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貫徹<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規定>的通知》第二條規定的特殊疾病應理解為嚴重程度較高、足以導致不能正常工作、需要長期治療的疾病。不能簡單理解為通知列舉的精神病、癌癥、癱瘓三種疾病。對于勞動者是否患有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由勞動者提供醫院等機構出具的有效診斷文書即視為完成舉證責任，不能以勞動者拒絕進行司法精神鑒定為由而承擔舉證責任』

公用工程公司訴宋某某勞動爭議上訴案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2020）京03民終4346號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劉茵 沈力

基本案情

原告（被告、上訴人）公用工程公司訴稱：宋某某系2009年8月與我公司建立的勞動關系，2017年6月30日宋某某因患抑郁癥疾病開始休病假。根據《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規定》之規定“企業職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需要停止工作醫療時，根據本人實際參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單位工作年限，給予三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的醫療期…實際工作年限十年以上的，在本單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為六個月；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為九個月…”，結合宋某某當時的工齡計算其醫療期為9個月，也即自2017年6月30日起至2018年3月30日止。

我公司與宋某某解除勞動合同關系時，宋某某醫療期已經屆滿。就醫療期計算，我公司認為，宋某某不符合《關于貫徹<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規定>的通知》規定的情況，該規定對特殊疾病列舉為癌癥、精神病、癱瘓，且規定在二十四個月內尚不能痊愈的，經企業和勞動主管部門批準，可以適當延長醫療期。我公司認為該規定所稱精神病其程度應與癌癥、癱瘓相當，而且難以治愈。結合宋某某的情況，我公司認為其不屬于該條所規定的對象范圍。

宋某某非因工患病自2017年6月30日即開始停止工作休病假，我公司已經向宋某某足額支付了病假工資，且根據我公司于仲裁階段所提交的證據證明，我公司應于2017 年支付宋某某年終獎3258.77元，且己實際支付。宋某某所主張我公司應向其支付年終獎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不應予以支持。

仲裁裁決根據《關于因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管理等若干問題的請示的復函》判令我公司向宋某某支付醫療補助費，但該復函是根據《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作出，該意見對于醫療補助規定為“請長病假的職工在醫療期滿后，能從事原工作的，可以繼續履行勞動合同；醫療期滿后仍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由勞動鑒定委員會參照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進行勞動能力鑒定……被鑒定為五至十級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并按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和醫療補助費”。復函進一步規定了“患病職工在合同期滿終止勞動合同時，用人單位應當一次性支付勞動者不低于六個月工資的醫療補助費。對于患重病或絕癥的職工，用人單位可以適當增加醫療補助費”。此系對《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補充。

綜合上述規定，可以得出員工因病或非因工負傷需要支付醫療補助費的情形僅有兩種：第一種是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另行安排的工作且經過勞動能力鑒定為五至十級，第二種是患病職工在合同期滿終止勞動合同。均與本案情況不一致。仲裁裁決按照復函規定判令我公司支付醫療補助費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綜上，我公司不同意仲裁裁決的結果，起訴至法院，望判如所請。

被告（原告、上訴人）宋某某辯稱并訴稱：我于2009年8月1日入職公用工程公司，擔任管理崗位，每月10日前發放上月自然月工資。最后一份勞動合同為2011年12月1日雙方簽訂的無固定期限合同，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經公用工程公司同意我自費出國留學，公用工程公司與我保持勞動關系存續、回國后繼續為公用工程公司提供服務，公用工程公司在我留學期間每月向我發放基本工資并繳納社保及公積金。

2014年1月，我如期回國并繼續在公用工程公司工作至今。2017年公用工程公司突然要求我退回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的工資、社保及公積金、年金，合計257 412.10元，多方壓力下，我為能保住工作崗位被迫按公司要求退款257 412.10元。

公司連續的審計、清算、刁難，使得我處于高度緊張及精神抑郁狀態，癥狀不斷加重，醫生診斷為：抑郁激越狀態、軀體癥狀障礙等。醫生強烈建議休息。我向公用工程公司提交的病假診斷證明截止日期為2018年5月3日。公用工程公司在2018年4月18向我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書》，缺乏事實理由，屬于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我經公用工程公司同意出國期間所發放的基本生活費及繳納社保、公積金等是該公司的義務，我無退回義務，公用工程公司脅迫下收取的257 412.10元沒有法律依據，應予返還。根據《公用工程公司年終獎發放辦法》第五條，公用工程公司應該按照我正常出勤時間發放年終獎。我仍處于治療期間，公用工程公司違法解除合同，應當向我支付不低于六個月的醫療補助費。公用工程公司自2017年7月開始發放給我的工資均低于其微信告知承諾的月工資數額，應當承擔補足責任，并根據《公用工程公司勞動合同管理辦法》第六十一條加付百分之百賠償金。

綜上，我為維護合法權益和法律的尊嚴，訴至貴院，請求貴院依法判決。

公用工程公司辯稱：我公司不同意宋某某的訴訟請求，堅持起訴意見。

宋某某就本案勞動爭議向朝陽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請。朝陽仲裁委作出京朝勞人仲字[2018]第10804號裁決書，裁決：一、公用工程公司支付宋某某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間工資差額八十一元五角七分；二、公用工程公司支付宋某某二〇一七年度年終獎四萬元；三、公用工程公司支付宋某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二十五萬二千零三元九角六分；四、公用工程公司支付宋某某醫療補助費八萬四千零一元三角二分；五、駁回宋某某的其他仲裁請求。宋某某與公用工程公司均不服仲裁裁決，訴至本院。

法院經審理查明：宋某某于2009年8月1日入職公用工程公司，擔任管理崗位，雙方自2011年12月1日起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宋某某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各月工資實發數額分別為22 138.62元、1430.43元、1600.43元、1600.43元、1600.43元、1600.43元、1600.43元、1600.43元、1600.43元、1600.43元。2018年4月30日，公用工程公司以宋某某醫療期滿，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為由，提出解除勞動關系。

就工資差額問題，宋某某主張2013年1月1日至2014 年 1月31日期間，公用工程公司同意其自費留學，公用工程公司支付其部分工資，并要求其回國后繼續回公用工程公司工作，此期間公用工程公司為其繳納了社會保險及公積金，2017年公用工程公司脅迫其退回了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期間的工資、社會保險及公積金費用，共計257 412.1元。公用工程公司認可宋某某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期間自費留學，該公司按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其工資，此期間宋某某未為該公司提供勞動，2017年此事件經舉報調查，公用工程公司要求宋某某退還留學期間的工資、社會保險及公積金款項，宋某某已退還上述費用。宋某某未就其自費留學期間為公用工程公司提供勞動的主張向本院舉證。

就年終獎問題，宋某某主張雙方約定每年12月底發放年終獎，未約定具體數額，其按照歷年發放最低數額請求2017年度年終獎，宋某某主張公用工程公司未支付其2017年度年終獎。公用工程公司主張該公司根據當年公司效益完成情況、當年工資總額額度情況、當年員工出勤情況發放年終獎，宋某某2017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4日期間休探親假，2017年6月30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休病假，該公司已根據宋某某出勤情況向其支付2017年年終獎3258.77元。宋某某認可其已收到公用工程公司支付的3258.77元。

就解除勞動合同問題，公用工程公司主張根據宋某某的工作年限，其醫療期為9個月，具體期限為2017年6月30日至2018年3月30日；宋某某自2017年6月30日開始休病假，之后未再上班。

公用工程公司向本院提交：1、員工醫療期滿相關規定告知書，內容載明“宋某某，您2017年6月30日開始病休的9個月醫療期將于2018年3月30日期滿，請于2018年4月2日復工上班…公用工程公司，2018年2月23日”；2、員工醫療期滿復工通知書，內容載明“宋某某，您2017年6月30日開始病休的9個月醫療期將于2018年3月30日期滿，請于2018年4月2日復工上班。如未按時復工，請及時到公司人力資源部辦理相關手續。公用工程公司，2018年2月23日”；3、調崗通知書，內容載明“宋某某，因您在醫療期滿無法從事原工會副主席工作，經公司決定，向您發出調整工作崗位通知，調整前崗位工會副主席，調整后崗位黨群工作部普通管理崗，請您于2018年4月9日到崗，如屆時未予到崗，公司將按照相關規定予以處理。公用工程公司，2018年4月3日”；4、宋某某所寫說明，內容載明“…醫生建議我繼續休假治療，因而實在不便親自到公司說明…宋某某，2018年4月12日”；5、微信聊天記錄，內容載明“公司：你醫療期已滿，如需繼續請病假需要去做醫療鑒定，請你盡快來公司報道；宋某某：知道了”；6、解除合同通知書，內容載明“宋某某…你于2017年6月30日開始休病假醫療期，至2018年3月30日病假醫療期滿。現你仍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基于以上原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公司將于2018年4月30日與你解除勞動合同。請你收到函件后五日內前往公司人力資源部辦理相關手續并領取經濟補償金。公用工程公司，2018年4月18日”。

宋某某認可上述證據的真實性，但不認可證明目的，宋某某主張其所患疾病屬精神類疾病，應享受24個月的醫療期，公用工程公司在醫療期內解除勞動合同，屬違法解除勞動關系，就其上述主張，宋某某向本院提交就診病歷、診斷證明等，顯示宋某某診斷為“抑郁狀態、精神障礙”。

公用工程公司不認可上述證據的真實性。

另，經法院釋明，宋某某明確拒絕對其患有的疾病情況是否屬于“精神病”進行司法鑒定。

裁判結果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5民初11960號民事判決：一、公用工程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支付宋某某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間工資差額81.57元；二、公用工程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支付宋某某二〇一七年度年終獎1500元；三、公用工程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支付宋某某醫療補助費72 272.34元；四、公用工程公司無需支付宋某某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252 003.96元；五、駁回宋某某的其他訴訟請求；六、駁回公用工程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宣判后，宋某某、公用工程公司均不服原審判決，提出上訴。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3民終4346號民事判決：一、維持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1960號民事判決第一、二項；二、撤銷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1960號民事判決第三、四、五、六項；三、公用工程公司無需支付宋某某醫療補助費72 272.34元；四、公用工程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支付宋某某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252 003.96元；五、駁回宋某某的其他訴訟請求；六、駁回公用工程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法院認為

首先，公用工程公司與宋某某對于解除合同合法性的爭議主要集中于公用工程公司解除勞動合同關系時，宋某某是否仍處于法定的醫療期內。

為此，宋某某提交其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連續的就診檢查及開藥記錄、北京市垂楊柳醫院的連續休病假證明。根據勞動部《醫療期通知》的相關意見，對于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癥、精神病、癱瘓等）的職工，在24個月內尚不能痊愈的，經企業和勞動主管部門批準，可以適當延長醫療期。考慮到勞動部關于特殊醫療期的該項通知發布時間較早，對于通知內提及的精神病類的特殊疾病缺乏明確的法律定義或醫學專業定義，故對于該項通知中所指的精神病應當泛指勞動者患有較為嚴重的精神類疾病，在法定的普通醫療期內無法康復正常工作的情況。通知中對于該種病情的列舉應當屬于對于疾病嚴重程度的列舉，并非對于勞動者所患疾病名稱種類的嚴格限制。

本案中，宋某某向法院提交的就診檢查記錄中載明其患有中重度焦慮癥、重度抑郁癥，北京市垂楊柳醫院也為其開具了連續休假證明，公用工程公司雖然否認宋某某存在嚴重的精神類疾病，但并未向法院提交充分的相反證據，故應當認定宋某某患有嚴重精神類疾病的客觀事實成立，依照相關通知的精神應當給予其24個月的醫療期。

其次，對于宋某某是否應當進行精神病鑒定及拒絕鑒定是否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的問題。

精神病系社會上對于精神障礙等嚴重精神類疾病一種通俗稱呼，首先客觀上缺乏對于該類疾病進行司法鑒定的明確醫學及法律依據，其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相關規定，不得違背本人意志進行確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礙的醫學檢查。且精神障礙的診斷、治療，應當遵循維護患者的合法權益，尊重患者人格尊嚴的原則。

本案中，一審法院向宋某某釋明要求其進行精神病鑒定，實際上是變相要求勞動者接受強制醫學檢查和診斷；在勞動者明確拒絕的情況下，一審法院以宋某某拒不配合是否屬于精神病司法鑒定為由，認定宋某某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有違《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中關于尊重患者人格，自愿接受檢查和診斷的立法本意，亦缺乏對于患病勞動者的人文關懷，故本院依法予以糾正。

案例評析

一、特殊疾病醫療期立法滯后、模糊問題亟待解決

醫療期是指企業職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負傷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的時限，關于如何確定勞動者的醫療期期限，原勞動部1994年頒布了《醫療期規定》予以規定；針對部分患有特殊疾病，暫時無法痊愈，不能提供勞動的職工，如何延長醫療期、靈活適用醫療期的情況，原勞動部1995年作出了《醫療期通知》予以調整。但是由于而近二十年來新型疾病，特別是抑郁癥等精神類疾病層出不窮，醫療水平同時也日新月異，而上述文件頒布較早且本身表述存在歧義，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發展的現狀；同時上述文件在對于特殊疾病的列舉、認定上也存在滯后的情形，不利于保護特殊疾病勞動者的合法權利也不利于用人單位處理好患特殊疾病勞動者的安置問題。

本案嘗試從《醫療期通知》中特殊疾病的認定標準和精神類疾病的舉證責任兩個問題為切入點，嘗試解決因立法滯后、模糊造成的司法實踐中特殊疾病的舉證責任及其醫療期裁判標準不統一的問題。

二、特殊疾病醫療期立法缺陷、司法之分歧及解決路徑

關于醫療期期限認定的立法極為匱乏，僅在《醫療期規定》《醫療期通知》等部門規章中予以規定，立法層級較低、立法滯后嚴重。其中《醫療期規定》第三條規定：“企業職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需要停止工作醫療時，根據本人實際參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單位工作年限，給予三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的醫療期。”

上述規定實際是以“實際工作年限”和“本單位工作年限”兩個條件作為確定醫療期限的標準，這樣便于將勞動者享有的權利與其為社會及本單位所作的貢獻結合起來考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針對某些特殊疾病治療周期較長，原《醫療期規定》給予的醫療期不足以滿足治療的情況，《醫療期通知》予以調整，其第二條規定：“根據目前的實際情況，對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癥、精神病、癱瘓等）的職工，在24個月內尚不能痊愈的，經企業和勞動主管部門批準，可以適當延長醫療期。”

針對上述《醫療期通知》的內容，司法裁判中對于其內容理解上存在歧義，具體體現在：《醫療期通知》中對于特殊疾病的列舉究竟是對于疾病種類的列舉還是對于疾病性質嚴重程度的列舉，對于非列舉范圍內的特殊疾病是否適用24個月醫療期或列舉范圍內病情的認定標準問題的爭議。

我們認為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及社會保障的完善，該項通知中所指的精神病、癱瘓等特殊疾病應當理解為泛指勞動者患有在法定的普通醫療期內無法康復和正常工作的性質嚴重的疾病，而并非對于勞動者所患疾病種類的嚴格限制，因此達到上述嚴重標準的特殊疾病應給予24個月醫療期。

首先，原勞動部下發的《醫療期通知》形成時間較早，在通知內僅列舉了癌癥、精神病、癱瘓等三種疾病屬于特殊疾病，并未對特殊疾病包含的種類進行清單式列明，而是采用了“等”這樣的兜底表述，所以不應該將該條款理解為對于疾病種類的排他性界定。

由于現代醫療水平的提高，醫療保險制度的普及，早期癌癥、輕度精神病等《醫療期通知》內的疾病，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治愈率較高，如果再將該類疾病作為特殊疾病直接給予24個月醫療期，無疑過度的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同時也與患病程度不對等，無法體現特殊疾病醫療期對極其嚴重疾病的特殊照顧，不符合公平原則。與此同時，抑郁癥等一批新類型精神類疾病又逐漸被社會認識，成為精神類疾病的重要組成部分，嚴重影響患者的身心健康，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全球抑郁癥患者超過2.64億名，抑郁癥會存在反復發作的情況，嚴重的抑郁癥會導致自殺死亡，抑郁癥導致的自殺行為是15歲至29歲人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自殺死亡者中，抑郁癥患者真到了約38%。因此抑郁癥在某種方面已經達到《醫療期通知》列舉的疾病的危害程度，該通知中對于特殊疾病的列舉應當與時俱進。

在本案之中，宋某某雖然沒有患癌癥、癱瘓等疾病，但是根據醫療診斷證書記載其患有重度抑郁癥，且根據相關診斷證明顯示其抑郁癥屬于持續狀態，且一直在采用服藥和心理治療，屬于持續患病和治療期間，病例顯示其情緒低落、害怕見人、有自殺傾向，已經嚴重影響其工作和生活，根據用人單位的調崗通知和解除通知顯示，公司也系因宋某某持續患病無法正常工作為由調崗、解除勞動關系，因此宋某某的病情已經達到嚴重影響工作生活的程度，并不亞于早期癌癥對身體、精神的影響。

其次，由于該通知提到的精神病、癱瘓這類特殊疾病的表述過于隨意，缺乏明確的法律定義或醫學專業定義及具體司法評判標準，在具體司法裁判中缺乏確定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我們認為應當盡快將上述特殊疾病的列舉規范化、明確化，但在立法尚未明確上述標準時，裁判者在司法裁判中應當充分考慮疾病是否導致勞動者無法正常工作、需要長期治療等因素予以綜合認定特殊疾病。法院在認定特殊疾病標準時，不能機械排除癌癥、精神病、癱瘓三種疾病外的疾病，而是可以適用擴充解釋，根據醫療技術、立法背景的變化將部分其他性質嚴重、危害程度較高的疾病認定為特殊疾病。如重度抑郁癥患者疾病嚴重程度已足以達到嚴重影響工作、生活的程度，對于生命健康的影響實際超過部分傳統認知的輕度精神病、早期癌癥的危害程度。因此將長期、持續的嚴重抑郁癥作為特殊疾病認定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符合立法的本意。

針對本案而言，宋某某所患疾病為抑郁癥，但是《醫療期通知》中所列的只有精神病，精神病是否包含抑郁癥并無明確的規定。在司法鑒定中也只有“精神疾病鑒定”，“精神疾病”是否與《醫療期通知》中的“精神病”屬于同一概念，也缺乏明確規定。在醫學上也多將相關疾病稱為“精神疾病”或直接稱為“抑郁癥”、“神經官能癥”等具體疾病。因此在法律規定上、醫學上均難以準確認定“精神病”的范圍。但是宋某某的抑郁癥屬于重度，在醫學上也屬于需要難以短期治愈的疾病，且無法正常工作生活，符合立法中給予24個月長期醫療期疾病的特征。

最后，在對特殊疾病的種類做擴從解釋的同時，應當對24個月應理解為限定醫療期而非固定醫療期，對勞動者所患疾病是否達到必要長期醫療進行實質審查。

《醫療期通知》第二條中關于24個月的醫療期的適用標準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該項規定對于罹患特殊疾病的勞動者系固定醫療期，即凡是被認定患有特殊疾病的勞動者，均應享受固定的不低于24個月醫療期，如經審批、還可以適當延長。還有一種意見認為，該規定是有條件的限定適用24個月醫療期。即使罹患特殊疾病也應首先依據法律規定方式計算勞動者的醫療期，只有根據醫囑，需要繼續治療，才可給予24個月醫療期，在不能痊愈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當延長。在各地司法裁判和地方規章中存在裁判和規定的不統一之處。

我們認為對于患嚴重疾病的勞動者在醫療期上應該予以特殊對待，特別是針對我國低收入勞動者基數依然龐大、重大疾病社會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的現狀，將《醫療期通知》理解為直接給予特殊疾病勞動者24個月醫療期有其合理之處，最高院相關參閱案例也持該觀點。但是也應考慮企業負擔能力的承載力和必要性，可以通過嚴格特殊疾病的認定標準、范圍的方式真正保護罹患重病的勞動者，對于抑郁癥患者，并非所有抑郁癥患者均應給予24個月醫療期，只有達到長期、持續的嚴重抑郁癥狀，符合無法正常工作、需要長期治療的標準，才應當給予24個月醫療期。

具體到本案而言，如宋某某的抑郁癥在短期內能夠治愈，后期的診斷報告顯示能夠正常工作，則其雖然短暫患有重度抑郁癥也不足以達到給予24個月醫療期的條件。或者其雖然抑郁癥難以短期內治愈，但是并未嚴重影響工作生活，通過服藥可以正常工作的情況下，則也不符合給予24個月醫療期的條件。而本案中宋某某既需要長期治療，又無法在治療期間正常工作，屬于客觀原因無法工作的情形，因此對其醫療期應該按照嚴重疾病的標準給予24個月。

三、勞動爭議中精神疾病的舉證責任

實踐中對于是否需要以司法鑒定作為認定精神疾病的依據，也存在不同的裁判標準。我們認為，雖然勞動爭議案件中職業病、工傷等級等事宜需要通過司法鑒定確認，但是由于精神疾病屬于涉及個人隱私的事宜，不應強制要求勞動者進行精神鑒定，不能因勞動者拒絕精神鑒定而承擔舉證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違背本人意志進行確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礙的醫學檢查。”法律之所以規定不得強迫精神鑒定，存在考慮現階段社會對于精神疾病患者仍存在歧視和缺乏理解，如將患者貼上精神病的標簽，不利于患者病情恢復和重返社會，可能增加生活、工作上的困境；同時抑郁癥患者的認知特征有更多的負性自動想法，易產生無助、無望，甚至絕望的想法，自我認可和自我評價水平低，容易發生自殺、自殘的風險，如再通過司法鑒定給其打上精神病患者的烙印，更不利于其病情恢復。因此不應強制勞動者因勞動爭議案件進行精神鑒定。

同時，也不能以勞動者拒絕精神病鑒定為由承擔舉證責任，因為該種舉證責任的分配方式等同于變相強制要求勞動者接受“精神病”鑒定，既不符合立法的本義，也不符合人權保護的原則，同時缺少司法關愛和司法文明。

但是鑒于勞動者患病情況與醫療期的確定問題具有密切聯系，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勞動者仍需就其患有疾病且達到長期影響正常工作、生活的程度進行舉證，例如抑郁癥患者需要提供醫療機構出具的診斷證明、處方等證據，且證據足以證明勞動者所患疾病達到嚴重影響工作、生活的程度，即視為勞動者完成了舉證責任。

在本案中宋某某一審中明確拒絕精神疾病鑒定，一審因此判決其承擔舉證責任，這種做法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的規定的。且在本案中宋某某已經提交初步證據證明其長期治療和因病情嚴重無法正常工作，在用人單位未提交充分反證的情況下，再進行精神疾病鑒定缺乏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