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薪酬的芬蘭，點擊工作者很少，但有一家公司發現了一種新穎的勞動力——囚犯。

作 者 ▏wired

編 輯 ▏尼醬

來 源 ▏wired

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里，一張潔白的無菌桌子上，我認識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她有著方下巴和金黃色的頭發，用一個淺藍色的發圈把頭發束起來。“女孩們叫我果醬”，她說，邀請我使用她的監獄綽號。一個星期三的早晨，果醬在這里，在芬蘭的一所監獄里，展示一種新型的監獄勞動。

桌子上除了一個小塑料瓶裝的水和一臺惠普筆記本電腦外，什么都沒有。在為期三小時的輪班中，她每小時獲得1.54歐元（1.67美元）的報酬。

這時，果醬女士的電腦屏幕上跳出了一篇關于房地產的短文，讓她來做“閱讀理解”。其中的一個問題是：“第一段說的是房地產政策，還是購房建議？”

“有點無聊，”果醬聳聳肩。她也不完全確定這個練習的目的是什么。她猜想也許她正在幫助創建一個客戶服務的聊天機器人。

事實上，她正在訓練一款由芬蘭初創公司Metroc擁有的大型語言模型，該公司創建了一個搜索引擎，旨在幫助建筑公司找到新獲批的建筑項目。為了做到這一點，Metroc需要數據標記員幫助其模型理解新聞文章和市政文件中關于即將進行的建筑項目的線索。人工智能必須能夠區分已經委托建筑師或窗戶安裝工的醫院項目和可能仍在招聘的項目。

例如，在全球范圍內，數百萬所謂的“點擊工作者”訓練人工智能模型，教會機器區分行人和棕櫚樹，或者描述暴力或性虐待的詞語組合。通常，這些工作者駐扎在工資低廉的全球南方國家。例如，OpenAI使用一家外包公司在肯尼亞、烏干達和印度雇傭點擊工作者。這種安排適用于在全球最廣泛使用的語言英語的美國公司。但在全球南方國家中說芬蘭語的人并不多。

這就是為什么Metroc求助于監獄勞動力。公司得到了廉價的、會說芬蘭語的工人，而監獄系統則可以為囚犯提供就業機會，據說這為他們在釋放后進入數字工作世界做好了準備。利用囚犯來訓練人工智能引發了與技術領域中常常存在的低薪和有時剝削性勞動的相似之處。但在芬蘭，這個項目得到了廣泛支持。

“關于數據勞動，有一個全球的概念。然而，如果你仔細觀察，芬蘭的情況與之非常不同，”赫爾辛基大學的研究員圖卡·萊蒂尼米（Tuukka Lehtiniemi）說道。他一直在研究芬蘭監獄中的數據勞動。

果醬（Marmalade）已經在哈梅恩林納監獄住了四個月了。這座建筑現代化，有著大窗戶。色彩斑斕的藝術品試圖在空蕩的走廊上營造一種愉快的氛圍。如果不是每個入口和出口都被沉重的灰色安全門阻擋，這些房間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一個特別無趣的學校或大學建筑群。

芬蘭可能以其開放式監獄而聞名——囚犯可以在附近的城鎮工作或學習——但這不是其中之一。相反，哈梅恩林納是該國最高安全級別的監獄，專門收容女性囚犯。果醬被判了六年徒刑。根據監獄規定的隱私規則，WIRED無法發布果醬的真實姓名、確切年齡或任何可能用于識別她的其他信息。但在一個囚犯服刑12年后可以申請獲釋的國家里，六年是一個重判。和其他100名住在這里的囚犯一樣，她不被允許離開。

當Marmalade第一次到達時，她會看著其他女人早上起床去工作：她們可以自愿打掃衛生、洗衣服或縫制自己的衣服。而在六小時的工作時間里，她們將獲得大約6歐元（6.50美元）的報酬。但是Marmalade無法忍受參與其中。“我會覺得非常累”，她說。相反，她在自己的牢房里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當一位監獄顧問建議她嘗試“人工智能工作”時，三小時的短工作時間吸引了她，而且這比沒有收入要好。“雖然不多，但比待在牢房里要好”，她說。到目前為止，她只做了三次工作，但已經感到了成就感。

這是三個芬蘭監獄中的一個，囚犯可以自愿通過數據勞動賺錢。在每個監獄中，都有三臺筆記本電腦供囚犯參與這項人工智能工作。沒有目標要求。囚犯按小時計酬，而不是按工作速度或質量計酬。H?meenlinna的監工作指導員Minna Inkinen說，大約有20名囚犯嘗試過這項工作，她留著修剪整齊的紅發，坐在我們談話的旁邊。“有些人確實比其他人更喜歡它”。當我在一個星期三早上到達監獄時，縫紉室已經很忙碌了。囚犯們正聚集在縫紉機旁或者在一堆布料上商議。但是進行人工智能工作的小房間卻是空無一人，直到Marmalade到達。Inkinen解釋說，目前只有三名囚犯定期自愿參加人工智能工作，其他兩人目前正在法庭上。“我更喜歡一組人一起做”，Marmalade說道，她補充說她會保持門開著，這樣她可以在回答問題之間與隔壁縫紉的人聊天。

這些問題是在監獄南部100公里外的赫爾辛基編寫的。在那里，我見到了Metroc公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尤西·維爾納拉。

在他們現代、時尚、漂亮的辦公室里，他笑著對我說，他們剛剛度過了一個激動人心的一周，公司剛剛宣布了200萬歐元（210萬美元）的最新一輪融資，他計劃用這筆錢向北歐擴展業務。

他表示，在與投資者的談話中，他感受到了投資者對于“芬蘭監獄”的熱情：每個人，都對這種創新方式感到興奮。我認為，從產品角度來看，這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將監獄作為勞工來源，是維爾納拉的主意。如前所述，這家芬蘭的初創公司需要母語為芬蘭語的標注員，以幫助提高其大型語言模型對建筑特定語言的理解。

在像芬蘭這樣高工資的經濟體中，尋找這些數據勞工非常困難。由于芬蘭有著“非常慷慨”的失業救濟福利制度，幾乎沒有芬蘭人愿意干一些低工資的外包活（例如亞馬遜的Mechanical Turk）。

“Mechanical Turk幾乎沒有多少芬蘭語的工人，”維爾納拉說。他補充道，自動翻譯工具對芬蘭語仍然無能為力，這是一種母語人口僅有500萬人的“小語種”。

當Virnala向芬蘭監獄和緩刑機構的智能監獄項目負責人Pia Puolakka提出他的想法時，她立刻表示興趣。在疫情爆發之前，另一家名為Vainu的芬蘭科技公司曾利用囚犯進行數據勞動。但由于聯合創始人之間的分歧、該項目負責人離開公司，這個項目不了了之。

2022年Virnala向她提出提案時，Puolakka渴望重新開展人工智能工作。她的工作是試圖使芬蘭監獄與互聯網的關系更加類似于日益數字化的外部世界。到目前為止，她已經在個別牢房安裝了筆記本電腦，以便囚犯可以瀏覽受限制的網站并申請視頻通話的許可。她認為數據勞動只是這一使命的另一部分。目標不是取代傳統的監獄勞動，如制作路標或園藝。而是給囚犯更多的選擇。

數據標注只能在三小時的班次中完成。“每天八小時只做這種工作可能會很累”，她說，并補充說如果囚犯能夠在其他類型的監獄勞動中進行數據標注將會很好。“這種工作是未來的趨勢，如果我們想要讓囚犯為出獄后的生活做準備，過上沒有犯罪的生活，這些技能可能至少與監獄提供的傳統工種一樣重要”，她說。

不過，沒人清楚，數據標注工作究竟能為囚犯出獄之后的生活提供多少價值。曾管理Vainu監獄一年的圖奧馬斯·拉西拉承認，他沒有證據表明這一點。他說，該項目沒有運行足夠長的時間來收集這些證據。

還有專家認為，這種新形式的監獄勞動是對廉價勞動力剝削的一部分，而廉價勞動力正是人工智能革命的基礎。

研究人工智能的高級研究員阿莫斯·托表示，需求量越來越大的數據標注員，會促使公司越來越多地轉向那些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群體，比如“難民、陷入經濟危機的國家的人口，以及現在的囚犯。”

托對于數據勞動是否能幫助囚犯建立數字技能也持懷疑態度。他說：“囚犯有很多提升自己的方式，比如獲得證書和參加高級教育。” “但我對于以每小時一歐元的價格為一家公司進行數據標注是否會帶來有意義的進步持懷疑態度。” H?meenlinna監獄確實為囚犯提供了人工智能的在線課程，但果醬只是坐在那里，面無表情地看著電腦……

將監獄與Metroc辦公室對比，女囚們每小時只能獲得1.54歐元的報酬，而公司正在慶祝獲得2000萬歐元的融資——多少有點不太協調，我對監獄項目的價值感到有些矛盾。在赫爾辛基大教堂對面的一家咖啡館里，我耐心地向赫爾辛基大學的研究員萊赫蒂尼米描述了我的感受。

但是萊蒂尼米與囚犯的訪談給了他不同的觀點-他對這個項目普遍持積極態度。對于我關于薪酬差距的觀點，他認為這不是普通社會中的普通勞動力。這些人在監獄里。“將我作為研究員得到的錢與囚犯為他們的監獄勞動所得到的錢進行比較是沒有意義的，”他說。“我聽到的唯一負面的事情是這種工作不夠。只有少數人能做這個工作，”他指的是每個監獄只能提供三臺筆記本電腦。

“當我們談論數據勞動時，我們往往會想到土耳其機器人、全南方或美國農村的人們，”他說。但對他來說，這是一種獨特的本地數據勞動方式，帶來了對社會有益的變化。這是給囚犯提供認知刺激性工作的方式，與其他監獄勞動選擇相比，也代表了芬蘭語在人工智能革命中的地位。

如果沒有這種倡議，Lehtiniemi擔心非語語種將被排除在這一代技術之外。智能音箱仍然難以理解芬蘭方言。“并不是所有芬蘭人英語都說得很好，所以也需要這些本地形式的數據標注，”Lehtiniemi說。Metroc并不是唯一一家被迫尋找芬蘭數據勞動的公司。2011年，國圖書館創建了一個游戲，以鼓勵志愿者幫助數字化其檔案。2020年，廣播公司YLE與赫爾辛基大學和國家發展公司VAKE合作，要求志愿者捐贈他們說芬蘭語的錄音。

有些人擔心，這種做法可能樹立了一個“不良先例”，可能會將更多有爭議的數據標注類型引入監獄，比如審查暴力內容。

研究人工智能的高級研究員阿莫斯·托表示：即使目前在芬蘭標注的數據是毫無爭議的，我們也必須考慮它所樹立的先例。如果公司看到這是一個未被開發的勞動力池，會有什么能阻止他們將創傷和令人不快的內容的數據標注外包給監獄里的人？

目前，尚不清楚這種“芬蘭模式”能否在其他國家復制。

根據公民權利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數據，76%的囚犯報告稱監獄勞工是強制性的。拉西拉說：美國的監獄系統與芬蘭或北歐國家的監獄系統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理念。在芬蘭，人們對這個項目都持完全積極的態度，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這是自愿的。

人工智能公司將需要更多的數據勞工，這將迫使它們不斷尋找越來越“非常”的勞動力來保持競爭。

隨著Metroc計劃擴展到北歐其他地區和芬蘭之外的語言，維爾納拉正在考慮將監獄勞工項目擴展到其他國家。

“這是我們需要探索的事情，”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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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s://www.wired.com/story/prisoners-training-ai-fin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