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成都的街頭上，活躍著更為復雜的群體——“江湖”或“跑江湖”，他們算命、變魔術、賣膏藥、演雜技、操武打等。在傳統的成都，下層社會通常被劃分成所謂的“七十二行”，他們又分屬“十六門”。那些在成都街頭和其他公共場所表演的流浪武師和藝人們便被稱作“跑江湖”，被外國人稱為“令人驚駭的人”（startlers）或“居無定所者”(itinerants)。他們的表演經常是使人目瞪口呆的，如吞刀、飛鏢，甚至用利器傷身等。這些人也經常與“三教九流”混在一起。他們中多數來自外地，一般聚集在新南門附近的“扯謊壩”和皇城邊的“皇城壩”——這些類似于北京天橋的地區。其中也有一些本地藝人，由于其謀生方式的相似，他們也被歸類為“江湖”中人。成都市民認為這些游民是不可信的，許多民間流傳的欺詐故事都與他們有關。

皇城壩。長卷風情畫《老成都》局部

“小人國之人物”

從各種記載中我們發現，有充分的理由說明“江湖”們的名聲的確不好，他們被認為以蒙騙為生。“根據裴煥章的記載，他們的慣用手法是“假裝邪術”“詭秘法”“包取功名”等。例如，在詭秘法里，那些江湖先生在顯眼的公共場所貼一張黃紙，上面寫著他們無所不能的本事。如果有人顯示出好奇，他就會湊上前去，以三寸不爛之舌向人鼓吹他的神奇超力，如“驅妖除魔”“呼風喚雨”等。如果那人看來像個學生，便投其所好，告訴他不久將獲取功名，不但仕途一帆風順，而且子孫滿堂，財源茂盛。再如一個經常在扯謊壩表演的術士，掛一張幌子，上標明傳授法術及其價格，聲稱他有“三十六大變”和“七十二小變”的本事，可以把皮帶變成蛇、鞋子變成兔子、樹葉變成魚。他最受歡迎的法術是用紙幣或硬幣來“生錢”。他將感興趣的人帶到一家僻靜的茶館，等錢到手之后，就告訴受騙的人怎樣用雞血或類似的東西來供奉錢幣四十九天，就會生出更多的錢。只要這類人物在街頭出現，人們便會迅速圍上來觀看。當然，大多數人無非是看熱鬧而已，不過一些人偶爾也付錢給他們，雖然人們不一定相信他們的把戲，但無疑從他們的表演中得到了娛樂。

如果說“跑江湖”在公開場所擺攤進行欺詐活動，那么一些在當地叫作“水線”的騙子則在街頭閑逛尋找機會。一次，一個裁縫看到一個布販路過，招呼他進了店鋪。當裁縫在查看布的質量時，一位顧客進來說他想買塊布做件外套。裁縫就告訴那顧客需要多少布料，那人稱要把布拿到街對面的家里，讓家里人品評一下。裁縫和布販都以為顧客就住在附近，但兩小時后那人還無蹤影，他們才發現那人根本不住在那里，人早已渺如黃雀，不知去向。布販指責裁縫是那人的同伙，但實際上裁縫根本不認識那個人。一些騙子則經常兩人聯手行騙，例如“風門”通常有一個女幫手，并且許多場合都是夫妻一齊上陣。他們最常用的辦法之一是去綢店買一段絲綢，然后那人與他的女同伙到那店鋪要求調換。店主拒絕換貨，聲稱絲綢出售時是好的。在隨之發生的爭執中，那個人悄悄從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塊破瓷碗片，乘人不注意時，刮破自己的臉，然后指責店主傷害他。這樣，店主不得不支付一筆費用給這對男女以避免麻煩。在文學作品和口頭傳奇里都能找到許多這樣的故事，這固然說明江湖的名聲不佳，但地方精英熱衷于收集此類逸聞，也顯示出他們對江湖人士的偏見，從而使江湖的社會形象更蒙上一層陰影。因為江湖中騙子甚多，再加上精英操縱的話語霸權，“江湖”經常成為“騙子”的同義語，以至于現代漢語中“江湖騙子”成為一個固定用詞。我們應該看到，江湖巧妙地利用街頭資源謀生，也給人們帶來了豐富多彩的街頭生活，表現了他們同市民的相互依靠和沖突的關系。

并非所有的“跑江湖”都進行欺騙，例如許多被叫作“江湖郎中”的民間中醫是真有醫術。在成都，醫生被分為“擺攤”“跑街”“坐轎”（或“官醫”）三種類型。前兩類郎中經常為窮人看病，有時甚至提供免費診斷。老百姓的小病微恙，許多中草藥販就能告之用什么藥。成都是中國西部藥材集散地，許多人通過做這種生意得以謀生并可以發財。一些小藥販被叫作“賣狗皮膏藥的”，他們將一塊黑色的藥膏貼在患者的痛處或傷處。這些賣藥人不斷地吹噓治療的效力，雖然他們能吸引不少顧客，但由于經常夸大其詞而名聲不佳，乃至在今天的漢語中，經常稱那些自吹自擂的人為“賣狗皮膏藥的”。在街頭，端公的表演也很有吸引力，很多居民相信巫醫能治愈疾病，他們的街頭演示會招來很多人圍觀。端公最常使用的方法是“觀仙”“畫蛋”“走陰”等。“當一個端公施法時，他會一手舞動一束燃燒的符紙，一手搖一根圓杖，在一排點燃的蠟燭、水碗和長香前大聲念咒，他們奇特的服裝、工具、手勢和語言都會引起觀眾的好奇心。

“端公禳鬼圖”。20世紀20年代成都民俗畫家俞子丹畫

算命先生也是在公共場所受歡迎的江湖人物，是街頭生活和街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可以在每條街上和每家茶館里看到他們。算命先生試圖把現實與未來連接在一起，使人們相信他們有超自然能力，能預卜人們的命運。他們中大多數是男性，但也有一些是女性，稱作“卦婆”，而且多是盲人。算命先生雖然經常在街角和街沿上擺攤，或聚集在城門洞下面，但許多人也在街頭徘徊以尋找顧客。流行的算命方法包括玩牌、畫卦和拆字，算命先生還幫人選擇黃道吉日。陰陽先生在成都也總是顧客盈門，因為“成都人惑于風水者百分之九十九”，他們在人們進行筑宅、修灶、安床、動土等活動時，會去測風水。但他們更熱衷于為喪葬選墳址，即用羅盤選擇最佳墓址，他們的服務適應了從精英到普通百姓各階層的需要。

算命先生

當地文人和畫家經常在文學和繪畫作品里面描繪這類人物，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們在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由不同作者寫的兩首竹枝詞描述了19世紀早期的算命先生胡海山，一位說胡海山是成都最著名的算命先生之一：“胡海山原測字清，趙飛鵬算命果精。兩人聲價無人比，冷淡江西劉漢平。”而另一位則把他描述成一個有豐富社會經驗的人，他教人道德和怎樣為人處事：“測字導人胡海山，世情爛熟笑言歡。痛規錢鋪南昌老，苦勸鄉農莫到官。”此類的贊賞是很難得的，因為精英們通常批評江湖術士，認為他們不過是愚弄人民而已。成都民間藝術家俞子丹畫了一幅20世紀20年代算命者的畫，他的朋友徐維理為畫配有說明。在畫里，一位看上去像紳士的男性身著一件舊長袍，手持一本書。他坐在一個小祭壇的旁邊，祭壇里面燃著香，旁邊放有兩只黃銅做的燭臺，點著蠟燭，每個燭臺的外形都像古漢字中的壽字，代表“長壽”。兩只燭臺后的中間立著一塊小牌，上面寫著“圣諭”。碑的右邊寫著“孝弟(悌）忠信”的道德規范，左側則昭示“禮義廉恥”的行為準則。這樣我們可以看到，算命雖然存在于大眾文化之中，但也促進了正統思想意識在民間的傳播，提供了一個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的佳例。

算命先生

算命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并且反映了許多社會、文化、宗教、哲學和宇宙觀各方面的認識。正如司馬富所指出的：“算命涉及從皇帝到農民的中國社會的各個層次。”如果說歷史是顯示過去，算命則預測未來。事實上，算命“反映了不同的社會觀念和世界形成的不同方式”。算命是自然界和人類之間的一種“文化聯絡”。他們滿足了人們基本的精神需求，去解釋看來難以捉摸、毫無規律的自然現象，他們似乎在人與超自然力量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有時則把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連接起來。由于受到社會改良者的攻擊和行政當局的限制，加之科學知識普及的影響，占卜算命逐漸走向衰落。

現存的文獻大多經由精英之手，這些文獻都把重點放在了江湖人士的道德缺陷上，卻忽略了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對大眾文化的貢獻。實際上，這些人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存在著復雜的互相依存的關系，成為街頭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 著，李德英 謝繼華 鄧麗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轉自“國家人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