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我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讀本科。也正是從那時起，我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1997年6月，我調離學習、工作長達18年之久的西北大學，到西安市文物局從事文物保護管理工作。眾所周知，西安作為世界四大古都和世界著名歷史文化名城，有著3100年建城史、1100年建都史，擁有極其豐厚的文化遺產，是名副其實的“文物大市”。西安的文化遺產種類多、數量大、價值高，這也是廣為西安人津津樂道和引以為豪的優勢所在。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西安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任務重、難度大，特別是像周灃鎬、秦阿房宮、漢長安城、唐大明宮“四大遺址”，占地108平方千米，保護難度極大。在20世紀末前后，西安經常有古遺址、古墓葬遭到破壞的新聞見諸電視、報端。比如，就大明宮遺址來說，部分殘留宮墻坐落在農家后院里，農民養豬時常挖掉宮墻用以墊襯豬圈，或者建造房屋用宮墻回填夯筑莊基，使遺址遭到嚴重破壞，曾一度成為社會和輿論關注的焦點。我清楚地記得，2002年下半年的一天，西安市文物局專門從北京邀請了兩位文物保護專家來西安研究商討保護對策。兩位專家到大明宮遺址現場查看后開出的“藥方”是：文物價值很高，必須原封不動保護好。我當時陪同考察，暗自思忖：宮墻位于農家院落，文物保護工作者前腳離開，農民為了生存可隨即挖掉它。另外，究竟是保護文物重要，還是農民的生存生計重要？這不禁使人聯想到漢長安城遺址區內的老百姓為什么把“漢城”叫作“害城”。漢長安城遺址占地36平方千米，一方面，由于保護范圍內受建筑高度限制，居民不能修建廠房從事工業或作坊生產；另一方面，出于地下遺址保護的需求，居民又無法在地上種植經濟作物或進行漁業養殖等，致使遺址保護區內城鎮居民的生活狀況得不到有效改善，有些人甚至對文物保護產生抵觸、怨恨情緒。可以肯定地說，這種情況盡管發生在西安，但在當時卻是全國一種普遍現象。

在親身經歷了文化遺產保護之“難”，切身體悟城鎮居民生存發展需求的過程中，我反復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怎樣才能既有效保護好文化遺產，又能滿足遺產地居民生存發展需求？誠然，文化遺產遭受損害，保護效果不佳，這與政府投入保護的人力、物力、財力不足和人民群眾對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有關，但不能說與保守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無關。我們常說，理念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就是這個道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受西方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影響和制約，我國文化遺產界流行著一種“保存現狀”“原封不動”的文化遺產保護觀念。我們知道，國際文化遺產保護交流與合作所強調的保護理念是以《威尼斯憲章》等一系列文件精神為原則。而《威尼斯憲章》主要是依托西方石質建筑結構及西方民族的審美崇尚、價值取向形成的“原真性”保護理念與實踐規范。就文化遺產的特性來說，西方國家的古建筑基本上是石質結構，不易破損，保存時間長。如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一些神廟、宮殿，雖歷經數千年風雨剝蝕，但其主體輪廓仍然保存至今。中國則不然，大部分古建筑都是土木、磚木結構，易破損，保存時間短，如果不積極主動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護，許多文化遺產將遭到人為或自然破壞，以致漸漸消亡。在我國歷史上，前人在維修保護文物古跡時，都程度不等地根據文物古跡本身土木、磚木結構耐久性差的特點，采取積極有效的創新措施實施保護，從而使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產得以保存至今。唐代大雁塔之所以能夠飽經1300多年的風雨侵蝕，至今仍巍然聳立在古都西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明代維修保護時在其外圍加固了一層60厘米厚的磚。再就審美崇尚與價值取向來看，一方面，中西方的審美崇尚源自不同的標準。中國人的審美傾向在于“美即是善”，核心思想是“尚善”。而西方認為“美是和諧與比例”，核心思想在于“求真”。以善為美的具體內涵是重教化、尚倫理；而以真為美的具體內涵是重科學、尚真誠。以建筑遺產為例，中國古建筑無論從宮廷到官府還是民宅、寺廟，基本呈現以“主體居中、軸線對稱、序列遞進”的水平鋪陳排列形態，凸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這種建筑形態承載著我國古代“宗法觀念和封建禮制，建筑集合群是一個封閉內向系統，映襯著規范明確、等級森嚴的宗法禮制，開間、色彩、裝飾囿于嚴格的禮制等級，受宗法守舊思想的影響，一直沿用木構框架體系。而以古希臘建筑為代表的西方建筑，突出單體建筑，布局也不刻意追求對稱，反而突出差異與不規則性，建筑整體簡潔樸素。”影響遍及世界的“希臘古典柱式”，堪稱古希臘哲學美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它是數、比例、人體美的凝集，強調各個部件和諧地組合。再如古希臘的帕臺農神廟，其正面的高與寬完全按照黃金分割定律而設計，體現了整個西方古建筑重視立面形象的設計構思，是重視幾何概念和各比例關系和諧的結果。不同的審美崇尚形成不同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中國人更注重意義的傳承，西方人則更注重信息的可讀。另一方面，中西方的價值取向側重不同的哲學思想。中國傳統文化重和諧、包容，主張天人合一，順其自然，強調曲線與含蓄美，尚悟性，表現內向；而西方文化重對立、斗爭，主張征服自然，提倡競爭擴張、優勝劣汰，強調規模與平直性，尚理性，表現外向。以園林為例，東方建筑講求意境，特別重視人居與環境的統一，講究風水，在小小的庭院中融入微縮的山水意境，也融入了崇尚自由、崇尚自然的精神，園林布局、立意、選景皆強調虛實結合、文質相符，或追求自然景致，或鐘情田園山水，或曲意寄情托志。人工的建筑與空間場所常常是意境的點睛之筆，對于建筑與空間場所的重建，就是意境的重現。歷史上的重要景觀建筑多次損毀后多次重修重建，即源于對意境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如《岳陽樓記》所記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每一次岳陽樓的重修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延續。而西方園林則以平直、勻稱和規模宏大、氣勢雄偉為美，如開闊平坦的大草坪、巨大的露天運動場以及宏偉壯麗的高層建筑等皆是強調體現幾何圖形的分析性，而平直、空闊、外露等無疑都是深蘊其中的重要特點，其幾何式園林則體現了天人對立、天人相分的思維和精神理念。每座建筑都是一個獨立、封閉的個體，常常有著巨大的體量和超然的尺度，遠遠超出了實際需要，重在表現一種理念，賦予建筑向上與向四周擴張的性格，在某種意義上，它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外向、進取的行為模式與價值取向。在兩種不同哲學思想的引導下，中國人更注重整體的和諧，西方人則更看重個體的精確。

正是由于受上述西方石質建筑結構特性及審美崇尚、價值取向的影響，《威尼斯憲章》提出“原真性”保護理念與實踐規范。這一套關于保護文物建筑及歷史遺址、遺跡的國際主流原則，雖有其足夠的權威性和廣泛的適應性，但正如該憲章的前言所說“每個國家有義務根據自己的文化和傳統運用這些原則”一樣，它不是一劑萬能的靈丹妙藥。換言之，無論就人類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就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的遺產特性，抑或不同國家、民族的審美崇尚、價值取向來看，《威尼斯憲章》都在很大程度上“水土不服”，存在著進一步完善的空間。為此，世界各國紛紛探討適合本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理念，對國際普遍遵循的保護原則展開“本土釋義”，提出原真性應該尊重各地區不同建筑背景與民族、文化差異。1972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遺產公約》，1977年12月在利馬提出的《馬丘比丘憲章》，1994年12月在日本古都奈良會議上通過的《奈良文件》，1999年3月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奧通過的《圣安東尼奧宣言》和2005年10月在中國西安通過的《西安宣言》，都是對《威尼斯憲章》的補充和發展。

中國作為一個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擁有獨特而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如何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保護、保存、利用和傳承發展是一項重要的時代課題，同時也是做好人類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在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發展中，由于受西方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束縛，或是由于對此理念理解上的偏差和教條移植，以“原真性”保護為圭臬，形成“保存現狀”“原封不動”這一消極、被動的保護思想。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形成符合自身文化遺產特性、文化發展客觀規律和遵從中國傳統審美崇尚、價值取向的保護發展理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人們總是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學術觀點、原理、概念來對待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往往使遺產保護發展與實際要求產生出入，其結果既使大量理應得到有效保護的文化遺產沒有得到很好保護，又使一些不應損毀的文化遺產遭到破壞甚至消亡，文化遺產的文化、社會、經濟價值沒有得到充分彰顯，可持續發展也受到嚴重影響。比如，位于陜西省扶風縣的法門寺塔，由于受1976年8月四川松潘大地震影響，塔體西南面第二層砌磚粉碎跌落，塔身向西南嚴重傾倒。此后，塔身又接連出現裂縫和垮塌。對此有關部門遲遲未采取任何搶救性措施加以保護。到1981年9月，塔頂自行跌落，東北部轟然倒塌。1986年將倒塌殘缺的部分清理拆除。1988年按照明代十三級八角形磚塔樣式建成今所見鋼筋混凝土結構法門寺塔。再比如，山西應縣木塔，近千年來，歷經風雨、地震、戰爭，已扭曲變形。20世紀90年代初，木塔修繕即正式立項，但直至今日，長達30多年過去了，修繕方案尚未“出籠”，以致有人呼吁，別讓“病歪歪”的應縣木塔在“議而不決”中倒掉。

不唯古建筑，對大遺址的保護也是如此。如對漢長安城遺址的保護，在十幾年前，除用鐵欄桿把殘留在地面上的“殘垣斷壁”和宮殿建筑的夯土臺基圍護起來以外，再無任何保護措施。可想而知，這既不能阻擋人為的破壞，也無法抵御風吹雨淋的自然侵蝕。有感于此，我在2003年以《對當代文物保護觀念的質疑》為題撰寫一文，對當時“保存現狀”“原封不動”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質疑。

我承認，我的上述觀點，可能會讓人，特別是文化遺產界的有些專家學者感到不適，但我還是要繼續堅持我的學術認知，正如意大利詩人但丁所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我堅信，正確與錯誤總是會在時間與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的。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一種約定俗成或被大多數人認可的思想觀念，對人、社會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遠的，而每當此時，個人的力量總會顯得很單薄。唐大明宮遺址保護工程的實施正說明這一點。唐大明宮是我國唐朝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曾造就出令人稱贊的大唐盛世。早在1961年，大明宮遺址就被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長期以來，遺址保護現狀和周邊環境不佳，南部含元殿遺址以南為市區疊壓區，人口稠密；東部有大面積臨時性建筑，城市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大量涌入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遺址區內人員組成復雜，工人和無業者居多；居住環境差，房屋面積大，光線陰暗，結構簡陋，供氣供熱設施基本沒有；治安條件惡劣，由于流動人口較多，管理不便，打架、斗毆時有發生；交通狀況差，路面較窄且人車混流；環境污染嚴重，生活垃圾堆放在路邊簡陋的公共垃圾站，取暖期燃煤對空氣造成污染；生活服務設施短缺，幼兒園和醫療診所等級較低。很難想象這是西安這個特大城市二環以內近10萬居民的居住區。針對這些長期困擾大明宮遺址區的尖銳問題，從2007年10月開始，西安市政府經過多方規劃、論證，創新性地開展了遺址保護與利用工作：首先是整體完整保護，把遺址本體和周邊環境共同納入保護范圍之內。大明宮遺址占地3.5萬平方千米，周邊改造區域達12.76平方千米，實行了整體保護。同時，借用現代科學技術，對夯土層進行修復，在保護遺產完整性和真實性的基礎上確保傳承。其次是直觀、形象地展示，如建設獨特的東方古建筑遺址地標性標識——紫宸殿、含耀門等。同時，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建設再現大明宮風貌的微縮景觀。再次是深挖遺產文化內涵，發展遺產創意產業，如建設集考古、科研、科普、游藝和旅游于一體的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考古探索中心。根據史料記載，利用多媒體系統展示拍攝MAX 3D電影《大明宮傳奇》和環幕電影《飛躍大明宮》，不僅延伸了遺產自身潛在價值，而且成為現代創意創業的動力源泉。以上這些保護展示手段，既有國際大遺址保護的先進經驗，更具有東方大遺址保護的智慧。直接效果是，長期困擾遺址保護的老大難問題終于取得了永久的解決，昔日擁擠、密集覆蓋遺址的城中村棚戶區被拆除，堆積如山的垃圾被清理，遺址區和城市建設區與生活區成功剝離開來，遺址區內的老百姓住進了窗明幾凈的新居，城市面貌得到極大改善，真正地造福了當地百姓。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種既有效保護文化遺產本體、優化周邊環境，又大幅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指數的好方法、好模式，卻遭到有些專家學者及媒體的質疑和責難，毫不夸張地說，當時全國各大主流媒體蜂擁而上，負面報道鋪天蓋地。尤其是有些批評相當尖銳，如“120億元的投資讓這個具有重大考古價值的文化遺址變成了迪士尼式的游樂園”，“這種做法違反了文物保護原則，也違反了文物保護法的規定”“大明宮建設方式違背了國家遺址公園的初衷，是錯誤的”。

面對如此尖銳、嚴厲的批評，在當時的西安乃至陜西，沒有一家媒體，也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做出一星半點的正向回應或反向詰問，聲名遠播的文物大市、文物大省，出奇地沉默和平靜。那時，我已調離西安市文物局，在《西安日報》《西安晚報》社擔任總編輯。出于自己所學專業和研究興趣之所在，再加上曾經的文物保護工作經歷，我主持策劃了以“東方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為主題的專題報道，于2010年12月9日至2011年11月5日間分四期在《西安日報》和《西安晚報》同時刊出，每期一個整版，由一篇言論和兩篇報道（西安文化遺產保護典型案例）組成，介紹和評論西安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理念、思路、舉措和成效。第一、二期的言論由我撰寫。當時，我認為，從根本上講，對大明宮遺址保護模式的非議，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存現狀”“原封不動”的文化遺產保護觀念在“作怪”。遂延續上文所及《對當代文物保護觀念的質疑》一文的學術思考，立足大明宮遺址和西安其他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以《東方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為題為第一期報道撰寫了3000多字的言論，通過從文化遺產特性、傳統審美崇尚和價值取向、時代發展內涵三個方面進行論證，指出：

一方面，從理論層面來說，西安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符合我國文化遺產特性，遵從我國傳統審美崇尚與價值取向，體現出發展的時代內涵。另一方面，從實際效果而言，西安文化遺產保護實踐有效保護了遺址本體，優化了遺址周邊環境；有效傳承了遺址的歷史文化信息，展現了遺址的教育價值；有效提高了遺址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增強了幸福指數。應該說，這是一種成功的實踐模式，是我國乃至東方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

也許是時間上的巧合，在將近一個月時間里四個整版的專題報道刊出之后不久，《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多家國家主流媒體通過采訪國內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有代表性的專家學者，對大明宮遺址保護模式給予充分肯定和贊譽，稱贊大明宮遺址保護為“東方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

多年來，通過理論上對文化遺產保護理念、思路的不斷思考和實踐層面對保護路徑、舉措及成效的探索與追問，我切身感受到，符合文化遺產特性和文化發展規律是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是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動力和支撐，遵從傳統審美崇尚與價值取向是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立場和原則，傳承民族文化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宗旨和目標。據此，我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需要重新認識定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我的整體思路與研究理路是：回首過往——直面問題——構建理念——確立原則——提出對策——明確目標——謀劃發展——肩負使命。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保護傳承與發展創新。

第一，我打破傳統的按朝代順序劃分歷史階段的做法，遵循文化遺產保護思想發展演變的軌跡，將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歷程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重道輕器的古物保護（先秦至唐以前）、注重象征意義與精神傳承的文物保護（唐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和恪守“原真性”原則的文化遺產保護（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在前兩個階段，人們在“重道輕器”觀念和“抒情言志”審美情趣的影響下，無論是什么形式的外在，傳承文化遺產所蘊含的思想內涵、精神特質，始終是中國人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目的。為達此目的，一代復一代，人們用“重修殿宇，再塑金身”的方法，不斷維修、重建受損或被毀的文物古跡，像大雁塔、黃鶴樓、岳陽樓等名塔名樓，正是在被持續修復、重建中不斷傳承發展著中華民族的工匠精神、創造創新精神。到后一階段，文化遺產界學人，特別是一些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專家，置中華文化特性、文化傳統于不顧，一味移植照搬西方“原真性”保護原則，給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帶來不必要的影響和損害，尤其是從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來說，削弱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在思想觀念、方法手段上的特色與優勢。

第二，我堅持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運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以文化遺產保護的實際成效和文化遺產資源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為標準，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成因作出與學界完全不同的研究與認知，提出當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文化遺產受損嚴重、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發展嚴重脫節、文化遺產價值沒有得到充分彰顯、文化遺產保護以人為本未能落到實處，并從缺乏中國特色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理念、注重保護傳承輕視發展創新、忽視文化遺產的時代價值、忽略人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地位與作用等方面剖析其原因所在。

第三，我立足中國文化遺產特性和中國傳統審美崇尚與價值取向，遵循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文化遺產的時代價值屬性，按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結合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運用創新發展思維考量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研究提出中國特色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理念——保護與傳承為主，發展與創新為要；保護與發展并重，傳承與創新并舉。進而圍繞這一理念，從保護、傳承、發展、創新四個方面重構當代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原則，提出真實保護、有效保護、全面保護的保護原則；傳承遺產智慧、傳承遺產精神、傳承遺產力量的傳承原則；促進遺產發展、促進文化發展、促進經濟發展的發展原則；創新遺產表現形式、創新遺產內容構成、創新遺產價值追求的創新原則，力圖真正走出一條新時代中國特色文化遺產保護發展新路子。

第四，按照上述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理念、原則，一方面，針對我國文化遺產界在對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和任務的認知上存在的窄化或籠統化傾向，我依托文化遺產在經濟、社會現代性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和意義，研究提出文化遺產保護具有傳承發展民族文化、服務國家戰略需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鑄牢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國民創新能力、提升人民幸福指數的鮮明目的，并從整體保護、內涵挖掘、精神傳承、功能重構、價值實現、制度再造六個方面比較系統全面地論述了實現這些目的需要完成的具體任務。另一方面，循此目的和任務，對新時代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發展作出提升品位、彰顯內涵、強化特色的總體定位和突顯優勢、加強弱項、補齊短板的路徑選擇，努力實現構建體系、增強實力、惠澤民生的目標和愿景。在此基礎上，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戰略需要，從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以文化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守正創新、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參與全球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四個方面闡釋論證了保護發展文化遺產所肩負的歷史使命與職責擔當。

學術研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上所臚陳，是我多年來研究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思考與見地。我十分清楚，無論是其中的研究理路，還是所得結論，在許多方面與學界主流觀點格格不入，甚至會遭到有些專家學者的強烈反對。比如，我在本書中反復強調既要保護傳承文化遺產，更要發展和創造未來文化遺產，而文化遺產界多數學者認為，文化遺產是指前人創造并遺留下來的文化資源，是不可再生的，發展文化遺產這一表述本身就是錯誤的。記得當年我發表《對當代文物保護觀念的質疑》一文時，原定的題目是《對當代文物保護觀念的批判》，在即將付梓時，編輯同志一再要求將“批判”兩字改為“質疑”。這也足見傳統的力量是何等強大！也正是因為受此困擾，多年來，我每次在有關文化遺產論壇上作主旨演講或參加有關學術研討會時，開場白總會說我是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的，試圖以科班出身為自己“正身”收“以正視聽”之效。長期以來，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我始終堅持的一條是：不在乎別人怎么說，只注重自己怎么做。基于此，茲不揣淺陋，將自己的研究所得公之于世，并以《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新論》名之，是邪非邪？聽由學界同仁和廣大文化遺產愛好者論評匡正。

是為序。

本文由 趙越 王蕾 摘編自 李穎科 著 《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新論》一書之 自序。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孫莉）

ISBN：978-7-03-075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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