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的“底牌”

美國的對華政策，其實一直是以軍事手段為其“底牌”的。

之前美國在安克雷奇所謂的“從實力地位出發”，其隱藏之意即在于此。

在烏克蘭的沖突如火如荼的時候，美國始終有一部分人認為可以在中國邊上也復制這種模式。按照美國人的預想，一旦軍事沖突在東亞發生，同時配合金融制裁，給中國以致命的一擊。屆時再配合美國主導的產業轉移，完成對中國的最終收割。那時候就如當年美國收割日本一樣，美國可以原地復活而對手則陷入沉淪。

美國在冷戰以后，在長期的單極世界中培養出了一大批的“八旗子弟”，他們就像晚清的那些王爺們一樣，在無知狂妄與軟弱無能之間來回橫跳。

這些美國政治上的“八旗子弟”，他們始終有一種盲目的自信，他們自信的原因就是美國的軍事存在，所以才能在拜登執政后如此展開對華外交。他們沒有感受過抗美援朝與越南戰爭給美國帶來的絕望，他們在蘇聯解體后的單極世界中成為了“溫室中的花朵”。

在沒有壓力也沒有風險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這些美國“八旗子弟”，對日本韓國這樣的“包衣奴才”們吹胡子瞪眼的本事是有的。但是對于中國這樣外柔內剛且是獨立主權的國家，他們就明顯搞不定了。

（滿清最大的亡國之音，就是攝政王載灃的那句“有兵在”）

在他們的戰略設計中，以日本為基地，利用中國的領土主權問題挑動軍事沖突，是他們的最優解。這種方案第一可以將戰火局限在中國內部，第二是可以用日本持續地為沖突輸出軍事物資并在經濟上部分替代中國的產能。

一個合格的戰略設計，是要考慮后手的。比如美國把俄羅斯拖入烏克蘭的“陷阱”，就要聯絡好中東的油氣出口國，以此替代俄羅斯的油氣出口份額，這才能保持全球貿易體系的平衡。但是這次居然是中東趁勢“造反”，逆美國的戰略意圖而來，不增產反而減產。這就暴露了美國這些實操外交的“昂撒八旗子弟”們水平的低下。

巴菲特在九十大壽時就開始布局日本（2020年），買入五大商社的股票，從國家戰略層面上美國人早就搶先下手布局東亞要搞亂臺海。

2022年美國強行搬遷臺積電。2023年一季度巴菲特清空所有臺積電股票。隨后2023年日經指數大漲。

美國的資本實際上是國家的主宰，資本的意志往往可以代表國家的意志。

巴菲特作為“美國國資委”的代表（為什么“捧殺”日本（一）），為什么將日本作為一個重心呢？這是因為在美國的戰略底牌實際上就是日本。

在東亞戰略的設計上，把中國拖入戰火，用日本替代的方案是美國的最優解，因為日本遠比中東國家聽話。而且日本一直都有恢復軍備、重新武裝的野心。所以對于美國來說，日本是既可以威服，也可以利誘的對象。

但是新中國是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的國家，目前為聯合國五常當中唯一一個通過革命建立起的國家。這意味著中國的斗爭策略與戰略意志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降維打擊的存在。

新中國自成立起，歷來在對外的戰略上就是批亢搗虛、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簡單來說就是絕不會按照對手的想法去走，專挑對手的死穴下手；掌握戰略的主動權，確保對手的損失超過其預期。比如抗美援朝，美國想要打到鴨綠江，我們就直插漢城；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你想蠶食西藏，我們就向新德里進軍；當越南想要稱霸中南半島，我們就兵臨河內；香港回歸，英國想要保留治權，我們就否定主權的可討論性；各國搶奪南海領海，我們就直接吹沙造島。這就是所謂的“攻其所必救”，在戰略上的釜底抽薪。

而中方對此的策略就是：戰不戰，在我不在敵。而一旦沖突爆發，中方絕不會按照別人的設想將戰場局限于某一塊區域，不會按照別人設定的“劇本”來做。

二、戰略決心的比拼

2023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在維也納會晤沙利文后，美國媒體就開始熱炒“1.13萬億美元國債換中國和平統一”的議案，這個議題在國際輿論上被擴散，就意味著美方準備把軍事籌碼兌現成經濟資源了。

中方在隨后用實際行動給出了自己的態度。

5月底中方在出訪日本的時候表態：如果琉球獨立或者北海道獨立將怎么辦？

我方的孫建國上將不再和對方糾纏，以平淡的語氣說：

“琉球本來就是中華文化圈的一部分，如果我告訴你它會獨立呢？”

對面的日本議員炸鍋了，立刻否定說“獨立是不可能的！”

孫建國上將回應說：“不不，對沖繩也沒別的意思，換成北海道也行。”

中國沒有和美方掰扯他們的“土地換美債”的異想天開，而是直接去到日本來了一波“換家”，你們日本人不是說“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讓你們看清楚現實，日本想“有事兒”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美方的軍事將領多次想約見中方防長，多次想和中方對話，卻都被中國拒絕。

2023年以來，在美國用武力襲擊中國民用無人飛艇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表示：已經幾個月沒有和中國防長通話了，并希望中方可以安排通話。

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議前夕，美國最高將領，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呼吁和中方對話，馬克.米利表態：“兩國都擁有大量核武器，擁有龐大且有能力的軍隊，可以說，我們肯定處于競爭中，或處于對抗中，但還沒有發生沖突。”他認為，應維持這些關系，維持各層面的聯系，無論是國務院、中央情報局還是軍方層面，都能在危機時期起到緩和局勢的重要作用”。

香格里拉會議之上，中國防長只與美國防長禮節性的握手，卻別無交流。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觀”，在美國形成了一種文官主戰，武官主和的特殊狀態。一般來說，武官主戰，文官主和是一種常見的狀態。而反過來則往往是一種比較“兇險”的情況。比如在明末和清末，都是文官主戰、武官主和的狀態。這是因為武官知道對手的厲害，是通過理性的軍事實力與斗爭態勢得出的結論。一般武官都會希望有立功的機會，但是如果敵人過于強大，難于取勝，自然就會持比較審慎與穩健的態度。而文官不直接參與到軍事指揮當中，對于軍事斗爭的形勢與自家軍事力量的評估難免會有“理論脫離實際”、“主觀大于客觀”的誤區，所以其主戰的態度往往由情緒驅動。

比如在清末，前有翁同龢等清流在甲午主戰，后有徐桐等清流在辛丑主戰，而這些人都是文官，且是在朝野頗有名望的“清流領袖”，學生弟子遍布朝野，既身居高位掌握部分的決策權，又發揮著引導朝野輿論走向的作用，是朝野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他們的作用類似于美國的參眾兩院議員集團，都是以意識形態為紐帶形成的政治集團，掌握著朝野的政治議題節奏，是比較典型的“文官集團”。他們主戰，是因為戰爭一旦開打，就成了軍方的任務，他們不用承擔戰敗的風險，其政治團體也不用承擔戰爭的損失，但是可以撈取名望且收獲人心，所以這種穩賺不賠的買賣自然會搶著做。

在正常的國家中，文官服務于國家戰略，所以他們不會如此公開地為自己的集團謀利益而不顧及國家的決策機制，因為要服從于統一的國家戰略。而在清末這種國家核心力量羸弱的狀態里，文官集團失去了整體的協調性，所以就會與軍方爭執而意見向左，這本質上是一個國家戰略決策能力下降的表現。

但是軍方不一樣，即便是在清末，北洋水師的李鴻章與小站新軍的袁世凱也是熟知軍事專業知識，能夠對軍事斗爭態勢理性分析的。他們知道開戰是很可能會戰敗的，所以這些軍方人士基于軍事實力自然就會“主和”。因為他們是主要的戰爭責任承擔方，戰敗的風險會打消他們立功的進取之心，讓理性的判斷來做決策。

美國如今這種詭異的轉態，就是議員等“文官集團”們主戰，比如佩洛西作為“美國清流領袖”就不斷拱火；而美國的軍方，則相對穩健與慎重，表現出“主和”的態度。這種狀態實際上在戰略決心上就已經落了下乘，因為這種文官武將意見相左，互相拿錯劇本的模式，是走向戰略災難的前奏。

三、暴露的底牌與懸崖上的美國

在美國的一系列的軍事訛詐之后，美國的底牌實際上已經暴露：

那就是一旦中國把打擊范圍擴大到日本，美國就不具備對中國發動軍事行動的選項。因為從世界分工的角度講，如果美國同時失去中國與日本這兩個工業品出口大國，那么其商品需求將無法滿足，美元的價值會遭受毀滅性打擊。而且美國的軍事力量根本沒有在東亞戰場上的優勢，戰爭的結果很可能會不利于美國。為了一個勝負難料的戰爭，而去冒著失去美元霸權的風險，這是一條“完美失敗”的戰略道路。

在軍事底牌被中國摸清楚之后，美國無疑是處在了戰略的劣勢當中。

基辛格就認為：目前中美之間沒有任何兜底機制，已經站在懸崖之上。

這就是布林肯訪華的原因，既然軍事底牌實際上已經被中國破解，那么只能承認失敗，這也是新加坡的外交官在布林肯訪華之后稱其為“可憐的布林肯”的原因——自安克雷奇以來拜登政府對中國進行“軍事訛詐”的路線自此宣告失敗。

而耶倫的來華，則是美國“軍事牌”廢了之后又開始打“經濟牌”的標志性事件。本想著靠軍事恫嚇讓中國去買美債，結果被中國用戰略決心試出了“底牌”，反而把自己逼上懸崖。

如今只能強行靠耶倫來跟中國談經濟。沒有了“大棒”的美國這回只能用“胡蘿卜”來跟中國談價錢了。

中國自始至終都是全球化體系的建立者之一，也是冷戰中最重要的兩個戰勝國之一。在整個全球化體系中，雖然美國目前是“董事長”，但是其實力的占比并不能一家獨大，在中美之外是大量坐觀成敗的區域強國，他們決定了這場中美博弈的最終結果。而被美國PUA嚴重的西歐國家紛紛陷入到“麻煩”之中，多個主要國家的極端勢力開始做大，正在向“西歐劇變”的劇本不斷演進。而接受了中國體系的中東國家則不斷消弭分歧達成一致。（“西歐劇變”正在醞釀之中）

在這個關口，中美關系的松一點或者緊一點并不是關鍵，中國的工業體系與美國的金融體系哪個能容納更多的重要國家，才是這次中美“全球化董事會”之爭的核心變量。對于世界來說，到底是實在的“貨”更重要還是虛擬的“錢”更重要，這個答案才是未來二十年中最核心的問題。而這個答案，才能決定了中美之間的最終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