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拜登政府的時間不多了。

拜登的執政本質上是一次全球化自由派勢力的“反攻倒算”。因為自由派的全球化王朝在08年次貸危機之后，就一直在不斷地流失其全球“統治力”：

中東北非的大變局，讓阿拉伯世界親美的世俗派退出了歷史舞臺，這就使得石油美元成為了無根之木；特朗普的上臺，是對奧巴馬政府用超發貨幣來掩蓋金融危機的否定，這意味著只靠無限印鈔的“數字游戲”來拯救經濟的“現代貨幣理論（MMT）”并沒有能夠挽美國債務危機的狂瀾于既倒，其在將金融機構捧上天堂的同時也創造出了聲勢浩大的憤怒紅脖子。

最終這些被排除在金融游戲之外的大多數美國人選出了特朗普這個反建制派的“惡人”，讓操縱全球凡三十余年的美國新自由派切身感受到了“被和平演變”之苦，真正上演了一出“惡人自有惡人磨”的戲碼。

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雖然特朗普可以借助互聯網新媒體掀起一場巨大的民意浪潮來對美國的建制派“偷家”和“斬首”。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三十年中積累的財富與形成的壟斷勢力仍然擁有存量的優勢。所以借助新冠的混亂，美國的建制派一舉奪權成功，在“深層政府(deep state)”與美國軍方的強大壓力下，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未卸任就已經喪失了兵權與發聲權，堪稱美國歷史上的奇觀。

拜登政府，本來就是為了“鎮住”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底層勢力而生的。所以拜登團隊本就是一個松散的“反特朗普”聯盟，其內部組織度非常低，所以其不具備去大刀闊斧地對美國的種種弊病進行“改革”的能力。于是拜登的團隊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對外轉移矛盾。

正是在這種思路下，拜登政府走上了一條“歧路”。安克雷奇的中美會晤，美國并沒有達成與中國的和解，反而還加深了隔閡，激化了矛盾。按理來說特朗普在貿易戰時期給中國商品加的關稅是損人不利己的“惡政”，不但沒有能夠有效打擊中國，反而最終增加的關稅都變成了美國消費者的負擔。但是就這么個特朗普的負面“遺產”，拜登都沒有取消，還想以此來要挾中國，可想而知中美關系的狀態如何。

但是美國經濟的“體質”已經很虛弱，經不起民主黨政府的如此折騰。一場俄烏戰爭使得歐洲失去了俄羅斯的廉價能源，由此德國開啟了去工業化的進程；而日本韓國則被綁上美國的戰車，也處在了地緣沖突的風險當中。

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很可怕的形勢，因為德國、日本、韓國是美國可以控制的三大制造業國家，是美國用來制衡中國“世界工廠”的真正“王牌”。沒有了這三個國家的產能支持，美國就只能仰仗中國的生產能力來養活自己了，那對美國來說是“不敗而敗”的結局。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果用軍事威脅中國，想在東亞復制俄烏沖突的劇本，就是完全無意義的了。因為一旦東亞的中、日、韓陷入沖突之時，就是美元霸權體系瓦解之日。

美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貨幣，美國之所以能在全球化的幾十年中逐步獲取全球的“治理權”，就在于美國能夠控制原材料、工業品和高科技這三大生產要素，這三者是美元的三大核心支柱。而隨著俄烏戰爭與中美交惡，美元的核心支柱三去其二。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自然失去了全球化體系的統治權。由于失去了統治權，美國國內的經濟也發生了諸多的“異象”：

2023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向上大幅修正，但是用電量與就業率卻持續走低。這就說明美國的經濟增長數據即便沒有人為“注水”，那么其實也是由服務業的價格通脹來實現的，因為服務的價格說多少就可以是多少，這部分價格只要持續膨脹，就可以撐起“好看”的經濟增長率。

而一邊加息，一邊服務業的膨脹，還意味著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直接向居民部門的放的水太多了。因為在正常的國家運行當中，是由央行把流動性釋放到金融體系，再由金融體系分發到企業部門，最后由企業部門通過工資傳導到居民部門。但是在新冠疫情的時候，特朗普大規模的直接向居民部門發錢。于是當拜登時期的美聯儲想要加息收回流動性的時候，雖然金融體系和企業部門確實做到了收緊，甚至還引發了流動性的危機，但是居民部門舞照跳馬照跑。按照美國商品大佬羅杰斯的預計，到今年年底才能把之前新冠發放的補貼消耗殆盡，到那個時候美國居民的消費才會收縮。

放水的時候由于新冠導致消費抑制花不出去錢，等到加息的時候卻由于之前發的錢太多導致流動性收不回來，這種政策錯配的情況之下就使得美國的金融系統要承擔極大的負擔。而更可怕的是如果美國加息沒能夠抽走足夠多的流動性，那么一旦美國轉入降息周期，其通脹的壓力就會非常之大。

正是在這種加息傷金融機構，降息傷民的“兩頭堵”局面中，美國才不斷派出了各路人馬前來中國。因為美國社會快扛不住加息帶來的壓力了。美國其實并不一定需要中國來買美債，在美國的隔夜逆回購市場中沉淀了上萬億的資金，這些資金都在等美債加息的頂點待機而動，美債并不缺乏流動性。雖然美國可以把金融玩得很溜，但是美國卻玩不轉生產制造的工作。所以美國真正想請中國來配合的，其實是在降息周期加大產能的供給，以此讓超發的美元能夠遇到擴大的產能，如此才能穩定住美元的幣值。要不然美國一邊釋放美元，而中國一邊收縮產能，過多的美元去追逐過少的商品，那美國就有陷入到惡性通脹中的風險。

所以美國對中國真正的需求，其實是不趁美元的降息周期來給美國制造通脹，這才是美國真正只能求中國而繞不開的核心關口。這也是布林肯這個反華急先鋒被逼來華“謝罪”的原因，也是耶倫對中國“鞠躬”的原因，更是克里這個親華實力派此時才出動的原因，更是商務部長雷蒙德來華的原因。

只有中國的“貨”配合美國的“幣”，美元才能算是錢，一旦中國的生產活動與美國的金融活動逆向發力，那么美元的價值就會飛速流失。這才是美國離不開中國的原因，也是美國的“脫鉤”最終都脫了個寂寞的原因。正是因為中國拿住了美元體系的這個“七寸”，所以拜登政府始終不敢像對待俄羅斯那樣去對待中國，且不說美國的軍事力量已經不足以在東亞對中國形成優勢。就單從經濟的角度來講，美國即便把中國拖入了戰爭的泥潭，無論最終勝負，倒下的都是美元的霸權。

自主掌握生產周期的節奏，讓日本無法在東亞的沖突中置身事外，最終掌握全球化體系中的貨權，這就是中國對美國咄咄逼人的壓制戰略給出的應對之策，可以說對美國的好戰分子和利益集團來說起到了一劍封喉，釜底抽薪的效果。

于是美國的自由派統治者們遇到了和清末大儒們一樣的困境，對中國既無法武力征服，也沒法和平演變，又逐漸地讓中國像集郵一樣湊齊了世界的各種先進產能，在全球的產業不斷向中國集中的大趨勢中只能用金融游戲苦苦支撐來延緩壽命，代價卻是社會極端勢力越來越強，不斷地削弱美國建制派的統治根基。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拜登版的“攘外必先安內”之策：

當中美兩國之間武裝力量沒有任何溝通，沖突的風險非常嚴重時，布林肯就不情不愿的來訪華溝通。這一舉動也讓我們看清美國色厲內荏的本質——軍事牌打不出來。

當美國開始為降息周期做準備時，耶倫訪華以及雷蒙德就開始密集訪華，這是美國請求中國即便不幫忙最好也不要“拆臺”：中國現在持有的美債數額并不多，但重要的是態度，我們不大規模拋美債，美元的世界信心就不會崩潰。

當然拜登最理想的情況是美國全世界派發美元，同時中國擴大生產，有更多的商品對應超發貨幣，美國就可以邊印鈔邊緩過來了。

中美現在問題表面上是買不買美債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國要不要用制造業的產能為美元背書的問題，或者說背書多少的問題。

但是拜登政府的倒計時也開始了，民主黨政府和美國建制派的真正“克星”——特朗普，其陰影越來越大，其腳步也越來越近了。留給拜登的時間不多了，這個時候拜登的團隊們才能明白當年在安克雷奇對中國交惡的代價是什么。

民主黨本身的設計是特朗普被起訴對其參加2024年總統選舉是一次重擊，但美國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不降反升，甚至大幅度領先其潛在競爭對手。

在國際與國內的壓力大舉飆升的情況下，拜登的民主黨內部也開始了“精神分裂”，各派就開始互相賽跑，互相斗法：

想要“變法圖強”的沙利文想要用國防安全，祖國統一換中國買美債，這是經濟問題政治化的思路，最終被我們點出日本這個美國的“弱點”而作廢；

布林肯想用空口白牙的恐嚇換取真金白銀，這是政治問題軍事化的思路，結果被我們看穿，王牌變廢牌；

耶倫想要降低關稅，用一些經濟利益上的邊角料來換取中國的支持，我們精打細算不做虧本的買賣；

美國的軍事將領們表面和善背地磨刀，可也受制于國內拉胯的工業水平毫無進展。

只要美國還對中國進行高技術產業的封鎖，只要美國還在算計和打壓中國的世界生產工作，只要美國還想用軍事手段搏一搏，那么就沒有真正的中美緩和。政客怎么表演都只是一粒水花而已。

但只要拜登政府一天沒有和中國政府達成協議，民主黨注定失去政權，因為根本上作為幕后老板的金融財團他們是要盈利的，金融體系是要依附到實體產業上才能運轉，沒有實物的支撐想把產能從中國轉移走，對美國來說難度太大，周期太長，就憑借民主黨政府那點政治資源他搞不定的，最終只能便宜了共和黨。

所以僵住的中美之間的風險仍然存在，而中美之間也互有需求存在一定的緩和空間，但是割裂的民主黨拜登政權能否走上正確的路徑，就要看其眼力與決心了。一旦弄錯了努力的方向就會導致往錯誤的方向越走越遠。拜登政權的生死線，其實正在于其運營的中美關系如何，而隨著美國極端勢力的步步逼近，拜登政府的倒計時也已開始，時間的資源在中國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