭寶昌把這些資料整理編著,出版了《大宅門人物真實故事》。

隨著年歲增長,郭寶昌更多次重返大宅門。他在懷念逝去的母親、恩師之余,也在反思年輕時的行為。那個曾幻想可以肆意抹煞歷史的郭寶昌,已經在歷史洪流中明白,記憶才是人最寶貴的存在證明。

于是他無私地和新生代合作,把家族故事改編為舞臺戲劇,在全國巡演。他還推動老宅的保護工作,讓這座百年古宅成為北京的文化歷史遺產。對郭寶昌來說,記憶不是過去式,而是未來式。這些故事值得被傳承下去,而不是隱藏和遺忘。

不管新時代如何變遷,郭寶昌始終篤信,只有扎根歷史,才能開創未來。或許,這才是他通過一生的藝術創作對我們的回響吧。

郭寶昌的一生，是中國文化藝術領域一段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他的藝術創作，不僅豐富了中國電影電視的藝術寶庫，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他的作品，如《大宅門》等，已經成為了中國電視劇的經典，被無數觀眾所喜愛。

郭寶昌的藝術追求和個人品質，成為了我們學習的楷模。他堅持自己的藝術理念，勇于面對生活的困境，用自己的作品反映社會，探討人性，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他的故事，不僅是一個藝術家的生平，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他的一生，見證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也反映了一個藝術家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藝術追求和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