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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

清代地方官及其政治生態

叢書：新史學譯叢

[日]山本英史 著 魏郁欣 譯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關于本書

科舉過關的儒生精英們在獲知即將獨挑大梁、肩負知縣重任的時候，往往會參照官箴書，這是因為上面記載了赴任必須注意的事項。部分知縣之后會有自己的政務紀錄，即公牘。本書利用官箴書和公牘等史料，嘗試探討赴任知縣與任職地的老百姓及其他重要人士之間建立起了何種關系，或是他們必須建立起何種關系，通過對于其中的人際關系網絡的描繪，理解知縣在地方的處境及清代的地方統治如何通過知縣來實現。

關于作者

山本英史，1950年生于日本滋賀縣。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慶應義塾大學榮譽教授，現任南開大學講座教授、日本東洋文庫研究部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清史、中國近代社會史。著有《清代中國の地域支配》《郷役と溺女——近代中國郷村管理史研究》等，主編《中國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等。

目錄

第一章赴任的知縣

——自官箴書看清代縣衙的職場環境/001

前言/001

一、何謂知縣/009

二、筮仕——赴任前的注意事項/022

三、蒞任——赴任時的注意事項/034

四、待人——構筑人際關系的注意事項/054

結語/070

第二章待士法的展開

——與地方實力派人物的相處之道/072

前言/072

一、關于《治譜》/074

二、《治譜》所傳達的“待人法”/076

三、待士法的淵源/088

四、清代官箴書對于待士法的繼承/094

結語/100

第三章“衙蠹”的意義

——清初的胥役與地方統治/104

前言/104

一、順治題本與“衙蠹”/106

二、執政者眼里的“衙蠹”/108

三、“衙蠹”的具體行為/113

四、剔蠹與縱蠹/121

五、剔蠹的問題/124

結語/128

第四章地方官的民眾認識

——公牘中的“良民”與“惡民”/130

前言/130

一、公牘讞語類中的“民”/134

二、公牘告示類中的“民”/140

三、公牘詳文類中的“民”/151

結語/157

第五章清初浙江沿海地方的秩序重建/159

前言/159

一、遷界令的實施與浙江/161

二、遷界令的放寬與浙江/167

三、放寬遷界令后的秩序重建/171

四、遷界令解除后的秩序重建/179

結語/190

第六章健訟的認識與實際狀態

——清初江西吉安府的情況/193

前言/193

一、地域與史料/195

二、江西地方官的健訟認識/200

三、判牘所見的訴訟實際狀態/207

四、認識與實際狀態之間/220

結語/229

第七章卸任的知縣/231

前言/231

一、《福惠全書·升遷部·總論》的垂訓/233

二、攀轅臥轍與窒戶壞磚/237

三、彰顯德政的實際狀態/243

結語/251

附錄清代的公牘及其利用/254

后記/284

中文版序

中國老百姓非常喜歡“福”“祿“壽”這三個字。聽說，“福”“祿”“壽”各自代表著“多子多福”“升官發財”“長生不老”的意思，是老百姓的三大愿望。

其中，姑且不論“福”和“壽”，能否獲得“祿”則是看他們自己的造化。因此，只要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話，任何人都能因科舉合格而當上官僚。

話雖如此，對他們來說，當上官僚決非最終目標。一旦當上官僚，他們就得扮演理想的“父母官”，同時還得成為實際具備行政能力的“能吏”。為了將來幸福的鄉紳生活，他們的官途上絕對不能留下任何污點。

不過，他們過去埋頭準備應考，并無與人打交道的經驗。他們自然而然地得向有經驗的人們請教。雖說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有類似的情況，不過，透過完整書籍的形式來詳述相關忠告或訣竅的現象乃是中國的一大特征，在世界其他地方極為罕見。

本書正是以這類書籍為史料，通過外國人的觀點來分析傳統中國官僚們的心理和行動。多虧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這次中文版得以付梓。對此，衷心感謝各位的幫助。我希望本中文版可以廣泛地引起中國讀者們的興趣。

又，我還要向翻譯者魏郁欣女士表示謝意。她不辭辛勞地翻譯本書。多虧她的幫助，出版工作進展得分外順利。

山本英史

2018年盛夏

后 記

筆者出身于滋賀縣草津市。話雖如此，早在10歲那一年，便離鄉背井，來到關東后，也過了五十五個年頭，如今，實在是羞于啟齒稱自己原是關西人。不過，有的時候，在包含味覺的種種方面，還是會強烈感受到自己身上流著關西人的血液。滋賀，尤其是曾為東海道、中山道大本營的草津，自古以來就深受京都文化的影響，生活方式這個部分也是崇尚著“京風”。因此，所謂“京都的茶泡飯”（當主人提議“請吃個茶泡飯吧”，看似想要挽留客人的時候，這其實指的是“你差不多可以給我回家了”的意思）里的客套話與內心話之間的鴻溝，對外地人來說，往往是一個相當棘手的變化球，相較之下，筆者大多時候能夠揮棒成功。只是，即便如此，還是有許多筆者難以理解的事情，就算是現在，也是依舊如此。

據說某一位是地道京都人的老師在年輕的時候，曾在軟式棒球的比賽中打出了一個內野高飛球，結果被同為地道京都人的前輩熱心地糾正說：這種打法一點也不像京都人。究竟要怎么打內野高飛球，才會像京都人呢？這種連地道京都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仍然存在于京都。自悠久歷史的傳統中所培養出來的京都，其一字一句或是一舉一動都有著特別的含義。然而，京都的歷史也不過 1200多年。在中國，比京都歷史更為漫長的都市比比皆是。而成長于該地的人們的一字一句或是一舉一動里，自然也隱含著外地人（特別是外國人）難以理解的部分。京都的“宇治茶泡飯”就已經相當棘手了，想必中國的“茉莉花茶泡飯”更是道高一尺吧。

傳統中國的人們里，頗為費解的乃是官僚、知識分子的內心話，要從他們的著作來探索其“真實的情感”，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自古以來，中國的官僚、知識分子紛紛將大量的書籍流傳至后世。不管是稱作正史的王朝歷史，或是稱作地方志的地域概況，甚至是名為日記的個人記錄，皆是如此。不過，他們不只是單純將其記錄下來而已，甚至還特地刻板印刷。想必這是為了透過正式的記錄，將王朝、地域、個人的各種理想模樣流傳至后世吧。因此，他們并非原封不動地記錄曾經發生的事實，而是一方面，對于想要流傳至后世的事情，大肆強調、夸大其作為模范的一面，另一方面，對于不想流傳于后世的事情，則是極盡所能地隱瞞、扭曲、捏造。中國史研究必須使用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文獻作為史料，那么，若是我們無法充分地洞察這種史料性質的話，是無法進行中國史研究的。

作為史料，本書所活用的官箴書乃是“以科舉合格后，被授予官職的新手知縣為對象，提醒他們在實際執政現場，該注意哪些職務方面的規范，并且提供了不少如何實踐這些規范的實用忠告”。不過，我們無法否認：這類書籍也是作者為了正當化自身的官僚生涯，所作的一種記錄。其內容多是“自吹自擂”，也就是作者如何在縝密的考量下，成功地自復雜的官僚世界全身而退，也許是出自這個緣故，其中有著不少場面話。“官箴”的原意指的是官僚的道德規范，也就是說，典型官箴書的內容多偏向“何謂理想的官僚”。不過，基本上，這些內容多半基于儒家經典，對讀者來說，乃是自幼就聽到厭煩的訓示，我們實在難以想象他們到了這個時候還要透過官箴書，再次汲取這些老調重彈的知識。特別受到新手知縣好評的官箴書（實際上應該不太多）往往極力排除這種官僚道德規范，并且詳細記錄了與官僚相處的行為模式以及與人際關系的建構相關的實用信息。但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很難從這些官箴書里找到讀者真正想要知道的“內幕消息”或是“失敗的經驗之談”。就算是提到如何建構人際關系的篇章，其內容多半還是華而不實的烏托邦，對讀者而言，這絕非他們真正想要知道的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世界。

本書所活用的另一種史料乃是“公牘”。官僚將擔任職務時實際撰寫的公文書進行整理，并且出版成書，即為所謂公牘，就此看來，這與作者基于某種意圖所作成的其他書籍，性質較為不同。對日后即將親自撰寫公文書的眾多讀者而言，相較于官箴書，反倒是公牘更加有用。好比說學生在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往往想要知道何種程度的論文才能合格，為了理解其中的判斷基準，相較于那些教人如何寫出“理想的畢業論文”的書籍，前輩們過去所提交的畢業論文更加有用，這是一樣的道理。公牘的刊行可說是出自這種需求。不過，公牘也同樣是作者為了正當化自身的官僚生涯所作的書籍。中國的地方政治往往建立在文書的一來一往這個基礎上，即使是官僚生涯短暫如曇花一現的地方官，其撰寫的公文書也是浩瀚如繁星，要將這些公文書一網打盡，全數收錄于一本公牘里是不可能的，因此，作者在整理公牘的時候，可說是基于某種意圖進行了取舍。尤其是提出自身判斷，并且尋求上司裁可的讞語或是詳文，其中理應有不少被駁回的案件，但是，這種文書幾乎未收錄于出版成書的公牘里。因此，公牘僅收錄了作者引以為豪的公文書而已，結果就是將作者塑造成了卓越不凡的人物。

那么，官箴書與公牘是否毫無作為史料的價值呢？想來未必如此。當時的官僚、知識分子在自身所處的政治環境里，打著什么如意算盤，并且和周遭的人們建構了何種關系，或者是他們認為應該要建構何種關系呢？在理解這些問題時，官箴書與公牘皆為珍貴的史料，其特有的記載里，尚有其他史料無法取代的部分。盡管官僚、知識分子如此拼命地使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論來粉飾自己的言辭，但是，有的時候，他們的言辭里還是會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真心話，粉飾過后的言辭里，也有可能隱含著肺腑之言，當然，要找出這些肺腑之言，乃是難上加難，但是，一旦發現的話，當下的喜悅可說是難以言喻。這就好像是滋賀縣人在京都人們難以理解的一字一句或是一舉一動當中，總算看穿了什么是“客套話”，什么是“內心話”，其中的樂趣正和這種喜悅極為類似。本書正是透過官箴書與公牘，嘗試獲得這種“小確幸”。

接著，將針對本書各章的構成以及舊稿的出處，進行說明。

第一章《赴任的知縣——自官箴書看清代縣衙的職場環境》針對赴任后的知縣首先面臨的職場環境，進行了全面的俯瞰，主要以2003年以來所作的多次相關報告為底稿，不過，基本上還是新寫的文章。

與其說本章是研究論文，不如將其想成是總括本書整體的概論。另外，其中亦收進了《官箴より見た地方官の民衆認識——明清時代を中心にして》（收入《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別集特別號《文獻資料學の新たな可能性②》，2007）的部分內容。

第二章《待士法的展開——與地方實力派人物的相處之道》基本上也是新寫的文章，不過，以《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赴任環境》（《史潮》新45號，1999）為底稿，并且收進了《伝統中國の官僚道德規範とその変容》（收入山本正身編《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の伝達”の伝統と系譜》，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2012）的部分內容。

第三章《“衙蠹”的意義——清初的胥役與地方統治》出自同名論文（收入細谷良夫編《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

第四章《地方官的民眾認識——公牘中的“良民”與“惡民”》出自《公牘の中の“良き民”と“惡しき民”——清代康熙年間の事例を中心にして》（收入山本英史編《アジアの文人が見た民衆とその文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2010）。

第五章《清初浙江沿海地方的秩序重建》出自《清初における浙江沿海地方の秩序形成と地方統治官》（收入山本英史編《近世の海域世界と地方統治》，東京，汲古書院，2010）。

第六章《健訟的認識與實際狀態——清初江西吉安府的情況》出自同名論文（收入大島立子編《宋—清代の法と地域社會》，東京，東洋文庫，2006）。

第七章《卸任的知縣》則是以筆者在中國的口頭報告《從地方官的“表演”論明清統治的實態》（收入陳支平、萬明主編《明朝在中國史上的位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為底稿，不過，基本上還是新寫的文章。

最后的附錄《清代的公牘及其利用》出自同名論文（收入大島立子編《前近代中國の法と社會——成果と課題》，東京，東洋文庫，2009）。

透過以上各章的檢討，浮現在我們面前的乃是官僚們的場面話與真心話之間顯著乖離的狀況。自詡為“民之父母”的他們為了圓滑地進行地方行政，在人際關系方面投注了極大的心力，其中包括迎合上司、向胥役虛張聲勢、與鄉紳妥協等，至于“視民如子”中的民，只要他們不是“奸民”，無損官僚自身地域統治的安定性的話，官僚們往往會對其視而不見。如果清朝對人民的統治是由這種官僚們對于各自地域的統治所累積而成的話，那么，官僚們所進行的地域統治里，自然而然地隱約可見王朝國家對人民進行統治的實際狀態吧。

最后涉及一些私事，請各位見諒，其實筆者即將在明年三月自任教屆滿二十九年的慶應義塾大學退休。不過，目前仍然是每天被原稿追著跑的狀況，幾乎毫無閑暇去回顧自己的研究生活。收錄于本書的論文多半是近十年來的成果，這么看來，筆者對于清朝地域統治的相關研究，也可說是告一段落了。回想起來，早在四十二年前，剛剛進入研究所碩士課程的時候，課堂上所閱讀的史料正是《福惠全書》。此后，就與這本書結下了不解之緣，直至今日。

本書得以刊行，除了去年東洋文庫所編輯的一項研究成果《中國近世の規範と秩序》之外，還多虧了研文出版社的山本實先生。對于筆者啰唆至極的種種要求，山本實先生仍舊欣然允諾，對此衷心感謝。

山本英史

201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