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山西靈丘縣的平型關成功地伏擊了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一部，殲敵千余人，繳獲了大量的軍用物資，此役就是人們常說的“平型關大捷”。

平型關大捷是全面抗戰開始后的第一個勝仗，也是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之后所打的第一個大勝仗。

此戰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大漲軍心士氣，一時間海內外賀電如雪片般飛來，一一五師上下籠罩著興高采烈的氛圍。

然而就在這一片祥和之下，有一個人卻從戰報上敏銳察覺到一一五師隱隱出現的一些不良習氣：軍閥主義，山頭主義，本位主義。

這個人就是時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的黃克誠。

平型關大捷不久，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派黃克誠到正在山西五臺山一帶休整的一一五師檢查部隊政治工作情況。

黃克誠到五臺山時，這支部隊還沉浸在巨大的喜悅之中。

然而，黃克誠并沒有因為這是勝利之師而另眼相看，他帶領工作組上上下下又是檢查又是座談，細心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和大家共同探討在新形勢下如何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的問題。

半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在看到這支能征善戰的部隊身上的光環的同時，敏銳地看到了這支部隊里隱約可見的別人還沒有看到的問題：由于取消了政委制度，部隊作風虛浮，部隊黨委會成了軍事長官的一言堂，軍事長官的副官說話比副長官還吃得開，已經初步有了軍閥習氣的苗頭，長此以往，將貽害無窮。

黃克誠回到總政治部后，向任弼時匯報了這一情況。

任弼時聽了黃克誠的匯報之后，很是贊同他的看法，當即指示他將到部隊檢查的情況和建議起草了一份報告，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三人的名義上報了黨中央。

毛澤東看過報告后，深以為然，當即批準了他們的建議。不久之后，部隊就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在全軍開始反對軍閥主義斗爭。

上述建議是黃克誠戎馬生涯中對全局性工作的第一個建設性意見，我們從這一建議中時隱時現地看到了他的高人一籌的大將之才。

提議恢復政委這件事，讓中央領導認識到黃克誠不僅率兵打仗是一把好手，抓政治工作也同樣高人一著。

在恢復政委制度后不久，黃克誠又回到了一一五師，擔任三四四旅政治委員。

三四四旅給黃克誠的第一印象是：這支雄師勁旅不是誰都能玩得轉的。

這支部隊長期以來遠離黨中央獨立作戰，久而久之，雖然越戰越勇，但也漸漸滋生了目中無人的山頭主義，對從中央派來的領導干部不怎么買賬，即使黃克誠來了也不例外。

由于黃克誠初來乍到，指戰員們對他不熟，天然地對他這個政委抱有排斥心理，客氣中透著疏離，有時候甚至在工作中刻意為難人。

這種事情往小了說是沒有眼力見，往大了說則是無組織無紀律，怎么借題發揮都不為過。換了別的人，直接對三四四旅上下進行一番整頓也是應有之義。

但是，黃克誠沒有這么做，他覺得靠高壓的手段去制服下屬容易傷感情，就是大家表面上服了心里也不服，這樣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今后開展工作。

走過長征路的他對眼前的景況采取了一種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去對待，他多聽多看，關于軍事問題輕易不發表意見，誠懇對待三四四旅的指戰員，指望用耐心感化他們。

然而，還沒等黃克誠和大家搞好關系，部隊在對日作戰中卻接連受挫。

三四四旅的特點是狂打猛沖，作戰勇敢。此戰法對付國民黨軍隊很有效，但對付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就不怎么見效了，甚至還常常吃虧。

1937年底到1938年初，三四四旅奉命開赴正太路以北開展游擊戰爭時，與日軍進行了兩次比較大的戰斗，結果都不盡如人意。

一次是在盂縣的牛村打的。雖然殲敵一部，但部隊本身的傷亡也不小，可謂得不償失；第二仗是在平山縣的溫塘打的，當時旅長徐海東肺病加重，咯血不止，此戰由黃克誠親自指揮。

這是黃克誠來到三四四旅后第一次掛帥，原計劃將日軍侵入溫塘的500余人全殲，但由于各部配合的不夠好，未能一鼓作氣將敵擊潰，主攻部隊反而遭到由平山增援之敵重炮的猛烈攻擊。

剛剛開始抗日戰爭缺乏避炮經驗的這支紅軍部隊傷亡較大，主攻團六八八團團長陳錦秀不幸陣亡。

本來勝敗乃兵家常事，但接連受挫，在這支英雄部隊的歷史上還是不多見的，士氣因此受到較大影響。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又發生一起團長率部叛逃國民黨軍的大事件。

叛逃事件發生在1938年的3月，徐海東、黃克誠奉命率部南下，進入太行山區開辟革命根據地。

南下途中，徐、黃二人率六八八團、六八九團走在前面，六八七團收尾。

這一次的行軍路線不近，部隊要走好幾天，沿途都是解放區，沒有多少敵情顧慮，因而徐、黃兩位主帥看上去很輕松的樣子。

他們走在隊伍的最前邊，邊走邊議，合計著每日的行程和到太行山后的行動部署，議到高興處，便高聲笑了起來。

主帥的心情好，部屬自然受其感染，心情也都極好，行進的隊伍里有的說一個笑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有的吹幾聲口技，惹得山林中的鳥兒也跟著嘰嘰喳喳亂叫喚。

大半天已經走過去了，徐海東好似不經意地抬頭看了一眼早已偏西的太陽。黃克誠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問道：

“該讓部隊休息一會兒了吧？”

徐海東會意地笑了。徐、黃二人盡管走到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互相配合的已有了幾分默契。

這位窯工出身的將領隨即轉過頭去，向后喊道：

“休息了！”

于是乎，一聲聲“休息”的喊聲一個接一個向后傳去。

盡管走在最后的六八七團距離稍遠一點，但是，也并沒有引起他倆的警覺，他們只是覺得休息起來后讓六八七團往前趕一趕，不要落得太遠。

然而，就是在這一次的休息途中，六八七團團長張紹東以看地形為名把連以上干部集合起來帶到一邊后，宣布了一個讓大家目瞪口呆的決定：投降國民黨。

張紹東的話音一落，團參謀長蘭國清立即表態道：“同意團長的決定。”

接著又有一個營長和幾個連長表態跟著團長走，顯然他們是提前商量好的。

然而曲高和寡，應者寥寥，絕大多數干部都沉默不語，張軟硬兼施，也難以動搖大家的心，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異口同聲地對張紹東的錯誤決定進行了抵制。

張紹東一看形勢于己極為不利，憤憤道：“那好，看在大家一起多年出生入死的份上，我不勉強各位，愿意跟我走的我們走，不愿意走的可以回去。”

就這樣，三四四旅發生了團長帶著少數干部投靠國民黨軍的事件。

張紹東事件，雖然對三四四旅的戰斗力未造成多大損失，但影響卻是極其惡劣。說小點是給三四四旅抹了黑，說大一點是有損八路軍的聲譽。

就個人而言，等于別人在徐海東旅長和黃克誠政委臉上扇了兩耳光，面子上掛不住呀！作為政治委員的黃克誠尤其如此。

其實，中央紅軍自從改編為八路軍之后，取消了政治委員，歷來被喻為黨的生命線的政治思想工作明顯削弱了，山頭主義、軍閥主義等傾向均有所抬頭。

后來雖經黃克誠建議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但是所造成的后遺癥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根除的，張紹東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后遺癥的嚴重表現。

黃克誠暗自下決心了：一定要盡快把部隊的政治工作抓上去。

徐、黃二人率部在太行山南段當了半個月的“鐵道游擊隊”，對侵入晉東南的日軍后方運輸線進行了重點破壞，加之一二九師也在這一帶破壞日軍的運輸線，犒得日軍苦不堪言。

4月，日軍為解除后顧之憂，調集了3萬余兵馬對晉東南地區大舉進攻，稱為“九路圍攻”。當時，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師部也都駐在太行山里，三四四旅遂根據總部命令和一二九師、山西決死一、三縱隊等部，聯手粉碎敵之圍攻。

三四四旅的具體部署是：徐、黃二人率所屬第六八七團、六八八團在內線廣泛開展游擊戰，第六八九團在外線打擊敵人。

至月底，敵人的圍攻才被粉碎，共殲敵4000余人，收復十余座縣城，不但鞏固而且擴大了晉東南抗日根據地。

期間，三四四旅參加戰斗多次，比較大的有三次，是在武鄉、裹垣和長子附近打的，都打得不錯。

6月底，八路軍總部獲悉日軍第一零八師團主力沿晉城至曲沃大道西進，馳援沿同蒲路繼續南犯之日軍，遂命正在長治休整的三四四旅在晉城以西地區截擊西援的日軍。

徐海東、黃克誠受命后率第六八七、六八八兩個主力團于7月初進抵陽城以北位于沁水河畔的町店地區待敵。

6月6日，日軍走進埋伏圈。

日軍是中午時分坐在十余輛大卡車上優哉游哉地來到町店的。盛夏的大太陽當頂照著，熱烘烘的氣浪迎面撲著，在汽車上搖晃了一個上午的日軍忽然看見這么個有水有樹的地方，興奮得嗷嗷亂叫。

他們絲毫都沒有察覺到八路軍早已在他們的四周舉起了長槍短炮。

徐海東、黃克誠伏在山上的指揮所里觀察著河邊日軍的一舉一動。

一切和他們設想的幾乎一模一樣，載著敵兵的汽車緩緩開到河邊樹最多的地方便停了下來，車上的日本兵嘰里哇啦地喊著、叫著紛紛跳下車來。

有的找個樹陰就地一躺，有的跳到河里沖涼，各式武器在河灘上這一個那一個地亂扔著。

伏擊開始，毫無戒備的日軍被四周突然而起的槍聲嚇愣了，看著紛紛倒地的同伴不知所措。

不過，這些訓練有素的東洋人很快鎮定了下來，穿褲子的沒穿褲子的沒費多少時間就都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并進行還擊。

我軍傾泄過一輪子彈后，便按照以往的戰斗經驗，端起刺刀朝日軍陣地沖了過去。

然而沖到日軍跟前他們才發現，小鬼子并不像國民黨軍，他們的戰斗意志非常頑強，刺刀也練得非常純熟，白刃戰我軍根本占不到多少上風。

就這樣，三四四旅的優勢蕩然無存，好端端的一個伏擊戰變成了勢均力敵的白刃格斗。

后面的結果不言自明，三四四旅除了開頭居高臨下多打死了幾百日軍外，后來也是傷亡不小。

這場刺刀戰從中午一直拼到晚上，此時敵人的援兵趕到，三四四旅只得撤出戰斗，此戰日軍傷亡500余，三四四旅也損失了近三百名戰士。

事后黃克誠做戰斗復盤時后悔不已，如果當時不急著沖上去短兵相接，而是持續用迫擊炮和機關槍掃射伏擊圈里的日軍，待給予日軍重大殺傷后再沖上去，就能避免很多傷亡。

町店一仗沒打好，加之前些日子出了那個損失不大但影響很壞的叛逃事件，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特地派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親自趕來三四四旅。

很少發火的朱老總這一次火氣極大，一見徐海東就是一頓猛訓。

徐海東的身體本來就極差，東征西殺遍體鱗傷不說，此刻肺病相當嚴重，經常咯血不止，朱老總一頓猛訓，他心情不暢，當晚又咯血不止。遂請求到延安治病和學習。

征得朱老總同意后，他將報告打到延安，毛澤東用八字作答：安心養病，天塌不管。

徐海東回延安養病后，中央特地調楊得志為三四四旅旅長。

在朱老總的指導下，通過總結前段時間吃虧的經驗教訓，三四四旅的上上下下對戰略思想及戰術指揮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實現了以打游擊戰為主的根本轉變。

不久，部隊化整為零，分散到太行山和中原大地上開展游擊戰爭去了。

等到北風呼嘯雪花飄零的時候，三四四旅不但給日軍以有力打擊，成了侵略晉東南日軍的心腹之患，更為重要的是自己發展壯大極為神速。

這時候黃克誠憑著他的真誠和能力，威信日漲。

1939年初，黃克誠又在太行山區用開黨委擴大會的方法對所部團以上干部進行了一次教育整頓，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至此，黃克誠便成了這支有著許多優良傳統的部隊的真正的主將了。

他和楊得志一起帶著三四四旅在太行山一帶東拼西殺，打日軍，除漢奸，對付國民黨軍隊。可謂屢戰屢勝，名聲日隆。

1940年初，三四四旅改編為八路軍第二縱隊，轄四個旅。

起初中央要任命黃克誠為司令員兼政委，但黃覺得自己能力有限，建議司令一職請中央另派人選。

不久，中央派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來任司令員，黃克誠任政委，后來左權又回八路軍總部任職，司令員一職由楊得志繼任。

這一年的夏天，八路軍第二縱隊已發展到兩萬之眾，黃克誠這時候向中央提出一個很有戰略眼光的建議。

他考慮到光在太行山打轉轉不是上策，遂建議中央：將第二縱隊分成兩部，由他和楊得志各帶一部，一部繼續在太行山堅持戰斗，一部越過隴海線，向華中發展。

不久，中央電示黃克誠率新二旅及三四四旅等部共12000余人開赴華中，中央還在電報中特別強調：華中是我軍最重要的生命線。

無獨有偶，就在中央發布調令一個月后，也就是1940年6月，遠在蘇北的中原局書記胡服同志也致電中央：請令黃克誠速來蘇皖地區統一指揮。

把中央命黃克誠開赴中原和胡服同志給中央的電報兩相比較，可知1940年前后的黃克誠無論是在黨中央還是中原局的心目中都是十分重要的。

后來的國家主席胡服同志自然知道黃克誠的能力。

長征時期，胡服同志曾兩赴紅三軍團任職，一為政治部主任，一為政委，黃克誠的才干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當時的皖東北，面前是日軍，背后是國民黨軍隊，是個夾在敵偽頑縫隙中的地方，此地情況復雜戰略地位又十分重要，沒有得力干將無疑極難生存和發展。

鑒于蘇皖地區復雜的敵情，以及國民黨方面越來越不加掩飾的反共意圖，胡服同志急需一位既有大局觀又能領兵打仗的將領來協助自己。

所以他向中央點名要黃克誠。

事實證明胡服同志的警覺性是極其敏銳的，因為此時距離皖南事變的發生滿打滿算也只有半年出頭。

不過，此時此刻的黃克誠并沒有考慮那么多。他正率部與石友三部苦戰，殲滅了石友三主力之后，他便于6月初按照中央的指示率部挺進中原。

6月下旬，黃克誠在豫皖蘇邊區的新興集與另一位著名的將領走到了一起，這個人就是彭雪楓。

6月27日，根據中央指示黃部與彭的新四軍第六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彭為司令員、黃為政委、張震為參謀長。

此時的黃克誠并不知道中原局書記胡服同志正焦急不安地等著他的到來，等待著他赴皖東北統一指揮。

兩天之后的6月30日，胡服同志的電報就出現在了黃克誠的面前。

剛剛聯手的彭、黃兩人都不想分開，他們正合計著如何在中原大干一番。于是，他們二人聯名復電中原局，希望能暫時留在中原。

然而已經認定了只有黃克誠才能應付得了皖東北復雜局面的胡服同志哪里肯作讓步，他遂于7月15日、17日、18日三次來電，催促黃克誠速度率部東進皖東北。

當然了，胡服同志并不是讓黃克誠一個人單槍匹馬地東去，而是要他帶上自己的部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控制皖東北十分復雜的局面。

他曾在一封電報中這樣寫道：“如能多帶兵力來為更好，否則不能完成任務。”

我們完全可以從“否則不能完成任務”這句話，看出黃克誠去皖東北任務之艱巨。

然而，當剛剛與黃克誠走在一起的彭雪楓知道挽留不住這個短暫的搭檔時，流露出了自己的難處：原來的部隊太少，希望黃不要把帶來的部隊都帶走，能給他留下一點。

黃克誠對此十分理解，因為他覺得彭的兵力也確實少了點，盡管他的兵力也不多，但是總比彭的情況好一些，因此，他二話沒說便將所部的主力旅三四四旅留給了彭雪楓。

事實上，黃克誠這種高風亮節的做法并非第一次。

此前黃克誠遵照中央的命令率部從太行山進軍中原途中，繼續留在太行山的楊得志來電說，希望黃克誠再能給他留下一個營時，黃克誠又把一個主力團給他調了回去。

后來黃克誠到蘇北后，新四軍第四師第十旅在對敵作戰中失利，傷亡慘重，黃克誠考慮到自己所在的新四軍第三師整體實力強于第四師，遂主動建議用所部建制完整的第九旅與其對調，此事得到了新四軍將士的高度評價。

黃克誠不是不考慮自己的困難，不過他更考慮的是別人的困難，是大局。無論在什么條件下，他都是一切從大局出發，從整體利益著眼。只要是對大局有利，對整體利益有益時，即使自己的局部利益受損失他也在所不辭。

1940年8月7日這個秋陽酷烈的秋季，皖東北的人們看到又有一個人帶著一支部隊來了，這個人除了那副眼鏡有些引人注目外，看上去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如果不是他的身后跟著一支隊伍，說他是個窮教書先生，一點也不會有人懷疑。

不過，皖東北甚至蘇北的尋常百姓和各路“好漢”們很快就會熟知這個其貌不揚的人的名字。

一向雷厲風行的黃克誠在到達皖東北后的第三天，即1940年8月10日，他就不顧路途的疲勞，風塵仆仆地來到當時在盱胎縣的中原局駐地向胡服同志報到。

二人都不是客套之人，見面之后略作寒暄，即轉入正題，研究起了蘇皖地區我黨軍隊的編制、統一指揮問題。

黃克誠這時候從胡服同志的情況介紹中才知道了目前云集于皖東北的我黨部隊主要有張愛萍領導的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彭明治率領的八路軍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團改編的蘇魯豫支隊；鐘輝、韋國清等人領導的山東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江華率領的蘇皖縱隊一部。

當時，胡服同志深感皖東北及蘇北根據地的重要，雖然一時間調往皖東北的部隊可謂不少，可是沒有一個理想的指揮員去統率。

于是，他選中了黃克誠。現在，黃克誠終于來了。

沒過多久，淮河以北、津浦路以東的我黨部隊約兩萬余人，統一整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時隔不久，八路軍第五縱隊除留下少許部隊在皖東北堅持戰斗外，黃克誠率主力開赴蘇北。

至此，黃克誠戎馬生涯中又一個最重要的時期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