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周在《北伐，到底難在哪里？》里聊了北伐的難處，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見，說劉裕北伐就很成功啊，你說的不對。

其實吧，劉裕北伐也沒有逃脫這個規律，這篇我們就來聊聊劉裕吧。

劉裕能成為南朝第一猛男，離不開時代賜予的機遇。

早在東晉成立的時候，荊州因為位居長江上游的地理優勢，便擁有了兩重屬性，它既是東晉抵御北方政權南侵的第一線，同時也威脅著首都建康的安全，例如王敦、桓溫等坐鎮荊州的梟雄們，便產生了“挾天子以令諸侯”或者“改朝換代”的野心。

到了公元377年，隨著荊州的勢力越來越龐大，苻堅南侵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東晉便準備組建一支直屬的精銳部隊，既能制衡荊州，也能抵御苻堅。

正好京口附近有大量的南遷流民，是那個年代的流氓無產者，戰斗力非常強悍，于是宰相謝安便推薦侄子謝玄，到京口招募流民組建軍隊，得到劉牢之等一大批驍勇善戰的猛男。

這支軍隊就是北府兵，在數年后抵御苻堅的戰爭中一戰成名。

在這樣的背景下，荊州和京口，便成為東晉后期最重要的軍鎮，一舉一動都能改變東晉的走向。

肥水之戰后，謝安、謝玄、謝石相繼離世，門閥世族失去了掌舵的人物，東晉孝武帝司馬曜便利用這個權力真空期，提拔會稽王司馬道子統領東晉的軍政事務，把門閥世族的權力收歸皇族，徹底結束“王與馬共天下”的格局。

然而，門閥世族能架空皇帝，司馬氏諸王就不行嗎？

司馬道子給出肯定的回答——那必須的。

司馬道子執政以后，很快提拔親信占據關鍵崗位，甚至賣官鬻爵培養勢力，達到了“勢傾內外、遠近奔湊”的程度，導致司馬曜又感到威脅了。

怎么辦呢？

司馬曜的辦法是，繼續提拔親信，安插到地方軍鎮統領兵馬，和掌握朝廷軍政大權的司馬道子互相制衡。

于是呢，司馬曜任命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青兗二州刺史，鎮守京口。任命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守江陵。

這樣一來，荊州和京口兩座軍鎮，直接向司馬曜負責，司馬曜也用內外制衡和文武制衡的手段，鞏固了東晉政權。

但歷朝歷代都有個特點，即一個政治集團全面掌控政權以后，等掌舵人不在了，必然會爆發激烈的內部斗爭，重新分裂成多個小型政治集團，再開始下一輪的火并。

如果能角逐出新的政治集團和掌舵人，王朝便能爆發出強大的力量來除舊布新，如果始終是一盤散沙，那這個王朝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結果，那就是和舊政治集團關系不深的人，成為新的掌舵人，組建了新的政治集團，在缺乏效忠對象的背景下，便要改朝換代建立新政權。

司馬曜身后，東晉就完整的演示了一遍歷史規律。

公元396，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喝醉酒，和三十歲的張貴人說：“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你年紀太大了，我要和你離婚，再找個更年輕的小姑娘。張貴人大怒，老娘陪你這么多年，你竟然這樣對我，當晚便用被子悶死司馬曜。

對老婆不好的男人，終究要付出代價的......

東晉政局原本就是依靠制衡維系的，司馬曜駕崩，15歲的太子司馬德宗繼位，意味著東晉政局失去了錨點，徹底打破了東晉的政治平衡。

于是鎮守京口的王恭，統領劉牢之等北府舊將率先起兵，鎮守荊州的殷仲堪統領南郡公桓玄、南郡相楊佺期舉兵響應，以討伐權臣司馬道子的名義，向建康發起武力奪權行動。

然而，王恭和殷仲堪都不是亂世梟雄型人物，非常依賴麾下大將的忠誠和勇武。那么對于職業軍人來說，仗都是我打的，憑什么還要聽你的？節制軍鎮，你能做，我就不能做？

結果就是在京口、荊州和建康的政治軍事博弈中，職業軍人紛紛上位——

北府舊將劉牢之接受司馬道子的橄欖枝，誅殺王恭，被任命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取代王恭鎮守京口。

南郡公桓玄憑借桓溫留下的名望和資源，誅殺殷仲堪和楊佺期，被任命為都督荊、江、司、雍、秦、梁、益、寧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荊州刺史、江州刺史，徹底奪取長江上游，恢復了桓溫的勢力范圍。

東晉最重要的兩個軍鎮，就此落入桓玄和劉牢之的手里。

京口和荊州都更換了梟雄型領袖，那么接下來唱主角的，便是桓玄和劉牢之。他們將接替王恭和殷仲堪，繼續向建康發起挑戰。

公元402年，桓玄起兵沿江東進，一路攻入建康，司馬道子及其子司馬元顯部署的兵馬紛紛戰敗，只能寄希望于京口的劉牢之，能挺身而出和桓玄決戰。

但問題是，劉牢之不愿意。

東晉江山是司馬氏的江山，享受榮華富貴的是司馬氏諸王和王謝等門閥世族。想保住江山和利益，你們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如果不行的話，那就讓位，江山和榮華富貴由出力的人來享受。

所以劉牢之的想法就是：“自恃武材，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

他的任命書是司馬道子頒發的，不能親自處理司馬道子，所以要借桓玄之手除去司馬道子，再以清君側的名義討伐桓玄，最終成為東晉的掌舵人。

劉牢之的想法很合理，但他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政治。

隨著劉牢之的放水，桓玄非常順利的進入建康，廢除司馬道子，誅殺司馬元顯和親信們，并逼迫皇帝司馬德宗封他為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假黃鉞，徹底掌握了東晉的軍政大權。

而劉牢之被桓玄任命為會稽內史。

在其他人看來，劉牢之接受了桓玄的任命，便是代表京口向荊州低頭，以后就跟著桓玄走了。如果起兵反抗桓玄就是叛亂，掌握東晉軍政大權的桓玄有足夠的理由出兵平叛，也有足夠的籌碼封官許愿。

這就是政治里的勢，一步慢步步慢。

于是劉牢之準備起兵討伐桓玄、完成預定計劃的時候，卻發現大部分北府舊將都不支持他，劉牢之感覺沒有立足之地，自縊而死。

劉牢之死了，意味著京口沒有領袖，桓玄立即發起針對京口的大清洗，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劉襲等人被殺，冀州刺史劉軌、司馬休之、劉敬宣投奔南燕，將軍袁虔之、高長慶、劉壽投奔后秦。

劉牢之的京口一敗涂地，桓玄的荊州一家獨大，東晉的兩大軍鎮暫時決出勝負。

二、

劉裕在政治光譜上是京口的人，但在桓玄發起大清洗的時候，劉裕很幸運的躲過去了，甚至得到桓玄的信任，擁有領兵作戰的權力。

因為劉裕的資歷太淺，在京口的地位太低了。

劉裕是公元363年出生的人，年輕時是京口著名的街溜子，要么在街頭賣鞋，要么在賭場耍錢，和劉邦、劉備一樣屬于典型的社會人，窮的老婆都娶不到。后來混著混著人脈漸廣，竟然進入北府兵，做到冠軍將軍孫無終的司馬。

公元399年，用五斗米道招攬人心的孫恩起兵造反，很快攻克會稽、吳興等郡縣，擁兵數十萬。

那時劉牢之已經誅殺王恭，統領京口的北府兵，于是東晉便派劉牢之出兵征討孫恩。這次出征，劉牢之任命劉裕為參軍事（參謀），準備給劉裕一次立戰功的機會，助他出人頭地。

恐怕劉牢之都沒有想到，劉裕的命運齒輪就此開始轉動。

到了戰場上，劉牢之命劉裕帶著數十人偵察敵情，結果任務還沒有完成，便遭遇數千人的叛軍，除劉裕以外，偵察分隊全部戰死。

面對這種必死的局面，劉裕向死而生，舉起長刀砍殺叛軍，殺的渾身都是血。

而數千叛軍看起來聲勢浩大，但能和劉裕直接交手的其實不超過十個，當他們看到劉裕拼命的樣子后，立即就慫了，誰都不愿意沖上去送死，稍微猶豫一下便轉身逃跑。

在冷兵器時代，士氣是決定戰局的第一要素。

當沖在前面的叛軍逃跑以后，“畏敵”的情緒立即在數千人中擴散，最終演變成整支部隊的大潰逃，劉裕舉著長刀在后面追——“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獨驅數千人。”

劉裕，一戰成名。

此后劉裕追隨劉牢之轉戰東南，屢立戰功，公元401年就憑軍功升為建武將軍、下邳太守，進步非常快。

正因為劉裕是京口的后起之秀，桓玄才覺得，劉裕的地位不高威脅不大，是可以團結的對象，這才讓劉裕躲過大清洗，保住一條性命。

但桓玄沒有想到，劉裕在市井街頭混跡多年，政治敏感性非常高，他在東晉末年的軍鎮混戰中，發現了實現政治野心的機會。

桓玄進入建康以前，劉裕請求劉牢之起兵討伐，劉牢之不同意，準備再等等。桓玄進入建康以后，劉牢之要起兵討伐桓玄了，劉裕不同意：“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

劉裕的這番話，說的就是劉牢之在政治上已經輸了。

隨即，劉裕返回京口聯絡北府舊將，準備討伐桓玄。

因為劉裕斷定，劉牢之的政治生命結束以后，肉體生命也必然結束，而桓玄代表荊州獨掌朝政，極有可能謀權篡位。

到那個時候，團結北府舊將，成為京口的代表，然后以“匡扶晉室”的名義起兵征討桓玄，便是順天應人的事。一旦成功，劉裕便可以取代桓玄、劉牢之、司馬道子等人，成為東晉新一代掌舵人。

王恭和殷仲堪想討伐司馬道子奪取政權，結果被劉牢之和桓玄截胡。劉牢之和桓玄機關算盡，他們又怎能想到，最終給資歷淺薄的劉裕做了嫁衣裳。

歷史的經驗證明，小人物轉動命運齒輪的唯一辦法，就是判斷局勢，站在正確的方向上，然后借勢前行，永不回頭的走下去。

公元403年9月，東晉安帝司馬德宗封桓玄為相國、楚王、加九錫，同年12月，桓玄即皇帝位，改國號為楚，完成其父桓溫未完成的事業。

當時劉裕已經頭角崢嶸，有人勸桓玄說：“劉裕龍行虎步，又出身京口，不如趁早除掉。”

桓玄輕蔑一笑：“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后別議之耳”，我要平定中原定鼎天下，劉裕正好做馬前卒，等榨干他的剩余價值，再殺不遲。

桓玄的政治手段還是差了一些，事實證明，做事不徹底是桓玄的政治軟肋，沒能徹底清洗政治對手，成為桓楚王朝崩塌的關鍵因素。

公元404年春，劉裕聯合北府舊將劉毅、何無忌以及劉道規、孟昶、王元德、王仲德、諸葛長民等不滿桓玄的人，共同起兵討伐桓玄，具體計劃是劉裕在京口起兵，劉道規和孟昶占領廣陵，諸葛長民攻占歷陽，王元德等人在建康做內應。

為了處理軍中的文書往來，劉裕還任命劉穆之為主簿。

聽聞劉裕起兵，桓玄立即派出兵馬抵御，然而桓玄帶來的荊州兵馬都部署在要害地區，派去抵御劉裕的幾乎都是北府兵，所以這些人根本沒有戰斗意志，劉裕打了幾仗便順利進入建康，桓玄逃往荊州。

整個過程輕松的不像一場戰爭，更像一場兵變。

而劉裕進入建康以后，被原來的東晉大臣推舉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穆之在劉裕的領導下處理政務，劉毅做了青州刺史，何無忌做了瑯琊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

隨后劉裕發布了一道命令：“大赦，唯桓玄一族不宥”，凡是追隨桓玄的都可以赦免罪行，但是桓玄一族必須死絕。

政治上的統一戰線和斬草除根，都在這道命令里了。

進行政治攻勢的同時，劉裕派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人西征，夏天的時候便誅殺桓玄，徹底清洗了荊州的軍事力量，并奉迎東晉安帝司馬德宗回建康。

公元405年3月，劉裕正式完成撥亂反正的功業，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劉毅做了左將軍、何無忌做了右將軍、劉道規是輔國將軍等等，都享受到豐厚的勝利果實。

這意味著，京口在暫時失敗之后，完成了對荊州的絕地反擊，成為東晉一家獨大的政治集團。

當初謝安經營京口，就是為了制衡荊州和抵御苻堅，現在劉裕統領京口橫掃荊州并清洗桓氏勢力，便在事實上繼承了陳郡謝氏的政治遺產，得到門閥世族的支持，繼承劉牢之的軍事遺產，得到北府兵的支持。

所以劉裕崛起的時間雖然短，但在風云際會之際，以最快的速度擁有了雄厚的政治軍事資源，成為京口的代表、門閥世族和北府兵的代表。

在這樣的背景下，誰都不能否認，劉裕就是東晉真正的掌舵人。

三、

一個國家的掌舵人應該是皇帝，如果大臣成為事實上的掌舵人，該怎么辦？

曹操和司馬懿的選擇是再進一步，登基稱帝改朝換代，把不合法變為合法，把暫時的官職轉化為世襲的皇位。

現在劉裕也面臨同樣的選擇，明白的人都知道，除了效仿曹操和司馬懿，劉裕再沒有其他出路。

即便劉裕想效仿霍光輔政，追隨他建功立業的人也不會同意的，畢竟他們都清楚，他們的身家地位都是用清洗荊州換來的，誰都不能保證，等他們離職退休以后，不會被另外一個政治集團清洗掉。

只有把劉裕推到皇位上，用改朝換代的方式，把既得利益固定下來，他們才放心。

所以劉穆之向劉裕說了一番話：“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勛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耶？”

你沒有退路，我們也沒有退路，向前走吧。

而要改朝換代，劉裕必須做兩件事。

其一是清洗京口起兵的同僚。

用劉穆之的話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先后，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起兵功臣們和你是平起平坐的松散聯盟，不是你的臣子，遲早要出亂子。

劉穆之的話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司馬曜駕崩后，他親手培養的政治集團能爆發混戰，那么劉裕的政治集團，怎么可能安分守己呢？

更何況，司馬曜是皇帝，有天然的合法性。劉裕起自布衣，如果沒有絕對權力，他的政治集團遲早崩盤。

這個道理，劉穆之明白，劉裕明白，門閥世族和北府將領也明白。

于是劉裕在此后數年時間內，逐漸誅殺劉毅、諸葛長民、孟昶等京口起兵功臣，以及司馬休之等東晉宗室。這背后沒有整個政治集團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二是北伐中原。

劉裕討伐桓玄掌握了東晉軍政大權，這份功業塑造了劉裕的政治地位，但也讓“復興晉室”成為劉裕的政治正確，他不可能和桓玄一樣，直接廢掉東晉安帝司馬德宗，建立新的王朝。

要想改朝換代，劉裕必須建立超越前人的功業，堵住悠悠眾口，讓門閥世族、北府將領、郡縣官員都感受到，劉裕就是遷都江南百年以來的第一人，比司馬氏更有資格做皇帝。

要建立這樣的功業，最佳選擇就是北伐。

可以說，劉裕出兵北伐是為政治服務的，是討伐桓玄以來的政治局勢，逼著他恢復中原。

而此時中原各國的混亂局勢，也給劉裕北伐創造了絕佳的條件。

公元405年，南燕開國皇帝慕容備德駕崩，太子慕容超繼位，任命親信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參與中樞決策，北地王慕容鐘被排擠為青州牧，外戚段宏為徐州刺史。

慕容超的意思是，把靠近皇位的宗室和外戚都趕到地方，提拔沒有繼承權的外姓大臣處理政務，或許可以保住來之不易的皇位。

但是慕容超的做法，讓慕容氏諸王和外戚非常不滿，公孫五樓的野心也非常大，想把慕容氏諸王和外戚趕盡殺絕獨掌朝政。

于是南燕爆發了一場內戰，戰敗的北地王慕容鐘、高都公慕容始、濟陽王慕容凝逃往后秦，外戚段宏、征南大將軍慕容法投奔北魏，公孫五樓作為勝利者，開始統領南燕朝政，以至于南燕出現了“欲得侯、事五樓”的潛規則。

這樣的結果，完全違背了慕容超的計劃，所以南燕皇帝和諸王的矛盾，演變成皇帝和權臣的矛盾，亂的一塌糊涂。

公元409年3月，劉裕決定利用南燕局勢混亂的機會，統兵討伐南燕。

他從建康起兵，經淮河、泗水到了下邳，留下船和物資步行到瑯琊，一路上所有經過的地方都留下兵力駐守，可謂是步步為營。

而聽聞劉裕到來，南燕的公孫五樓建議：

“出兵守住大峴山，堵住劉裕北上的路，消耗晉軍的糧草。然后派輕騎兵沿大海南下，斷絕劉裕的糧道。等這一切完成之后，再命兗州兵馬，沿魯中南山地丘陵東進。三路兵馬圍攻劉裕，讓他有來無回。”

實事求是的說，如果按照公孫五樓的建議作戰，劉裕北伐基本不會有戰果。

但南燕皇帝慕容超和公孫五樓的矛盾非常大，覺得聽了公孫五樓的建議，便是提高了他的威望，那皇帝豈不是成了擺設？

于是慕容超提出一個截然相反的計劃：“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奈何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擊之，何憂不克？”放劉裕過大峴山，在平原上用騎兵擊敗他。

就這樣，因為南燕的內部矛盾，劉裕兵不血刃的越過大峴山，直抵山東平原。

而失去關隘險阻的南燕軍，被迫和劉裕在平原上作戰，導致守沒有地方守，打又打不過，半年后戰敗亡國，慕容超被送到建康斬首。

可以說，劉裕能順利消滅南燕，一方面是因為能力強悍，一方面是東晉沒有掣肘，另一方面是南燕有巨大的內部矛盾。

三個因素，缺一不可。

劉裕消滅后秦收復長安，其實也是同樣的原因。

后秦皇帝姚興的太子是姚泓，但非常喜歡廣平公姚弼（三子），時間一長，后秦群臣都不知道將來的皇帝到底是誰。于是他們按照自己的判斷，要么支持姚泓，要么支持姚弼。

尚書左仆射梁喜、侍中任謙等人問姚興：“如果陛下沒有廢立的意思，那就削弱廣平公的勢力吧？”姚興不同意。大司農竇溫等人勸姚興：“陛下您喜歡廣平公，不如立為太子？”姚興不置可否。

后秦皇帝是這樣的態度，那么激烈的黨爭就不可避免。

公元416年春，姚興病重，支持姚弼的大臣們感覺不能再等了，直接起兵進攻皇宮，殺的血流成河。直到姚興拖著病體撫慰禁軍，才和太子姚泓的兵馬聯合起來平定兵變，并賜死姚弼。

經過這次動蕩，姚興的命元也消耗殆盡，太子姚泓即位，隨即下令搜捕姚弼的黨羽，展開血腥的大清洗。

這個時候的后秦面臨皇帝換屆、群臣人心惶惶、國力元氣大傷三大困境，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恢復正常，但劉裕沒有給后秦休養生息的機會。

同年8月，劉裕出動六路大軍討伐后秦——

龍驤將軍王鎮惡和冠軍將軍檀道濟，統領步兵經淮河、肥水奔向許昌、洛陽。

新野太守朱超石和寧朔將軍胡藩攻陽城。

振武將軍沈田子和建威將軍傅弘之出武關。

建武將軍沈林子和彭城內史劉遵考，統領水軍經石門、汴河進入黃河。

冀州刺史王仲德指揮前鋒，負責疏通巨野河到黃河的水路。

劉裕則統領主力部隊，經彭城北上進入黃河，再一路向西奔向關中。

有準備的晉軍打沒準備的秦軍，有穩定政治集團的東晉討伐朝野混亂的后秦，久經沙場的劉裕對陣未經世事的姚泓，不論怎么看，贏面都是非常大的。

而且就在東晉北伐的時候，后秦的太原公姚懿稱帝，齊公姚恢自稱大都督，都準備攻入長安奪取皇位。雖然姚泓相繼平定叛亂，但畢竟消耗了后秦的大量兵力，減輕了劉裕北伐的難度。

此外定都大同的北魏、定都統萬城的夏國，都沒有出兵干涉劉裕北伐。

因為北魏大臣崔浩向皇帝拓跋嗣建議：

“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

崔浩說的很明白，劉裕北伐就是立功名的，滅了后秦就要回去改朝換代，即便留下兵馬也守不住關中。劉裕消滅后秦，正好幫我們掃清障礙。

夏國的赫連勃勃也說：“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

他也要利用劉裕北伐立功名的私心，實現自己奪取關中的野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晉的北伐軍陸續攻克許昌、洛陽、虎牢關、武關、潼關等城池關隘，公元417年8月，王鎮惡攻破長安，姚泓出城投降。9月，劉裕抵達長安，把姚泓和后秦禮器送回建康。

回顧劉裕北伐后秦，可以說晉軍善戰、后秦混亂、東晉沒有掣肘是戰場小氣候，北魏和夏國沒有出兵干涉是國際大氣候。

五個條件，缺一不可。

不管怎么說吧，劉裕通過兩次北伐建立了無人能及的功業，成為南朝第一人，給他的政治生命，奠定了夯實的基礎。

四、

劉裕北伐成功后，到底有沒有想過堅守長安，鞏固勝利果實呢？

實事求是的說，有，但不堅定。

剛消滅后秦的時候，劉裕想留在長安經略西北，并把東晉的首都遷到洛陽，但晉軍將士都是南方人，都想回去論功行賞，不愿意留在西北。王仲德也說：“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

于是劉裕就不提這件事了。

公元417年11月，留在建康替劉裕處理政務的劉穆之病逝，劉裕感到后方空虛，害怕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出現閃失，便于12月回師建康。

臨行前，劉裕任命年僅十二歲的劉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替他鎮守長安，并任命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和毛德祖為中兵參軍，留在長安輔佐劉義真。

這兩件事再次說明，劉裕北伐是為政治服務的。

在政治利益有保證的前提下，他愿意北伐立功并鞏固勝利果實，但在政治利益出現危機的時候，他必然要回到建康，經營老根據地。

對于劉裕來說，長安是錦上添花，建康才是命根子。

而且劉裕離開長安前，給沈田子留下一句話：“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之。卿等十余人，何懼王鎮惡。”

王鎮惡是王猛的孫子，在關中有極高的人望，又是北伐功臣，在晉軍中地位極高，所以“南人皆忌之”，為了安撫南方人，劉裕說了那句話，給了沈田子等人誅殺王鎮惡的特權。

這件事說明，南人和北人的地域隔閡非常深，而劉裕是偏向南人的。那么即便劉穆之不死，劉裕留在長安經略西北，基本上也是重用南人，無法給北人提供上升通道，更不可能在精神上安撫北人。

這樣的話，劉裕經略西北也是要失敗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劉穆之的死，讓劉裕在最輝煌的時候抽離出來，避免了北伐速勝速敗的命運，把所有可能帶來的惡果都留給繼任者。

后來的事，正是這樣演變的。

公元418年，沈田子誅殺王鎮惡，王修再殺沈田子，劉裕留在長安的領導班子崩盤。隨即關中大亂，夏國的赫連勃勃攻入長安。

北伐的成果只維持的一年。

那年劉裕已經56歲，不再是那個追著數千人跑的前線將領了，他是京口的領袖、東晉的掌舵人，必須對支持他的門閥世族們負責，對北府兵將士們負責，但不能對天下負責。

這樣的歷史使命，在劉裕起兵討伐桓玄的那一天，就已經注定了。

所以聽到長安失守的消息，劉裕無能為力，“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他必須拋開北方的雜念，開始做一個政治家該做的事。

公元418年正月，劉裕任命族弟劉遵考為并州刺史、異母弟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親子劉義隆為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侄子劉義慶為豫州刺史。

他在效仿曹操和司馬懿，重用親族，營立自家門戶。

公元418年6月，劉裕進位相國、宋公、加九錫。

公元419年7月，劉裕晉爵為宋王。

公元420年6月，東晉恭帝司馬德文禪位，劉裕登基稱帝，建立宋國。

除了王導、陶侃、溫嶠、謝安、謝玄等五位名臣后裔以外，東晉大臣能保留爵位的，無不是追隨劉裕在京口起兵并南征北戰的功臣們，而謝瞻、謝晦等門閥世族的成員們繼續留在中樞輔政。

整整用了十六年的時間，門閥世族和京口功臣們，終于通過改朝換代的方式，徹底奪取了南方的政權，鞏固了勝利果實，不用再擔心荊州或其他政治集團的反攻倒算。

可憐數十萬將士的鮮血，換來一家一姓的尊榮，數百家門閥功臣的富貴。

劉裕固然是英雄，但他在風云際會之際崛起，受到太多的牽絆，畢生做事有太多的不得已。他的兩次北伐是永嘉南渡以來最光耀的事，但也是南朝最后的余暉。

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罷了。

劉裕和他的政治集團成功了，但他們的成功，也證明了中國的出路不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在那個農牧交錯的代北苦寒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