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東通過在股東會議上行使表決權而形成的超出股東會職權范圍卻關乎股東自身權益的決定，不應定性為股東會決議，而是股東協議。股東協議中約定的權利不可由其他股東以股東會議多數決的形式剝奪。股東協議應由合同、公司類法律規制，且應尊重公司章程和生效的股東會決議』

張某敏訴李某合同糾紛合同糾紛案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2020）滬0115民初87867號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陸茵 宗華

基本案情

原告張某敏訴稱：原、被告均系佐理公司的股東。2018年11月26日，佐理公司全體股東召開臨時股東會議，做出《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規定自2018年12月1日開始至2019年11月30日期間，佐理公司經營權由被告全權負責，期滿后被告有優先續承包權。被告承諾其他股東年終股權可分配利潤總額不少50萬元。如果可分配利潤總額不足50萬元，由被告按股權比例支付給相應股東。原告在佐理公司占有28%的股權份額。

現承包期限已經到期，被告至今未付款項，故原告訴至法院，請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4萬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14萬元為基數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貸款市場利率計算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的利息。

被告李某辯稱：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佐理公司的股東會補充決議明確在被告承包期間，其余股東不能干涉經營。但在被告承包期間，股東應某嚴重干涉被告經營，故被告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如果不干涉，被告應該在2019年11月30日之前支付14萬元。如果法院認為被告逾期付款，被告對于利息的計算方式認可。另，原、被告間不是合同關系，而是針對股東會決議產生的糾紛。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8年10月8日，佐理公司股東形成股東會決議，載明股權轉讓后，原告認繳出資額56萬元，出資比例占28%。該日，原告、被告、戴某、陳某及孔某五股東制訂章程，載明：公司股東會由全體股東組成，是公司的權力機構，行使的職權有：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選舉和更換執行董事、非由職工代表擔任的監事，決定有關執行董事、監事的報酬事項；決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經理及其報酬事項；審議批準執行董事的報告；審議批準公司監事的報告；審議批準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審議批準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作出決議；對發行公司債券作出決議；對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變更公司形式作出決議；修改公司章程；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作出決議。該章程還明確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會議的，可以書面委托他人參加，由被委托人依法行使委托書中載明的權力。

2018年11月26日，被告、應某、孔某、陳某與戴某簽訂《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載明：佐理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在公司會議室召開臨時股東會會議，應到會股東5人，實際到會股東5人，形成決議。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佐理公司經營權由被告全權負責，被告個人承諾佐理公司其他股東年終股權可分配利潤總額不低于50萬元，如可分配利潤總額不足50萬元，由被告個人按股權比例支付給相應的股東；被告承包經營期間，佐理公司其他股東不得干涉被告的經營；經營期間被告不得以公司名義進行融資、擔保等事宜；被告接受公司的經營現狀以11月30日的營運資金和庫存總計金額為準；該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該協議生效后9月29日簽訂的《補充協議》第一至三條作廢；等等。應某參加此次股東會議系受原告委托，并代為行使股東權利。

2019年4月11日，被告、孔某、戴某與陳某簽訂《股東會決議》，載明：在2019年3月電話通知所有股東開會，該次股東會議應到全體股東5人，實到股東（空白）人，作出如下決議，因為家樂福轉戶附加了10萬元的費用合同，及上海臨瑞實業有限公司沒有及時將代收的貨款轉入佐理公司賬戶，導致被告承包佐理公司經營條件變化很大，經該次股東會決議，同意廢除“2019年（空白）月（空白）日”簽署的被告承包經營佐理公司的決議，及被告承包經營佐理公司之日開始至2019年4月22日期間簽署的所有協議。

庭審中，原、被告均明確被告承包經營佐理公司的決議只有一份，即2018年11月26日的《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

2020年1月9日，股東孔某就利潤起訴本案被告至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0年5月25日，法院作出（2020）滬0115民初4912號民事判決。法院查明：2018年9月29日，佐理公司（轉讓方）及應某、本案原告（轉讓方股東，與佐理公司合稱甲方）與本案被告、孔某、戴某、陳某（受讓方、乙方）簽訂《轉讓合同書》，約定甲方將其投資運營的佐理公司的72%股權向乙方轉讓；甲方把佐理公司名稱、法定代表人、權力機構、工商執照及章程等相關文件、材料、證件等全部變更，乙方在本合同簽訂后享有佐理公司72%的股權及對應的股東權利；公司變更后股權結構，甲方由本案原告占股28%，并留股權相對應的28%營運資金，乙方四位合伙人占股72%，其中本案被告、戴某、陳某各20%、孔某占12%，并按各自股權比例出資相應的營運資金，公司法人由本案被告接任，甲乙雙方均可以在公司繼續上班，并享有與其職位相應的薪水；公司變更后各股東負責的工作，法人及銷售負責人為本案被告，監事為陳某，總經理為戴某，財務為應某，采購負責人為孔某；等等。應某在“轉讓方股東代表”處簽名，本案被告、孔某、陳某均在“受讓方”處簽名。

同日，應某（轉讓方、甲方）與本案被告、孔某、陳某、戴某（受讓方、乙方）簽訂《補充協議》，約定了人員工資、辦公室和倉庫租金、久大鹽利潤等條款，并約定未參與公司管理的股東陳某、以及本案原告（委托人應某）享有每年最低10萬元的股東分紅，結算周期為自然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2019年2月15日，本案被告、孔某、戴某、陳某簽訂《關于佐理公司相關事宜》，載明公司經營由本案被告、孔某、戴某、陳某四人參與；對于前述《補充決議》中年底分紅部分，本案被告、孔某、戴某、陳某按股份比例共同承擔；等等。該日，該四人又簽署《關于佐理貿易渠道客戶轉戶的聲明》。

另查明，佐理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23日，注冊資本200萬元，現法定代表人為本案被告，股東為本案原、被告、陳某、戴某和孔某。該判決業已生效。

裁判結果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作出（2020）滬0115民初87867號民事判決：一、被告李某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張某敏50,630元；二、被告李某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付原告張某敏以50,630元為基數自2019年12月1日起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計算至實際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損失。

宣判后，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法院認為

原告主張《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中載明的內容具有合同性質，之后的《股東會決議》原告并未簽字。原告享有的權利不能因股東會多數決議而剝奪。故原告有權繼續主張自身權利。而被告則認為股東會決議非合同，且被告承包期間，股東應某嚴重干涉被告經營，所以不能按原承諾支付利潤。

因此，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的性質及決議中被告的承諾付款的條件是否成就。

首先，《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究竟是股東會決議還是股東在股東會上達成的股東協議？

二者的區別在于：

一、股東會決議通常是按照多數決規則作出，而股東協議則由所有締約股東意思表示一致作出。

二、股東會決議是經由股東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公司意志，只能是對公司的事項作出處理，不能處分他人（包括股東）的自身權益，即只能在股東會職權范圍內作出。而股東協議則不受此限制。

三、生效的股東會決議對公司股東、高管均有約束力，而股東協議的效力僅及于締約股東。

案件中，《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系全體股東在股東會議上形成，一致作出。從內容上看，其載明佐理公司由股東本案被告經營，被告承諾公司可分配給其他股東的利潤總額不少于50萬元，不足的其個人按股權比例作相應支付，超出部分依據約定比例分配，其余股東不得干涉被告經營等。

其中關于公司由被告經營、其他股東不加干涉及預設的根據不同檔次分配利潤問題，分別屬于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及審議批準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這兩項股東會職權，對所有股東及高管等均有約定力。而其他的被告承諾個人補足則不屬于法律及公司章程規定的股東會職權，是股東間對各自權利義務的約束。

因此，縱使前述內容均為全體股東以決議的形式作出的約定，被告承諾個人補足利潤這部分也不能認定為股東會決議，而是股東協議。繼而，原告現基于股東協議向被告主張權利，應當由合同法律加以規制。故本案的案由應當調整為合同糾紛。

其次，決議中被告的承諾付款的條件是否成就。

第一、承諾是否仍具拘束力

被告對此抗辯股東會已形成新的《股東會決議》，廢除了被告承包經營的決議。法院注意到此決議提及之前的關于被告承包經營佐理公司的決議時間為2019年，而原、被告于庭審中已確認被告承包經營佐理公司的決議只有一份，即2018年11月26日的《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故此年份上有筆誤，決議廢除的應當是《佐理公司股東會補充決議》。

新的決議對于前面補充決議中公司的經營方針及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的廢止亦在股東會職權范圍內，股東形成多數決當然可以廢止。然而對于2018年11月26日股東會上達成的股東協議即被告承諾補足利潤部分的廢止，并不能對原告發生效力。即對原告而言，被告的承諾仍對被告有約束力。

第二、付款條件是否成就

佐理公司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間可分配利潤總額不足50萬元，被告應當補足。被告抗辯應某干涉其經營，然應某并非股東，應某在補充決議上簽名系受原告委托代表原告行使權利，故在是否干預被告經營上其并不當然代表原告，故被告的抗辯并不能推導出原告干涉其經營，故該項抗辯本院不予采信。

但是，考慮到至2019年4月11日的《股東會決議》作出起，佐理公司事實上不再由被告承包，仍讓被告補足全年的利潤缺乏事實依據，法院認為被告應當支付原告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11日間的利潤50,630元。被告至今未付款，原告從2019年12月1日起算利息，于法不悖，法院予以支持。

案例評析

以股東會預設程序通過多數決的形式形成的決議，在其效力被否定前，對公司所有股東均具有約定力。少數中小股東即使投反對票也無濟于事。然而，在股東會議上形成的，載入股東會決議的內容，就一定是股東會決議？實則不然。

一、股東會決議中超越股東會職權的決定的法律屬性

近代，德國學者將決議獨立出來，并列入民事法律行為的類型之一。即在傳統民法理論中，民事法律行為分為單方法律行為、雙方法律行為、多方法律行為和決議四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也采納了這一分類。

公司股東會即以決議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的作出方式受預設的議事規則制約。意思表示效力及于全體股東，無論股東對議題贊成與否。該意思表示也不再是股東意志，而是上升為公司意志。既然是公司意志，股東會決議就只能處分公司自身權益而不能及于其他。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就對股東會的職權范圍和決議程序加以規定，公司內部章程亦作約定。

那么，如果股東會決議事項超越了股東會職權范圍，又當如何定性？

從案例中《股東會補充決議》內容上看，關于公司由被告經營、其他股東不加干涉及預設的根據不同檔次分配利潤的事項，分別屬于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及審議批準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這兩項股東會職權，是股東會決議。

而關于被告承諾其個人向其他股東補足利潤這條則不屬于法律及章程規定的股東會職權，該事項為股東們對各自權利義務的約定，只是普通的股東協議。

因此，縱使前述內容均為全體股東以決議的形式作出，但并不能簡單認定為股東會決議，界定股東會決議不光在于形式，更注重實質。

二、股東協議與股東會決議的區分

（一）主體范圍

股東協議是由公司內兩個以上股東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而股東會決議則要求多數股東對議題一致贊同而通過，哪怕是一人公司的獨資股東，亦或是全體股東通過均可，即通常所言的資本多數決。換言之，股東會決議的形成過程中容許少數股東投反對票或是棄權。

（二）議事范圍

股東協議不受股東會職權范圍限制，可以就公司事務或者股東權利義務達成協議，而股東會決議只能在股東會職權范圍內作出。即股東協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公司相關事項作出決定，股東會決議不能處分股東的權益。

（三）效力范圍

生效的股東會決議對公司全體股東以及公司、高管、員工均有約束力，即使是當初投反對票或是棄權的股東也不例外。而股東協議的效力僅及于締約股東，對其他股東或是第三人不發生效力。

綜上，股東協議指的是股東之間以股權基礎，為處分股東自身權益或者協商公司事務而簽訂的協議。審判人員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先行判斷股東會決議事項的法律性質，將超越股東會職權范圍的議題分離出來，認定為股東協議。因為仍用資本多數決的形式拘束反對或是棄權股東明顯欠妥，此股東協議僅能約束締約的各股東，其變更也需締約股東協商一致。

三、股東協議效力的審查路徑

股東協議本質上是合同，是股東間訂立、變更、終止法律關系的工具，屬于民事法律行為中的雙方法律行為或多方法律行為。因此認定其效力及后續履行問題當然適用合同法律規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編合同項下的規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實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適用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及司法解釋的規定。

然而股東協議又有別于一般合同，它是公司內部，股東處分自身權益或者協商公司事務的一種方式，時常涉及公司治理，所以對其審查時也就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

此外，涉及公司內部事務的處置，亦應尊重公司內部章程，且與股東會決議不相沖突。審判人員在審查股東協議能否履行時，也應分別從法律到章程再到決議幾個不同層面順序進行。

（一）從合同法律層面審查

在考慮股東協議的效力前應先審查協議是否依法成立。然后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編總則第六章民事法律行為第三節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中第一百四十三條至第一百五十七條對股東協議的效力作進一步審查。

有效的股東協議應當滿足締約股東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股東意思表示真實，協議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的條件。

就股東協議而言，公司股東應當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股東間以虛假的意思表示訂立的協議無效。基于重大誤解，顯失公平，以欺詐、脅迫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等情況下訂立的股東協議，可撤銷。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股東協議無效。違背公序良俗的股東協議無效。股東間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股東協議無效。無效的或者被撤銷的股東協議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

股東協議無效、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生效力后，股東因協議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由此所受到的損失；各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編合同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部分對協議的效力也有相應規定。

再回到到前案，被告對原告及其他股東所作的利潤補償的約定依法成立，且無前述無效或是可撤銷的情形，應當認定為有效，進而約束各締約股東。

（二）從公司法律層面審查

法院審理公司法案件一直堅持私法自治原則，尊重公司自治，在依法干預與公司自治之間尋求平衡。當事人依據股東協議主張權利，當股東協議違反包括公司法律在內的法律及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時，司法就可能對其進行干預。

誠然，在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沒有明確股東協議制度，但在法律條文中不乏股東協議的影子。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關于是否按出資比例分取紅利和優先認繳出資的規定，關于股東會會議召開通知的規定，全體股東可通過另行約定而排除適用。

另外，該法部分“或者”條款也給股東自行達成協議留下了空間。需要指出的是，正因為法律未作明確規定，這類糾紛也無像股權轉讓協議糾紛這樣的對應案由，故前案以適用合同糾紛這一案由為宜。

（三）從公司內部章程層面審查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公司內部治理主要依靠公司章程和股東會決議，而股東協議也會部分涉及公司治理，難免與章程、股東會決議產生交集，甚至沖突。此外我們先就章程部分加以論述，后面再從股東會決議層面分析。

公司章程是對公司及其成員具有拘束力的關于公司組織和行為的自治性規則。它是公司規章制度的基礎，在公司處于內部“憲法”的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明確規定公司章程對公司、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具有約束力。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可見，股東協議如果與公司章程向佐，締約的股東應當向遭受損失的公司、股東賠償，向債權人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四）從公司股東會決議層面審查

從前文的論述可知，股東在股東會議上通過多數決就股東會職權范圍內的事項作出的決定為股東會決議，其效力及所有股東、乃至公司、高管、員工。

首先，股東協議如果僅處分股東自身權益，與股東會決議并行不悖，則二者均為有效。

但如若在股東協議之后產生新股東會決議，變更了原來決議中的事項，如案例中新決議廢除了原決議，此時股東需要遵循新股東會決議的規定，原告可在原決議廢止前向被告主張此間的應補足利潤。

其次，股東協議如果涉及公司事務，就需要確定參與人員并對比其與股東會決議形成時間先后。

當全體股東對股東會職權范圍內的事項以書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開股東會會議，直接作出決定。此時的股東協議即為股東會決議，新決議與之前決議存在沖突的，視為對之前決議事項的變更。

當部分股東締結的股東協議早于股東會決議簽訂且內容沖突時，二者均有效，股東需要遵循股東會決議的規定，同時在決議中投反對票的股東可以追究投贊成票股東的違約責任。

當部分股東締結的股東協議晚于股東會決議簽訂且內容沖突時，股東會決議當然有效，股東協議無其他否定效力情形時亦可有效，只不過股東、公司、高管等仍應執行股東會決議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