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至少從春秋始，就存在著連坐的正式法條了。連坐的原理是“團體責任”，就是把親鄰視為整體，令其共同承擔責罰。對于維護秩序與管控編戶，這辦法確實有效，所以社會各層面滋生出了五花八門的類似做法。

不過“一人違法，全×受罰”，同“罪責自負”“罪刑相當”原則（或稱“罪刑相稱”原則，通稱“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相左。“罪責自負”的原理是“個人責任”，不旁及無辜，無罪不罰。所謂“罪刑相當”，除了輕罪輕罰、重罪重罰、同罪同罰、數罪并罰等意義，邏輯上還必定包括“罪責自負”，否則無罪亦罰，罪與刑就不“相當”了。在“罪責自負”與親鄰連坐之間如何選邊站，價值觀是最終決定因素。

今春有幾位學者申說罪責自負、無罪不罰，認為人不應為他自己沒犯的罪錯付出代價，互聯網上隨即出現激辯。還有人指責這些學者“論證過程純西化”，“絲毫不考慮中國的歷史、文化和邏輯”。其實瀏覽學者原文，除了引述西方的報應主義、功利主義之外，也引述了中國法家的重刑主義，且有中肯評析。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無視中國歷史文化。

同時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確實還有更多事象可以納入視野，以供比較判斷。法家是維護連坐的。而在周秦漢時，還有反連坐的主張存在著，其理念同現代的“無罪不罰”并無大異，對此史學界已有了很多闡說，而指責“論證純西化”的網民懵無所知，有待補課。西周已有“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觀念了，在春秋仍被傳誦著。戰國儒者又提出了“惡惡止其身”“刑不過罪”，這便成了東方社會的通行觀念。而“連坐”之法則發軔于秦，僻居西北一隅的秦政權，其制度文化當時是一個另類，并非華夏主流。秦制、秦文化與東方文化的差異與沖突，與其時的“儒法斗爭”相疊加。具體在連坐制度上，便也出現了兩種態度的針鋒相對，事涉東西之爭、儒法之爭。下面略作陳述。

今春的辯論并非首戰，其實是波瀾再起、戰火重燃，因為兩千多年前已有一次交鋒了。漢昭帝召開了一個鹽鐵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儒法兩派人士第一次面對面論戰。連坐跟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命運都息息相關，理所當然地成了兩軍必爭之地。

據《鹽鐵論·周秦》所記，一位御史代表其長官桑弘羊──當然也代表體制，強調同居一室或比鄰而居，就有了相互伺察教戒的責任──“團體責任”，若有犯罪，則全家、全伍都構成犯罪主體，須同加責罰：“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于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伺。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論戰的反方是與會的文學們，他們是來自東方各郡國的貧寒學子。文學們首先申說“等之以刑”“輕重各服其誅”。這“等之以刑”“輕重各服其誅”，也就是“罪刑相當”的意思，這在當時又稱“當罪”“抵罪”。文學們意謂刑罰應該由罪犯本人承當，無罪則無“輕重”可言，便不任其誅，不在“當罪”“抵罪”之列。文學們進而指斥“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認為這是“以有罪反誅無罪”?！奥勛訛楦鸽[，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申說“惡惡止其人”，反對“以有罪反誅無罪”，這與“罪責自負”“無罪不罰”的現代法制精神高度吻合，18世紀以來歐美的法制追求，也是華夏族群古已有之的法制追求，也算是一種“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吧。

《鹽鐵論》這一篇之所以題為“周秦”，王利器有論：“周是‘禮治’的頑固堡壘，秦是‘法治’的新的里程碑，以‘周秦’名篇，也就是對‘禮治’與‘法治’問題進行的辯論。御史堅決擁護‘立法制辟’的重要措施。文學繼續宣揚‘先禮后刑’的說教，并謂‘秦有收孥之法’?！保ā丁贷}鐵論〉校注》）也就是說，連坐與反連坐的對立，乃是周、秦之爭，禮、法之爭。西周初年的“制禮作樂”，開創了中華禮樂文明?？鬃邮①澲芏Y“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爸堋庇谑蔷统闪酥腥A禮樂的代號了。周平王東遷后，禮樂重心東移齊魯，“周禮盡在魯矣”?！尔}鐵論》所揭“周秦”之爭，在春秋以下就成了東西之爭。又馬非百看到，支持連坐的“全出自法家學派”，而“文學以儒家學派的《公羊春秋》為武器，對連坐法表示反對”（《〈鹽鐵論〉簡注》）。文學們對連坐的譴責是以春秋公羊學為本的，對這一點，注家早已多方舉證。“惡惡止其人”一語，就來自《公羊傳》昭公二十年的“惡惡止其身”。公羊家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先秦孔門子夏，后來發展為一個龐大的學派，匯聚了不同時期的眾多學人，其反連坐的態度并不是某人的偶發奇想，而是東方士民的普遍觀念。

先秦稷下學的學術領袖荀子，對連坐已有專論?！盾髯印ぞ肌肥紫壬暾摗肮市坍斪飫t威，不當罪則侮”。此處的“當”意謂“相應”（用冨谷至說），也就是“罪刑相當”的意思。同鹽鐵會議上文學們強調“輕重各服其誅”一樣，荀子強調“當罪”的目的也是反連坐，以此反證無罪不罰?！皝y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荀子反對“以族”“以世”，究其意義，就是拒絕團體責任，伸張個人責任，每個人只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禁止擔任公職也是一種刑罰，古稱“禁錮”，今屬“資格刑”之一，所以不準罪犯的親屬擔任公職，無疑就是一種連坐。而荀子申說“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他認為，即便父親因罪處死，其子仍可以任職從政；即便兄長因罪處死，其弟仍可以任職從政；只要被證明賢能，公職仍應向子弟敞開大門。這是非常富有“現代性”的。

在荀子之前，孟子贊揚“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漢儒趙岐用“惡惡止其身”來闡釋這個“罪人不孥”（《孟子注》）。看來早在周文王時，周族就有“罪人不孥”的觀念了。

從孟子再往前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闭压辏ㄇ?22）：“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這兩條《康誥》，趙翼、楊伯峻指為今本《康誥》脫文（《陔余叢考》《春秋左傳注》），其說是。查周成王的《康誥》在闡述刑罰理念時，屢屢稱引周文王，那么，若推測《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思想也來自周文王，就跟孟子所說的“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一致了。

在夏啟與商湯的出征誓師之詞中，都有“予則孥戮汝”之言，聲稱若違犯軍令，則對本人及家人同時加之刑戮（《尚書·甘誓》及《湯誓》）。而周武王伐殷誓詞中的說法變了，變成“其于爾躬有戮”（《尚書·牧誓》）了，只懲罰“爾躬”即本人，不及妻兒了。這也強化了如下認識：文王、武王時周人就已滋生出“罪人不孥”觀念了，“罪人不孥”是周族的原發首創。東周春秋以降，“惡惡止其身”“刑不過罪”的思想在東方繼續流行。荀子的“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顯然也是源于《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

至于成為正式法條的三族連坐、什伍連坐，關西秦國是始作俑者。秦文公二十年（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秦孝公五年（前356）商鞅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秦始皇詔準“以古非今者族”（《史記》）。

當然，東周列國也不是沒有連坐。據說梁國在公元前7世紀就搞什伍連坐了（《春秋繁露·王道》）。這個梁國與秦同出一源，也是個嬴姓之國。又，趙國也是個嬴姓之國，也與秦同出一源，也有連坐，如“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列女傳·趙佛肸母》），趙孝成王以趙括為將，趙括的母親便提出了“即如有不稱，妾得無隨坐”的請求（《史記·趙奢傳》）。沈家本推測，趙國的連坐比商鞅變法晚了90多年，應是從秦國學來的（《歷代刑法考·連坐》）。魏國也實行連坐。李悝為魏文侯所定《法經》，其中有緣坐之文，以及對妄議朝政者刑及家屬的條文，如“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七國考·魏刑法》引）。由于公元前8世紀秦國就有“三族”之條了，《法經》是三個世紀之后才問世的，所以我認為，《法經》中的緣坐源于秦法。

又《尉繚子·伍制令》載有什伍連坐內容。有人推測“尉繚”約有兩人，一位尉繚活動在魏惠王時，治商鞅之學，估計就把商鞅的什伍連坐照單全收了；另一位尉繚曾謁見秦始皇，對秦之軍制頗有影響。今本《尉繚子》所見部伍編制，被認為與秦陵兵馬俑的軍陣吻合。還有，《墨子》的《號令》等篇竟然也有連坐的規劃。然而相關篇章是“秦墨”所為──墨子死后，墨家發生分化，一批墨者由楚入秦謀生，以其守城技術效力于秦君，入鄉隨俗了，被秦同化了，“橘越淮而為枳”了。

看來列國連坐制度，往往與秦有關。這會是偶然的么？徐中舒論云：“‘三族之罪’是滅族的酷刑，這在中國法律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事?！@種連坐法在東方恐怕沒有，這在村社制下是行不通的?！毙煜壬J為，儒家的孝悌、仁愛思想，就是村社制滋養出來的，所以東方的村社制與西方的三族罪兩不相容（《先秦史論稿》）。什伍本是軍事編制，后來滲入了基層民政。軍法通常都比民政法規嚴酷，所以就會有一人犯禁“全伍有誅”這樣的條文。軍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滲透民政呢？東方的基層組織更多保留了“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貨，飲食相招，嫁娶相謀，漁獵分得”（《韓詩外傳》）的村社傳統，又長期流行“罪人不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觀念，推測東方即便存在連坐，也遠不如秦國嚴酷。而秦崇法術，以軍事立國，軍制軍法在更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層行政，男子附籍后即稱“士伍”“伍人”，使用軍士之稱。對秦式連坐東方士民無法接受，所以在揭竿而起推翻“暴秦”前后，便把“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視為秦三大暴政，抨擊斥責，亟欲廢之而后快。

劉邦集團起自關東平民，對三大暴政自然有切膚之痛，便因民心所向，廢連坐、除誹謗、輕刑罰，以號召天下：“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巿。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保ā妒酚洝じ咦姹炯o》）

論定“三章之約”含有廢連坐之意圖，理由有三。首先，注家張晏、司馬貞已經指出，“三章”含有廢三族、廢連坐的用意，其說甚是。第二，劉邦明揭“抵罪”之義，“抵罪”也就是“當罪”，也就是“罪刑相當”，這跟荀子用“刑當罪”來反對連坐，跟鹽鐵會議上的文學們用“輕重各服其誅”來反對連坐，其思路、邏輯完全相同，其出發點、歸著點都是“無罪不罰”。第三，由隨后漢惠帝、呂后、漢文帝繼踵而來廢連坐，也可以反推這是一個先帝領跑、繼承人接力的歷程。漢人認為廢連坐始于“三章”：“秦政酷烈，違啎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保ā逗鬂h書·楊終傳》）

漢惠帝欲廢三族罪、廢妖言令，至呂后元年詔“今除之”（《漢書·高后紀》）。漢文帝詔廢收孥相坐，有分析認為，此后城旦舂及以下的徒刑就不再收孥了。漢文帝的廢收孥相坐詔，頗為可誦：“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蘼劮ㄕ齽t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為暴者也！”（《史記·孝文本紀》）“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之語，即明示法律不應懲罰無罪者，所以現行連坐就是暴政惡法。其“罪當則民從”一語中的“罪當”，跟劉邦的“抵罪”、跟荀子的“刑當罪”、跟文學們的“輕重各服其誅”，以至跟現代的“罪刑相當”，如出一轍?！白锂攧t民從”的完整意思，就是“刑當其罪、無罪不罰，民眾才能信從、認同”。

又，閱讀漢文帝廢肉刑詔，也很難不為之動容：“今法有肉刑三……吾甚自愧”，“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可謂藹然仁者之言。又其廢誹謗詔：“民或祝詛上……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睂υ{咒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漢文帝并不認為“罪該萬死”，反而明令官吏不加懲治。如此寬容開明，值得大書特書。

對比秦始皇與漢文帝，就能看到二人事事相反：秦始皇豪奢，漢文帝節儉；秦始皇亟役萬民，漢文帝無為而治；秦始皇橫征暴斂，漢文帝輕徭薄賦；秦始皇嚴刑酷法，漢文帝廢除肉刑；秦始皇罪及三族，漢文帝廢收孥相坐；秦始皇管控言論，禁人妄議，“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漢文帝察舉“直言極諫”，廢誹謗、妖言之條，甚至對民眾咒罵最高統治者的行為，也明令聽之任之；秦始皇追求“二世三世以至萬世”，漢文帝推崇“博求天下賢圣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秦始皇自負，“以為自古莫及己”，漢文帝自謙，每有“朕之不德”“不敏不明”“吾甚自愧”之言……。僅僅相隔了三十年，歷史舞臺上竟矗立著兩位風貌絕異、背道而馳的皇帝，未免太富戲劇性了吧。后人歸結為漢文帝的天性，朱熹贊其“天資近厚”，乾隆贊其“天性純粹”，曾國藩贊其“出于至誠”（分見《朱子語類》《御覽經史講義卷首》《筆記十二篇·漢文帝》）。然而在天性、個性之上，我們還看到了東西文化的巨大差異與尖銳對立，進而是中國史的一種與生俱來的二元性，文化與制度的二元性，以及儒法二元性。

近人沈家本稱廢肉刑是“千古之仁政”，伍廷芳稱廢收孥“當時以為盛德”。其實，廢誹謗妖言又何嘗不是呢，可惜曇花一現。盡管在今人眼中，漢文帝遠不及秦皇漢武偉岸顯赫，但在漢代，漢文帝卻因“除誹謗，去肉刑”及“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三大仁政，而贏得盛贊：“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德至盛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后代讀書人也這樣稱美：“三代而下未之有”“百世帝王之師”“三代以后第一賢君”“三王以降論君徳者，必首漢文”“蓋其德為三代后僅見之賢主”……不想美化，但在“霸業”“事功”以及什么“雄才大略”之外，另從“政治文明”、從“現代性”比較中國歷代統治者，那么還得說，漢文帝無與倫比，無愧“三代后僅見之賢主”“百世帝王之師”。在“暴秦”剛被唾棄，下一波興功用法的高峰尚未來臨，君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朝野一意“休息無為”之時，東方文化獲得了一個空前絕后的發揚光大空間，塑造并推出了漢文帝這樣一位“僅見之賢主”。東方儒墨道諸子，就是當時中華文明的制高點、最強音，“罪人不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惡惡止其身”等東方思想，我確信就是漢文帝廢收孥相坐的理念來源，舍此無它。

秦始皇則是關西文化的產兒。秦文化在當時是一個另類。王國維云，秦“其未逾隴以前（即秦文公以前），殆與諸戎無異”（《秦都邑考》）。秦墓流行曲肢葬、西首葬，曲肢葬竟然占到了90％以上，然而這是諸戎葬俗，跟華夏族的仰身直肢葬、北首葬判然不同，可證秦國國民確有濃厚的戎族性質。商鞅、韓非的學說在秦生根開花，連坐之法在秦暢行無阻，同其國民的諸戎性質，息息相關。荀子稱秦“無儒”，李斯承認“士不產于秦”。在“百家爭鳴”的輝煌時代，沒有一位偉大學者出于秦地，沒有一部偉大著作出自秦人。盡管秦也以“夏”自居，努力擠進“夏”的行列，華夏列國卻“不與會盟”，視秦為“虎狼之國”：“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虜”即“奴隸”之意，秦之政治體制，在東方士民的眼中就是一種奴隸制。秦大量使用謫戍、刑徒、奴產子一點，也給了郭沫若同樣觀感：“秦始皇時代，看來是奴隸制大逆轉。”（《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秦之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隱官、居貲、居贖、居債、謫戍、刑徒、奴產子等，數量龐大而名目繁多?？傊?，“秦形成了和周文化傳統截然不同的一種全新法家的文化體系”，“較之仍保有周之傳統的東方六國文化，已走向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它在制度、價值觀、文字等等方面的新的發展，已不被保留了較多周制的東方文化所接受容納”（何晉：《秦稱虎狼考》）。具體到秦之連坐，也不被東方社會容納認同。

然而也不能不承認，“連坐是否有效”與“連坐是否正義”，是兩個不同問題。在事實層面上，“連坐”肯定有效。家族連坐穩準狠地抓住了我們每個人的“軟肋”，為了親人、骨肉只能繞行禁區，什伍連坐也是束縛言行的粗大繩索，誰愿意輕易牽連累世的芳鄰呢。正是為此，它被各王朝用作治民利器。在價值層面上，雖說“有效”不等于“合乎正義”，然而“何為正義”也是莫衷一是、眾說紛紜的，秦人與東方士民的看法有別，統治者與讀書人的看法有異，國家主義者與民本主義者的看法，也肯定迥然不同。雖然漢初一度廢連坐，連坐卻深得有司青睞?！叭轮ú蛔阋杂椤保瑳]幾天蕭何“九章律”便取而代之（《漢書·刑法志》）。漢文帝欲廢收孥，有司便以“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加以抵制（《史記·孝文本紀》）。這個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個別的人身支配”（用西嶋定生說），其內在傾向就是把每個人最大限度地管控起來，在此連坐之法得心應手，所以兩千年大行其道，在神州長盛不衰。秦帝國統一后“以秦文化取代、消滅六國文化”（劉文瑞：《征服與反抗：略論秦王朝的區域文化沖突》），坑殺東方學者，焚燒東方典籍，最終反客為主、鳩占鵲巢、以紫奪朱，民眾對連坐也由排斥而逐漸接受，逐漸習以為常、習非成是、習之成性了。

不過我們依然奢望，國人能重拾并珍存這一歷史記憶：早在中華文明初曙之時，我華夏族群本是反對“以族論罪”，主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惡惡止其身”的。這跟近代西人的“罪責自負”“無罪不罰”，并無二致，而且更早。這是值得自信自豪的。如果你一條條審視兩漢魏晉南北朝及更晚的相關史料，就能看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惡惡止其身”被奉為“古今之令典”“百王之達制”，曾在王朝司法中令成千上萬的人受惠，免于株連之苦、刑殺之災。反連坐所蘊涵的寬容、理性與仁愛，讓人民感受了華夏文明的溫暖，對沖了秦式體制的冷酷無情。

而且還應知道，在近代之際，中西還曾匯為一流。1905年伍廷芳、沈家本請廢緣坐獲準，其時便重溫了漢文帝對緣坐的譴責，并以“今世各國咸主持‘刑法止及一身’之義，與‘罪人不孥’之古訓實相符合”為言（《刪除律例內重法折》）?！鞍俅夹星卣ā毙袑⒕湍?，近代西方文明的“刑法止及一身”與中華古文明的“罪人不孥”，并肩挽手、會師合流了。

此文為吳宗國先生紀念文集而作，轉自“北京大學歷史學系”（historypku）。

2023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