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丁多少一直衡量家族興衰的重要標準，四世同堂也成為古代大家族的終極追求。以本人視角去計算，曾祖、祖父、父親、自身、兒子、孫子、曾孫七代人之中，相鄰近的四代都可以構成四代同堂。看似簡單，實則很難，因為它還有一個限制條件，那便是每一代成年人都要夫妻雙雙健在，哪怕少一個，都不能算四世同堂。

以古人那只有30幾歲的可憐平均壽命，想要達成四世同堂更是難上加難，即便是貴為帝王，也難以達成這一成就。據統計中國歷史上近500位皇帝中，只有唐玄宗李隆基、宋高宗趙構兩人做到了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劇照

明朝十六帝中只有明太祖朱元璋見到了第四代，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十月三十日，皇太孫妃馬氏就為朱允炆誕下嫡長子朱文奎。可他也只能算四世同居，而非四世同堂，因為正妻馬皇后與嫡長子懿文太子朱標早已去世。四世同居雖然比四世同堂容易實現，可也不是那么好達成的。明代另一個實現四世同居為明神宗朱翊鈞，皇長孫朱由校出生時，其生母李太后依然在世。

可是在大明宗室之中有一個人卻見證了五世同居的盛況，他便是襄陵王朱徵鈐。

求取樂戶

朱徵鈐，生于景泰七年（1456年），為襄陵恭惠王朱范址庶長子，襄陵莊穆王朱沖炑（音mu）之孫，生母不詳。由于是庶出，最初受封鎮國將軍。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初十，襄陵王朱范址薨逝，在位28年，享年78歲，朝廷賜謚曰恭惠。正德六年（1511年）五月，朱徵鈐以鎮國將軍的身份襲封。

《皇明祖訓》雖無郡王庶長子晉封郡王長子的相關規定，可有親王與正妃年及五十無嫡，就可以請立庶長子為親王世子的條款。且有過援引這一條款請立郡王長子的實例。比如正德三年（1508年）四月，魯藩第二代東阿王朱陽鏢，就曾援引這一條款，為庶長子朱當滰請封。明武宗給予恩準。

襄陵王家族以長壽著稱，朱沖炑享壽77歲，朱范址享壽78歲，然而他們的庶出繼承人，卻都以鎮國將軍的身份襲爵，朱徵鈐更是等了整整五年才得以襲封，韓藩那小透明的屬性可見一斑。

平涼古城

平涼，本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二子安王朱楹的藩國。永樂十五年（1417年）八月二十九日，安王朱楹在藩國平涼薨逝，享年35歲，朝廷賜謚曰惠。他去世后，安藩絕嗣而被除國，但安惠王卻被安葬于當地。為此明成祖在裁撤安藩時，對朱楹的身后事做了一定的安排：保留安藩儀衛司的三把手典仗，改稱守墳典仗，由他率一支百人規模的校尉守衛安惠王墳園。

可隨著時間推移，安惠王墳園的祭掃工作越來越懈怠，以至于每每官方祭奠過后，守墳典仗、校尉不得不集資重新進行祭祀。即便明英宗親自下旨制定了祭祀安惠王的禮儀，依然收效甚微。

景泰五年（1454年）八月，對安惠王墳園混亂的祭掃忍無可忍的朱沖炑，憤而上疏朝廷，乞求由他出面重新修繕安惠王墳園，并監督祭祀事宜，獲得明代宗準許。

自景泰五年起，朱沖炑、朱范址父子兩代監督安惠王祭祀事務，一干就是半個多世紀，襄陵王府也因此成為安惠王朱楹的奉祀者。安惠王奉祀家族的身份，讓襄陵王府在諸多宗室郡王之中顯得特殊起來，擁有了一絲高于普通郡王的特殊屬性。

自古禮樂不分家，禮指各種禮節規范，樂則包括音樂和舞蹈。禮是華夏文化的核心，而樂則是禮的孿生子，兩者相伴而生，互為表里。在傳統文化中，所有禮儀活動幾乎都有樂舞相伴，樂舞翩躚（不包括非正統樂舞）必然有相應禮制。因此古人常以禮崩樂壞來形容亂世。

祭祀宗王，是一件事關國家禮儀制度的大事，自然要有相應的樂舞。明代，樂舞由樂戶這一專門表演樂舞的戶籍世代傳承。能否擁有專屬于自己的樂戶，是政治地位高低的象征，宗室之中只有藩王才能擁有樂戶。普通郡王并不能享有這一特權，可他們也有要用到樂舞的時候，此時需要向外借用樂戶。與本支大宗同城者，可以向長史司借取。至于如蜀藩華陽王等與本支大宗別城而居者，則需要向當地官府借取。

唐宮樂舞《大唐皇后》

安藩的樂戶在其薨逝后，已隨同安藩長史司一道被裁撤。故歷代襄陵王祭祀安惠王時，都須向韓藩大宗借取樂戶。正德十二年（1517年），朱徵鈐以祭祀安惠王要向大宗借取樂戶多有不便為由上疏朝廷，請求單獨賜予襄陵王府樂戶。

明武宗這位一心想要策馬馳騁疆場，恢復祖宗榮耀的鎮國大將軍，本就對禮儀不太感冒，對宗室也相對大方。因此得奏，便大手一揮同意了此事。

沒想到，很快就出現了攪局者。次年，朱徵鈐的同族兄弟樂平王朱徵铔援引襄陵王府之例，也上疏求取樂戶。此舉禮部的駁斥，甚至連累用以供祀安王的樂戶也被一并革除。

“正德十二年嗣襄陵王徵鈐，請樂戶祀安王。明年，樂平王徵铔援徵鈐例以請。禮部言：‘親王有樂戶。郡王別城居者，有事假鼓吹于有司。其附親王國者，假樂戶于長史司。’因并革安王供祀樂戶。”（《明史卷一百十八·諸王列傳》）

這種旋得旋失的感受，必然相當不好受，好在很快事情有了轉機。明武宗駕崩后，其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入繼大統。嘉靖二年（1523年），朱徵鈐鼓動時任韓王朱旭櫏共同上疏朝廷，提出恢復襄陵王府樂戶，以便祭祀安惠王。此時正糾纏于大禮議斗爭的明世宗，亟需宗室和朝臣的支持，大筆一揮同意了韓王的請求。

因奉祀安惠王，而獲得獨立擁有的樂戶，讓襄陵王家族坐擁部分親王的特權，也為數十年后韓藩的內亂種下了禍根。

五世同居

朱徵鈐襲封時已年近花甲，人老了各方面精力自然也跟不上，何況他與父祖一樣沒有嫡子，需要為繼承人鋪路。

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時年68歲的朱徵鈐，以自己年耄行動不便為由，上書朝廷，請求讓嫡長孫輔國將軍朱旭橦代行禮儀，獲得明世宗準許。

之所以讓孫子，而非兒子代行禮儀，是因為朱徵鈐的庶長子鎮國將軍朱偕浰，早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就已去世，好在朱偕浰留有子嗣。

涇河：平涼的母親河

順便說一句，朱旭橦也非嫡出，朱徵鈐稱其為嫡長孫，是從繼承權角度而言。“嫡”在古代有兩層意思：一是從生母出身而言，指正妻所生的子女；二是從繼承權角度而言，特指下一代繼承人。只要你是下一代繼承人，在血脈上不管嫡庶皆為“嫡”，不是繼承人，即便血脈上屬于嫡出，也是“庶”。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前五個兒子都是嫡出，可相對于懿文太子朱標一系，不管是秦王朱樉，還是燕王朱棣，就繼承權角度而言都是庶支。所以盡管朱旭橦是庶子，當他成為襄陵王第一順位繼承人時，他就是嫡支。

“甲子……襄陵王徵鈐以年耄不能動履，乞以嫡長孫輔國將軍旭橦代為行禮。許之。”（《明世宗實錄》）

生與死，乃生命存在的必然形式。但“戀生畏死”是人的本性，可一個生命自誕生起，就在堅定地向著死亡“前進”，所以年紀越大越避諱談論生死。古人為擺脫這種宿命感，開始謀求長生不死，渴求永生不滅。對長壽的老者，也有很多優待，比如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中就有“七十者衣帛食肉”之言，清代搞過多次千叟宴。

嘉靖九年（1530年）十二月，明世宗以襄陵王徵鈐、肅王朱貢錝、堵陽王朱同鉣、南陽王朱申鋸等多位宗王年過七十，特地下旨對他們進行獎賞，并派官慰問，以示慶賀。

“辛巳……以肅王貢錝、堵陽王同鉣、南陽王申鋸、長陽王恩鈉、陵川王詮（金夢）、襄陵王徵鈐、慶成王奇湞，各年逾七十，命賜璽書，及給羊酒幣帛。令各府進表，官順赍存問。”（《明世宗實錄》）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表彰的七位宗王之中，前六位屬于同輩，都是各派系字輩中的第三輩，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玄孫，也即是四世孫，當朝皇帝的曾祖輩，唯獨慶成王朱奇湞小了一輩。

嘉靖十一年（1532年）四月，已經77歲高齡的朱徵鈐，因為五世同居家庭和睦，再次受到明世宗的嘉獎。

“庚子……韓府襄陵王徵鈐五世同居。上嘉其親睦，遣使赍敕獎諭。仍賚以羊酒文幣。”（《明世宗實錄》）

由于《明實錄》只提及五世同居，并未說明絕提情況，所以朱徵鈐的這個五世同居究竟涉及哪五代不得而知。

西安鐘樓

襄陵王府大宗一脈過得其樂融融，可隨著支脈人口的膨脹，及大環境的改變，自首封襄陵王朱沖炑傳承下來的忠孝家風也在褪色，嘉靖年間襄陵王府宗室也冒出了不少違法亂紀者。

比如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襄陵王府奉國將軍朱偕泓，因為勾結賊人、私自出城等原因，遭御史喻茂堅彈劾，最終被革去三分之一歲祿，并要求朱徵鈐嚴加戒諭。

再比如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襄陵王府輔國將軍偕浦等人，因朝廷積欠，生活陷入饑寒交迫之中，為此竟擅自離境跑到省城西安討要祿米，御史張珩向朝廷據實以告。明世宗看在事出有因，予以了諒解，令陜西巡撫等詳查其事，以免他們流離失所。

又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十二月，襄陵王府輔國將軍朱偕漙等被罰半年、一年不等的祿米，襄陵王府教諭趙績等交由巡按御史治罪。原因嗎，是因為朱偕漙等聚眾離城鬧積欠。

阿越說

嘉靖十七年（1538年），襄陵王朱徵鈐薨逝，在位28年，享年83歲，朝廷賜謚曰安穆。朱徵鈐總體而言延續了襄陵王府的忠孝品質，除在嘉靖三年（1524年）十一月，因被陜西巡按御史鄭氣彈劾，而受到明世宗切責外，并無其他惡跡，“安穆”這個謚號也說明了這一點。

以郡王的身份獲得樂戶和五世同居，應該是朱徵鈐一生最引以為傲的兩件事，但榮耀的背后多少要付出一些代價。

柳湖公園

襄陵王家族以長壽著稱，三代襄陵王都活到了耄耋之年，這在明代宗室中是相當少見的。不過阿越此前一直強調，家主長壽對繼任者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好些繼承人因此被熬死在半途。襄陵王家族的斷層也在朱徵鈐這一代顯現，作為繼承人的庶長子朱偕浰去世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享年43歲。朱旭橦這位長房長孫于嘉靖十六年（1527年）成為襄陵王長孫，眼看著可以襲爵了，不想將自己生命定格在了嘉靖二十年（1541年），享年41歲，依然沒能成為正封襄陵王。最終由朱旭橦的嫡長子朱融焚襲爵。

至于樂戶的取得，雖然讓襄陵王府有了傲視絕大多數的郡王資歷，可也正是因為樂戶，讓襄陵王家族在他去世后與韓王爆發激烈沖突，引發韓藩動蕩，不得不吞下被取消作為安惠王奉祀者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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