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著名歷史學者陳寶良的《大明風華：明朝人的城市生活》一書由岳麓書社出版。本書汲取正史、明人筆記等大量史料精華，以新穎的視角，明快的解讀，打撈明朝城市生活的繁華記憶，從衣食住行等多個角度，圖文并茂地還原了明朝城市里達官顯貴、賢士大夫和市井眾生的日常生活，展現出一個真實、多樣且充滿活力的明朝世界，勾勒出明朝的城市生活，并富于濃厚的市井煙火氣息。

就明代初期和中后期城市生活的變化，明代的戶籍控制，衣食住行、城市的文化生活等問題，記者采訪了陳寶良。

采寫 張弘

陳寶良，知名歷史學者，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理事、中國社會史學會理事，主要從事明代社會史研究，著有《中國的社與會》《明代社會生活史》《明代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國流氓史》等作品十余部，所著作品多被知名大學列為指定參考書，學術成果在海內外具有廣泛影響。

記者：《大明風華》一書描述的明朝城市生活的諸多方面，很多明顯變化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后，這也意味著，明朝人的城市生活，整個明代(1368年―1644年)的前半期和中后半期變化比較大。為什么會這樣？

陳寶良：明代社會、文化乃至生活，在中期以后發生了巨變，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歷史現象。這不僅僅關系到明代史的分期，而且直接關系到明代的社會變遷。

數十年研究明代史的經歷，使我越發強烈地感受到，明代中期以后，整個社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在成化、弘治時期，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生活富庶，以致成為后世士大夫百般稱頌甚至崇尚的時代。大致從正德（1506—1521）開始，明代社會、文化乃至城市生活從結構的深層發生了劇變。至萬歷時期，由于西方耶穌會士東來，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發，新的思想迅速萌芽，產生了強烈的變革要求，這樣就在原有城市生活變革的基礎上更加深了一步。在晚明社會、文化的變革期里，歷史的陳舊的傳統受到了來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沖擊，思想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活躍。個體的、特殊的、純自己的東西的擴展勢必不能被舊的社會觀念所容，必然會與舊的社會觀念發生激烈的沖突，并廣泛滲透到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像晚明這樣的時代，勢必給人一種風氣突變的感覺，至于像《牡丹亭》中杜麗娘那種不顧一切的愛情，也只有在這樣的時代才可能出現。

這種風氣的突變，如果簡單地加以概括，就是城市商業繁榮、市場經濟萌芽所導致的拜金主義與縱欲主義，以及追求個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套用明朝人的流行說法，就是“一了此心，則市金可攫，處子可摟”，完全是人性的直露、赤裸。至于具體的表現，則在于對人格獨立的孜孜追求，爭取思想的自由，憧憬人倫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以圣賢為冠冕的教條，憎惡滅沒個人真性情而安于欺世盜名的假道學。反映在城市風尚上，則是厭故喜新，出現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時尚。這一曠古巨變，透過社會思潮以及各種生活風俗，在晚明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追究這種巨變的原因，大致上包括以下三個：一是國家控制力量的日趨減弱。明初立國時期，國家控制力量強大，如嚴格的戶籍、路引制度，使人們缺乏自由流動的權利。按照傳統的觀念，明初的皇帝均屬于勤政的“好皇帝”。從傳統道德意識出發，好皇帝固然值得稱道，但在所謂的“好皇帝”這個名號下，往往意味著人們受到了嚴密的控制，也就是生活自由的喪失。自明代中期以后，國家控制力量的減弱相當明顯，如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弛，使人們得以取得了部分自由流動的權利；路引制度的形同虛設，使人們的外出不再受到嚴厲的控制；尤其是班匠銀的出現，使得工匠不再受到嚴格的徭役管制，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至于君臨天下的皇帝，如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也不再是勤政的“好皇帝”，而是或游戲成性，或不再上朝，這種疏于政治的皇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國家控制力量。二是經濟的市場化與城市化。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將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疇下進行考察，其時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顯現出來。換句話說，明代中期以后，社會出現了一個轉變過程，舉凡人口的持續增長，經濟的貨幣化和多樣化（諸如農村的商業化，定期集市的小鎮的激增，作物的專門化，手工業的發展，以及國內地區性貿易市場的形成），社會流動的加速，租佃制與經濟競爭的展開，無不顯示出它與明初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尤其是農村土地兼并的加劇，導致農村人口的分化，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開始流入城市，成為城市人口的后備力量，對于城市化進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三是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復古”派文學的興起，以及王陽明“心學”的崛起，對傳統的意識形態藩籬造成了很大的沖決。在明代初年，隨著《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的頒布，程朱理學一統且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使士大夫不再有了思想創新的動力。在明代中期開始的這場文化變革中，思想文化漸趨活躍，按照董其昌的說法，當以李夢陽、王陽明作為開創性的人物。正德前后思想文化的變異，當然不是一個人的主觀意向所能制約的，而是時代變化的趨勢所致，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產物。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王陽明、李夢陽在改變整個明代學風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尤其是王陽明開創的“良知”說，更是打破了“迷古”的魔障，給人們以直抒己見的勇氣，為晚明的思想家掙脫傳統奠定了理論基礎。誠如焦竑所言，王學一出，“聞者豁然如披云霧而睹青天也”。

記者：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實施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比如，將戶貼分為民戶、軍戶、匠戶等不同種類，民戶當中還要細分，如務農為農戶、從醫為醫戶、經商為商戶。農戶世代務農，軍戶世代從軍（軍戶屯田也要務農），匠戶世代為匠，不能隨意改行，更不準隨便搬遷。按照戶籍，農村居民編入里甲，城鎮居民編入坊廂。里甲、坊廂實行相互作保，一家犯罪，全體連坐。明朝人不能隨意出行，離家百里必須到官府申請“路引”，而申請路引的手續非常嚴格。

《大明風華》35頁講到了農村分化人口的去處。在朱元璋統治時代，如果一個在湖北務農的農戶，想到南京城內經商，需要經過怎樣的流程？這種控制措施，后來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陳寶良：誠如你所言，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以后，國家控制力量的強大，對民眾生活自由的禁錮，大抵借助于戶籍與路引。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廷正式頒行黃冊之式于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所謂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業占籍，不同職業的人占有不同的戶籍，諸如民籍、軍籍、鹽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鋪兵籍、醫籍之類。明初的制度規定，每隔十年，就需要核實戶籍中的老幼生死，重新更造戶籍黃冊。在民籍中，無論父母存亡，凡是兄弟已經分家，或者贅婿、養子歸宗而另行分灶而食，均允許他們“異籍”，也就是另立戶籍或另立門戶。

明初對人口的控制相當嚴密，可說是夜無群飲，村無宵行。當時頒布了《大誥》，要求鄰里之間，“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如工匠、商人外出務工、經商，無論是遠近、水陸，都需要在路引上明白開明，而他們一旦外出，則必須隨身攜帶路引。按照明代的制度規定，凡是有人外出，必須在所轄州縣衙門取得“文引”，等到回來之時，再向所在州縣衙門繳銷。事實證明，明初這種嚴厲的控制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實施。如洪武五年（1372），當時有人因祖母急病而外出求醫，走時匆忙，忘了帶路引，被常州呂城巡檢司查獲，擬送法司論罪。此事雖因明太祖的寬矜而免于論罪，但也從側面反映了明初之人確實缺乏流動的自由。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之制，盡管在中后期仍然在執行，但其實往往流于形式，最終導致社會流動的加速，以及戶口的不實。與之相應的“文引”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慢慢開始廢弛。自明代中期以后，農村人口開始分化。農村人口的分化是伴隨著農村土地兼并日益加劇而來的。據當時人的記載，農村分化出來的人口的去處，大致不外乎以下幾條出路：一是成為鄉官的仆人；一是成為衙役；一是逐末經商；一是游手趁食。排開前兩種人不說，后兩種人事實上必然會與城市工商業發生不同程度的聯系，成為城市平民的后備軍。

在明初朱元璋統治時期，盡管人們因為戶籍、路引制度的制約，缺乏自由流動的權利，但并不意味著當時的人們完全沒有流動的權利。換句話說，只要按例取得路引，人們到外地經商，還是在國家政策準許的范圍之內。明代中期以后，路引制度基本處于一種廢弛的狀態，但戶籍制度依然存在，只是發生了以下兩大變化：一是“客戶”“客籍”“寄籍”的出現，即來自他鄉的暫時居住人口，可以借助于“客籍”或“寄籍”這種戶籍形式，在他鄉暫時定居下來，并接受當地地方政府的管理。當然，這種被稱為“客戶”的流動人口，在編戶方式上與土著之民有所區別：土著之民，仍然按照原先的“里甲”加以編制，而客戶則按照“社”加以編制。二是“商籍”的出現，即在外經商的商人，可以通過加入“商籍”而在經商之地取得合格的居住身份。商籍的出現，足以證明明代商業的發達，以及由此而來的商人地位的提高。如在明代，徽州商人相當有名，其中很多徽州商人都在杭州經商。在商籍出現之前，這些商人的子弟為了參加科舉考試，都必須回到南直隸參加鄉試。一旦具有商籍的身份，那么，商人子弟不再需要回到南直隸參加鄉試，而是可以直接在取得商籍之地參加浙江的鄉試。這就使商人子弟免去了來回奔波的勞苦。

記者：《大明風華》39頁顯示，朱元璋從面料、樣式、尺寸、顏色確立了服飾等級制度，不同等級的人只能使用本等服飾，不能混同，不許越禮犯分。確實也有人因為穿衣僭越而被砍了腳。但是，這套等級制度后來不怎么起作用。朱元璋開國時實施的社會控制為何會逐步失效？明人服裝僭越、出行僭越、住宅僭越，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陳寶良：我一直認為，明朝人的生活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倫理世界，另一個是時尚世界。這兩個生活世界，在任何時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尤以明代表現得尤為突出。

所謂生活的倫理世界，簡單地說，就是人們不能按照自己的財力自由地生活，而是必須按照禮制的規定而生活，服飾、飲食、居住、出行乃至社會交際禮儀，均是如此。換句話說，生活具有一定的等級性，人們必須在等級規范內生活，不能僭越等級而違規生活。所謂生活的時尚世界，歸根結蒂是倫理等級的淪喪，也就是人們超出禮制的規范，甚至僭越等級制度而生活。

明代社會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呈現出這樣一種變化趨勢，即從“倫理世界”向“時尚世界”的轉變。這種轉變，首先建立在漸進之上，而后產生質的變化，從而給人一種風氣突變的感覺。事實確實如此。以服飾為例，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從面料、樣式、尺寸、顏色四個方面確立了一套服飾的等級制度，不同等級的人，都只能使用本等的服飾，不能混同，更不許越禮犯分。自明代中期以后，城市服飾趨于爭奇斗艷，服飾風尚出現了一些新動向，諸如：僭禮越分，等級制已被打破，僭用服飾習以為常；服飾由敦樸轉向好美，奢侈更是成為晚明城市風尚的基本特點，即使家無擔石之儲的庶民百姓，也要刻意打扮，裝飾門面；厭常喜新，服務淫巧，服飾開始追求華美，對服飾式樣隨時進行革新，甚至產生一種厭常斗新的心理。

追究這種城市生活風尚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一是社會經濟發展與個人財力的增加。明初確立的生活等級制度，是一種生活的倫理世界，它主要建立在小農經濟之上，體現了明初農業社會的基本生活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會經濟發展，個人財力增加，人們完全有財力按照自己需要而生活。二是個人喜好與時尚潮流。追求時髦是人們的普遍心態。隨著國家控制力量的減弱，個人財力的增加，城市人就完全可以憑借個人的喜好，財力之所及，以及習俗趨向，去穿著打扮，進而使服飾乃至飲食、居住、出行等生活趨于千姿百態，豐富多彩。在這種生活轉向歷程中，審美趣味上的從眾心理尤其值得關注。

記者：《大明風華》81頁說到了宮廷的飲食，自成化以后，宮廷的飲食就開始變得奢華，宮廷里的豆腐用百鳥腦釀成，一盤豆腐需要花費近千只鳥腦。按照常理，宮廷的奢侈，明代城市飲食由儉素轉向豐腆，應該是以經濟繁榮和稅收作為支持，那么，此時明代的經濟發展和稅收是什么情況？另外，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況如何？

陳寶良：毫無疑問，就明代飲食生活而言，存在著一個從儉樸轉向奢華的變遷歷程。“筵不尚華”或“筵會無珍異之設”，是明初飲食生活的特點。這一方面體現了明初物質生活的匱乏，以及由此所反映出來的飲食風俗的儉素，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在禮教和等級制度的束縛下，人們的飲食也相對刻板一些，顯得有些沉悶。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以后，百廢待興，為此不得不禁止一切奢華。飲食生活也不例外。這位出身農家，又當過游方僧人的明太祖，時常想到的是幼時生活的艱辛，江山得來的不易。坐上皇帝的寶座后，身體力行，崇尚樸素，飲食不過是“常供”，即家常菜肴，并無珍異美食。每天早晚進膳，必有一道豆腐，以示不敢奢侈。馬皇后也以儉樸自持，甚至親自“主饋”，掌管宮內飲食。在這種等級制度的制約下，明初的飲食普遍以儉樸為時尚。這也部分證明了明初在建國過程中，社會生產力仍處于恢復之中，以及由此所反映出來的物質生活的相對匱乏。自成化以后，飲食時尚日趨奢華。這種風氣首先來自宮廷。明初洪武年間，宮中飲食相當儉樸，即使御膳，也只是在奉先殿日進二膳，朔、望日則用少牢。親王、后妃每天所支羊肉僅一斤，而且支了羊肉之后，就不得不免除支取牛肉，或者免除支取牛乳。以宮廷的齋醮為例，本應清素，不求美華，而且明初齋醮時所用果品也不過是“散撮”，即散著堆放在器皿中，所用不過八斤。到了成化年間，果品都已改用“粘砌”，即用糖將各色果品粘在一起，弄成一定的花樣。用來裝果品的盤子，更是直徑大至一尺，以致裝滿一盤需花費果品13斤。宮廷中倒是依然保持著吃豆腐的習慣，不過豆腐已不再是由黃豆制成，而是用百鳥腦釀成，一盤豆腐，需花費近千只鳥腦，顯已奢侈至極。

城市生活由儉素轉向豐腆，固然以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前提，但在生活態度、生活樣式與社會經濟的關系之間，也并非完全同步合轍。以皇帝的生活來說，個人生活樣式的豐儉，更多的是取決于君主的生活態度。對一個生性追求奢靡的君主來說，即使國家趨于衰敗，國庫已經空虛，他同樣可以過著一種紙醉金迷的生活。小到城市的居民，就他們的生活方式來說，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城市風尚的影響，有時候甚至是面子觀念在作祟。諸多史料尤其是地方志的記載，已經足以證明，城鄉居民的生活觀念存在著不小的差異。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即使家無擔石之儲，同樣喜歡追求外在的奢華生活。馮夢龍所編的民歌集《山歌》，已經可以證明蘇州城里的市民婦女，有著相當強烈的面子觀念。這部民歌集中，有一首名為《燒香娘娘》的民歌，其中所記就是一位蘇州城里市民婦女，為了去蘇州郊外的穹窿山燒香，向鄰居借來各種首飾、衣服，甚至典當或賣掉部分家當，湊齊燒香旅途的旅費，進而使自己的燒香之旅風光無限。這就是面子觀念在作祟。

記者：明代士大夫風行“妓鞋行酒”，以今天的眼光看，固然庸俗污穢且變態，即便以當時的眼光來看，至少也違背了孔孟之道（儒家的禮儀規范）。那么，明代士大夫為何會蔑視禮法，如此放蕩不羈？

陳寶良：明代士大夫的飲食生活，不僅豪奢，而且放浪行骸。明初規定，文武官員不得在家挾妓飲酒。但到了宣德年間，一些大小官員在家里開宴飲酒時，“輒命妓歌唱，沉酣終日”。如“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飲酒聚會，旁邊就有侍妓伺候，同樣屬于“挾妓飲酒”。成化年間，后府都督僉事劉清在舉行家宴時，也用了“妓樂”。這是士大夫飲酒風氣的一種轉變，而“妓鞋行酒”就是最好的例證。

妓鞋行酒，又稱“雙鳧杯”“金蓮杯”，其實就是“鞋杯”，也即以鞋代杯。“雙鳧”的典故出處，一般只知王喬“飛舄”之事，事載《后漢書》卷82上《王喬傳》。其實，女人繡鞋同樣可以稱為“雙鳧”，王道《雙鳧詩》即可為例。金蓮杯的出處，是齊東昏侯妃潘玉奴“步步生蓮花”之義，楊維禎稱之為“金蓮杯”，瞿佑有《沁園春》詞，專詠此事。

以妓鞋喝酒，宋人已有先例。至元末，楊維禎拜訪瞿士衡時，也是“以鞋杯行酒”。嘉靖年間，馮惟敏少負才名，但在官場并不得意，骯臟歸于海濱，以文酒自相娛樂，作有《鞋杯》詞，所寫也是妓鞋行酒之事。從中可知，明代的士大夫中，通常會在袖中長懷一只金蓮妓鞋，欠下了不少的風流債。杯置鞋中，注酒杯中，酒是“白溜溜水清”，仿佛“照見個人兒影”。常以金蓮行酒，用久了難免使鞋子“半新不舊軟如綿”，甚至“擦破了口圈，蹴損了底尖，跌定了根兒線”。明隆慶年間，何良俊前去蘇州，在河下遇到王世貞。當天就在友人家夜宴。何良俊袖中正好帶著妓女王賽玉的繡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王世貞甚是愉悅，第二天就在扇上書長歌紀之。其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金瓶梅》的作者顯然深知文人中流行的這種習俗，所以在小說中也有描寫西門慶“吃鞋杯耍子”的場面。

這是一種相當怪異的飲酒之俗，甚至顯得有點污穢變態，卻在明代的士大夫中相當流行。這是一個很值得作深層思考的問題。究其原因，我想大致有以下兩個：一是對所謂的“三寸金蓮”的過分迷戀。在審美情趣上，明代士大夫大多著迷于女性的小腳，有時近乎具有一種怪癖。如崇禎朝內閣大學士周延儒的小妾，她的小腳幾乎到了無法行走的地步，以至于必須靠人抱著走，故時有“抱小姐”的雅稱。當然，無論是小腳，還是妓鞋行酒，無不說明士大夫借助于小腳、妓鞋這一類外在象征之物，以便長期占有女性，進而將女性視為自己的私有之物。二是明代士大夫承襲魏晉時期士人的心靈通脫之習，往往在行為上顯得頗為怪誕，甚至放蕩不羈。

當然，若以修養與行為作為一種評判的標準，士大夫群體中顯然存在著道學家與文人之別。相較而言，道學家的行為比較保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往往被禮法所束縛，時常正襟危坐，甚至行若土偶。如果想從道學家群體中去尋找“妓鞋行酒”一類的越禮之舉，顯然是徒勞的。而文人則不同。自古以來，即有“文人無行”與“文人輕薄”一類的說法，這已經足以證明，他們的行為通常會超出禮法羈絆，進而追求一種蔑視禮法的生活。為了顯示自己的風雅，文人不惜做出“妓鞋行酒”一類的怪癖之舉，藉此引發轟動效應。

記者：明初法律對婚姻做了很多規定，例如：無論官民，“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老百姓“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離異。其民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禁止官吏娶樂人為妻妾，“凡官吏娶樂人為妻妾者，杖六十，并離異。若官員子孫娶者，罪亦如之”；另外，明初還禁止貴賤互通婚姻（208頁）。就愛情和婚姻的本質來說，男女之情通常會逾越禮法，可以想見，這些法律很難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換言之，無論官民，肯定會想方設法逃脫這些法律的限制。那么，面對法律對個人婚姻的嚴格限制，明代官民在現實中是怎樣做的？

陳寶良：這個問題牽涉到以下兩點：一是妻妾關系，二是倫理與情感的關系。

從明代的家庭倫理關系來看，妻妾在身份上明顯存在著差異。正妻通常被視為“正室”，必須明媒正娶。正妻所生之子，具有“嫡子”的身份。正妻可以憑借丈夫與兒子的功名，得到朝廷的封贈，而后獲取諸如夫人、宜人、孺人一類的誥命。正妻死后或者正妻被休，另行再娶，再娶的繼室，也就是民間所謂的填房，同樣具有正妻的身份，進而獲得一切的榮耀與封贈。妾則不同，并非明媒正娶，不過借助“買”這種形式而獲得，“納妾”一說，無疑已經說明妾很難得到“娶”的榮耀。換句話說，妾幾乎與婢女相等。此外，妾被稱為“側室”“副室”“簉室”，也就是民間所謂的“偏房”。妾不是夫人，即使想提高自己的身份，被人稱為“如夫人”，但終究與夫人還是隔了一層。妾所生之子，不過是“庶子”而已。盡管妾可以憑借兒子的功名而獲取封贈，此即所謂的“母以子貴”，但從明代的制度規定來看，妾不能借助丈夫的功名而獲得朝廷的封贈。

有意思的是，盡管明代的法律對妻妾關系有著諸多的規定，但在明代士大夫群體中，顯然已經納妾成風。明代俗語云：“改個號，娶個小。”說的就是讀書人一旦中了進士，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兩件事，一件事是改個別號，另一件事就是娶個小妾。尤為可怪的是，士大夫在納妾行為上，在以下兩個方面，顯然已經突破了法律的規范：一是納妓為妾，諸如錢謙益之于柳如是，龔鼎孳之于顧媚，冒襄之于董小宛等，無不突破了法律不許納樂人為妾的規定；二是一些士大夫因為過分迷戀自己的小妾，通常會直接向皇帝上奏，替自己的小妾請封，以致部分小妾得以獲取朝廷的封贈。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曾經說過：“儒家論夫婦關系時，但言夫婦有別，從未言夫婦有愛。”這種說法同樣在費孝通的《生育制度》中得到了部分的印證。費孝通敏銳地發現，傳統中國社會很嚴格地把夫婦關系弄得“上床夫妻下床客”，并無真正的男女之情，于是男人開始去努力尋求與發展感情生活的其他女性對象。費孝通所謂的其他女性對象，其實就是歌妓與妾。這就是說，傳統中國的夫妻情感關系的本質，即夫妻之間，倫理關系重于情感關系。可見，時至明代，丈夫與小妾之間的情感關系正在取代甚至超越家庭生活中原本已經存在的夫妻倫理關系，而且逐漸形成為家庭情感倫理關系的一種新趨勢。換句話說，士大夫納妾，除去子嗣、美觀瞻（即圖門面、好看）之外，實際上確實是在以夫妾的真情實感取代夫妻的倫理關系。

進而言之，明代士大夫的夫妻情感，充滿著很多的虛情假意。只要看一下士大夫替自己妻子所寫的“悼內”詩與文，盡管他們自稱具有一種悼內的“同情”，但所謂的“同情”，不過是在自己妻子死后，深感失去了一個賢內助而已，而并非是對夫妻情感的留戀。明代山東的文人士大夫李開先，悼內詩、文寫的最多，但他所納的妾也堪稱成群，這已經證明了文人士大夫將移情別戀視為家常便飯。反觀民間百姓，男女之間卻更多地具有“生可以死、死可以生”這樣的真情。我們只要看一下在晚明流行一時的民歌，從中就不難發現婦女性情生活的真實面貌。

記者：《大明風華》206頁寫到，明初民間婚姻中聘禮只有牛、豬、羊、花紅、布帛等物，萬歷之后，漸改用銀錢金玉，聘禮的這種變化，南方城市大于北方城市。這種變化是因為明朝的經濟中心主要分布在南方城市嗎？

陳寶良：說到明代民間婚俗中的聘禮，不能不提到“茶禮”。如在北京，大體為先選吉日，前去相親，留下簪花、戒指、巾帕之類，表示婚姻之意。然后行小茶禮。民間聘婦，必須使用茶禮。為何如此？這是因為，凡是茶樹，多不能移植，一旦移植，茶樹即死，所以必須用茶子下種。為此，民間聘婦，使用茶禮。茶禮之俗，顯然是取其“從一”之義。明代民間女子受聘，稱為“吃茶”，又男方行聘也以茶為禮，均取此義。

一般認為，婚姻論財，是夷虜之道。不過，在明代民間婚禮中，婚姻論財卻極為風行。大體說來，明代民間婚禮中的聘禮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從全國來看，受奢侈之風的影響，聘禮日漸豐厚。如順德府，婚姻納聘，舊時只有牛、豬、羊、花紅、布帛等物，仍不失荊布之意。自萬歷以后，漸改用銀錢、金玉。二是相對而言，聘禮的變化，南方大于北方。雖然北方民間的婚姻禮儀不盡符合古禮，但先民遺意猶存。南方則不同，婚姻只講究金錢，尤以江南為甚。

至于其中的原因，概括起來說，有下面兩個：一是婚禮論財，這無疑是為了迎合裝飾門面的虛榮心理。在民間婚姻風俗中，所崇尚者，專是附勢圖財，而善惡、尊卑，反而全然不顧。即使聘定嫁娶，還是最看重“以茶禮、妝奩迎于街路，以夸富盛”。有些富家，聘禮妝奩更是以富厚相尚，里俗仿效，中產之家也不惜取息鬻產，用來裝飾門面，甚至有的家庭憑妝奩厚薄作青白眼。二是自唐代以來，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的經濟發展水平乃至生活水平，明顯超越北方。隨著經濟的商業化與城市化，崇尚虛夸的心理漸漸滋長。就婚嫁而論，江南人家比北方更具雄厚的經濟實力，且更有圖臉面的虛夸心理。在明代，江南的溺女之風尤其興盛，這除了重男輕女的意識之外，其中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江南地區的厚嫁之風，使當地庶民百姓不堪重負，不得不行溺女這一下策。

記者：萬歷以后聘禮主要是銀錢金玉，對于底層民眾顯然也是不小的負擔。那么，沒錢娶不起妻子的人在城市多不多？是否普遍？

陳寶良：正如前面所述，婚姻論財或厚嫁之風，對于上層的士大夫或富厚之家來說，可能并不會造成多少影響。對于中產階層來說，往往必須賣掉自己的田地、房屋一類的家產，才能湊齊聘禮或嫁妝。至于底層的庶民百姓，因為不堪嫁妝的負擔，更是只能采取溺女這樣的無情之舉。可見，婚姻論財，自古以來就是一種不利于社會正常發展的惡俗。

至于明代城市中，因婚姻論財或厚嫁而導致沒錢娶妻，進而淪為單身的光棍漢，其數量的多少，限于史料的匱乏，很難在這里提供一個計量學方面的統計數字。不過，就世俗的常情而論，一則因為家中貧窮，二則因為受到聘禮的壓力，因此導致下層民眾難以娶妻的現象應該是存在的，而且這種現象也有日趨嚴重化的趨勢。譬如在北京城中，存在著一個龐大的“風流漢”“叫花子”群體，其中大多就是沒有娶妻過正常家庭生活的人。此外，明代民間存在的一些奇怪的婚俗，諸如“弟收兄嫂”（即小叔子娶已寡的嫂子），兄弟合娶一妻，男子入贅女家而成為進舍女婿，亡夫的寡婦“招婿養老”，等等，顯然也是男子難以娶妻的間接反映。

記者：眾所周知，明朝在大部分時間都實施禁海，明廷官方在很長時間用朝貢壟斷了國際貿易。這種閉關鎖國，對明朝人的城市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禁海和開海期間，明朝人的城市生活有何區別？

陳寶良：說到明代的海禁政策，必須消除一個偏見，即誤認為明代沒有繁榮的海上貿易。其實并非如此。明太祖固然倡導“重農抑商”的政策，但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或者說在歷史的演進歷程中，呈現出來的恰好是“農商并重”的事實。正因為此，才導致明代中期以后，商業化、城市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海禁政策大抵也是如此。所謂“片板不許下海”，僅僅短暫存在于明初，中期以后，廣東潮州、汕頭地區與福建閩南乃至浙江的海上糧食貿易，發展的程度很是令人矚目。尤其是對外的私人走私貿易，更是蓬勃興盛。隨之而來的，則是大量的“番銀”輸入中國，進而引發了白銀貨幣化。這就是說，明代朝廷一度實行過海禁政策，但決不可因此認定明朝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

至于明代官方的朝貢貿易體系，固然存在缺乏經濟核算或不計貿易成本的因素，但隨之建立起來的東亞貿易圈，正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言，所產生的區域性的意義，決不可加以忽視。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明代的士大夫尤其是江南的士大夫，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不但具有獨特的眼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前瞻視野。在晚明的士大夫群體中，如夏言、龐尚鵬、唐樞、許孚遠、張瀚等人，無不主張開海禁，通互市，行番舶，這種對海上貿易意義的重視，無疑與當時的全球化貿易是相應的。

無論是禁海，還是開禁，明代的海外貿易一直存在，且對城市生活產生影響。所不同的是，這種影響有大小之別。當禁海時，對城市生活的影響相對較小；當開海禁后，因為海上貿易的長足發展，對城市生活的影響較大。海外貿易對城市生活最為直接的影響，一方面，是大量絲織品、瓷器的外運，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另一方面，大量來自東、西洋物品的輸入，豐富了城市民眾的生活。

記者：《大明風華》311-316頁顯示，朱元璋認為，只有禮才能抑制私欲膨脹，所以他在生活中相當克己。但是，明武宗朱厚照和明熹宗朱由校都是奇葩。朱元璋肯定是希望權力在他的后代中代代沿襲，那么，朱元璋的《永鑒錄》《御制紀非錄》《皇命祖訓》等等為什么沒起作用？

陳寶良：明代的皇帝，從開國君主朱元璋，到亡國之君朱由檢，既有共同點，又存在著差異，諸如明太祖的勤政儉樸，明武宗的淫佚好武，明世宗的崇尚焚修，明熹宗的荒誕不經。一旦戴上平天冠，勢必意味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從理論上說，皇帝可以隨心所欲地生活。不過，由于儒家士大夫通過經筵與正常的言論系統，可以對皇帝的出格行為加以有效的制約，再加之明代諸帝內具的性格各異，勢必導致他們的生活旨趣與生活樣式也各不相同。

仔細考察明太祖朱元璋的生活，大抵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勤于政事，二是生活素樸。明太祖治事，常常以勤勉自勵。他認為，治理天下，首先必須“無逸”，即不貪圖安逸，然后才能享受真正的逸樂。在個人的治身之道方面，他對個人的私欲尤其反感，甚至深惡而痛疾之。有一次，他在華蓋殿上朝，與侍臣討論治身之道。他說：“人的禍害沒有比私欲更大的了，私欲并不僅僅是指男女、飲食、服御這些方面，凡是利己利私的東西，都是私欲。然而只有禮才能抑制私欲的膨脹。先王制定了禮，就是用來防止私欲的。禮廢棄不行，那么私欲就放肆了。作為君主，廢禮縱欲，就會給百姓帶來災難；作為臣子，廢禮縱欲，就會給家庭帶來禍害。所以遵循禮制行事，可以減少過失，若縱欲放肆而行，必定會帶來滅身之禍。”皇帝的生活，其實也離不開美色與飲食兩者。正是在這兩個方面，明太祖確實有一套很好的持身之道。從色欲方面來看，太祖既無優伶近狎，又不酣歌夜飲。正宮皇后無自縱之權，妃嬪也沒有過分的寵幸。他只是以乾清宮為正寢，后妃的宮院，各有其所，每晚必是按照順序進御。從飲食方面來看，整個皇族的早晚常膳，包括內宮、東宮、親王，每月所用，大體上是羊一二十只，豬二三十口，鵝約200多只，雜雞約用300多只，鴨約用四五十只，再加上夏天所用一些魚鮮之物。與明代中期以后皇宮飲食生活相比，這已是相當儉樸了。

與明太祖的生活正好相反，明武宗、明熹宗則完全沉溺于享受而不理朝政。簡單地說，明武宗的生活內容，主要體現為好武、斗雞、打毬、造豹房、嗜酒、延番師講經。明武宗此人，一生嗜酒成癖，經常以杯杓自隨。左右使者趁其酒醉，方便行事，所以常常預備著酒瓶、酒罐之類，等到他醒后，再將美酒進奉。明武宗又好獵色，當他聽說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于陰道秘術，于是就將他召入“豹房”。于永是色目人，向武宗進言，說是回回女皙潤而嫅粲，勝過中土婦女。為此，武宗下詔索要擅長西域舞的回回女12人，在豹房里歌舞達旦。武宗一生游戲成性。他別構離宮，筑宮殿數層，另外在兩廂造密室，勾連櫛列，稱為“豹房”。明熹宗在玩的方面興趣相當廣泛，不過最喜歡的還是做木匠活。熹宗好親手制造漆器、硯床、梳匣之類，全用五彩裝飾，工巧妙麗，出人意表。有時高興了，他還讓太監將這些木器拿到宮外賣錢。如熹宗親自制作了護燈小屏八幅，上面手刻寒鵲爭梅之戲。他讓小太監將它賣掉，并說這是“御制之物”，必須賣出1萬兩銀子。第二天，如數奏進，龍顏大悅。每當他做木匠活最得意時，有急切奏疏進來，奏請定奪。他就命識字女官朗誦官職、姓名、硃語。朗誦剛畢，就下諭太監王體乾輩說：“我都知道了，你們用心行去。”除木匠活之外，明熹宗一生喜好眾多，甚至見到什么喜歡什么，諸如駿馬、山水、走馬之戲、上樹逮鳥、捉迷藏、玩冰床，等等。唯一的例外，就是并不好色。明熹宗不好女色，夜宴既畢，就陳設種種雜戲，至宵分時刻就枕。所以宮詞說：“六宮深鎖萬妖嬈，多半韶華怨里消。”這應該是當時后宮生活的實錄。

同樣是皇帝，因為所處環境的不同，勢必影響到他們的行為與治國實踐。明太祖是創業之君，馬上得天下，知道江山來之不易，所以勤勉治國，以此作為子孫后代的表率，并通過修撰并頒布《永鑒錄》《御制紀非錄》《皇命祖訓》諸書，藉此告誡自己的子孫，希望將自己的江山傳之萬代而不替。明武宗、明熹宗，從小生活在深宮中，雖接受了很好的儒家教育，但終究不知創業的艱難，再加之生性貪玩，身邊又缺乏精通儒學的輔弼之臣，多是像劉瑾、魏忠賢一類的太監小人，所以容易走向游嬉而不勤政一路。

記者：《大明風華》中寫道，朱元璋的后代繁衍過多，而且形成了一個享受特權的階層，這些朱家人后來巨大的經濟負擔。據侯家駒先生《中國經濟史》（下冊，新星出版社657-658頁）載，明朝宮廷支出至少約367萬兩，約等于國家歲入。但是宗祿約853萬石，而天下供京師之田賦只有400萬石。軍事支出和皇家支出，都超過明廷歲入很多，而明帝不愿撥內帑，因此只有橫征暴斂，導致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其中，最典型的是明神宗朱翊鈞，為了搜刮財富，派出礦監稅使到全國各地劫掠，這對全國各地城市人的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激變良民）？

陳寶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子孫，世代繁衍，宗室成員的數目日趨膨脹，已成為明代一個巨大的寄生階層。明朝廷設置了專門的宗人府，負責管理宗室成員的事務。每當有朱姓子孫出生，就會被登錄在《天潢玉牒》中。《玉牒》就是皇家的家譜。而宗室成員觸犯國家的法律，經宗人府審實以后，就會被發配到鳳陽的“高墻”內禁錮。

這些宗室成員，無論是親王、郡王，還是各類將軍，借著“天潢”的名頭，開始在社會上四處活動：有的結交當地官府，包攬訟事；有的飲酒賦詩，開設書院，建造園林，附庸風雅；有的干脆在社會上閑逛，整日無所事事，而且與一幫地棍打得火熱，行同無賴。

大體說來，明朝的諸王分封制度，在初期曾造成了宗室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對皇權構成了相當大的威脅。自明代中期以后，因為朝廷的削藩政策，使大部分宗室成員對政治失去興趣，轉而熱衷于娶妾生子，求田問舍，導致宗室人口的膨脹。明人王宗沐言，至萬歷初，宗藩人口，“且數十倍于舊矣”。可見，宗藩人口已是相當驚人。至萬歷二十九年（1611），宗藩人口達到313712人。至天啟六年（1626），更是達到了627424人。

宗室人口一多，隨之給明朝廷的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潤曾將歲供京師之糧與王府祿米支出作了如下對比：天下歲供京師糧食，每年400萬石，而諸府祿米支出就達853萬石之巨。即以山西一省為例，存留糧僅152萬石，而宗祿支出卻多達312萬石；又如河南，一省的存留糧不過84萬石，而宗祿所需達192萬石。可見，在山西、河南兩省，即使將存留糧全部供給王府歲祿，還不足祿米之半。而天下供給京師的糧食，還不及宗室祿米的一半。由此可見，宗藩歲祿確已成為明代中期以后朝廷的沉重負擔。

宗室人口的激增，不僅僅限于給國家財政造成壓力，更有甚者，宗室成員尤其是藩王借助奏乞、賜予等手段，占據數量驚人的莊田，如明世宗的兒子景王、明穆宗的兒子潞王，各自占有的莊田竟然高達4萬頃。除了奏討、欽賜之外，宗室成員還侵奪民田，將土地慢慢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明代末年，分封在河南的藩王最為橫行，開封城中宗室就有72家田產，當時號稱“中州地半入藩府”。至于明神宗朱翊鈞，更是極其貪婪，在太監群小的鼓動下，派出大量的礦監稅使，與地方爭利，進而擾亂地方社會與經濟，隨之“激變良民”，引發社會極大的動蕩。由此看來，盡管明朝覆亡具有多重的原因，但藩王侵奪民間百姓土地，以及明神宗與民間爭利，無不使百姓失去生存的根本，最終導致他們揭竿而起。照理說來，宗子維城，宗室理應成為王朝權力的最大藩籬，而事實卻是，宗室最后反而成為王朝權力長城的毀滅者。這無疑是最大的諷刺。

本文紙質版已發表于2023年第7期《新晨》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