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崩逝，皇四子登上大寶，改元雍正，隨即任命十六阿哥允祿署任內府總管，十二月又擢升噶達洪。隔年，內府總管名單仍不斷變動，包衣出身的李延禧、來保、薩哈廉，與侍衛出身的傅鼐陸續被指派為內務府堂官。經此變更，康熙末年的內務府大臣除了馬武和伊都立仍保留原職外，其余都遭撤換。

雍正皇帝可能是基于與允祿較為友好的兄弟關系，任用他為堂官。二人同為皇子時，感情已經十分融洽。雍正元年莊親王博果鐸過世無嗣，雍正帝安排允祿入繼，襲莊親王爵，受其家產。外間便有一說，是因雍正皇帝特別鐘愛此弟。此外，允祿的能力對其出任內府總管也有加分作用。《清史稿》載：“允祿精數學，通樂律，承圣祖指授，與修《數理精蘊》。”允祿對數字的敏銳，有益于掌管內務府的莊園土地銀兩等事務。或因如此，允祿從康熙六十一年被特簡為總管內務府大臣，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才因薨逝解任，是清初最重要的內務府堂官之一。

與允祿同年被簡任為內府總管的噶達洪（也稱“噶達渾”）是包衣出身，為康熙皇帝良妃之父，皇子允禩的祖父，與皇室有姻親之誼。在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將噶達洪家族從包衣旗抬出，移入旗下，編為世管佐領。后來清算允禩罪狀時，雍正皇帝即言：“噶達渾原系包衣佐領下微賤奴才，朕施恩由包衣佐領下撤出，移于旗下，用至內務府總管，伊（案：指允禩）等豈不知之？”但允禩在繼位政爭中自結黨派，與允祿的情況不同。雍正皇帝即位之初，權位未固，對允禩黨人采懷柔作法，噶達洪被擢升為內府總管的同時，允禩也受封為廉親王。另外，噶達洪的包衣身份，使允禩爭取皇位并無優勢，甚至還成為缺陷。綜合這些因素，雍正皇帝可能不覺得拔擢噶達洪會有任何政治威脅。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出身外八旗的內務府堂官還有伊都立、馬武與傅鼐，三人與皇室關系親密。伊都立是大學士伊桑阿第三子，他早期曾任內務府員外郎。可能基于相關資歷，才會被康熙皇帝簡任為堂官。此外，伊都立與皇室還有一層姻親關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三阿哥允祥之女指婚給伊都立的兒子富色額。怡親王允祥向被雍正皇帝目為心腹，或許基于上述原因，伊都立未遭撤換，延任總管內務府大臣。

另外一位延任內府總管的外八旗大臣馬武，出身沙濟富察氏，這個顯赫的家族與清代皇室關系復雜深遠。康熙朝時，馬武的父親米思翰、二個兄長馬思喀、馬齊，先后出任過總管內務府大臣。在三兄弟中，雍正皇帝對馬武特別有感情：“馬武事我皇考五十余年，不離左右，恪恭謹慎。當盛暑嚴冬，幾無微倦怠之色。其生平胸懷坦白，性情和平。朕追念皇考凡昔年侍從之人，皆加恩眷，況馬武年齒最高，效力最久，圣眷最渥之人。”馬武與雍正皇帝也有深厚的私人情誼。雍正皇帝說過：“馬武事我皇考五十余年，恪恭謹慎，事事能體皇考之心。朕幼時，伊抱扶服侍，備極小心。以臣子之情揆之，較宣力封疆贊襄朝寧者為更大。”深厚的情誼或許是雍正皇帝保留馬武的內務府總管身份，由其協助主持家務的原因。

與上述幾位不同的是，傅鼐原非長年行走內廷之人，而是雍正皇帝藩邸時期的屬下人，以侍衛出身。“世宗在潛邸，夙知傅鼐好事”，即位之后，簡任其為內府總管。傅鼐任內務府堂官的時間不長，離開宮廷后仍與皇帝維持緊密的互動。雍正皇帝一度打算將他派往準噶爾軍前，“未行，仍命入宮侍起居，上違和，醫藥事皆公掌之。”順帶說明的是，藩邸舊人出身的內務府總管不只有傅鼐，還有前述論及的年希堯。年希堯是少數出身漢軍的內府總管，為雍正初年權臣年羹堯之兄。年羹堯在雍正三年獲罪時，年希堯與其父年遐齡遭受牽連，但皇帝認為：“年羹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素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向來視如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忠厚安分之人，著革職免罪。”切割年希堯與其弟的犯行，仍有重用之意。雍正皇帝的敦肅皇貴妃是希堯、羹堯之妹，她原為皇子藩邸時的側妃，誕下三個皇子與一名皇女。姻親再加上舊屬關系，讓年家與皇室關系親密深刻，是皇帝簡任希堯為內府總管的另一層因素。

雍正元年被簡任為內府總管的上三旗包衣還有李延禧、來保與薩哈廉。李延禧與薩哈廉都是包衣出身，資料零散。康熙十九年（1680）臧應選奉旨燒造御器時，李延禧還是內務府主事，被派往江西協助督造窯務。回京之后，李延禧回府當差，雍正元年皇帝將他擢升為堂官時，本職只是郎中而已。薩哈廉的出身資料比李延禧更模糊，他也是以郎中的身份“協理內務府總管”，隔年解任，回到郎中上行走，改派上駟院卿常明出任內務府總管一職。李延禧、薩哈廉等以郎中身份任內府堂官，因品秩不足，又無特殊事功，僅能在檔案材料中尋得生平活動的只字詞組。相較之下，來保的宦途機運卻與李延禧、薩哈廉很不相同。

來保初以庫使在內務府當差時，康熙四十年之后，從藍翎侍衛一路遞遷為一等侍衛，在皇帝身邊行走。雍正元年，得擢任內務府總管。雍正皇帝說過：“來保本系辛者庫賤役，自朕即位后，拔入佐領下，授為內務府總管。”換言之，來保從管領抬旗為佐領下人后，才升授內府堂官一職。來保在雍正、乾隆兩朝久任總管內務府大臣。乾隆六年（1741），皇帝還以“其奉職勤勞，特命抬入正白旗，所立佐領準世襲。”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過世時，已是官居一品的大學士。無論是李延禧、薩哈廉或來保，在雍正朝之前都只是身份不高的包衣，與皇室又無特殊的姻親關系，有機會從一般的司官躍升內府堂官，皇權的作用關鍵大矣，是與前述的外八旗親貴重臣最大差異之處。

本文節選自《化家為國: 清代中期內務府的官僚體制》（黃麗君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