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是著名漢學家

是伊利諾伊大學終身教授和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

2014年，伊沛霞獲得全美歷史學會終身成就獎

2016年入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

她與中國史結緣已經半個世紀

“桃花淺深處,似勻深淺妝”，《夢華錄》里趙盼兒和幾個小姐妹闖蕩東京（汴京）開的茶鋪子，生意興隆，在茶湯巷里風生水起。去年熱播的這部歷史劇，讓不少觀眾好奇，在開始要求女性纏足、守貞潔的宋代，女性真的能轟轟烈烈地搞事業，活得這么有風采嗎？30年前，有一位美國學者已經開始試圖在傳統視角的歷史敘述語境外，揭開相對而言真實存在的更復雜的宋代女性生活狀態。

在20世紀之前，以中國女性為主題的學術著作是絕對少見的。因此，當1993年中國中古史學家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學術專著《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出版，立刻被譽為海外中國婦女史的開山之作，其研究角度與前人迥然有別。兩年后，此書獲亞洲研究協會（AAS）專門為中國研究領域頒發的著名的列文森著作獎。《內闈》對中國國內學界同樣產生了巨大影響，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回憶，中國人對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滯后于西方，伊沛霞等人打開了一扇窗，啟發了后來中國學者對于中國婦女史的研究。

1968年畢業于芝加哥大學，同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專治中國中古史并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的伊沛霞，目前是伊利諾伊大學終身教授和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如今回憶自己的學術生涯，她坦誠地說，進入女性史研究領域，是因為受了美國婦女史和歐洲婦女史研究的影響，也與她自身的女性意識覺醒密不可分。

伊沛霞至今記得，自己念博士課程時，大家以“夫人”（Mrs.）稱呼東亞系唯一一位女性教授，而以教授稱呼男性教授，仿佛教授就注定只意味著“一位男子”。1973年，當她剛剛到伊利諾伊大學執教，整個亞洲研究課程沒有一個女教師，在許多場合下，她感覺男教授們希望她自動提出不參與他們的活動。

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女性正走上街頭為自己爭取權利，書齋之內，正是美國歷史學界吸收社會學理論成果的階段，伊沛霞本來就對社會學感興趣，作為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家庭史和婦女史研究先后在歐洲興起，伊沛霞從家庭史研究開始，又順理成章地轉向了婦女史。她成為最早從社會學角度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之一，也是美國學術界最早的一批女性學者。

她的研究帶著時代思想的烙印。傳統的中國歷史研究習慣把所有的女性經驗打包為籠統的“被壓迫”，在伊沛霞筆下，她們的掙扎、競爭和努力同樣或多或少地改變著自身的命運，參與了她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和歷史的進程。但是，她們的能動性（agent）無力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命運，從某種角度看，宋代像是中國女性命運的轉折點，在那個時代之后，積極一面沒有保持下去，保守一面反而被繼承了。

今天，女性們的能動性已經足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婦女史領域取得重要成就后，伊沛霞沒有囿于單一的研究領域，她說：“我所希望的是成為一位歷史學家，而不是研究女性的歷史學家。”她開始轉向研究與以往研究對象——普通人、家庭、女性完全相悖的人物，并在2014年拿出了一部厚重的《宋徽宗》。以“了解之同情”的現代學術立場，伊沛霞重塑了宋徽宗的形象，將其放回歷史語境中，還原一個繁榮國度的君主不斷追求卓越榮耀的雄心——盡管這份雄心以悲劇收場。

無論《內闈》還是《宋徽宗》，中譯本都有相當好的銷量，她所撰著的《劍橋插圖中國史》《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等書在國內學界也非常有影響。2014年，伊沛霞獲得全美歷史學會終身成就獎，2016年入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

今年，伊沛霞與中國史結緣已經整整半個世紀。2023年3月，《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國史研究》出版，書中精選了她關于中國史的代表論文11篇，作為五十年中國史的研究成果精選。在新書出版之際，伊沛霞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談了談歷史中的女性以及她所親身經歷和見證的當代女性發展之路以及美國學術界的變化。

伊沛霞教授在2016至2017年擔任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杰出訪問教授的一次講座上。圖/受訪者提供

“我不想簡單地把婦女描繪成受害者”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剛剛進入學術界時，研究的是中國中古時期的貴族家庭，后來為什么轉向婦女史領域？

伊沛霞： 我選定博士論文選題時，想從事社會史研究，即考察社會結構的嬗變，例如誰掌握權力、如何保持權位等。我不想只關注政府高層，而是希望觀察更廣闊的精英階層群體。我還對精英階層家族的影響興趣濃厚，讀了不少有關19和20世紀中國家族及譜系的著作。我的導師是漢朝專家，因此我從漢朝入手，一直研究到唐末。

寫完博士論文后，就轉向了宋朝，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家族和親緣關系史，因為我知道宋朝這方面資源豐富得多。整個80年代，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家族和親緣關系課題，包括財產法律和家族禮儀，例如婚禮、葬禮、祖先敬拜等。

當然，上世紀60年代起，美國的女性運動一直十分活躍，這對我們選擇事業方向和確定有研究價值的文化課題產生了全面的影響。在我高中時代，貝蒂·弗里丹1963年的著作《女性的奧秘》就已經廣為津津樂道。年輕人開始質疑，對男性和女性而言，究竟什么才叫自然或適當？男性就真適合管理工作嗎？因為他們在高中經常從事集體運動或者會去參軍，就認為他們懂得協作？什么樣的壓力使得高中女生終日關注服飾和發型，在意別人如何評判她們的容貌？改變這類社會心理需要“意識提升”，要把女性聚在一起，探討生活中性別主義的各種形式和表現，以及如何改變這樣的社會機制。

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系里有不少女研究生，而教授全都是男的。我們想，作為學者，他們很多方面出類拔萃，但對待我們并不認真，覺得我們一旦結婚生子就會放棄學術追求。我們的想法是，不和他們爭辯，而是堅持做好自己的事。當時確實有種說法，認為不該以女性史為選題寫博士論文，這類選題絕對無法像男研究生寫的嚴肅選題那樣獲得正視。正確的路徑應該是做一些中規中矩的研究，先獲得一定認可，然后如果確實有想法，再做一些女性做起來更容易出挑的事情。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后，這種現象開始改變，有了更多女性專攻婦女史，一些人甚至將婦女史作為初始研究項目。

我自己的情形是，當時頗受伊利諾伊大學歷史系同事的影響，他們主攻美國和歐洲的女性史。我開了一門課，講中國從古代到現代的婦女和家族史。我和學生們都對卡瑪·辛頓的一部名叫《小幸?！芳o錄片頗感震撼，辛頓在中國長大，在這部紀錄片里采訪了一些中國婦女，有人還裹著小腳。過了不久，我就寫了《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把婦女作為中心主題。當然，有足夠學生修習中國女性史課程，并不代表著女性研究的發展。正如我那時所說，“性別研究”這個詞上世紀90年代才真正普及開來。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新書的《婦女、金錢與階級：司馬光及宋代理學的婦女觀》那一章中說，許多婦女積極地參與維系這個體系的運作，你似乎不贊成女性是單純的受害者，那么她們是否在成為受害者的同時也在擔當其他女性的施害者？女性是否“主動”地使女性整體地位變得更糟了？

伊沛霞： 我始終提醒自己，在婆婆壓迫兒媳這類虐待婦女的事例中，兒媳可能抱的心態是，有朝一日輪到自己當了婆婆，自然有人供自己驅使。我覺得這是一種十分常見的人類現象，在其他社會和人群中屢見不鮮。就中國家族而言，盡管男性明顯比女性更有支配權，但老一輩又總是比年輕一輩更有支配權，無論男女。我不想簡單地把婦女描繪成受害者，而是想展現她們也在準備某天從這個體系中獲益。

我們這一代女學者應該互相支持

中國新聞周刊：你說過“女性更受限制的社會，往往更加使她們處于相互競爭的狀態?！睘槭裁瓷鐣l展到今天，這種相互競爭的狀態仍然廣泛存在？例如女性之間的友誼經常被認為是塑料、偽善的，女性應該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伊沛霞： 我從不懷疑，在《紅樓夢》那種復雜大家族里，盡管祖母一言九鼎，但由于兄弟妯娌妻妾丫鬟共處一個屋檐下，婦女之間仍然會相互爭斗、相互不睦甚至彼此交惡。觀察宋朝，就能從另一個角度發現這類互相交惡的現象。比如，女主人如果善待侍妾和丫鬟，就能夠獲得“不嫉妒”的美譽，這意味在很多情況下女主人對侍妾和丫鬟并不好。

時至今日，家庭規模都很小，也不存在侍妾，婦女在家庭內部少有競爭，現在有關女性競爭的非議基本都是職場糾葛或婚姻糾紛。我可以從自身經歷談談職場女性同事關系。我一直在大學工作，這方面有一些發言權。比如學術資源爭奪異常激烈，大家都自始至終相互盯著工作表現。不過我從沒感覺到是在與其他女性爭奪工作、晉升、獎勵、出版合同等機會。可能是因為，我和同事都了解女性更容易相互競爭的那種成見，所以覺得我們這一代女學者要致力于避免相互競爭，應該相互支持，盡量提攜后來者。

我上世紀70年代在伊利諾伊大學初執教鞭時，只有極少數女性比我資深，同齡或資淺的女性則有一些。我所在的歷史系和亞洲學系是男性一統天下，女性是極少數，但彼此相處很融洽，我們還多次討論過在男性主導的世界里幸存的問題。我們知道，前輩女學者在出版著作時，署名甚至只用首字母加姓的形式，不用全名，就是為了避免讀者發現作者是女性，從而懶得翻閱，直接束之高閣。我和同輩學者卻反其道而行之，堅持應該用自己的全名，讓更年輕一代的女學者看到，女性也能夠出版真正的書籍和論文。我們還談到，絕不要求任何特殊照顧非常重要。畢竟，我入行的時候，紐約市的女性正在為能夠成為消防隊員而疾呼，堅稱她們也能像男性那樣扛起器械穿過火海。我們當然不能僅僅以家里有小孩為由，就請假缺席會議。畢竟，我們認為自己能夠像男性那樣工作。

上世紀70年代，我們經常感覺系里男學者更喜歡搞一些男性專屬活動，比如共進午餐或課后小酌，但我和一些女學者認為，我們可以推動改變這樣的習慣，于是就不管不顧不請自到，對他們不愿我們參與裝作渾然不覺。當時的希望在于，男性會逐漸習慣有女性參加，這會為以后的女性創造便利。我認為，確實產生了那樣的效果。1997年我進入華盛頓大學的時候，情景已經完全不同了。當然，與1973年的伊利諾伊大學相比而言，不愿與女性共事的那一代人基本都已經退休了。

美國各地也有一些同領域的學者，與我日常交流不多，只是讀過我寫的書，并在學術會議上偶爾見到。在這種環境下，我也總能感受到女學者在盡力相互照顧。去年，中國婦女史研究的開拓者費俠莉過世的時候，我們一些人聚在一起追思，聽到最多的評論就是，她是多么著意地鼓勵這個領域的年輕女學者。

中國新聞周刊：將婦女帶入歷史研究，對過去的女性的思考，對今天的女性有什么幫助？

伊沛霞： 婦女的處境會隨著時代變遷和地域不同而發生巨大變化，這個認識與生物特征決定婦女生活的假設截然相反。因此我認為，跨時代研究與跨文化研究同等重要。人類學家已經做了開創性研究，證明婦女在母系社會中表現與父系社會中完全不同。歷史學家隨后也很快證明，家庭規模、結婚年齡、新婚夫婦是否單獨居住、城市化影響等因素在不同時期也有所變化，這些都對女性的生活產生了影響。

我覺得，對當今時代的中國年輕女性而言，了解一千年前中國女性的情形與了解其他國家女性的情形同樣有價值。通過考察宋朝婦女的情況，有助于思考一些我們一直探討的問題，諸如女性之間的競爭、女性日?；ヌ?、生男孩的重要性、女性年齡漸長后處境的變化、階層和教育造成的不同等等。

“大話題” “小話題”

中國新聞周刊：你年輕時師從著名漢學家顧理雅、柯睿格，那一代美國漢學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和你們這一代中國學學者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伊沛霞： 顧理雅、柯睿格及同時代的費正清、卜德、戴德華、畢乃德等學者，上世紀30年代都在中國有過多年經歷，而后又于二戰期間進入美國政府。這段經歷讓他們能夠通曉漢語、游歷中國、結識中國學者，特別是大多生活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學者。那些年，中國生活成本很低，不難籌措到經費，對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而言尤為如此，所以他們得以在中國度過多年歲月。

戰爭年代的共同經歷強化了他們的彼此聯系。1950年之后，美國人前往中國嚴重受阻，形勢急轉直下。但與此同時，冷戰又使中國備受關注，他們可以通過在美國舉辦研討會和在日本、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地區進行研究，另辟蹊徑發展美國的中國學。美國圖書館這段時間增加了中國藏書，聘用中國研究專業教職員工的大學數量逐漸增加。這個領域就這樣發展起來了。

而我們這代人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攻讀研究生學位時，面臨著迥然相異的國際環境。早期我們仍無法前往中國，但越南戰爭扭轉了一切。很多中國研究學者那些年都是反戰人士，幾乎是出于逆反心理選擇研究中國，他們認為美國人對中國所知甚少。我們同時也是各學科領域的第一代女研究生。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本科和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時，教授中一個女性都沒有，但研究生中有不少女同學。這個變化與美中關系無關，反映的是美國社會的變遷。同時，我們研究的課題也有所不同，這個變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類和社會學科學術趨勢的變遷。

當然，在我之后，美國又出現了一代又一代中國研究學者。70年代后期的研究生已經能夠前往中國學習中文或進行博士論文調研。再往后又出現了反方向流動，80年代中期，大量中國學生來到美國讀研究生。他們當中一開始幾乎沒人從事中國研究，直到90年代之前都很少，但2000年之后，美國大學里大概一半以上中國研究博士生都來自中國大陸，許多人后來留在美國大學就職，其中一些還是頂尖項目。

中國新聞周刊：你似乎說過，過去的學者喜歡“大話題”，今天的學者喜歡“小話題”，你認為這是為什么？

伊沛霞： 在這個問題上，書籍出版的巨量增長是首要原因。我準備研究生答辯時，需要通讀一名知名學者有關中國問題的全部英文著作，要么從古代到1800年，要么從1600年至今。我還記得，那時沒有復印機，我會帶著一個筆記本坐下來，一頁一頁地翻閱《哈佛亞洲研究學報》《通報》這類主流期刊，摘記有關前現代中國的每篇論文。我們這代人寫博士論文時，則需要閱讀范圍更加具體的中文和日文研究文獻，比如漢朝的政府、宋朝的文學或清朝的對外關系。因為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數量相對不大，學者如果對諸如宋朝科舉制度或城市化這類“大話題”感興趣，也能夠掌控并在2~3年內完成博士論文。但這個領域后來逐漸發展，學者出版著作壓力很大，英文和中文的研究文獻數量井噴。如今，已經幾乎不可能在2~3年的短時間內掌握足夠研究文獻并寫出“大話題”博士論文，所以選“小話題”就普遍起來了，例如選擇寫一座城市而不是城市化，寫一個世紀而不是整個朝代等等。這里我講的是寫英文論文，學者需要掌握前人的研究并且做文獻回顧。寫中文論文時，學者通常只引用大量原始文獻，較少回顧此前研究，這是一種不同的學術路徑。

本文原載2023.7.3總第109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伊沛霞：我不想簡單地把婦女描繪成受害者

作者： 李靜（li-jing@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

運營編輯： 馬曉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