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東祥

林默涵1935年東渡日本留學，年底“一二.九”運動爆發后，毅然回國以筆為槍參加抗戰。在1938年的七八月間，在武漢郊區的山上，讀到《解放》周刊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酣暢淋漓地一口氣讀完了文章。“越看越亮堂，越看越高興。中國不會亡，但也不會速勝。我從心底里呼出了這句話。”（林默涵回憶錄《往事悠悠》）。

1938年底，因為《論持久戰》，林默涵去了延安。他說，因為那時內心最焦慮，抗戰能不能勝利，喊口號是抗戰必勝，最后勝利是我們的，總感覺那是空的，只有毛澤東講的才是實實在在的，說服力很大。我當時精神狀態很特別，看完后覺得什么問題都解決了，一下子輕松了，思想影響就這么深刻。

就是在延安，林默涵和哲學家艾思奇一起編輯中共中央新創辦的綜合性理論刊物《中國文化》。在創刊號上，林默涵一字一句地校對并編發了毛澤東那篇著名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論》），林默涵認為，該文在政治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綱領，正確地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疑問，指出了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前途。在文化上，闡明了在共產主義思想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容和形式。沒有這些理論和方針的指導，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全面的勝利。

第三篇對林默涵思想和人生道路發生重大影響的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林默涵的文藝主張、文藝政策、文藝理論和精神資源來源于《講話》，并且在長期的文藝領導工作和文藝理論研究中總結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林默涵在1952年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努力》中，一方面批評文藝脫離政治、脫離群眾的小資產階級的庸俗趣味，同時又批評文藝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他說，這兩種傾向的表現雖然并不相同，但是就其根源和結果來說，都是具有相同的特征。他們同樣是根源于脫離群眾和實際斗爭，不關心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對于政治的無知及思想的懶惰和麻木，結果同樣是阻礙革命文藝的發展。

林默涵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接受和堅持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執行文藝為人民，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走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延安和各根據地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走出了書房，進入到工廠、農村、部隊、合作社，這使他們發現人民生活的豐富礦藏，找到了創作的活水源頭，熟悉了民族藝術的形式 和特色，同人民群眾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聯系。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引下，作家藝術家創作了很多嶄新面貌的作品，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林默涵很早就自覺地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立場上。他1938年到延安，當時中國是國民黨統治，共產黨不是執政黨，中國文藝的中心在國統區，在大城市。在這個時期，林默涵同志和一批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很早就投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陣營，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特別是堅定信奉毛澤東文藝思想。林默涵終其一生，高舉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堅持文藝工作者必須同人民結合的道路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文藝同人民和時代血肉相連，也要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