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公眾號（2023年8月18日）

1874年，在戶部與輪船招商局合力推動下，江西、湖北、湖南實現了漕糧采買海運的制度變革。三省漕糧仍全行折征，由政府動支漕折、漕項，委托招商局于江皖采買米石，海運交倉。從1874年江廣首次采運到甲午戰爭前后湖南、湖北停辦，江廣的采買海運始終在嚴格控制成本、深度依賴市場的原則下運行。招商局因此成為江廣漕運的關鍵角色，在技術與運作方式上改變著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態，但也不應忽視官僚體制之下此種變革的限度。官督商辦企業的經營如何與官僚體制的運行互相嵌合，改變貢賦經濟的運作模式，是理解晚清漕務乃至近代經濟變革的關鍵問題。

19世紀中期太平天國戰爭前后，清代的漕運制度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與重構。明初以來延續400余年的本色河運經制趨于解體，漕糧的折征折解與采買海運逐漸成為晚清漕運之主流，其演進趨勢大體可稱為“市場化”。既有的漕運格局發生了巨變：19世紀50年代起，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五省漕糧改以銀錢征解，不再起運米石，江蘇、浙江兩省漕糧則準許本折兼征，由海道運津交倉。

但既有研究較少注意的是，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戶部持續向有漕各省施壓，要求規復本色征運，或加增起運額數。在此背景下，1874—1894年江廣（江西、湖北、湖南）推行了漕糧采買海運的制度變革。三省漕糧仍全行折征，再以所征漕折、漕項銀委托輪船招商局采買米石，海運交倉。也就是說，太平天國戰后，江廣起運的漕糧完全來自市場而非征收，采運事宜以省為單位交由輪船招商局集中辦理。與同期的江浙相較，江廣這一市場化程度更高的漕糧海運形態，并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夠關注。

盡管倪玉平與筆者先后討論了江廣的漕糧采運，不過三省情況各不相同，采買海運究竟如何實現，又在何種邏輯主導下辦理，目前仍不清楚。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在江廣漕糧采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輪船招商局，在漕運相關研究中基本缺位。與此同時，輪船招商局相關研究則多從官督商辦企業經營、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將漕運專利視作政府的重要扶持，而較少關注漕運業務本身。

為呈現輪船招商局在江廣漕務中的關鍵角色，筆者將系統利用未刊盛宣懷檔案，在江廣與招商局的相互關系中重構三省的采買海運。由此，本文圍繞兩條互相交織的主線展開，一是江廣的漕運大政，討論三省如何以采買海運實現戶部要求的本色起運，以及相關經費的支用如何影響了各省的采運辦理。這些議程主要發生在官僚體制內部、中央與外省之間，但招商局對此亦有相當的影響力。二是輪船招商局的漕運業務，核心議題是招商局與江廣分配采運利益，其中多涉及奏銷與保獎制度，因該局漕運業務仍在官僚行政內展開。這些討論或有助于我們理解同光年間漕運市場化的展開、官督商辦企業的經營，乃至近代經濟變革的發生。

一、 江廣采買海運的實現

在清代的漕運制度下，江西、湖北、湖南因共性較多，常并稱江廣（江西、湖廣之合稱）。有漕八省中，湖北、湖南漕額最輕，每歲起運13.2萬石、13.4萬石。江西每歲起運漕糧76.9萬石，在各省中處于中上水平。與此同時，三省運道最遠，旗丁運漕須先涉長江，再由儀征進入運河北上。且省內州縣多有水運不便者，故江西、湖南漕糧分別匯集于南昌、岳陽，再渡鄱陽、洞庭湖，進入長江。因此，在有漕各省中，江廣的漕運成本最為高昂。

江廣漕糧的河運終止于1853年。是年3月，太平軍攻克江寧、鎮江、揚州，切斷長江與運河，清政府被迫暫停河運。8月，江西、湖南、湖北奉旨咸豐二年份（1852）漕糧改以折色解京：糧戶仍完納本色，地方官將所征米石變價，以每石1.3兩解部，稱漕折銀。不僅如此，1854年財政極度匱乏之下，各省咸豐二年份漕糧、漕項奉旨留南抵充軍餉。此后，這一變通漸成積習。咸豐年間，江廣的漕折、漕項多截留充餉，并不解部。在江廣漕糧折銀起解前，折色征收已是普遍現象。漕糧為天庾正供，例應征運本色。然至遲在19世紀初，東南各省漕糧多已私行改征折色。此種遠超米糧市價的強制折征（勒折），是政府獲取額外收入的重要手段。

至咸同年間，東南各省督撫出于籌措餉需、收拾民心、謀劃善后等考慮，普遍推行了財政合理化改革，調整不合時宜的田賦定章，裁減錢漕浮收。湖南、湖北與江西，恰好是最先推行錢漕改章的三省。1855年、1857年與1861年，駱秉章（湖南）、胡林翼（湖北）與李桓、曾國藩（江西）等疆吏先后主持了本省的改革。其內容主要包括：（1）重訂漕糧、地丁征價，改征銀錢。湖南各州縣漕糧每石征銀3兩左右，地丁銀每兩征銀1.4兩左右。湖北各州縣漕糧每石征錢4000—6500文。江西漕糧每石征錢3000文，地丁每兩征錢2400文。（2）漕折、地丁銀除解部正項外，其余津貼皆作為本省軍餉及地方行政經費。1858年，胡林翼奏準湖北漕糧改折定價，產生了強大的示范效應。至同治初年，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漕糧折征已成為中樞允準的慣例。

1853年以降，江廣漕糧不再征收、起運本色，暫時形成折征折解的格局。經此巨變，三省的漕運負擔大減：不僅免除了沉重的起運開支，還可將漕糧盈余甚至解部正項留于本省支用，故在漕糧收入分配中頗為有利，但這顯然不是戶部所樂見的。司農奏稱，江廣“辦理折征，習為故常，幾忘征本色為何事，只知為自便計，而不復為京倉計”。

1860年，江廣軍務基本肅清，錢漕逐漸恢復征收。同年，太平軍再破江南大營，江浙漕糧因此停運，給京師倉儲帶來極大的壓力。9月，戶部要求江廣改變截留漕折銀的局面，奏請江西每年提解漕折銀40萬兩，湖南、湖北各提漕折銀10萬兩，用于京城采買米糧。同期，戶部開始要求江廣恢復漕糧起運。1861年1月，戶部奏請湖北酌提額漕若干，由淮轉運京師。1862年4月，戶部尚書沈兆霖奏稱，江浙停運兩年，京倉即將不敷支放，應請江西、湖北、湖南每歲分別運米35萬石、7萬石、8萬石。

同治初年，太平天國戰爭基本結束，江蘇、浙江分別于1863、1865年恢復海運，江北亦于1865年試行河運，漕糧海運、河運均已重啟，額數逐年加增。在此背景下，京中言官等要求江廣規復舊制的調門越來越高，戶部更是歷年奏請江廣征運本色。在他們看來，折漕只是戰時權宜，軍務肅清后，理應規復本色征運定章。

對此，江廣督撫歷年“以空言搪塞”，覆奏礙難辦理，仍請循舊折征。他們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幾點：第一，1853年運道梗阻，各省漕船已全數拆變，州縣倉廒亦多毀于兵燹，如欲全數修復，款巨難籌。第二，黃河北徙，山東濟寧至臨清段運道淤淺，雇用民船河運，難度極大。海運路途遙遠，換船轉運環節眾多，易滋拋散、盜賣等弊。且沙船數量日漸稀少，即江浙兩省海運便已不敷雇覓。第三，咸豐年間以來，三省漕糧全行改折定價，民眾負擔輕減，官民相安已久。如恢復本色征運，舊有積弊勢將潛滋暗長。

更關鍵的是，三省督撫均奏稱，本省歷年被災，米價昂貴，若以本色征運，每石米價、運費遠高于漕糧折價，兵燹之余，官民不堪負擔。如三省中漕額最重的江西，咸同之際所定漕糧征價每石僅1.9兩。巡撫劉坤一估算，漕糧征運本色，每石連運費約需銀4兩有余，如此則“動用兩石之銀，猶不能起運一石之米”。故江西即使試辦額漕二成、起運米十二三萬石，便有銀26萬兩左右的經費缺口。當日江廣漕糧每石僅解部漕折銀1.3兩,一旦恢復本色起運，大幅提高的成本將由誰負擔，便成為突出的問題。顯然，兵燹之余，民困未蘇，漕糧折價難以提高，而戶部也不可能另出經費，故只能由各省自行籌措。這是江廣督撫一再抵制本色起運的關鍵所在。

直到1873、1874年，江廣的漕運格局終于發生改變，采買海運成為最重要的替代方案。1872、1873年間，河道總督喬松年奏請于山東境內筑堤束黃，以黃水濟運，引發京內外關于黃河河道與河運問題的激烈討論。1873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奉旨覆奏，妥籌辦法。他的態度十分明確：1855年黃河北徙后，河運舊制已不可再復，“當今沿海數千里，洋舶駢集，為千古以來創局”，“正不妨借海道轉輸之便逐漸推廣，以擴商路而實軍儲”。江浙漕糧已全行海運，較河運“費大省而運極速”，其中部分由招商局搭運，頗有成效。江廣如可酌運漕糧若干，“運滬由海船解津，較為便速”。在覆奏中，李鴻章的重點在于采買，欲借此輔助乃至替代漕運。當日江浙采買米石海運，每石連運費、剝價費銀2.7—2.8兩，“視海運正漕尤省”。經與招商局紳董商議，他建議：該局每歲除搭運江浙正漕外，可“遵照采買定價，領銀赴南省產米地方購運若干石”，海運交倉。

李鴻章的態度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決策與江廣漕務的展開。他指出：其一，咸同以來的大變局之下，國家的重心應轉向洋務、海防，可移河工、漕運之費逐漸經營，以求富強，河工、漕運等大政遂日趨邊緣化。其二，江廣如起運本色，可借助新成立的輪船招商局，以成本更低的異地采買替代漕糧征收。但戶部議覆時，并不認可李鴻章的采買之議，司農堅持江廣應酌征本色數成，由滬海運。對此，江廣督撫照常抵制，奏請仍循舊折征，其中江西、湖南兩省并不認可海運之議。而李鴻章之兄、時任湖廣總督的李瀚章則認為，折征兼籌采買是可行的變通方案，將來京倉需米之時，鄂省可“酌提漕折，由湖北漢鎮采買，雇裝運船，至滬海運”。

1873年秋江廣覆奏前后，李鴻章與招商局委員在京內外聯絡運作，推動江廣海運的實現。輪船招商局于1872年末成立，初期擁有輪船4艘，以海運江浙漕糧為大宗業務。1873年改組后，招商局確立了基本架構：香山商人唐廷樞、徐潤主導局務，盛宣懷作為李鴻章的代表，與商局創辦者、江蘇海商朱其昂共同管理漕運事務。同光之交，江浙漕糧多部分由沙船承運，招商局歷年須與沙船爭奪漕運份額，委員們常有“米少船多”之慮。如1873年，招商局起運江浙同治十一年份（1872）漕糧19.75萬石，僅占兩省漕額的16%。1873年夏，江浙遭受旱災，影響漕糧征收，招商局承運漕額又有減少之虞。因此，招商局各委員亟于推動江廣海運，以期開拓業務的新局面。8月，徐潤致信盛宣懷商稱：“運糧多寡關系局務盛衰”，湖廣、江西如能各試辦10萬石，“與局大有生色”。

招商局委員們的設想是：一方面仰仗李鴻章，請其函商湖廣、江西各試辦本色10萬石；另一方面，朱其昂、盛宣懷也準備親往三省商議，或通過該省官員向督撫疏通。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漕額最重的江西，以“江西省開其先，兩楚必有以繼其后”。1874年初，李鴻章致信關系密切的江西布政使劉秉璋稱，江西漕額重于兩湖，為京倉考慮，不宜一味以河運難復推諉，不妨及時酌籌變通之法。李鴻章推薦了輪船招商局，并向其介紹采買海運經驗豐富的朱其昂、盛宣懷。他建議，江西漕糧“折征于民，辦運于官”，米糧“或自在本地采購，或交商局代購”。劉秉璋等遂致函朱其昂，開列未悉事宜六條，了解采買難易、所需費用，為1874年漕糧采運做準備。面對來自南昌的詢問，朱其昂、盛宣懷試圖借機推動江西當年先行試辦二三萬石，作為同治十三年份（1874）漕糧海運之先導，并計劃于歲末新正赴江商議。但巡撫劉坤一、糧道王必達無意試辦，劉秉璋遂復函朱其昂，稱江西采運“尚多窒礙情形”，來年察看情形，再行函商。

1873年夏秋，盛宣懷也向與盛家關系密切的湖南巡撫王文韶“縷述滬局招商漕運情形，并籌及湘漕采辦轉運各節”。是年湖南方面不擬籌辦，不過王文韶向盛宣懷承諾：“如下屆必須試辦，定當借重賢勞也”。1873年末，頂住戶部的壓力后，三省均無動力籌辦采買海運。但李鴻章、朱其昂、盛宣懷與各督撫藩糧聯絡籌劃，仍為次年促成此事打下了基礎。

1874年，招商局繼續推動江廣海運。八九月間，盛宣懷與盛康之同年、戶部侍郎宋晉多有通信。宋氏告知盛宣懷，戶部將就籌辦新漕出奏，“請飭江廣辦理本色或采買”。他認為，劉秉璋、王文韶“均佩佩才識”，盛氏如親往商辦，商局辦理“必可有成”，但“總要趕人先手為要”。這是指朱其昂已于8月到京，與其舊交、戶部云南司主稿沈鐘卿聯絡漕務事。可見，盛宣懷、朱其昂各自從戶部獲悉江廣漕務的重要信息，兩人在此事中始終存在競爭。

1874年9月15日，戶部奏請江廣酌辦本色漕糧，以實倉儲，此即宋晉所稱之折。戶部的態度發生了重要的轉變。第一，計臣不再堅持征收本色，務實地認可了上年李鴻章提議的采買。他們指出，此前江浙以抵征、漕項之款買米搭運，以補正供，江廣可照此辦理。第二，轉運事宜亦可仿照江浙，由招商局輪船海運，“江西或于九江裝兌，兩湖或于漢口鎮裝兌，由江入海，直達天津”。江廣本屆漕糧“或酌征本色若干，或試辦采買若干”，無論海運、河運，總須明年春間有米起運。本文利用的總理衙門清檔均藏該館，以下不再注明藏所。10月6日，倉場侍郎延煦亦奏請江廣漕糧自本年起“或酌征本色，或籌辦采買”，應極力多籌，每歲起運三四十萬石，可用商局輪船轉運，由江達海。1874年，戶部、倉場傳遞出明確的信號，新漕務必起運本色，本省籌辦采買、商局輪船海運是可行的選項。

接到部文后，江廣督撫敏銳地察覺到，來自京中的壓力不同于往年。劉坤一稱：“看來此次部文似難空言搪塞也”，“不便再有推諉”。李瀚章也致信盛宣懷稱，部文“語極切實，自應照辦”，湖北擬奉托朱其昂及招商局“代為采買、轉運三萬石”，請商局遣員一人赴鄂，晤議相關事宜。

1874年9月，盛宣懷也從沈能虎處得知部文。他立刻稟明李鴻章，前赴江楚，以趕在朱其昂之先。10月16日，盛氏乘輪船抵鄂，與督撫議定湖北采辦漕糧3萬石。10月28日，盛宣懷到達南昌，與江省藩糧議定援照鄂章辦理，但采辦額數由初擬的10萬石減為8萬石。同期，盛宣懷致函湖南，王文韶復信徑照鄂省章程，辦理3萬石。11月15日，盛宣懷再收王文韶來函，稱經與藩糧公商，湖南只能試辦2萬石。值得注意的是，在盛氏前往江楚前，朱其昂“均早有函求”，聯系各省采辦。各督撫遂皆札委盛、朱會同辦理。

盡管如此，盛、朱卻不愿與對方合作，當時也未就此溝通。11月，朱其昂在盛氏返滬后赴鄂，盡管李鴻章、李瀚章勸其無須前往。他得知需與盛氏合辦鄂漕，稱“非分內之事，未敢越俎而謀”，顯有不滿。盛、朱均欲獨自承辦江廣漕務，以便獨攬利益。而在江廣督撫看來，朱其昂辦理江浙海運多年，津通交兌經驗尤其豐富，盛宣懷也曾負責江蘇的采運。出于謹慎的考慮，湖北、湖南提出采運、交兌各環節統歸招商局辦理，二人需和衷共濟，共同負責。李鴻章也札令二人共同協作，明確其共同分配采運利益與辦漕經費。

1874年末，與盛宣懷等議定采運大略后，江廣督撫先后就本年漕務覆奏。他們的態度十分一致：本省漕糧難以征收本色，但京倉需米孔殷，應以采買另籌起運。李瀚章覆奏，湖北擬“酌提漕折銀兩，采買米三萬石，由輪船海運至津兌通”。買運、交倉一切事宜均責成盛宣懷、朱其昂妥為經理。王文韶奏稱，湖南擬“酌提漕折銀兩，試辦采買米二萬石”，由盛宣懷負責海運交倉。劉坤一奏稱，江西擬購米8萬石海運，交盛宣懷、朱其昂“在江皖一帶采買秈粳米石運滬，由商局輪船包運至通交倉”。

是年，湖北、湖南和江西擬試辦漕糧的采買海運，更重要的是，各督撫計劃將米糧的采買、運輸與交兌委托盛宣懷、朱其昂一手經理，由其包買、包運、包交。王文韶與盛宣懷的通信，清楚地說明了這一轉變。他寫道，盡管盛氏“辦此有年，事事熟練，本可不必另委幫辦”，“惟漕米正供，竟無本省人員到通，揆諸政體，尚覺未協”。河運時期，糧道負責本省漕運事務，隨旗丁押運漕糧北上交兌，此即“政體”。是年，王文韶象征性地派委本省州縣一人，“或赴滬隨同赴津，或自行到通”，在倉場衙門等待湘漕，領到回文后帶回。但購買、轉運、交兌等事統歸盛氏經理，“不令該員與聞”。王文韶認為，如此辦理“事歸專一，不致掣肘”，又相對符合“公事體例”。江西、湖北甚至不再委員幫辦，全交招商局一手經理。可見，江廣將漕運官僚系統負責之事外包于招商局，直接改變了既有的“公事體例”。

1874年末，戶部很快議準三省的采買海運方案。司農最重視的是，漕糧停運二十載后，江廣以新的方式恢復了本色起運，有益于京師倉儲。對招商局委員而言，他們在江浙之外開拓了新的業務與利源，不僅負責江廣漕糧的海運交兌，而且包辦米石的采買。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經李鴻章、盛宣懷等人借助淮系與盛家的關系網絡多方聯絡、運作，戶部與招商局合力推動了1874年江廣的采買海運。如江西按察使李文敏所稱，軍興后江省漕務“舊章殘缺”，是年“驟議起運，事屬創始，茲由輪船搭運，更屬創而又創”。這不盡是推諉之詞，頗能解釋何以江廣（尤其是江西）始終顧慮重重，不愿輕易嘗試。同時也說明：依托于招商局的采買海運，實為1853年以降江廣漕務的重要變革。

二、 采運經費與同光年間江廣的采買海運

（一）同治十三年的江廣采運及其經費

1874年，江廣漕糧由全數折解改為酌量采買海運，其中的關鍵問題是控制成本與籌措經費。對此，戶部始終強調江廣采運應“以漕辦漕，不動別項正款”，即以漕折、漕項銀辦理，此外不再支用正項，其支銷標準應參照江浙成案。此前兩年，江浙因被災歉收，起運漕額減少，招商局于1872、1873年為江蘇采買5萬石、6萬石，又于1873年為浙江采買4萬石。江浙的采買系為彌補缺額之權宜，僅在同治末年施行，并非兩省海運之常態。但因同系招商局統籌，其運作方式尤其是經費支用標準，直接影響了稍后江廣的采運。江浙兩屆采辦米價、運費每石用銀2.3—2.6兩。戶部認為，江廣為產米之區，其秈米價格低于江浙粳米，故江廣采辦可較江浙節省。

這對江廣而言頗為棘手，三省的應對策略首先是減少起運額數。如劉坤一奏稱，江西每歲額征漕糧61.5余萬石、漕項銀30.9萬余兩。但漕項實收不過20余萬兩，近年又每歲撥解陜甘協餉24萬兩、清淮協餉2萬兩，尚屬入不敷出。因此，江西僅運辦8萬石（約為額漕的13%），以每石2.7兩計，便需銀21萬余兩。除可動支漕折、漕項外，尚不敷銀7萬余兩，只能于歷年征存漕項內酌提支銷。由于采運成本（2.7兩/石）與可支銷的正項（1.8兩/石）之間存在較大缺口，減少采運額數便成為自然的選擇。是年湖北、湖南分別采運3萬石、2萬石，均不及漕額的20%，也是基于同樣的考慮。

與之相關的是，要使江廣的采運成本低于江浙，本地買米運滬便不可行。劉秉璋指出，江西距海口遙遠，中有江湖之險，難令州縣采買運滬，唯有在上海或米價更低的鎮江采辦，交兌較為順便。劉坤一奏稱，江西秈米雖較粳米便宜，但運滬另需水腳，難較江浙節省，擬由盛、朱于江皖買米運滬。王文韶也奏稱，由湘購米之價腳（即米價、運費）較江浙成案浮溢甚多，故“令招商局就近購運，藉省由湘轉滬之費”。1874年，招商局遣員赴皖中三河鎮采買，該處成為此后商局采辦江廣漕米的第一選擇。

1874年末1875年初，戶部議覆三省試辦采運時，關注重點也在控制成本。司農指出，本年江皖米價較平，江廣須較江浙節省，毋令承辦各員稍有虛糜，絕不能如江西、湖南所稱，每石用銀至2.7兩。他們要求三省于采辦完竣后將動支經費細目報部奏銷。

1875年春夏，江廣同治十三年份漕糧分批派裝招商局輪船，由滬運津，抵通交兌。是年湖北采運漕秈正米3萬石，加以商船耗米、剝船食米、新增剝耗米共計32917.5石。為此，鄂省動支銀77356兩，包括相應的漕折42900兩、漕項19500兩，又于州縣兌費內湊集14956兩，核計每石用銀2.35兩。由此，湖北在賬面上實現了“以漕辦漕”，“并不動用未經辦運漕糧正項，于解京漕折毫無虧損”。

湖南采運同治十三年份漕秈正米2萬石，連各項耗米共計21945石。為此，湘省共動支銀51571兩，包括漕折34004兩、漕項16000兩、里納漕費468兩，及節年津貼1099兩，核計每石用銀2.35兩。從賬面上看，湖南所支均出自漕折、漕項，并未額外動支正項。但實際上湘省漕項既難足額征收，又多有它用，難以真正做到“以漕辦漕”。江西采運同治十三年份漕糧粳秈正米8萬石，連各項耗米共計87780石。江省動支采運經費總數不詳，核計秈米每石用銀2.35兩，粳米每石用銀2.45兩。

江廣各督撫奏銷首屆采運經費時，均強調每石2.35兩已較江蘇成案（2.52兩）節省，并無虛糜。但三省采辦價腳如此一致，顯然非為實際的支銷額數。1875年6月，朱其昂進京“將江廣報銷一層與部中熟商”，講定“秈米每石許報銷二三五，粳米二四五”。可見，采辦價腳是在戶部主導下確定的，2.35兩/石由此成為江廣成案。

（二）光緒初年湖南、江西停辦采買海運

1875年，江廣共起運交倉同治十三年份漕糧13萬石。這是三省唯一一次共同海運。1875、1879年，湖南、江西先后停辦，原因仍在于采運經費。1875年9月，戶部照前奏請江廣規復本色征運，司農認為采買海運“利少弊多”，“終非經久之法”。然江廣督撫既已嘗試便利省費的采買海運，更不愿規復本色征運。

王文韶曾任職戶部云南司，他對漕務的認識在疆吏中堪稱一流。王氏仔細核算折征、采運與本色征運的成本：對政府而言，采運每石需2.35兩，本色征運則每石另加湘滬間運費0.5—0.6兩；對民眾而言，折征及采運每石需1.3兩，本色征運則每石買米便需1.6—1.7兩。故本色征運較之采買，“于民則多費銀三四錢，于官則多耗銀五六錢，而石米之到京猶是也”。王氏認為，本色征運大幅加重官民負擔，絕不應規復。光緒元年份湘漕或酌量采買起運，或仍全行折解。此后每屆漕期，應請戶部對倉儲、庫款通盤籌劃，“如需銀亟于需米，則仍前折價解京；若需米亟于需銀，則酌量采買海運”。

然戶部議覆仍強調應規復本色舊章。對于采買海運，司農卻稱：“查上屆采買米數較少，需費又多，不甚合算，本屆毋庸照辦。”他們認為，較諸1873年江蘇采買每石費銀2.307兩，上屆湖南以每石2.35兩采運2萬石，“浮溢實多”，“不甚合算”。湖南遂于1875年中止采買海運。

同年，戶部在議覆江西采運時也表達了同樣的思路。司農指出，江西應將漕折、漕項通盤核計，“如蘇皖一帶米價平減，采買運京尚為合算”，則可續辦采運；“若采運價腳多于折征之價，未便無故虛糜，即行停辦”。同光之交，漕糧解京有了更多可能性，疆吏乃至計臣在兼顧倉儲的同時，開始務實地核算征運成本，將是否“合算”作為選擇的重要依據，盡管雙方的立場有所不同。這是不同于太平天國戰前的漕務新趨向。

1875年湖南暫停采運后，湖北、江西仍延續辦理。1875—1877年，江西每歲委托朱其昂等于蘇皖采辦漕糧8萬石海運。其中，光緒三年份（1877）漕糧因山西大旱奉旨提前起運，撥充賑糧。由此導致采運費用高于往年，朱其昂請巡撫劉秉璋酌加采辦經費，雙方多有齟齬。1878年江西遭受嚴重水災，采運漕額減至6萬石。是年葉廷眷代替病逝的朱其昂出任招商局會辦，因錯過采辦時機，折耗較大，期間又與江西巡撫“不甚契合”。

由于雙方在采運中關系不洽，再加以本省經費吃緊，江西遂于1879年停辦采買海運。此前江西辦理采運，每屆不敷10萬兩系動支節省漕項。盡管該省漕項歷年撥解陜甘協餉，但光緒初年甘餉解至八成即可，采運不敷尚可由該項湊解。1878年末，左宗棠奏新疆議設行省，請各省將協濟西征月餉盡數報解。后各督撫奉旨：自光緒五年（1879）起三年內，西征月餉按十成報解。江西每歲因此加增甘餉10余萬兩，司庫不堪代籌采運經費。是年，巡撫李文敏奏準江西采買海運暫行停辦三年，節省漕項悉數湊解甘餉。1880、1881兩年，江西照例暫停采運。至三年期滿的1882年，除漕項盡數解甘外，江西又奏稱本年水災較重，庫款支絀，仍請暫緩辦運。此后，江西歷年奏請“一俟甘餉稍松”，再行辦理。1885年起，戶部在例行催辦漕務時已不再要求江西辦理采運。由此，一向態度較為消極的江西終于以陜甘協餉為由，甩掉了采買海運的包袱。而司農也顯然認為，此時西北邊疆的餉需重于江西運京的漕糧。

（三）甲午戰前兩湖的采買海運

1879年江西停辦后，江廣一度僅湖北一省仍辦采買海運。1884年，湖南在時隔十年后重辦采運，這源于中法戰爭背景下京倉的壓力。是年，清朝與法國在越南交戰，法軍艦隊出現在東南沿海，摧毀福建水師，攻陷基隆，封鎖臺灣。東南海疆的警報，給予清政府極大的壓力。京中官員提出逐步規復河運、江浙趕辦海運與江廣征運本色等建議，以保障京師倉儲。

1884年9月，倉場奏稱，近年運京漕糧短少，應請湖南等省規復本色征運，或籌辦采買，總期明春有米起運到倉。11月10日，倉場侍郎興廉、游百川再奏，京倉需米孔亟，湖南采辦“實不容稍緩”，應查照湖北成案，“將本年冬漕迅籌采買，明春運通交納”。在倉場堅持下，戶部也傾向于重啟湖南采運。司農在議覆倉場折時指出：“湖南省前辦采買，米價、運費雖較江蘇省為多，而核之湖北省歷年采買價腳，尚不相上下，自應準如所議。”由此，湘撫龐際云覆奏，本年湖南新漕查照湖北成案，采運京米3萬石交倉。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在采辦奏折中普遍使用“京米”一詞，同時公文信函中又仍稱“漕糧”。表述上的曖昧顯示出制度的復雜性：作為漕糧運京的米石，并非在湖南征收，而是于異地采買。由表1可見，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二十年間（1874—1894），湖北每屆固定采運漕糧3萬石。光緒十年至十九年（1884—1893），重啟采運的湖南也以湖北為模板。其間多數年份，兩省的3萬石漕糧全數海運至津，交兌通倉。此外，湖北光緒三年、五年、八年、十四年漕糧全數撥充山西、直隸、山東賑糧，光緒十八年、二十年米價運費解充山西、奉天賑款。光緒九年、十三年，湖北因被災未辦采運，米價運費截留賑恤。湖南光緒十四年、十九年米價運費全數解充山東、山西賑款。可見，兩省漕額較輕，運輸便捷，故可靈活地發揮賑恤之功能。至于采運經費，湖北大體固定在秈米每石2.18兩或2.35兩（粳米每石另加0.1兩），湖南則基本固定在每石2.192兩。顯然，這并非實際開支，而是戶部認可的例價。

由表1可見，1893、1894等年，兩湖漕糧多改充北省賑米賑銀。甲午戰爭前后，兩省采運逐漸終止。湖南于1894年停辦，此與順天備荒政策相關。是年6月，順天府尹孫家鼐奏稱，1888年以降，順天府屢被水災，賑恤經費應“先時圖度”，擬請江浙每年折漕10萬石，解充順天備荒經費。因當日“海道暢通”，江南、山東、奉天之米旬日可至，隨時采買。此前一月，同是針對順直水災，新授順天府尹陳彝也奏請于每歲抵通漕糧內酌給順天府一二萬石，于府屬州縣建倉存儲。

1894年7月，戶部議覆上述兩折，建議湖南每歲京米3萬石毋庸辦運，其米價運費解部改充順天備荒經費。如此變通，“在京倉每年少進米三萬石，于庫蓄尚無關礙，而畿疆得此巨款，緩急有備，似較合宜”。戶部同意將采運漕糧折解京畿備荒銀兩，但改折有其限度：湖南的3萬石京米恰好合宜，江浙的10萬石漕糧則窒礙難行。

1894年，湖北漕糧奉旨全數折解奉天錦州、廣寧賑濟，這也是受到甲午戰爭的影響。1895、1896兩年，湖北遭受嚴重水災，未辦采運，米價運費全數留充本省堤工、賑濟之需。湖北的采買海運終止于1897年。此前，清政府為償付甲午戰后第三筆對日賠款，訂立英德續借款。該條款規定以江蘇、江西、安徽、浙江及湖北五省部分區域貨厘、鹽厘作為擔保，每歲500萬兩。這些稅收原用于京協餉或本省軍費，故須另行指撥經費抵補。1897年，湖北接戶部咨文，宜昌每歲鹽厘100萬兩由省內外各款抵補，其中包括本省采運經費7萬兩，鄂省漕糧采運就此停辦。

同光年間江廣漕糧的采買海運，始終在嚴控賬面成本的原則下辦理。中央政府對采辦經費的支用選擇，直接決定了三省的續辦或停止。1874—1879年，江西共辦理五屆采運，此后江省運費轉充西征軍餉、甘肅新餉。1874年、1884—1893年，湖南共辦理采運十一屆，此后湘省米價運費轉充順天備荒經費。1874—1894年，湖北共辦理采運十九屆，此后鄂省米價運費用于償還英德續借款。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各省每歲新增1880萬兩新案賠款負擔。清政府遂諭令，除江浙每歲海運100萬石外，各省河運、海運停止，漕糧一律以折色征解。自此，江廣不再需要采運米石，三省漕折銀均用于償還新案賠款。

三、 輪船招商局的采買與利益分配

以上論述同光年間江廣采買海運始末，側重中央與外省疆吏間的層面。然而采買海運的關鍵角色，無疑是輪船招商局，尤其是盛宣懷、朱其昂等人。本節筆者轉至先行研究較少關注的招商局與江廣之間，圍繞采辦價格核定、經費領解及采運利益分配等重要環節，呈現采運過程中官與商的銜接。這一層面的討論頗受史料存留的限制。盡管《盛宣懷檔案》中的相關書信、公文足以展現豐富的細節，且幾乎未曾被利用，但這些記載多限于盛宣懷主導江廣采運的若干年份，并不完整，本節的論述也因此側重于同光之交及光緒中期。

（一）采辦定價與經費領解

采買海運之不同于本色征運，即在于起運米石并非征自本省，而是由招商局在安徽、江蘇等地統一采辦。商局采辦江廣漕糧，按例粳秈并辦，以秈米為主。其中粳米分散于蘇常各處就近采購；秈米“皖省較多，而廬州府屬之三河鎮一帶，尤為秈米匯集之區”，多集中于該處購辦。

安徽是近代最重要的米源地之一，該省糧食產地位于沿長江及環巢湖流域。三河濱巢湖之西，隸屬合肥縣，地鄰舒城、廬江、六安等產米之地，又扼內地各小河入巢湖之總口，19世紀中期已是皖中米市中心。皖省長江以北米糧多匯集該鎮，再經由巢湖、長江運往蕪湖、鎮江，行銷江浙。

同治末年，招商局發現該鎮有大量中下等米色的糙秈集散，價格又低于巢湖沿岸其他“糙米碼頭”，適合大宗采辦。1874年起，盛宣懷等人歷年遣員赴三河采辦江廣漕糧。據1874年采辦賬冊顯示，是年盛氏所派沈聯綬等人在三河采辦秈米34990石，共支出米價、水腳、采辦人員薪水盤川等項本洋44524元，核計三河辦米運滬成本為每石1.272元，合銀0.949兩。只需粗略地對比同年招商局從江廣領解的采辦米價（每石1.568兩），便可知盛宣懷等人獲得了大量采辦盈余。

1874年起，招商局采辦漕糧盈虧由六股分攤：朱其昂、盛宣懷、唐廷樞、徐潤、津局員董、朱其詔各一股。其中，江廣采辦由盛宣懷、朱其昂經手。也就是說，同光之交，江廣漕糧采辦盈余歸承辦之員分潤，并不計入招商局公賬。在這樣的分配機制激勵下，盛宣懷、朱氏兄弟、徐潤三家各自遣員赴三河辦米，均獲大量盈余。據1877年招商局清單顯示，1874年該局采辦江廣漕糧正米13萬石，盈余35588兩，按六股派分，朱其昂、盛宣懷等每人得銀5931兩，兩人另有酬費1401兩、700兩。1875年采辦江廣漕糧正米11萬石，盈余22299兩，按五股派分，朱其昂、盛宣懷等每人得銀4460兩。

1875年，盛康曾告誡盛宣懷，江廣采辦“大有盈余”，應先酌歸招商局公賬，不可“照六分各歸私囊，聽公中虧去巨款”。至1877年，招商局在收購旗昌公司后經營狀況不佳，經歷了全面的整頓。整頓中發現的問題之一，便是包括采辦盈余在內的各項收入并不全行歸公。故自1878年起，“采辦漕米，無論盈虧悉歸公局，一切巨細進款全登公賬”。此后，由于三河米價上揚，以及江西、湖南停辦導致采辦額數減少，招商局的辦米盈余呈縮減之勢。

招商局的采辦盈虧自然受到米價漲落的影響，但終究取決于各省給發的經費數量。因此，商局委員歷年需與江廣督撫議定采辦價格，據此領取采辦經費，這是雙方交涉的關鍵環節。如表1所示，江廣的采辦經費常年保持穩定，但光緒二年、三年（1876、1877）是變動幅度最大的高點。1877年10月，江西擬奏銷光緒二年份采辦經費，巡撫劉秉璋收到朱其昂來信，稱三河米價較前上漲，欲提高上年議定的采辦價腳。劉氏聞此大怒，致信李鴻章抱怨稱：招商局“堂堂公事忽而翻騰”，甚至“請師門（指李鴻章）出而為之賴賬”，“欲公然失信，此商賈所不為”。劉秉璋籍隸廬江，稱三河米價“近在家鄉，我所深悉”。他觀察到，1874、1875年三河米價每石1兩左右，商局采買每石盈余0.4兩，兩年辦米17萬石，可盈余6萬兩。1876年雖有上漲，每石至多賠累0.2兩，朱其昂不應“見利棄信”。但李鴻章同意了朱其昂的請求，劉秉璋也只能不情愿地接受。兩月后，劉秉璋奏銷光緒二年份采辦經費時稱，上年江皖歉收，所產秈米極少，故就近在蘇常采買粳米8萬石，每石2.45兩。由于較上屆多辦粳米6萬石，每石較秈米貴1錢，故是年江西采辦費用加增6583兩。招商局的賬冊可證朱其昂所言，是年商局主要在無錫、常熟辦米，辦價明顯高于三河。

是年奏銷事竣后，劉秉璋對招商局“翻悔索價”頗為不滿。他致信李鴻章稱，應嚴飭商局“每年中秋前派一員到江，照市價定議”，采辦價腳“總以當面議定價腳為斷，議定之后，無論米價長落，不許翻悔”。劉氏稱，1874年，朱其昂到江初議采辦，曾商定每年中秋前來江議價。但1875年朱氏遲至11月中旬始到江議價，1876年更遲至12月中旬。劉氏分析，朱其昂的用意無非是：秋初米價較低之時，先挪款私辦，至冬令價昂，再與該省面議，便可借口加價。米價的波動以及招商局利用價格的季節、地域差異，在流通領域獲取盈余，無疑是漕糧采辦的重要內容。然劉秉璋基于儒生的利義觀，斥之為“惟利是圖”“因圖利而挾制”，他不認可招商局獲得較多的采運盈余。

1877年秋冬，江西奏銷上屆采運經費時，也正與招商局聯絡光緒三年份采辦事宜。是年10月、11月間，江西、湖北漕糧奉旨提前采運到津，以充山西賑糧。當年江皖蘇浙歲僅中稔，而各路購米賑濟平糶數量較巨，以致米價翔貴，每石辦價2.55兩左右。但賑糧不容遲誤，招商局只能墊款趕辦，以致采辦成本加增。從1878年1月起，招商局便與江鄂兩省溝通，試圖增加采辦經費。盛宣懷很快與李瀚章商定，湖北采運價腳每石準加2錢、以2.55兩奏銷。朱其昂派往江西議價的朱粹甫則在劉秉璋處受阻。劉氏答復：本屆采辦以三河米價計，“不賠亦不賺”，如竟有賠累，“以前之盈補今之絀，總綽綽有余”。他對三河米價有自己的判斷：是年每石2元僅是適中，并不算貴。如漲至每石2—3兩，自當酌量加價，“斷不使商局向隅”。經朱粹甫“再三申說，委婉祈求”，劉秉璋始允本年經費酌加2000兩，遠少于每石酌加2錢。

光緒三年份采辦經費的奏銷較往年更為漫長。1878年4月，湖北首次奏請采辦加價，被戶部以不符成案議駁。李瀚章遂請商局將江皖米價及其籌款墊辦情形詳細聲明，擬再行頂奏，使招商局無賠累之虞。1878年9月，經李瀚章再次奏請，再加以盛宣懷在京布置，湖北采辦經費始準酌加。1879年4月，湖北將采辦經費細數核銷，計秈米每石2.55兩、粳米每石2.65兩。李瀚章不僅實現湖北的加價，還改變了江西方面的態度。1879年2月，江西奏請照湖北每石酌加2錢，戶部以“湖北系奉特旨照準，江西不得援請”議駁。故江西光緒三年份經費未獲加價，僅以每石2.45兩奏銷。后巡撫為體恤商局，于本省籌款每石加給1錢。此時劉秉璋已丁憂離任，朱其昂于上年病故。在招商局以及李鴻章、李瀚章等人推動下，江鄂兩省光緒二、三年份采辦經費始能隨成本提高而加增。由表1可見，光緒三年以降，三省采辦經費均在2.35兩/石以下。光緒十年（1884）起，因部議停給輪船修費，采辦經費減至2.25兩/石以下。且此后江廣采運經費不再能奏準酌加，長年鮮有變動。

招商局每歲與各省議定辦價后，便可領解采辦經費。1874年秋，盛宣懷與湖北、湖南方面初議領解事宜，計劃將銀兩解至揚州淮軍后路糧臺，再轉運蘇滬。是年12月，湖南發放首批經費3萬兩，巡撫王文韶認為大宗銀兩“輾轉運解，多需時日”，遂將該款交票號新泰厚、祥和貞匯解，并遣員將匯票、砝碼解滬。此后，湘省一直利用山西票號匯解采運經費。

1875年2月，江西奏準采運后，請商局派員領解經費。朱其昂馳赴南昌，與撫藩晤商。同時，盛宣懷也致信布政使李文敏，請其派委在江候補的盛氏兄長盛富懷解銀到滬。3月初，朱其昂與糧道議定，首批采辦經費10萬兩通過省城茶莊匯兌，盛富懷因此被撇開。朱、盛二人對額數最巨的江西經費展開競爭，可見領解、匯兌環節頗有利益。

1875年3月朱其昂與江西商議領解經費時，招商局在三河的采辦已進行大半。江廣的采辦經費來源于漕折、漕項。在當日的征收制度下，州縣很難在年內將該款征齊解省。更不必說，這些經費還需匯兌上海，再以實銀解往三河等地。但另一方面，農歷十一、十二月既是三河米價的低點，適宜辦米，又是每年招商局經費吃緊之際，急需銀兩到賬。因此，盛、朱等人常請求江廣提前籌解銀兩，以盡早采辦，而這需要各省挪款墊解。

相對而言，招商局與湖北在采運事務中合作最為融洽，鄂省常在年內籌解多數經費。江西對采運始終較為消極，常不愿提前措解經費。如1876年1月，商局缺款甚巨，尚欠錢莊40余萬兩。除陸續領到江浙海運水腳外，湖北巡撫允撥3萬兩，江西則稱須待部覆。與此同時，盛宣懷的辦米委員何錫祺未能等到江鄂之經費，只得先請徐潤等籌借2萬兩，盡早前往三河，以不誤辦米公事。1877年1月，又是商局需銀孔亟之時，湖北先行撥解經費4.5萬兩，余款年內續撥。江西則須待部覆始能給領，雖朱其昂再三力請先行放款，未獲允準。1879年，江西在五屆后停辦采運，應與這些交涉中的不洽有關。

1887—1889年，盛宣懷委任其親家、在湘候補官員鄭立誠幫辦湘漕事務，負責聯絡糧道呂世田、巡撫王文韶，料理文案，經手銀錢。1887年末，經鄭立誠“一再婉商”，呂世田同意借撥他款發放采辦經費5萬兩。此后數年，呂氏照例通融，提前籌銀放款。如1890年9月，盛宣懷請呂世田盡早匯兌放款。盛氏稱言，“江皖去歲荒歉，今年聞亦不過中稔，而被災各省紛紛均向采辦，米價難免飛騰”，如欲不致賠累，“必須趁九、十月間新谷登場速為購辦”。若十一二月漕折銀到方能放款，則匯至上海須次年春間，“新米已經過市，必致遲誤”。12月，呂世田覆函，所征漕折銀僅敷頭批京餉之用，但“既承諄囑，自應竭力搜羅”，暫挪別款湊足7.15萬兩。可見，采辦經費的領放時機，直接影響采辦成本與商局利潤。湘省挪借放款，實賴官商間的溝通與協作。

1874年起，招商局領解采辦經費時，每石扣除1錢作為江廣各糧道公費。1884年起，湖南歲辦漕糧3萬石，每屆扣除公費3000兩，1886年糧道惲彥琦又加1000兩。1888年，盛宣懷以上年米價昂貴一再堅請，巡撫王文韶同意不再扣除新增公費1000兩，并于3000兩中提出600兩，作為商局棧租開銷。此后每歲照例劃還600兩，只扣公費2400兩。這實質上是對商局采辦成本提高的補償。而公費之增減，相當程度上基于盛宣懷與湘省歷任大員的不同關系。在卞寶第治下（1882—1888年），商局不僅被加扣經費，甚至失去了承辦光緒十三年份湘漕的權利。而與盛家關系密切的王文韶回任湘巡后（1888、1889年），則在經費、人事方面給予諸多便利。

（二）采買海運之保獎

1887—1889年，鄭立誠因其在湘候補知州、盛宣懷親家的身份，作為招商局委員幫辦湖南漕務。除領解采辦經費外，鄭立誠也多與盛氏通信，謀求保獎、補缺。在招商局業務所及的省城、口岸，類似鄭立誠的委員不在少數。他們的經歷，展現出商局辦理采運業務的一些重要面相。

鄭立誠生于1839年，浙江余杭監生，1855年捐知縣，指發湖南。1874年到任，調補湖南清泉知縣。1876年辦理晉捐出力，保以直隸州知州在任候補。光緒中期，鄭氏辦理湘漕差使，每歲從盛宣懷處領取薪水300兩，經手銀款亦有相應的利益。但作為候補官員，借采運保獎謀求補缺才是他的首要考慮。

江廣采買海運保獎始于同治十三年首屆采運，對象除盛宣懷、朱其昂等商局會辦外，更主要的是商局遴選的員董。如商局章程稱：遴選委員前往三河、蘇常，“分投采辦，陸續運滬儲棧”；“滬津裝運收米，及津通監兌、押運、稽察、彈壓、交兌各事宜”，“當由本局遴選熟手員董，妥為經理”。1876年1月，首屆采買海運完竣后，江廣督撫奏請保獎在事出力員董，稱采買海運“事屬創始，頭緒紛繁，滬津通各局員董或分投采購米石，監收儲棧，派裝輪船，或遠涉重洋，押運催趲，稽查偷漏，均能不辭艱險勞瘁”。三省的保獎清單共計員董50人，普遍為候補官員，又以江浙官員居多。

光緒元年至四年，湖北、江西督撫于每屆采運辦竣一兩年內，合奏請獎出力人員。此四屆的采運額數多為11萬石，歷屆列名保獎者計有49人、43人、18人和35人。這些員董理論上由招商局開列名單，移知糧道后，由該省督撫出奏請獎。顯然，歷年的名單中既包括實在滬津通效力之員，也不乏僅領薪水的掛名之員。盛宣懷等人常收到各處委辦采運差使之請托，尤其是相關各省糧道、撫藩等。因對候補官員而言，海運差使既能獲得薪水，亦有保獎之可能，頗具吸引力。

1879年后，一度僅湖北一省辦理采運，每年不過起運3萬石，保獎亦因此中止。1884年湖南重啟采運后，1889年恢復保獎。1889年4月，鄭立誠蒙奏補澧州知州。在部覆未到、前路未定之時，他聞知王文韶將奏獎光緒十四年份（1888）采運出力人員，遂急求盛宣懷稟明王文韶，求保以選知府后以道員用，緣此前他已捐納知府。

1889年11月，經王文韶奏保，鄭氏如愿列名湖南光緒十四年采運出力人員（共計員董5人）。保獎清單寫道：“在任候選知府、湖南澧州直隸州知州鄭立誠，請俟得知府后以道員用。”他的保獎事跡為“是年蘇皖歲歉，督飭商董購選米色難于往年”，以及漕糧“奉文改撥山東賑糧，輪船運赴利津海口”，米石在海船過駁，“艱苦非常，交兌妥速”。如前所述，是年鄭立誠幫辦湘漕，系在長沙料理文案，經理銀款，并未離湘。列名鄭氏之后的是湖南鄭工試用府經歷徐本麟，“請俟補缺后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他的事跡是“押運赴山東交兌，涉歷風濤，料理過載”。此人與王文韶“本沾親戚”，由王氏通過鄭立誠授意盛宣懷，將其列名請獎。可見，無論實有勞績抑或掛名之人，保獎事跡均按格套書寫，強調采買、運交米石之難。當然，保獎的名實不符，本是當日常態。

1890年3月，鄭立誠赴任澧州知州。呂世田遂向盛宣懷推薦長沙知縣沈錫周代之。呂稱，沈錫周欲求“將來附名列保”，請盛宣懷稟明巡撫，委令幫辦漕務。此外，呂世田又函求盛氏委任其子詒谷隨同辦漕，列名光緒十五年保獎。盛宣懷很快答應了糧道的要求，兩人還互贈禮物。

鄭立誠任職之澧州屬沖繁難要缺，頗不易治。1891年初，鄭氏因該州洋教士興造教堂阻止不力，突遭撤任。次年回省后，鄭立誠又請盛宣懷詳明湖南巡撫，將其列名光緒十五年保案，改保以知府在任候補。他還提醒盛宣懷將呂世田之子列名，因糧道屢向其催囑。

1892年，巡撫張煦奏請獎敘湖南光緒十五、十六、十七三屆采運出力各員。光緒十五年請獎4人，鄭立誠、沈錫周、呂詒谷均在列。其中，鄭立誠“請以知府在任候補”，沈錫周“請俟得同知缺后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二人的事跡為“督同員董采買米石，挑選干潔”。呂詒谷“請俟補缺后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其事跡是“押運赴天津、通州，涉歷風濤，奔馳炎日”。如前所述，1890年沈錫周接替鄭立誠幫辦湘漕，處理公文、經費事，兩人均未采買米石。至于呂世田之子呂詒谷，則純屬掛名人員。

1891年，鄭立誠回省后不久便重任澧州知州，至1898年末仍在任。由此來看，鄭立誠于1876年辦理晉捐出力保以直隸州知州在任候補，至幫辦湘漕的1889年終得奏補澧州知州，此后在任近九年。鄭立誠之補缺，當與其受委幫辦湘漕三年、連獲兩屆采運保獎的經歷直接相關。

在鄭立誠首獲保獎的光緒十四年采運案內，湖南請保的省外人員均為吏部議駁。此后湘鄂保獎者均為本省官員，每屆數人至十余人不等。如湖北辦理光緒十九年份（1893）采運，本省官員均系掛名，除道員一人外另有隨員五人，由總督、巡撫、布政使、糧道及招商局各舉一人，“專為保舉地步”，“不但無薪水，亦毋庸干預漕事”。光緒中期，江廣采運額數、商局采運利益均已相對有限。但督撫可借采運保獎之名為省內眾多候補官員謀求出路，并與招商局進行利益交換，這成為甲午戰爭前湘鄂辦理采運的重要動力。

結　論

1875年，疆吏中最熟悉漕務的王文韶致信盛宣懷稱：“下屆（湖南）漕糧欲求有米到倉，舍采買別無他策。”在他看來，湖南已斷難規復本色征運舊制。因漕糧征收之舊制為本色，起運之舊制為河運，兩者互相匹配，“河運既不行，本色便難偏奉”。就在這一年，湖北、湖南、江西首次在漕糧折征的基礎上，借助招商局的米糧采辦與輪船海運，實現了戶部要求的本色起運。采買海運是江廣對1853年以降漕運格局的重要變革，但既非規復舊制，又異于江浙的漕糧海運，可謂晚清漕運的另一種實現方式。

在1853年以前的河運時期，江廣的漕運成本頗為高昂，且難以核算。自1874年三省改行采買海運后，控制成本、以漕辦漕成為嚴格恪守的原則。江廣的采運開支不應高于成案，且須在事竣后報部奏銷。一旦戶部認為采運價腳過高，“不甚合算”，甚至可以直接停辦。從“不計成本”到嚴格核算，顯示出晚清漕務在理念與實踐層面的顯著變化。

嚴控成本的原則又勢必演化出依賴市場的運作方式。江廣在維持較低起運額數的基礎上，將漕糧的買、運、交各環節外包于招商局，交由盛宣懷、朱其昂等人一手經理。區別于江浙之處在于，江廣漕糧以省為單位交招商局集中采買，以三河為主要采買地。江浙漕糧則部分來自征收，部分由州縣各自采買，非由招商局完全主導。可見，江廣的采買海運是一種市場化程度更高的運作模式。

然而，同光年間江廣的交倉漕額，至多恢復了太平天國戰前每歲90余萬石中的13萬石。這些北運的米糧還多次改解華北、東北，以充賑濟之需。這說明江廣漕糧對于京師倉儲的意義相對有限，其作用遠不及同期的江浙，后者每歲海運120余萬石。從同治后期全力促使江廣恢復本色起運，到1894年以降主動停辦兩湖采運，二十余年間戶部的態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至19世紀末，即便是對倉儲最為謹慎的司農也認為，在維持江浙漕糧的基本保障下，京師的糧食供應可以更加多元化、市場化的方式實現，江廣漕運支應京倉的貢賦意義因此被消解，三省漕糧收入幾乎完全改用于償付賠款與外債。

相較于江浙，輪船招商局對于江廣漕運的意義更為關鍵，不僅在技術層面，更在組織與運作方式上，改變著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態，使三省以新的方式恢復了本色起運。但與此同時，江廣的采買海運仍在官僚制度下運行，歷屆奏準續辦、經費支銷、人員保獎等重要環節依然按照官僚行政的邏輯、由督撫主導。在此過程中，江廣大吏是否認可招商局追求利潤，并提供經費、人事方面的保障，相當程度上是基于與盛宣懷的個人關系，而非制度的保障。因此，我們既需關注招商局帶來的漕運之變革，也絕不能忽視官僚體制下此種變革之限度。官督商辦企業的經營如何與官僚體制的運行互相嵌合與影響，改變貢賦經濟的運作方式，這是理解晚清漕務乃至近代經濟變革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