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看清光緒年間的《祥符縣志》，看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撰寫的與明代抗清英雄史可法的文章。覺得很感興趣，因為去年在編寫中牟記憶時，《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故事》這一章節就是我著手編寫的。因為對史可法的相關事件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就對這篇文章非常感興趣，就進行了比較認真地閱讀，還特意將這篇文章摘錄了下來。

清高宗（乾隆）純皇帝御制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而昨輯宗室王公功積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止，賜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后世之人將不知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垢辭，許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傳，失之不經矣。

這篇僅有幾百字的文章，仔細琢磨起來，其意義非同小可，史可法乃前朝重臣，而且還是抗清英雄，就大清的皇帝乾隆而言，可以說是敵對雙方，乾隆為何要對史可法如此重視呢。這段文字假如用現代的白話文來描述，其大意就是：

明代的大臣史可法當年給睿親王回信的事，我在幼年之時就聽說，而且很羨慕，我們的攝政睿親王致書史可法這件事，以前沒有看到這篇書信，昨天在審看《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時，才讀到這篇文章。文中所講的都是大道理呀，都是引用春秋的道理，用詞嚴謹，實心實意，用心良苦，寫的很好。但是在表述史可法譴人回復的書信時，沒有過多的表述，表述較多的就是史可法怎么不屈服。至于史可法在心中如何表述不屈服，如何要做一個忠臣的話語沒有記載。史可法是明代的臣子，對清代不屈服是正理。不記載他在書信中的語言，就會讓后人看不到一個忠臣的真心，而且他在書信中的語言不記載下來，后人將不會知道這是為什么，必然會懷疑書信中有很多惡語相向之文辭。將其去掉不記錄，作為史書我覺得是太不合適了。因此我命那些文官去找尋這封書信，最后在內閣書庫中才找到，我認真讀了史可法的這封書信，一再惋惜史可法的孤忠，也嘆息南明福王沒有慧眼識珠，有這樣的忠臣不能信用，是那些權臣掣肘，最后使史可發兵敗身亡。假如福王信用史可法，也許他就能夠守住長江，像南宋那樣求得一個偏安之所也有可能。史可法遇到那些無深謀遠慮的燕雀，作為忠臣也只能嘆其無能，以死報國，真是太悲哀了。史可法的書信語言沒有毛病，也沒有過激之詞。雖然知道在心里折服睿王，但還是要強詞奪理，表明自己作為明代臣子的大義。我認為這不必要避諱，也不能避諱。所以才把史可法的書信也附錄于后。但是我認為，將史可法比作文天祥是不合適的。至于明史本傳稱史可法是其母親夢見文天祥而生，是出于鄉野的傳說，有失于正規。

這段文字主要講述的是乾隆皇的在審看《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時的一個小插曲?！蹲谑彝豕儽韨鳌肥乔〉墼谌纹趦戎鞒志帉懙模《拍?1764)奉敕撰。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竣。乾隆四十六年(1781)國史館奉敕改纂，全書12卷。書中所提到的睿親王，是指睿親王多爾袞。

提起睿親王多爾袞，我們不免會想起現代電視劇中太后下嫁等一系列傳說。多爾袞是清代歷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生母是大妃烏拉納拉氏。與他的諸位哥哥相比，他的出生晚，但童年卻很悲慘。生母烏拉納拉氏在太祖死后，被迫殉葬，多爾袞自小就被八哥皇太極收養，不過好在八嫂對這個小兄弟非常關照，才使多爾袞嘗到了一絲母愛。與很多有苦難身世的孩子一樣，多爾袞從小就刻苦學習，尤其對漢族文化非常感興趣，這為他以后的定鼎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多爾袞的才華很快就顯露出來，在對錦州明兵和察哈爾蒙古的戰爭中，多爾袞利用自己的智謀連連取勝，從此深得皇太極的賞識?；侍珮O初設六部的時候，就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給了他。

　　皇太極死后，多爾袞與其他眾王商議，立皇太極九子福臨即位，對清朝政權的穩定過渡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多爾袞就開始了他逐鹿中原的計劃。并在明總兵吳三桂的協助下，大敗農民軍，占領北京城。入城后，多爾袞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當時的北京城穩定下來，清軍也得到了一些明朝官紳的支持。接著，多爾袞令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出兵占領了大半個中國，為清朝最后的定鼎中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順治七年，多爾袞在喀喇城病逝，年三十九歲。死后他曾被尊為皇帝，這也是一些文章稱清朝有十三帝的原因。又過了一些時候，他又由于被告叛逆而被削爵。到了乾隆年間，多爾袞又被平反，重新被稱為和碩睿親王，配享太廟。

文中所提到的史可法是明末清初督師揚州城的南明兵部尚書，他是當時的順天大興籍人(具體的講就是后來的河南祥符縣后史莊人，新中國成立后，狼城崗鎮劃歸中牟縣管轄，后史莊所屬于狼城崗管轄，所以現在說，史可法應該是中牟縣人)，祖、父都是清廉的地方官，在長輩的熏陶培養下，從小就樹立了遠大抱負。當他承擔國家大任時，朱明王朝已腐敗不堪，天下怨聲載道。不久，明朝滅亡，清兵從關外殺入關內。史可法和一班明朝忠臣擁戴崇禎帝的弟弟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南明王朝。然而，弘光皇帝朱由崧昏庸荒淫，隔江猶唱后庭花。加之馬士英、阮大鋮等奸黨結于朝內，驕奢貪逸之將哄鬧于外。清兵入關僅半年便揮戈南下，連陷城池，史可法在揚州處于危在旦夕的危難之時，以兵部尚書的職務受命督師揚州，抗擊清兵。

史可法督師揚州，在揚州保衛戰中的事跡，我在中牟記憶一書中以《民族英雄史可法、祖籍處處放光彩》為題，曾進行了講述。這里不多做贅述。單說揚州保衛戰的關鍵地方。

揚州保衛戰在經過十幾天的激戰后，城門失守，史可法悲憤欲絕，誓不再撤離。這時一隊清兵已追了上來，史可法大聲嚷道：“我乃史督師也！清兵蜂涌而上，混戰中，史可法力竭被俘，被押解到多鐸那兒。多鐸只聞史可法其名不識其人，不敢相信眼前這個身材短小，貌不驚人的人就是威震清營的史督師。他叫來南明降將辨認屬實后，才笑嘻嘻要史可法為他招降江南抗清余部，并誘之以高官厚爵。史可法厲聲斥道：“城亡我亡，我只有一死報國！”多鐸想嚇唬嚇唬史可法，“嘩”地抽出佩刀朝史可法砍去，沒想到史可法反把頭昂得高高：“頭可斷，志不可奪！”史可法厲聲呼喊，毫無一點懼色。多鐸收起刀感嘆道：“好男子！”叫左右押下去，輪番派人勸降，在百般勸降不成情況下，才下令殺害了這位堅貞不屈的抗清志士。那一天是1645年4月25日。并下令“屠城十日”，致使揚州數十萬無辜百姓慘死于屠刀之下。

清兵屠城之后，史可法的義子史德威進城找尋義父的尸骨，然而，當時的揚州尸山血海，惡臭熏天，哪能辨認史可法的遺體呢？第二年清明，史德威找到義父舊時的衣冠，招魂祭禮，葬于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這就是后來人們瞻拜的史可法的“衣冠冢”。

就是這么一個抗清英雄，在大清政權穩固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敕令編纂《宗室王公功績表傳》，當時的文人在表述清朝皇室睿親王功德時，不免要濃墨重彩，大加渲染，對敵人自然要大加貶低，然而作為一代君王的乾隆皇帝卻不是這樣。這篇短文就是記載乾隆皇帝審看的一則逸聞，也即是說，乾隆皇帝正在審讀《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忽然發現其中載有當年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整軍南下，橫掃江南之前，致南明督軍史可法的一封信。乾隆幼年時就聽說過這封信，可惜始終未見文字，這次有機會展讀原文，自然十分驚喜，滿足了幼年對先輩英雄傳奇的仰慕情愫。閱讀過睿親王給史可法的信，乾隆不禁贊嘆攝政王的行文揭示了“大義”和“正理”，還熟用了古代著名的《春秋》筆法，斥責南明政權茍且偏安的弊端，大顯“旨正詞嚴”的磅礴銳氣。但是在講述史可法時確實又一種文筆，只提到了史可法曾遣人回書，但沒有表述其具體內容，可惜只簡單記載說信內“語多不屈”。乾隆心里明白，這是因為史可法的特殊身份，讓史官擔心信中之言可能觸犯忌諱，引起帝王的猜疑和不悅，故棄而不錄。于是在后來發布的上諭中，乾隆帝特別提示說，史可法雖是明臣，其不屈表現卻是正確的行為，他質問道：如果對史可法的言論棄而不載，那不就辜負了忠臣之心了嗎？如此疏忽的另一個嚴重后果是，后人將不知道史可法到底說了些什么，必定懷疑他說了一番不該說的話而心生反感。

也正是乾隆皇帝發話要看這段文字，才使那些文官們到處忙碌，終于找到史可法當年回信的原件。面對搜尋不易得來的這段文字，乾隆用了“卒讀一再”四個字自述其心情，接著不免又在感慨欷歔一番，嘆史可法的孤忠、愚忠，嘆南明福王的昏庸，嘆南明福王的有眼無珠，嘆南明下場的可悲。也正是乾隆帝的一番查根問底，才使一位真正的抗清英雄，更加全面的展示到世人面前。

在相符縣志上收錄的這篇御制文之前，大清實錄這本書對這件事也有清晰地記載，還有逸聞趣事的記錄。但是就這兩封書信而言，其實只不過是當時交戰雙方刺探對方態度的一般書信，目的在于一個要勸降歸順，一個是不降，但是，由于這兩封信的內容產生于那個非常時期，心中所談及的主題都是政權的變革問題，它涉及到了交戰雙方在未來的政權形態中誰更擁有合法性的大是大非問題。一方要維系舊統，一方要創建新統，盡管他們都是以春秋的正統思想去徐徐展開，但是由于自身的立場不同，其表述的方法語氣也不盡相同。多爾袞是從“尊王討賊”的角度理解，有意回避《春秋》中包含的“攘夷”之義。意思是滿人入關是代明朝討賊而來，其延續正統的動機是不容置疑。史可法也是借用《春秋》的筆法，大張其“攘夷”之旨。引用了南宋困守江南、三國堅守西蜀之例，從而表述當時的南明，盡管格局殘破偏安，但是也是正統思想的代表，是正統的。表述言辭同樣是氣宇軒昂，義正而辭嚴。所謂的滿人入關“借師助剿”，如果站在明朝的立場上看，應該屬于貿然過界，借機篡位，實屬大逆之舉。但是出于文書往來的禮貌，史可法措辭相對隱晦和緩，雖未明指滿人即為“蠻夷”，卻在列舉歷往華夏與北方種族的交往歷史時，不時影射清人行為的不當。

今天看這些，也許已經早已成為歷史，大明也好，大清也罷，無非就是權力之間的爭斗。但從乾隆皇帝的御制書我們可以想到，假如沒有當年乾隆皇帝的求真求實，也許已經戰死在沙場的史可法，其書信恐怕早就淹沒在那些陳舊的廢紙堆里了，今人也難以了解到一個更加全面的史可法了。如果沒有乾隆帝的客觀求實，史書也不會那么全面的記述一個與自己為敵的前朝舊臣。當然，作為乾隆皇帝，他這樣做的目的，其實也是為他的統治地位著想，他所信奉的依然是忠君思想，也是借助春秋之意，教育人們有一種官本位的思潮。正如御制書所言：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

御制書的結束處還記述：史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傳失之不經矣。也就是說，如果把史可法比成文天祥是不實之詞，作為明史本傳，稱史可法是其母親夢見文天祥投胎而生，只能說是一種傳說，不能作為正統的記載，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乾隆皇帝還是一名唯物主義的崇拜者，而不是唯心主義。

（2023年5月30日星期二于三胡書齋6月4日修改于文化活動中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