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各地的音樂節呈現“井噴”現象，特別是剛剛結束的國慶8天假期中，音樂節數量超過60場，刷新過往紀錄。

即便是在音樂節最盛行的2020年，當期舉辦的音樂節也不過才20余場。

與以往更不同的是，以前的音樂節都喜歡選在一、二線城市，而如今的音樂節直接下沉到三四線城市乃至縣城。

景德鎮浮梁草莓音樂節

原因也很簡單，一二線城市不僅場地和排期緊張，運營成本高，審批程序更是異常繁瑣，市場也基本飽和。

二三線城市往往更需要音樂節帶來的流量和知名度，提升當地文旅項目質量，彼此可謂一拍即合。

不過，也正是由于如今的音樂節“多如牛毛”，才引發出一輪又一輪的輿情風波，令舉辦城市措手不及，深感“受傷”。

這也讓城市君不禁思考，城市舉辦音樂節獲得流量和關注，明明是期待已久的“潑天富貴”，可為何總會出現意料之外的輿情旋渦？

事實上，如今各大城市主動舉辦音樂節，是為了迎合相應政策，并將音樂節當作解鎖本地文旅的“流量密碼”。

從去年的“淄博燒烤”帶來的一系列網紅城市出現，文旅項目已經成為諸多城市刺激消費的不二法寶，反響都很不錯。

因此，今年4月的中央會議強調：

“恢復和擴大需求是當前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關鍵所在。涵蓋劇場、新空間、大型場館和各類景區、園區、街區的演出活動在推動文化消費，促進經濟回升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7月底，國家發展改革委又印發《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措施》，其中明確提出促進文娛體育會展消費，優化審批流程，加強安全監管和服務保障，增加戲劇節、音樂節、藝術節、動漫節、演唱會等大型活動供給。

以此為契機，各地紛紛以音樂節的形式開展各類演出經濟，促進文旅產業發展。

從區域經濟角度看，對多數三四線城市來說，工業是經濟重頭戲，但文旅業同樣重要。

城市舉辦音樂節及演唱會，其實就是將粉絲經濟嫁接到文旅產業，通過“音樂節+文旅”模式，形成一條促進城市經濟增長的新路徑。

按照業內估算，音樂節期間，一元錢門票大約帶動舉辦城市七到八元的其他消費。這些消費大部分都會直接帶動餐飲、住宿、交通、文旅等行業消費提升，為舉辦城市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

城市舉辦音樂節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知名度、展現城市良好的營商環境等，也為舉辦城市后續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資打下基礎。

所以，這些演藝活動被網友戲稱為“潑天富貴”。那這“潑天富貴”究竟對舉辦城市帶來多大的經濟收入呢？

拿這次南陽迷笛音樂節舉例，根據當地數據統計，為期4天的音樂節共邀請80多組樂隊及音樂人，吸引約15萬人次觀眾，每天給南陽帶來4萬人次游客。南陽日報報道，9月29日至10月5日，全市共接待游客709.9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29億元，分別增長19.4%、33.3%。

來源：微博@迷笛

可以說，如果不是后來的漫天輿情，南陽這次的迷笛中原音樂節算是很成功的案例。

當然，這也離不開“迷笛”自身的品牌號召力。作為國內的頭部音樂節品牌，迷笛在今年上半年就在海口、煙臺、海拉爾等地舉辦過城市音樂節，分別為當地或直接或間接帶來約1億元、15億元、89.25億元的文旅收入。

除了音樂節，知名藝人的演唱會帶來的城市收入同樣不容小覷。

美團數據顯示，今年“五月天”的北京演唱會期間，鳥巢周邊5公里的住宿預訂量上漲2400%；草莓音樂節期間，舉辦地北京延慶世園公園周邊的酒店預訂量比2019年增長18倍；無限音樂節期間，舉辦地北京溫榆河公園周邊酒店預訂量比2019年增長16倍。

還有今年8月西安的“TFBOYS演唱會”，根據數據統計，演出前后三天，相關出行總訂單量同比增長738%；門票收入3576萬元，直接帶動西安4.16億元的旅游收入。讓各方感嘆西安“賺麻了”。

在此之前，周杰倫2023嘉年華世界巡回演唱會海口站，短短4天就吸引15.46萬人次游客入場，讓海口全市實現旅游收入9.76億元，超過當地端午假期收入的3倍，更是高出當地“五一”小長假的旅游收入；薛之謙巡回演唱會首選衢州，也為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城市帶來1.24億元旅游收入。

自然，如此耀眼的演唱會經濟是與今年演出市場的持續復蘇密切相關的。

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統計數據，2023年上半年全國營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場次19.33萬場，同比增長400.86%；演出票房收入167.93億元，同比增長673.49%。2023年暑期（7月1日到8月31日），全國演出市場演出票房收入102.77億元，同比增長792.41%；觀演人數3256.19萬人次，同比增長806.7%。

音樂節為城市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影響力顯而易見，但隨之而來的不利輿情也幾乎伴隨所有舉辦城市。

從前不久河南南陽中原迷笛音樂節的營地被盜事件，到之前的蚌埠龍湖音樂節的“柵欄事件”，城市君都做了相關的介紹和分析。

此外“票價刺客”“臨時取消”“票價分區”......等等問題也成為了輿論的關注焦點。

客觀上說，演出經濟帶動城市文旅發展的路徑是可行的，但城市也不能就此當成解決城市文旅發展的“靈丹妙藥”。

綜合來看，近期的音樂節爆發驅動力其實源于消費者曾經被壓抑的“出門”欲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同質化的音樂節泛濫，未來此類的演出經濟必然會有一定回落。

而且，每場城市音樂節少則三天，多則五天，當數十萬的樂迷、游客蜂擁而至，遠超當地曾經接待能力的上限時，考驗著當地政府是否具備超強的運營能力。不僅需要調度當地的交通、住宿等服務項目，還要密切關注樂迷動態，能否盡可能將不利因素及時發現并解決。

這些能力往往需要城市結合各自實際情況來把握，無法簡單復制其他城市的舉辦經驗。

更重要的是，城市音樂節實際只是引流，關鍵是城市如何將其與自身的文旅產業聯動，發展出獨具特色的城市文旅項目。

比如烏鎮的“戲劇節+文化古鎮度假”、西安的“影視節目+沉浸式大唐文化體驗”等主題文旅，都是文旅聯動發展的優秀代表。

烏鎮

事實上，三四線城市也無須擔心缺乏足夠的基建項目，沒有豪華的購物場所。

從淄博燒烤、黔東南“村BA”走紅網絡，不難發現，三四線城市如果能深挖出獨具魅力的文旅亮點，設計出與眾不同的旅游體驗路線，同樣會有“出圈”的機會。

不管怎么說，城市管理者不能只看重音樂節帶來的短期效益，而是能否從城市文化和服務角度注入更多的增長動能，努力提升游客的旅游體驗，即便再小的改變也一樣會被游客感知和好評。

與此同時，除了收入和效益的考慮，網絡輿情也需要高度重視。

如今的網絡輿論環境可謂草木皆兵，一句話，一件衣服都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揪住不放，用來制造吸引眼球的流量故事。

一旦此類事件在音樂節期間出現，被人制造話題后帶節奏，再形成爆發式地傳播，造成負面輿情，很可能就讓音樂節所有相關人員多日辛苦毀之一旦。

從之前音樂節曝出的各種輿情來看，無論是主辦城市，還是相關承辦單位、贊助商，都應有相應的輿情監測及應急處置預案。

城市君建議，音樂節從策劃初期開始就應該建立輿情監測機制，覆蓋音樂節的宣傳、票務、演出、現場、安保等多個環節。

來源：威武安保

相關監測內容應包括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新聞網站、短視頻等多個媒介，并有相應的記錄和反饋意見。

因此，主辦城市應該通過與專業輿情應對機構合作，通過獲取音樂節所產生的輿情信息，從中及時發現不利消息，找出源頭，快速解決。

同時，針對不同輿情，特別是負面輿情，更需要及時分析和總結，不能簡單封殺了之。而是認真了解原因后，給出妥善的解決方案，并根據后續可能發酵的情況制定詳細應對措施。

還是拿這次南陽音樂節被盜事件的后續舉例，由于官方回應遲緩，加之有“甩鍋”嫌疑，又再次引發輿論對當地管理部門模糊重點、轉移矛盾的質疑，使得官方的“滅火”之舉又成了“拱火”。

不客氣地說，如果南陽在音樂節閉幕后，也能拿出開幕前的熱情和精力，做好后勤安保工作，包括輿情應對，造成的后果可能就不會如此嚴重。

來源：微博@迷笛

究其根源，還是由于當地城市精細化管理能力的不足，沒有及時對音樂節潛在的風險進行預測和判斷，并制定相應的預防和輿情應對措施。

當然，天下沒有什么萬無一失的事，預案也不能杜絕所有問題，城市舉辦音樂節是否順利，考驗的是舉辦城市綜合實力，與一座城市的經濟水平、政府組織管理能力，乃至整體的市民素質有關。

對于任何城市而言，舉辦音樂節，除了補齊硬軟件短板，碰到不利輿情時，如何以最大誠意來應對，依然是一門急待補上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