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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斗酒詩百篇。可是他喝的大都是郁悶的酒。不得志的酒。他和那么多人喝過那么多場酒。又有誰真正懂得他？這些酒，一旦入了愁腸，便化作了相思淚，一哭賀知章（對其有知遇之恩），二哭宋之悌（相交甚篤，其子曾為李白奔走洗冤），三哭晁卿衡（著名的遣唐使），四哭宣城善釀紀叟，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第五滴淚，應該就是送給這大廈將傾的盛唐，及老死不再往來的高適……

公元759年，因為一場大旱災，皇帝準備大赦天下。此時已經流放一年之久的李白，正沿江而上，途經三峽，距離夜郎已不遠了。得到赦令后他立即掉頭東下，寫下了名句“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一副歡欣鼓舞的樣子。

旱災，這個帝國生存史上如影隨形的災難，難得的對李白“開了個后門”。但是，身居長安的人門，甚至皇帝，卻不希望它的發生。

看天吃飯，是農業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西安位于渭河谷地，本是中華文明的月亮升起的地方，但是逼仄的地理條件使之無法供養龐大的人口。開皇十四年（594年）前后，旱災曾出現在西安一帶，莊稼幾乎顆粒無收。有意思的是，“是時倉庫盈溢”，但主政的隋文帝依舊取消了“戰略性”賑災，鼓勵災民“外出就食”，而他本人，也親率一干王公大臣前往洛陽就食，開了“逐糧天子”之先例。

日后，這段故事也被李世民引申和渲染，構成李唐取代楊隋的合法性。但隋文帝真的如同李世民所說的那樣不堪？顯然歷史還得細看。

壹

在這段“逐糧”經歷的背后，是西安在漢經營之后，正逐漸成為一個體量驚人的“巨無霸”。

一方面，漢長安城的范圍為隋所繼承；但另一方面，由于“凋殘日久，屢為戰場”，雖然這期間有許多政權在這里建都，但類似于北周這樣的政權，對它的恢復和建設非常有限，根本無法恢復它當年的繁華不說，城市還顯得過于狹小，宮宇亦多朽蠹，加上渭水河床南移，城內潮濕，易被水淹，供水、排水嚴重不暢，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嚴重污染，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又在漢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山南，以龍首山“川原秀麗，丼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為由，再建新都—— 因隋文帝在北周時曾被封為大興公，所以城亦為大興城。其宮亦為大興宮。

【西安城址變遷示意圖|來自網絡】

日后，其為唐所繼承，為唐長安。大興宮也因此被改名太極宮——作為隋唐的帝國正宮，此地為隋唐兩朝帝王聽政視朝之處，每逢皇帝登基，冊封皇后、太子，宴請各國使節等也多在此殿舉行，其北門正是李世民弒兄奪權的玄武門。

戰火和時間湮滅了大興城的模樣，但是從唐長安城復原的圖紙上，我們依舊能看出其當年的風光。全城由宮城、皇城和郭城組成，先建宮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其在方整對稱的原則下，沿著南北中軸線，將宮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則圍繞在宮城和皇城的東西南三面——這種布局無疑體現了以帝王為中心和中央集權，同時，以其雄偉的氣勢來展現皇權的威嚴。特別是把宮室、官署區與居住區嚴格分開，是一大創新。

此外，它還在水源、環境、交通、軍事防御、城市管理和市場供需等各種配套等方面，均拿出了精妙的手法。日后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興城的布局特點而建造的。這大概也是唐朝改朝但不換城，只換了個名字的原因。

不過，新都也有毛病，那就是大興宮整體地勢偏低，每年夏天，此宮濕熱難耐，皇帝不得不出宮避暑，這也給唐時大明宮、興慶宮的修建埋下了伏筆。長安城也因此變得更加規模龐大。這也帶來了一個后果，那就是糧食不夠吃了。

西安的體量雖然更大，但是它面向的關中平原，遠遠比不上洛陽所面向的華北平原。在中國幾大平原當中，東北排第一，華北居第二，長江中下游則是第三，只有3.6萬平方公里的關中平原根本排不上號。

不過，作為上古時期的天府之國，它應付秦王國以及供給周天子還是綽綽有余，尤其是鄭國渠的開鑿，讓關中維持了秦漢多年的經營和消耗。但時間一長，它也逐漸走上了生態環境與生產能力下滑的下坡路，對經濟和人口的供給能力也隨之下降。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鹽堿化、肥力減退等，關中地區的灌溉農田，從西漢時期的4.45萬頃，銳減到了唐代宗大歷年間（766—779年）的 0.62萬頃。相反，日益增多的公職人員隊伍與開銷巨大的軍隊，以及為加強中央集權而徙天下豪強至長安附近，導致關中所產的糧食在平時就已經難以滿足關中地區日益增長的人口所需，其吃飯問題，很多時候靠“東糧西運”來解決。

【渭河穿西安，接涇水，東匯入黃河。入口近鄰潼關|來自網絡】

這也讓在西周時開始營建的洛邑（洛陽），不僅是帝國的“東大門”，還是帝國糧食安全的重要依賴。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東糧西運”有這樣兩條路徑。走陸路，主要是從洛陽向西走潼關（由于政治及黃河改道等，在秦漢后，潼關取代了函谷關的地位）到西安，靠人工，以及牛馬馱運，但是一路上千丈懸崖比比皆是；

走水路，則是由洛入黃，再向西走渭河，再到西安。新的問題又隨之出現，那就是漕運通暢，則帝國興盛；漕運敗落，則帝國衰敗。如果再疊加旱澇等自然災害，帝國的日子也就不好過了。

盡管渭河催生了今天的關中平原，但是，它也有明顯的弊病，那就是河道彎曲，水淺沙深，導致船只航行不暢，尤其是大型漕運船只無法順利通過渭河到達西安，加上渭水在洪水期泛濫比較嚴重，不能維持安全穩定的航道，很難修建碼頭不說，連城池都受其影響。而且，糧船在逆流而上時需要使用纖夫，但經常泛 濫的泥灘河岸讓他們也很難行走。 隋文帝對此也很苦惱，但是他好歹還有宇文愷。

貳

宇文愷是大興城的“主創者”。盡管在營建過程中，史稱“制度多出颎（jiǒng）”，但“高颎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于愷”。也就是說，其時身為左仆射的高颎雖是一把手，但主要做事的，還是“愷”，他就是中國古時知名的建筑大師、鮮卑人宇文愷。

相比大興城，修建廣通渠對宇文愷來說，應該算是“小菜”了。 這是一條和渭水相對平行的渠道，畢竟是位于渭河平原，所以修運河的難度 比較低。它和鄭國渠一樣，基本上沒花多長時間。 其從大興城西北引渭水，一路筆直東行至潼關入黃河，長達300公里，因渠經渭口（在今陜西華陰市東北渭河入黃河口處）廣通倉下，故名“廣通渠”。 此渠一開，果然“廣通”，“漕運便利，關內賴之”。同時，它還像鄭國渠那樣灌溉了兩岸的農田，自那以后“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 所以，其又有“富民渠”之稱，可以說，是當時的民心工程。

不過，這依舊沒有解決東糧西運的根本問題。雖然運糧無須擔心渭河的問題，但是從洛陽經黃河到廣通渠這段路又該怎么辦？尤其是黃河陜州（即今三門峽）段特別兇險，“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常）十（之）七八”。 “這三門峽本是黃河上第一道險灘，有‘神門’‘鬼門’‘人門’三個峽口。 黃河水從這三道峽口奔騰而出，飛流直瀉，像從幾丈高的房坡上往下跌。”我在李凖的《黃河東流去》中就看到這樣的描述，“這些年，行船走的是‘鬼門峽’……幾千年來，這‘鬼門峽’下邊的漩渦里，也不知道沉了多少條船，死了多少人……”加上糧食運輸也是個耗費資金的大工程，即使有糧食正常運到西安，隋文帝也得“廣積糧”，不敢亂消費，造成補給困難，畢竟近有內憂，遠有外患——突厥，這個在540年出現于中國史冊的民族，正取代匈奴成為中華帝國的一大邊患。在我看來，這也正是他在開皇十四年選取“逐糧”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要留著糧食應付更致命的突發情況。

不過，這種逐糧天子的經歷，還是讓隋朝進一步認識到洛陽的重要，并由此開啟了更大規模的基建。在隋煬帝繼位之后，首先就是遷都洛陽，修建洛陽城，并開筑京杭大運河。這條“人”字形的大運河，一頭連接著他心心念的揚州及蘇杭，一頭連接著今天的北京，“人”的頂端，則是今天的洛陽。這也讓洛陽既可南下、又可北上，可謂居中而為。

【隋時的京杭大運河|來自截圖】

但這只是表象。京杭大運河的開挖，得利的無疑是數次衣冠南渡后的南方。它不僅讓運河沿岸的杭州、揚州、淮安成為重鎮，更讓被稱為“江表”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中原進一步認知。也讓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有了一次重要鏈接。通過這一縱貫南北的水路大通道，南方這個產糧之地更是成了帝國生存之依賴。

這一趨勢，也讓開封在為秦所毀、一度成為澤國之后，成為時人不敢忽視的存在。原因無他，京杭大運河是在鴻溝水系上修繕的，讓開封不僅處于運河沿線， 更是卡在洛陽/西安與南方對接的咽喉部位。這對洛陽/西安的威脅，逐漸藏不住。尤其是洛陽/西安變得越龐大，它受制于開封就越深。

只是，正如冷空氣來臨之前的幾天，會特別暖一樣。此時的西安和洛陽，依舊繁花著錦、烈火烹油。

叁

貞觀三年（629年），唐長安再次遭遇大災，為了避免百姓活活餓死，政府特許百姓離開長安自尋出路。

當時的玄奘正是混在災民之中出了長安，自此踏上了西行取經的道路。不過，等到玄奘在古印度留學取經17年之后歸國，在政府官員的迎接下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齡的接待下，迎接他的人群，從西郊一直排到了朱雀門，導致道路被阻，玄奘一時無法進城。

盡管西安還是擺脫不了糧食危機，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已見盛隆。唐太宗開創的貞觀之治，加上日后由唐玄宗李隆基開創的卻又親手毀掉的開元盛世，讓長安城的輝煌達到了一個頂點。在人口上，常住人口一度達到了破天荒的185萬，流動人口則有51萬之多。 除了漢人，鮮卑人作為南北朝時期貴族的后裔，在長安城擁有更加廣泛的勢力。

與此同時，貞觀四年（630年）突厥政權崩潰后，許多歸降的突厥首領也被唐太 宗安排在長安城落戶。此外，因為絲綢之路的開辟，來自沙漠綠洲上的粟特商人也早早進入了西安，成為連接唐朝與西域國家之間貿易的重要力量。

不得不說，當時的大唐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開放和包容的國度，而這種開放和包容，也讓西安的發展擁有了無數的可能性。

在信仰上，除了一度尊崇的佛教，民眾們還可以信奉祅教和景教。在娛樂上，貴族們可以玩上由波斯傳來的波羅球（宋代馬球的前身）。此外，長安城還盛行胡風。其中，胡旋舞風靡一時，“祿山胡旋迷君眼”“貴妃胡旋迷君心”，而能歌善舞的“胡姬”讓李白也曾一度癡迷，“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長安何謂｜胡人塑造的都城》，任疆，澎湃新聞2019年7月12日）

在都城營建上，隨著大明宮、興慶宮的建設，唐長安就此集齊了三大內，即大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以及南內興慶宮——太極宮的重要不用再提，大明宮則在高宗因身體原因從太極宮遷居于此之后，就此開啟作為大唐帝國新的政治中心的序幕。

【唐時長安城示意圖|來自網絡】

至于興慶宮，前身是唐玄宗做藩王時期的府邸，在其登基之后大規模擴建而成。唐玄宗和楊貴妃長期居住于此，李白也曾多次醉酒獻詩于興慶宮中。

如果說三大內見證的是皇家氣派，那么，東西兩市的建立和興盛，見證的則 是底層的煙火——它是交易商的樂園，也是剁手黨的天堂。由于東市靠近三大內，主要做的是政府采購以及高端生意，常見的是“奢侈品”商鋪。相比而言，西市 更平民，更大眾，也更具有人氣，聚集了酒肆、衣行、柜坊、藥店、珠寶店、鐵鋪、絹行、聲色藝伎等220行，所售商品也以日常商貨與小額消費為主。從西域、中亞來的客商，大多就近選擇到西市。所以西市的客源更加復雜，也更加國際化。

正因為無數人在東西市進進出出，買賣砍價，“買東西”也就此成為中國人對“購買”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呼。與此同時，我們把自己所從事的領域稱為“行當”，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盡管唐時的長安城一開始實行的是封閉式的里坊制，坊市分家，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以及外貿市場的建立，逐漸向開放式街巷制轉變。這也意味著，西安逐漸突破了作為政治、軍事的單一職能，工商業也逐漸成為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繁華面前，沒有愿意看到美人薄暮的那一刻。但擺在西安面前的是，它的基礎越來越跟不上自己的野心。

肆

京杭大運河雖然讓糧食供應有了相對保障，但是從遙遠的南方運過來，顯然成本也異常巨大。 盡管在唐玄宗時期，京兆尹裴耀卿曾提出了改革漕運的重要方案，比如實行分區域負責辦法，實現“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并在漕運經過的沿岸廣設糧倉，以提升效率。此外將通過大運河的漕運從全程通航變為分段通航，例如在黃河三門峽段開鑿18里山路，通過陸運以避開三門峽的黃河天險，然后再繼續船運……這節省下了大量不必要的成本，也讓杜甫寫下了“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但是這樣的美好生活如同曇花一現。

到了白居易生活的年代，米價比起唐初還是翻了一倍，為10文一斗，詩人顧況曾拿他的名字開玩笑，“顧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

終唐一代，唐高宗到過洛陽“就食”，唐玄宗也去過。所以唐朝的皇帝都有一個雅號，逐糧天子。而一代女皇武則天，更是在天授元年（690年）自立為帝時，棄西安而定都洛陽。其在位20年內，除兩年居于長安城外，其余時間都在洛陽。 這里除了遠離支持李唐的關隴貴族集團，還有更方便蹭飯的意思。

正像武漢成形沒多久，便取代了荊州在荊湖地區中的地位，以便更好對接東南沿海，長安的糧食危機，以及它的尾大不掉，也一定會逼著統治中心在經歷過美好的關中歲月之后要往東移。 這也讓洛陽一度走上自己城生的巔峰，進而成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家園。

曾授滎陽縣主簿后因功授任洛陽尉的王灣在鎮江的北固山下遙想洛陽，“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被貶為江寧（今江蘇南京）縣丞的王昌齡在芙蓉樓送辛漸，讓他轉告，“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而在洛陽客居的李白，也在這里享受屬于他的相思，“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也正是在洛陽，李白和杜甫第一次相遇。這遂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話。同樣，也正是由于杜甫的引薦，李白和高適相遇。744年，李白、杜甫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而高適正寓居于此，于是杜甫邀他一起同行。自此三人同結厚誼。

只可惜的是，洛陽最終都沒能成為他們的安身之地。也正是李白，寫過這樣的詩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古風·其十九》）以及“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指天津橋，在洛陽西南洛水之上）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扶風豪士歌》）。

此刻的洛陽，正籠罩在安祿山的“淫威”之下。755年，讓唐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爆發。作為這場動亂的一大主角，安祿山曾一度奪取洛陽，并自稱“大燕皇帝”，和西安針鋒相對。不過，對唐朝政權最致命的，還是安祿山既控制了洛陽，又以精兵攻擊睢陽（今河南商丘）——它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城池，但卻是南下江淮的必經之道，只要得手，基本上就切斷了西安與江南的聯系。好在有名臣張巡為保全唐朝政權，死守睢陽，據說殺妻妾以充軍糧，盡管城池依舊失陷，但也為唐朝召集部隊平叛贏得寶貴時間。

但李白再也沒能等到勝利的那一時刻。為了避險，李白只能“東奔向吳國”，到一位被稱作“扶風豪士”的人家里做客。因受到熱情款待，為表感謝，也借此抒懷，即席寫成《扶風豪士歌》。

不幸的是，一心“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回”的李白，最終還是誤入永王叛軍，被捕流放夜郎——此時的高適，正身為淮南節度使，與淮南西道節度使來瞋與江東節度使韋陟一起討伐永王李璘。也許是立場上的不同，讓高適此前面對李白的求情，選擇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最終兩人反目成仇。

【高適成了唐代唯一因軍功而封侯的詩人|來自網絡】

盡管李白因災遇赦，但沒多久便于762年逝于安徽當涂。一說因病，又一說是酒醉后在江上撈月失足而溺水。這讓高適再無彌補機會，而李杜也再未見面。

一年后，安史之亂平定。但它帶來的藩鎮割據，讓延續帝都之命的西安，所面臨的困境依舊沒有解決。

782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擁兵叛唐，并于日后攻陷開封稱王，給唐朝的統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其時的唐德宗李適（kuò）面對著遍地戰火，卻又國庫空虛，關鍵糧食還供應不上。最后因為沒辦法招待好前來勤王的涇原兵，結果遭遇兵變。好在貞元二年（786年），敗退淮西的李希烈被部將陳仙奇毒死，開封之危始解。

雖然禁軍中有人摘下頭巾，開始在路上大喊：“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意思是餓急眼，啥也不顧了，但鎮海軍節度使韓滉此時自江浙運來米三萬斛。唐德宗得知后立刻欣喜地奔告太子說，“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只是有點黑色幽默的是，關中的饑荒持續了數年，軍民都餓得又黑又瘦，餓久了之后突然吃太多，又撐死了五分之一的人。

長安顯然已經到了力不能任的地步。這種拉胯的局面在李克用的手上開始被終結。這個日后為后唐太祖的沙陀族人，曾兩度對西安用狠，不是“爭貨相攻，縱火焚剽”就是“亂兵入長安，焚掠坊市與宮城”，而鳳翔、隴右節度使李茂貞的養子李繼鵬“欲劫皇駕幸鳳翔，縱火焚燒宮門，煙炎蔽開，京城大亂，諸軍互相剽掠”。

最終，在904年，以開封為根據地的朱溫，在取得階段性勝利之后，為了更好地控制朝政，帶著唐昭宗遷都洛陽，并強令長安附近百姓遷徙，為了防止有人對西安念念不忘，“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據說，當時從房子上拆下的木頭，被扔在河中一個多月都沒漂完。自此曾經繁盛無比的長安城“遂成丘墟”，與政治中心漸行漸遠。

西安沒落，洛陽也沒能獨善其身。頻繁的戰火，對它造成了巨大的殺傷，也讓它沒有太多時間休養生息。而它的水路也在唐末遭到了嚴重堵塞，人們又無法清除掉淤泥，導致洛陽雖然晚于西安失寵，但同樣抑制不住下滑趨勢。

更要命的是，世易時移，開封的成長，讓洛陽不再無可替代。隨著朱溫先弒唐昭宗、后逼其子唐哀帝李柷禪讓，并建立后梁，開封第一次摸著“國都” 的榮耀。

【本文改編自王千馬著《城市戰爭：國運、時代及世界三重奏下的中國區域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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