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且的仁宗朝結束了，經過英宗的短暫過渡，北宋終于直面契丹挑戰，迎來了濃墨重彩的變法時代。主宰這一時期的，是兩個極富個性的人——宋神宗與王安石。王安石的個性，深深影響了宋代歷史，為學界熟知；而同樣深刻塑造宋代歷史的神宗的個性，以及它影響歷史的獨特方式，卻在很大程度上被王安石的光芒遮蓋，沒能引起史學界的足夠重視。在特立獨行的王安石身邊，這位似乎沒有太多特點的君主，事實上甚至比王安石更為與眾不同，更讓人難以捉摸、難以理解。而最讓人驚詫的，是出爾反爾的遼朝在他內心深處制造的可怕陰影。為了闡明這一點，我們先從王安石的罷相談起。

眾所周知，王安石是熙寧變法的靈魂人物，宋神宗尊其為“師臣”。但熙寧晚期他兩度罷相，最終徹底離開了政治舞臺，生命的最后十年在落寞中度過。

關于王安石何以罷相，學界有過諸多討論，成果非常豐富。主流意見有兩種，其一認為這是王氏與神宗在變法理念上的分歧所致，其二認為是兩人間的權力斗爭，即君權與相權沖突的結果。筆者在前輩時賢的啟發下，對王氏兩度罷相的過程進行了詳細考察，嘗試提出一種新的解釋可能。

宋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讓筆者非常困惑。王安石為人執拗，毫不妥協，不僅與變法的反對者（其中不少人原本是他的好友）爆發了激烈沖突，最終與自己的改革助手也一一決裂。不僅如此，他在神宗面前，也絲毫沒有任何收斂。

文獻中經常見到，討論政務時，即便神宗只是非常委婉地提出一些無關大局的技術性保留意見，王安石也會暴跳如雷，當場激烈指責、訓斥神宗，讀來讓人觸目驚心。而結局，往往都是神宗讓步，主動放低姿態，反過來安撫王氏。要知道，這可是位已成年、完全掌握權力且有雄心壯志的君主！這種處境下，神宗仍對王安石委以重任，前后長達八年之久，恐怕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個例子。

熙寧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是神宗在反對變法的兩宮太后利用天災施加壓力的情況下，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罷相之際，君臣已達成默契，王安石不久即可復出。次年王氏復出，神宗對其信任一如既往。復相后的短時間內，王安石相繼與主要助手韓絳、呂惠卿爆發嚴重沖突，神宗都堅定站在王氏一邊。蹊蹺的是，最后僅僅因為王安石信重的鄧綰和練亨甫犯的小過失，王氏又被罷相。而這次，終神宗余生（又是一個八年），王安石再沒被起用，盡管神宗對在野的他始終優禮有加，尊崇備至。

二度拜相后，王安石與神宗最大的分歧，發生在宋遼邊界糾紛的應對。當時出現了極其罕見的一幕——王氏與反對變法的元老韓琦、富弼等意見一致，堅決反對退讓，但最終神宗這位胸有大志的君主還是讓人難以置信地選擇了割地求和。筆者以為，對遼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可能才是王安石二度罷相并不再復出的根本原因。而理解神宗的對遼態度，最好的參照系是他的對夏策略。當我們把神宗與王安石的關系、他的對夏及對遼策略擺到一起，這位歷來被認為英氣勃發的君主內心深處陰暗的一角，就浮出水面了。

舊說辨析

王安石罷相的主流解釋之一，是王氏與神宗在變法理念上的分歧。所謂變法理念的分歧，大體可分兩個層面。其一，對新法的一些具體措施有不同意見，神宗不夠堅決果斷。但也有相當多學者認為，神宗與王安石并沒有根本上的分歧。而事實證明，王氏罷相后，變法大方向并沒有發生變化。

任何兩個成熟的、有抱負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藍圖，恐怕都不可能完全一致。王安石與宋神宗在一些具體措施上的分歧，似乎并沒有嚴重到王氏非罷相不可。

理念分歧的第二個層面，則關乎趙宋家法。鄧廣銘以為，宋神宗堅持“異論相攪”之家法，刻意起用保守派，以制衡王安石。這被認為是王安石辭去相位的主要原因。

所謂異論相攪，根本目的是保持勢力均衡。在異論相攪原則下，君主不讓某派獨攬大權，有意扶植反對派，對其進行掣肘。而熙寧年間，宋朝元老重臣，無一人支持王安石，都激烈批評新法。這種情況下，神宗完全倒向王安石，一大批高級官員被罷黜，起用的主要為王氏器重的“新進少年”，不正是對異論相攪的破壞嗎？

王安石拜相后，反對派文彥博、馮京等人仍留任執政，但在變法事宜上，根本起不到牽制王安石的作用。熙寧七年王氏初次罷相之前，凡是王安石與文彥博等在重大問題上有爭議，神宗即便有疑慮，最后也幾乎都遵照王氏的意見行事。文彥博最終也被逐出了中樞。

不僅如此，對于所謂“異論”，神宗有明確表態。熙寧三年（1070）七月，神宗考慮讓司馬光出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王安石反對，他指出，現在反對變法的“異議尚紛紛”，“用光即異論有宗主”，“若便使異論有宗主，即事無可為者”。此時起用司馬光，他會成為不同政見者的領袖，變法不可能成功。

宰相曾公亮則支持司馬光，并引用了宋真宗的話：“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任用不同政見的人，互相牽制，這樣都不敢為非作歹。

對于這一宋朝家法，王安石毫不留情地駁斥說：“若朝廷人人異論相攪，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協于克一，即天下事無可為者。”如果人人互相拆臺，國家能治理得好嗎？如果大臣們不是同心同德、齊心協力，什么事都辦不成。

神宗深表贊同：“要令異論相攪，即不可。”這是他針對家法毫不含糊的表態。

熙寧四年（1071）四月，御史臺長官御史中丞空缺，神宗一度欲用韓維，王安石認為韓維一定會反對變法，讓他出任這一要職，“更令異論益熾，不如用（楊）繪”。最終出任御史中丞的是楊繪。

正因為熙寧間神宗對異論是這樣的態度，熙寧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二度罷相后，御史中丞鄧潤甫指出，神宗“排斥異論”，壓制變法的反對聲音，完全正確，但因此導致一些正常的有益意見也不能有效表達，就矯枉過正了。

王安石離開政治舞臺，神宗成了唯一的主角，但他依然故我，拒斥異議。元豐五年（1082）五月，神宗向執政詢問御史中丞徐禧推薦的孔武仲、邢恕兩人怎么樣，副宰相張璪回答：“此兩人皆異論者。”神宗很生氣，說徐禧的尾巴慢慢露出來了，大概是為了報答當年呂惠卿的提攜，“尤欲進異論之人”，因為呂惠卿背叛王安石后，“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為黨”。可見神宗對反對王安石的異論者始終耿耿于懷。

就在同一個月，侍郎空缺，副宰相王安禮推薦張問，神宗不同意，理由是張問“好為異論”，深受堅決反對王安石的元老韓琦影響，曾攻擊新法。掌管祭祀的太常寺三把手太常丞空缺，王安禮又推薦王古。這樣一個從七品、毫無政治影響力的小官，神宗也以王古“好異論”為由，拒絕了王安禮的建議。

元豐六年（1083）四月，神宗與宰執談到劉摯。宰相蔡確說，劉摯不錯，“但嘗異論爾”。神宗表示：“異論是昔時事。”副宰相章惇附和說，自從劉摯因反對王安石被貶官后，“不復異論，人豈不容改過？”異論與否，始終是宋神宗用人的核心標準之一。

如果神宗并未遵從“異論相攪”的家法，那熙寧時期為何任用反變法派呢？

筆者以為，這正是神宗的過人之處。雖然年輕，但與王安石相比，神宗在政治上，有時反而成熟穩重得多。一方面，他相信，雖然元老重臣一致反對變法，但其中不乏人品高尚的正人君子。熙寧三年七月討論司馬光的任命時，王安石曾質疑：“樞密院事光果曉否？”神宗坦陳：“不曉。”接著解釋說：“寇準何所能？及有變，則能立大節。”然后又談到漢武帝臨終托孤大臣之一匈奴人金日磾，稱贊他雖對治理國家“都無所知，然可托以幼主”。顯然，神宗明白，一個國家，除了需要行政能力強的大臣，也不可缺少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不惜用生命捍衛國家的大臣。當時王安石的追隨者中，神宗大概沒發現在堅持原則方面能跟司馬光相提并論的人。而且，當時高層反對新法的人很多，不可能一概用尚不更事的新進少年替代。這就是為什么這年五月，因無合適人選，神宗一度考慮讓元老級的反對派歐陽修出任樞密使。

其次，新舊兩黨勢如水火，帶來了諸多潛在危機。神宗起用舊派，也是為了緩和矛盾，穩定局面。古麗巍指出，對待政敵，王安石采取強力壓制的辦法。這一方式只是暫時掩蓋矛盾，兩派相互攻訐反而走向長期化、隱蔽化。王安石罷相后，神宗起用反新法者，正是為了消弭隱患。江小濤以為，元豐時期神宗新舊并用，“但對反對派人士只是給予表面的尊重，并不真正接受他們的意見”。事實上，熙寧間神宗對舊派的任用也是如此。

王安石罷相的第二個主流解釋，是君權與相權的沖突。王廣林以為，熙寧間相權過度膨脹，君相矛盾導致王氏出局。余英時持相同觀點，他認為熙寧初年神宗與王安石君臣相得如魚水歡，但這一亙古未有的狀況后來被權力腐蝕，并引三條關鍵史料證明神宗與王氏爭奪權力。我們且來分析這三處材料。

其一，熙寧六年（1073）正月發生了宣德門事件。當時王安石騎著馬要進皇宮的宣德門，被守門衛士攔了下來，馬匹和王氏的隨從都挨了打。據王安石自己陳述，宰執從來都是進宣德門后，門內下馬。后來衛士被綁送開封府，打了板子。

關于此事，余先生相信的則是李燾在《長編》注中所引的王铚《元祐補錄·蔡確傳》的版本。《蔡確傳》說，當時神宗的弟弟嘉王、岐王也正騎馬進宮，岐王的隨從要求王安石讓道，打傷了王氏坐騎的眼睛，于是王安石以辭職要挾皇上，一心一意討還公道。蔡確“揣知上有厭安石意”，在神宗面前激烈批評王氏，稱“臣恐陛下大權一去，不可復收還矣”。被猜中心事的神宗“瞿然驚曰：‘卿乃敢如此言安石耶？’自是有大用（蔡）確意”。

這一記載明確提出，王安石大權在握，引起神宗不安。不過，對其可信度，李燾已有所懷疑：“據安石《日錄》并中書、密院兩《時政記》載此事頗詳，嘉、岐二王從者實未嘗居其間，……不知王铚何所傳聞，疑铚增飾之，附見當考。”又，李裕民指出，王铚好作偽書，誠信記錄很差，其《元祐補錄·沈括傳》中蘇軾、沈括交惡的記載實際是無稽之談。當然，王铚所記岐王卷入宣德門事件不準確，不代表所記蔡確與神宗對談的核心精神必然與事實不符。王铚信用不佳，也不意味著有關蔡確的事必然是偽造的。但這至少說明，這條記載有可疑之處。

余英時所舉第二條證據，出自魏泰《東軒筆錄》，說王安石當政，司農寺成了改革的核心機構之一，王氏非常信任司農寺長官張諤，凡是張氏的建議，王安石常常沒向神宗匯報，就自作主張宣布施行（“往往中書即自施行，不由中覆”）。張諤有一項改革措施，將普天下祭祀各種神靈的廟宇，根據香火興盛程度，定價承包給個人，這樣中央可以增加收入。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有座祭祀傳說中的上古圣王高辛的廟，平時根本沒人光顧，當地官員也強迫管理人員承包，管理人員無奈之下交了十千錢（大約相當于十兩銀子）。恰好前副宰相張方平這時在南京，他給神宗打報告，說國家想增加財政收入，應當生財有道，“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貪圖十兩銀子的蠅頭小利呢？“上覽疏大駭”，不清楚怎么會有這種事，追究下去，才知道是張諤的建議，而王安石并沒有向自己匯報，就讓下面執行了。于是，神宗要求，今后宰相不得自作主張，凡是臣僚的行政建議，必須上報，經皇帝批準，才可以執行。

張方平的報告，可以在《長編》中找到，當時神宗批示說：“司農寺鬻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劾之。”又下詔：“司農寺、市易司創改條制，可并進呈取旨，毋得一面擬進行下。”

雖然神宗確實對此事很不滿，準備懲處司農寺相關官員，而且要求今后司農寺和另一個變法的重要機構市易司提出的制度改革，宰相需征求神宗本人意見，但他并沒有大驚小怪，認為王安石侵奪皇帝權力。這是因為，常規事務由宰相擬好處理意見，皇帝只負責簽字，是正常制度，并非宰相弄權。這大概就是李燾并未采用《筆錄》說法的原因。

余先生所舉最后一條關鍵材料，見于《長編》熙寧八年（1075）十一月丙戌條，說王安石因病不能上班，神宗派遣宦官慰問，一天之中來來回回十七趟，醫生的診斷皇上都要親自過問。病好了，又給十天假，快完全復原時，又追加三天假，讓執政們都到王安石家里討論國家大事。而事實上，王安石并沒有病。當時有人反對新法，王安石想重重治罪，以儆效尤，神宗不同意，王氏就托病，以甩手不干相威脅。神宗趕緊加意撫慰，他才答應復出。手下人給王安石出主意：“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乘現在皇上正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來工作，百依百順，大力提拔自己身邊神宗平時不喜歡的人，占據重要崗位，牢牢掌控政局，以免將來有人乘虛而入，動搖王安石的權力。王氏照做，神宗果然因為“喜安石之出”，言聽計從，“由是安石權益重”。

這段記載后，李燾有注：“此據司馬光《記聞》，云是十一月事。且云：‘安石既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按惇時已黜，子幾方任河東漕，與司馬光所聞殊不合。今但存其事，而不出其所進用者姓名，更俟考詳。”

這則出自《涑水記聞》的軼事如果可信，的確能支持余先生的論斷：王安石被權力腐蝕了。不過，李燾已經指出，這一記載存在疑點。其次，即便屬實，從神宗的反應來看，他并未猜疑王安石，反而放手讓權。換句話說，這條材料不能證明神宗與王安石因為權力分配產生了根本性的沖突。

除余英時外，晚近古麗巍也主張皇權、相權矛盾說。她以為，熙寧后期，“皇權對相權日漸警惕，李評事件、市易務案，分別標志著神宗與王安石君權與相權此消彼長”，而趙世居案則代表了神宗對王安石的嚴重警告。關于市易務案，筆者的理解與古女史不同。我們先來分析李評事件與趙世居案。

李評是真宗的女兒萬壽長公主的孫子，為人聰明，讀過不少書。他靠“采聽外事”，即從非正常渠道替神宗打探外界消息，取得了神宗的寵信，破格提拔，出任樞密院的重要職務樞密都承旨。熙寧五年（1072），在王安石反復要求并以辭職相威脅后，神宗將其外放。古麗巍以為：

李評以皇帝近幸的身份，采聽外事，這樣皇帝能夠從不同途徑獲得朝政信息，而這條信息渠道顯然不在王安石可控制的范圍內……不甘權力受到威脅的王安石，開始羅織李評的罪名。就李評去留的問題，君臣分歧嚴重，最后，神宗不得不罷免李評，李評出知保州。此舉切斷了一條神宗獨立于宰相之外獲得信息的重要私人渠道。此次君相之爭，神宗以“天下之務”未成，終究做出讓步。

主要證據來自林希《野史》：“熙寧五年以來，（李）評愈不平安石擅權專國，上不得有所為，屢攻其短，上又時以其語對執政道之，安石益怒。”

不過，如果《野史》可信，既然“上又時以其語對執政道之”，將李評攻擊王安石專權的話，告訴執政，說明神宗已經對王氏有很深的懷疑，這種情況下，他怎么可能選擇退讓，任由權臣切斷獨立信息渠道呢？雖然“天下之務”未成，按照這個勢頭，難道神宗不擔心，將來天下會是誰家的天下嗎？

熙寧三年八月，神宗任命李評為樞密都承旨，并不符合這一職務人選的慣例。一開始神宗擔心違背政治傳統會帶來不良后果，就此咨詢王安石，王氏告訴皇上，如果李評適合擔任都承旨，就不用管是否符合傳統；他還稱，皇帝是制度的設計者，制度是用來制約臣下的，君主不能被制度約束。正是王安石的大力支持，使李評得以出任要職。

后來王安石與李評交惡，是因為李評批評免役法。大概李評向神宗透露了不少民間苦于免役法的信息，王氏極其不滿。總之，王安石并非是為了切斷神宗的獨立消息來源，而是出于政見之爭，才必欲逐之而后快。

對于罷免李評，神宗頗為猶豫，于是王安石稱病辭職，神宗極力安慰挽留他：

卿哪里有什么病，一定是心里不舒服，盡管告訴朕。變法大業剛剛有了頭緒，卿如果走了，哪還進行得下去啊？朕很清楚，卿出來做官，輔佐朕治理天下，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為了實現理想，拯救天下蒼生。而朕之所以將變法大業交給卿，難道又有什么別的企圖嗎？老天創造天資超人的人，是為了保護老百姓，朕是想和卿一起，盡力遵循治國大道，讓老百姓過上安定生活，不是為了個人榮耀。

自古以來，君臣如卿與朕這樣相知的極少，怎么能拿近世君臣事例做類比呢？像馮京、文彥博，他們可以比照近世大臣傳統，按照“均勞逸”的原則，申請辭職，回家休養，“卿豈宜如此？”

“朕頑鄙，初未有知”，朕原來只是個頑鄙的無知青年，自從卿做了翰林學士，才開始稍稍懂得一點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朕對卿的信任，決不會因為別人離間而動搖！卿心里還有什么委屈，盡管說出來。

一位年輕的有為之君，完全放下身段，把自己擺在學生、配角的位置，用懇求老師的態度懇求臣下，言語之坦誠，千載之下，筆者讀之，仍為之動容。

但王安石不為所動，堅持辭職，神宗又苦苦相勸：“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于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亦宜為之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

對于王安石和李評的沖突，神宗大概會覺得遺憾，但并未因此懷疑王氏弄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王安石表白心跡，動之以情，挽留這位在他看來曠世少有的賢臣，甚至說你我相知，朕為君，卿為臣，只是表面形式而已，卿沒必要被形式牽絆。而另一方面，君臣關系總比朋友關系更為重要。如果朋友像朕這樣殷勤勸說，卿也應當為了之稍微委屈自己。既然你我是君臣，怎么就不能為朕稍微委屈一下呢？

歷史上哪個皇帝，曾這樣對大臣說話？難以相信這些發自肺腑的話會是君相爭權的粉飾之辭。

再看趙世居案。此案起因于沂州（今山東臨沂）的一個平頭老百姓朱唐告發徐州人李逢密謀造反，牽連了宋太祖玄孫趙世居，進而又將僧人李士寧卷入其中。而李士寧是王安石的老朋友。熙寧八年閏四月，也就是王安石復相不久，此案做出判決，趙世居賜死，和他交往的眾多官員中，王鞏被革職，劉瑾、滕甫則被削奪了榮譽頭銜。但對李士寧如何處置，審理此案的徐禧與范百祿產生了分歧。

此案發生近二十年前，李士寧曾寫詩贈予趙世居的母親康氏，其中有兩句“耿、鄧忠勛后，門連坤日榮”，抄襲了宋仁宗寫給曹皇后的哥哥曹傅的挽詞。曹皇后是宋初名將曹彬的孫女，仁宗將曹家比作東漢開國功臣耿家、鄧家，“門連坤日榮”則是指曹家閨女成了皇后。李士寧套用這兩句，把康家比作耿家、鄧家，將康氏嫁給太祖曾孫比作“坤日”。審判官范百祿認為李士寧是在蠱惑趙世居——趙世居如果成了皇帝，他母親才是名副其實的“坤日”。

不過，主犯趙世居、李逢在審訊中，都不承認李士寧參與謀反。所以徐禧為之辯解說：“豈有人十七八年前率意作詩，便欲加罪？”但范百祿固執己見。于是徐禧上奏，認為范百祿對王安石不滿，因為李士寧是王安石的老朋友，必欲置之死地。而范百祿反唇相譏，稱徐禧是為討好王安石，才替李士寧開脫。判決結果，李士寧杖脊，流放湖南。

古麗巍以為：“處罰了李士寧，等于間接承認李士寧同王安石相關。……從此案最終判決結果來看，并未牽連王安石受到處罰，這實際上反映出神宗對他的保護態度，不希望自己曾經的‘師臣’陷入不堪的境地。不過，王安石曾極力為趙世居辯護，多少被卷入其中，因此，此案處罰極重，不能不說是神宗以一種‘敲山震虎’的做法——以君主的最終裁決權力，警告了原本可能被牽連的宰相王安石。”

這一解讀，筆者尚有疑焉。宰相卷入謀反大案，確實不同尋常。但王安石完全不避嫌疑，多次就此案處理與神宗力爭。除了認為反對新法的滕甫處罰太輕外，對卷入該案的其他官員，王安石往往大力辯護。神宗指出，劉瑾和趙世居的書信往來，比滕甫還密切，且信中有“不容居內”的話，誣蔑神宗猜忌宗室。這么敏感的措辭，王安石居然毫不忌諱，照樣駁斥：“不容居內是何意，不知謂陛下不能容，或謂執政不能容，或謂簡汰（指官員裁減）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

神宗又提到，王鞏居心也有問題，王安石又反駁：“鞏情亦無甚可惡。”神宗說，王鞏見到徐革（一個小官）給趙世居的信，稱世居長得像高祖父宋太祖，沒有舉報，反而勸趙世居把信燒掉。這同樣非常微妙，恐怕任何人都會極其謹慎，除了王安石——他直接頂了回去：“杜甫贈漢中王瑀詩云‘虬須似太宗’，與此何異？”言外之意，從來沒人因此懷疑杜甫居心叵測啊！王氏接著說，王鞏讓趙世居燒了來信，如果真燒了，那就對了，就證明趙世居沒有歪心思，也就不構成違法犯罪了。既然王鞏是趙世居的朋友，勸他不要違反法律，有什么罪嗎？

于是神宗咨詢王安石，該如何處理趙世居本人。王安石表示，趙世居本人應當依法執行死刑，但老婆孩子可免于追究，只在皇族名冊上除名就夠了。同時，他警告神宗，對告密者的獎勵力度不能太大，否則容易引發冤假錯案，“愿陛下自此深加省察”，希望皇上您今后一定要謹慎再謹慎，因為現在這世道，不惜冤枉別人性命，甚至陷害一大家人，為自己升官發財的人多的是。神宗表示贊同。

如果神宗要借此案敲打王安石，君臣會有這樣的對話？

后來，神宗跟王安石談到了審理此案時徐禧和范百祿的分歧，指出徐禧控訴范百祿審理不公時，尚未結案（也就是說，審理過程中審判官員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不代表范百祿最后一定會堅持己見），徐禧迫不及待控訴，恐怕動機不太單純。神宗很有分寸、非常和緩地說：“人心難知，朕雖見（徐）禧曉事（明白事理），然豈保其心？”提醒王安石，徐禧可能在拍他的馬屁。沒想到，這么委婉的話，且出自至尊之口，就把王安石惹毛了：“如此，則百祿素行忠信，必能上體圣意；禧必為邪，有所黨附。”

話不投機，神宗以為王安石是因為老友李士寧被判定有罪，擔心牽連自己，有些神經過敏，在徐禧的問題上反應過度了，于是安撫王安石：“士寧更有罪，于卿何損？”結果王安石徹底爆發了：“士寧縱謀反，陛下以為臣罪，臣敢不伏辜！”并惡意攻擊神宗：“自陛下即位以來，未嘗勘得一獄正當，臣言非誣，皆可驗覆也。”說神宗做了八年多皇帝，沒有判對一件案子，強調自己的話都有根據，可以查證。最后，他又回到徐禧問題，說“陛下以為人心難知”，也不至于，平時是正人君子就一定不會做小人，平時是小人怎么可能變成君子？

神宗沒跟王安石計較斷獄的事，只是提醒他，一度被王氏倚為左右手的曾布（曾鞏的弟弟），就在一年前剛剛出乎意料地背叛了他（詳第三節），試圖讓其冷靜下來。但王安石就是嘴硬，決不承認走過眼。相反，他說：曾布是個小人，我一直很清楚。不過是覺得他的能力可以派上用場，姑且用他試試。后來他表現很好，非常努力，我信任他、重用他，是希望他能改過，變成君子，并非認定他的品行一貫可靠。這似乎跟王安石此前的論斷恰好相反。

最終，神宗完全順從王安石的意愿：徐禧升遷，范百祿貶官。

王安石如此歇斯底里的表現，并不是因為李士寧獲刑讓他疑神疑鬼，急火攻心，喪失自我控制，更不是因為明白神宗正在敲打自己，惱羞成怒。答案很簡單，他對于自己偏袒的徐禧，容不得別人（包括至尊無上的神宗）有半點猜疑。這不是因為徐禧對他而言有多重要。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一旦神宗和王安石有不同意見，不論對人對事，哪怕分歧再小，王安石也往往會肆無忌憚地發飆。在皇帝面前，這樣的王安石是常態。

和這個時年五十五、長期處于政治最高層，卻受不得半點委屈、動不動惡語相向的漢子相比，不滿三十的神宗顯得出奇地寬容、有耐心。在咄咄逼人的王安石面前，他心平氣和、處處忍讓，始終對王氏非常尊重、非常信任。

本文節選自《憂患: 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林鵠 著，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有刪節，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