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5日，羅馬尼亞中央書記維爾德茨訪華，希望與周總理會談。

當時，周總理的身體狀況堪憂，已經住進醫院。醫生不同意周總理進行接見外賓這種高強度的工作。

但周總理卻奮不顧身地答應了維爾德茨的請求，將兩人會面的時間定在了9月7日晚上7點。

9月7日上午，維爾德茨正參觀北京紡織廠，中方工作人員突然告訴他，周總理將在下午1點與他會面。

維爾德茨聽完，高興不已，立即停止了參觀活動，回到外賓招待所，做好與周總理會談的準備。

不久，維爾德茨準時抵達醫院。為表示尊重，周總理在醫院的會客室，與他交談。

原本，根據醫生的建議，這場談話最多持續20分鐘。

但在周總理的堅持下，兩人最終談了1個小時40分鐘。

兩人的談話內容十分豐富，讓維爾德茨最關注的是，中國的接班人問題。

周總理沒有對他進行隱瞞，坦誠地提到了一個人的名字。

周總理提到了誰的名字？

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維爾德茨訪華

1975年8月底，中國方面得知羅馬尼亞中央書記維爾德茨在越南訪問。

考慮到維爾德茨是羅馬尼亞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上任后從未訪問過中國。

為了抓住這個機會，中聯部通過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向維爾德茨發出邀請，請他在回國前，在北京逗留幾天，與中方領導會晤，探討國際問題。

維爾德茨

維爾德茨收到邀請后，立即作出回應，表示將會在9月5日，從河內乘坐飛機抵達北京。

中聯部迅速為維爾德茨制定訪問日程，最后決定由副總理紀登奎全程接待。

9月5日當天下午5點，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代表團，平安降落北京機場。

當晚，中聯部部長耿飚等人在機場迎接，并帶領他們前往賓館參加宴席。

在前往賓館的路上，維爾德茨突然提出要與周總理面談。

當時，周總理的身體已經不適合進行外交活動，醫生也勸他要多休息。

可是，當他得知維爾德茨要見自己，他不顧醫生的反對，答應了維爾德茨的請求。

周總理與維爾德茨的會面，原本被安排在了9月7日晚上7點。后來，根據周總理的要求提前到了下午1點。

維爾德茨

9月7日下午1點，維爾德茨一行人趕到醫院時，周總理在紀登奎、耿飚等人的陪同下，已在醫院門廳等候多時。

維爾德茨率代表團進入后，周總理與他們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原本，中聯部的計劃是讓周總理在病房會見維爾德茨。但周總理執意將維爾德茨請到醫院會客室。

從醫院門廳到會客室，大約只有10多米的距離，身患重病的周總理卻走得異常艱難。

紀登奎見狀想要上去攙扶，但被周總理拒絕了。

周總理邁著沉重的步子，走了十幾分鐘才走完這段路。

正式會談

雙方就坐后，有人走到維爾德茨旁邊，小聲提醒他：“周總理身體不好，只能談20分鐘。”

周總理聽到了兩人的對話，微笑道：“既然醫生不讓我多說話，那我就聽你們說。”

維爾德茨點點頭，感謝周總理答應與自己會面，同時代表羅馬尼亞人民祝周總理身體健康。

周總理笑著表示感謝，并詢問了羅馬尼亞第一副總理波德納拉的身體情況。

維爾德茨告訴他，波德納拉的身體也不太好。

周總理沉默了片刻，最后請維爾德茨向他問好。

接著，維爾德茨小心地詢問周總理的身體狀況。

周總理泰然自若道：“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么，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談到死亡，周總理回憶起了10年前的一件往事。他說：“1965年，我在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首都），參加了喬治烏·德治（羅馬尼亞領導人）的葬禮。當時，徒步走路一個多小時都可以。現在幾分鐘都走不了了。”

周總理發出的感慨，讓在場的人心疼不已。

20分鐘后，維爾德茨看了一眼手表，發現約定的談話時間到了，準備起身向周總理告辭。

周總理向下揮動手掌，風趣地說：“是不是因為我們的談話沒有意思，所以你盯著手表看？”

維爾德茨搖搖頭，解釋道：“不是的，醫生和我約定，只能與您談20分鐘，現在時間到了。”

周總理說：“不用管他們，我們繼續聊。”

周總理明白這可能是最后一次接見外賓了，所以他想要與維爾德茨多談幾句。

會談繼續進行，兩人談到了中國的接班人問題。

維爾德茨問：“現在中國主要由誰在負責。”

周總理坦誠回答：“現在，第一副總理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

維爾德茨不清楚周總理口中的第一副總理是誰。

一旁的紀登奎解釋道：“就是鄧小平同志。”

維爾德茨正是通過這次會面，真正記住了鄧小平的名字。

很快，延長了1個小時20分鐘的談話結束了。在返回賓館的路上，維爾德茨感慨萬分，喃喃自語道：“可惜沒有早一點認識周恩來同志。”

結語：

周總理是中國最偉大的革命家、外交家，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時期，他都以其偉大的人格魅力，為黨和人民爭取最大的利益。

謹以此文向周總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