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聽到一段錄音，差不多算是個投訴電話，今天我看到了這個錄音的視頻，就在下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聽這聲音，打來投訴的人至少60往上，應當是退休了沒事干，整天刷夾頭視頻那種閑人老頭。刷著刷著刷出正義感來了，看到人家抓大白鵝的游戲機，不樂意了，打電話提建議來了。

當然說是建議，其實是威脅。因為老頭說得很清楚，先說要把錄音發(fā)到網上，小伙子不怕。老頭接著威脅，說要是你的游戲機被人砸了，與我無關。

小伙子回答得義正辭嚴，誰砸誰賠償。還反懟道，“你莫名其妙，你讓人不要吃鵝啊，你有意見報警去”。

這通對話就這樣結束。

開始我聽的是錄音，沒有畫面，還有點納悶，以為是什么鵝，真的傷了他的心不成。然后看到視頻才曉得，原來是這種鵝：

那么這位老頭的身份，以及他的動機，也就呼之欲出了。

根據聲音與談吐不難判斷，此人年紀不小，也不會太老，應當在60-70歲之間，那么他的出生年月當在1953-1963年左右。眾所周知1966-1976發(fā)生了十年浩劫，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年出現第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現如今年齡最大的紅衛(wèi)兵今年應該74歲，年齡最小的紅衛(wèi)兵今年應該是59歲。

這個年齡是對得上的。

為什么我會推測他是當年的紅衛(wèi)兵呢，不是故意要給他扣帽子，而是有跡可循。

聽他幾句話就知道了：

“要是你的機器被人砸了，與我沒什么關系”；

“現在這個時候搞這個玩具，讓老百姓覺得你在干什么？”

“不適合中國人看”；

“讓老百姓覺得”；

“傷了中國人的心”

這些話都說明，此人有較強的階級斗爭意識，習慣于上綱上線，且很可能參與過“破四舊”。另外，他還非常善于找茬和轉移問題，人家飯店里吃鵝視而不見，卻揪著小伙子抓鵝的游戲機不放。

這些都與成長年代與環(huán)境有關，當年的紅衛(wèi)兵就是這樣的。

時任武漢軍區(qū)司令員陳再道在《陳再道回憶錄》中寫到：

“我們遇到了紅衛(wèi)兵設的路卡，正在檢查過往行人的著裝。只見那些紅衛(wèi)兵的手里拿著剪子、榔頭等工具，對那些著裝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著非常革命的行動：有的長辮子被剪沒了，有的怪發(fā)型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鋸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盡管這些人在和紅衛(wèi)兵講理、央求，反抗，可是在‘這是革命行動’一詞的壓力下，無一幸免。”

再看當年文革破四舊，1966年6月，學校停課，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wèi)兵擬就《最后通牒——向舊世界宣戰(zhàn)》，宣布““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發(fā)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tǒng)統(tǒng)都不例外”。8月19日，中學紅衛(wèi)兵（還有少數大學生）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

據梁漱溟回憶：

“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后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tǒng)統(tǒng)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當紅衛(wèi)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wèi)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wèi)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中學紅衛(wèi)兵退休了，這些文革幽靈還在。現在流行說“不是現在的老人變壞了，而是當初的壞人變老了”，我覺得有一定道理。那一代人中也有很多善良的人，很多有良知的人，不能以偏概全，把他們全部歸結為“壞人”。但換個說法，由于文革的影響，那一代人普遍文化水平較低，習慣于立場大于是非，思想偏左的人占比較多，也是不爭的事實。

他們活在斗爭中，意識形態(tài)就是戰(zhàn)斗，真正的過日子反而覺得無趣。

即使中央早就明確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他們也并不認為當年的行為有多大錯誤。有些甚至還引以為榮，對那段歷史的回憶是所謂的“激情燃燒的歲月”，而不是反思自身。

文革幽靈仍在，這根朽木算是其中一個代表。

幾十年前，他們還年輕，斗志昂揚不可一世；幾十年后，他們老了，他們的青春早已被否定，心底卻存著不甘，仍深深沉醉于當日的意氣風發(fā)，于是便想通過似是而非的瞎扯淡來找回一點存在感。

我其實有點可憐他們，我把這理解為一種創(chuàng)傷后的應激障礙，引發(fā)心理變化，或者說是心理變態(tài)。

但這不是原諒他們的理由。

因為真正理智的人懂得承認錯誤，適時放下。許多人在錯誤中反思獲得了進步，他們卻沒有，這些人就是文革的沉渣。

這些沉渣習慣了盲目、暴力地釋放個人情感，拿愛國當他卑劣行徑的擋箭牌，借以實現他某種不合理性的目的。殊不知，當所謂愛國之情僅僅停留在感性層面上，缺乏理性思辨，就可能轉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當惡棍披著愛國外衣講政治時，本身已經褻瀆了美好。

這些人是有病的，具體表現在：

社會性的閉塞；

對世間種種正常現象都表現出敵對或者懷疑的態(tài)度；

不斷地感受到受威脅，時而有“危機瀕臨”的感覺。

由此導致的空虛感和無力感，通過互相攻伐得以宣泄。往往因為一件事的看法不一致，就陷入互相抬杠，辱罵，對峙的撕裂境地。他們燃點很低，容易憤怒，動不動就會扯到什么“境外勢力”，“敵對勢力”，簡直魔幻而可笑。

改開這么多年以來，文革遺毒依然存在于不少人內心深處。這種陰謀說用心之險惡，手法之拙劣，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讓人想起文革期間的批斗之風。任何人只要拉虎皮，扯大旗就會占據政治正確高位，攻擊抹黑打擊別人，用政治語言代替法治語言，動不動上綱上線。把正面現象負面化，使批判流于表象化、情緒化和極端化。

當一個普通的游戲機，都能用泛政治化思維解讀的時候，你不覺得可笑又荒唐嗎？

不要以為這是偶然，在夾頭之流洗腦下，這些年這種思維絕非罕見。他們重新走上前臺，忽然把人嚇了一大跳，比如那個叫李毅的教授還不斷叫囂說什么死多少多少人完全可以接受這種反人類的觀點。

這些惡棍習慣于“貼標簽”、“符號化”，進行政治化批判，以情緒代替思考。司馬南、李毅等的出現，正好迎合了這些老朽木，以及新朽木的思維。這樣的思維洗腦出來的人，導致所謂的愛國情節(jié)、斗爭思維四處泛濫，導致有些人一輩子都在想如何陷害別人。現實越悲慘，心理越脆弱，等有一天敲到自己頭上了又喊蒼天無眼，沒天理，盼望包青天。

那么在現實中，如何對待這些文革思維的朽木呢？我本來是有點擔心的，但是看了這件事，我又有了信心，錄音里小伙子懟得義正辭嚴，給了老朽木當頭一棒。

我可以想象聽筒對面老頭的無奈與不甘，也可以想象，砸人家游戲機這種事，他是不敢干的。不說涉嫌犯罪，光是照價賠償，就夠讓他哭死。

現在，抓大鵝游戲機沒有撤掉，也沒有被砸。再看評論，清一色的批評，心又放下不少。

這說明，文革遺毒已經沒有市場，別看這些渣滓們叫得兇，不過是沉浸在斗爭的幻想中不能自拔，想著回到他們那個黃金年代而已。

我們還是要警惕，警惕文革幽靈的若隱若現，警惕那場災難的殘渣余孽及其追隨者。他們見不得改革開放后的成功富裕者，整天想的是不勞而獲均等富；他們也沒有公理和正義的概念，思維定式還停留在那個年代，與阿Q忌諱“光了”、“亮了”，有得一拼。

但是那個時代不會回來了。

中共中央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作出徹底否定的權威定性，從那時起，幾代領導人都堅定維持了《決議》的結論，黨的所有正式文獻也都未出現過任何異議。

徹底否定“文革”，不僅是全黨上下的認識，而且應當說是中國社會整體上相當穩(wěn)定的共識。不是幾個沉渣泛起能改變的，也不是幾個夾頭和他們的粉絲能改變的。

若是按老朽木的思維，鵝卵石也該改名，畢竟又是鵝又是卵的，豈不是傷害全國人民感情。

但是幾個人會真的去鳥這種壞老頭子呢，當他是個屁，都是侮辱了屁。他們就是活生生的現實中裝在套子里的人，快被歷史埋沒的一群人。

可惜啊，沉渣終究是沉渣，他不可能成為沉香木，只會無聲無息地爛掉成為肥料，咕嘟冒下泡又歸于死寂。因為那個曾帶給中國人民深重災難的十年浩劫，已經不可能再回來了。

他的家人也不會在他墓碑上刻上他曾引以為傲的那個身份，也不會書寫他那段所謂“激情燃燒的歲月”，畢竟丟不起那個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