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淡忘的嶺南畫派“驍將”——方人定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作品

方人定（1901—1975年）

方人定（1901—1975年），現代著名書畫家。幼名四欽，復名士欽，廣東中山市沙溪人。歷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美術部教授、廣東畫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州市政協常委等。他的作品曾入選全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美展，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沈陽美術館、廣州美術館等收藏。著有《方人定畫集》。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作品

方人定：革故鼎新再造國畫

文︱夏和順

方人定是嶺南畫派第二代中的重要人物，是杰出的中國畫人物畫家。

2011年，方人定110周年誕辰紀念畫展在廣東畫院舉行，方人定的作品再次進入當代人的視野，并引起廣泛共鳴。

嶺南文史學者黃喬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方人定對中國畫的最大貢獻，在于其一生探索不斷，崇尚革故鼎新，他敢于否定，勇于創造，因此為世人留下諸多佳作，也留下了見解獨到的畫論。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作品

棄法從藝

方人定原名士欽，1901年出生于廣東香山沙溪一個華僑家庭。他在六兄弟中排行第四，三個哥哥都在美國舊金山當勞工，節衣縮食寄錢回來，供方人定讀書。

方人定也很爭氣，20歲時他考入廣東法政專門學校，兄弟們希望他能夠當上法官。

1924年，方人定考入廣東法官學校高等研究部，但讀至畢業而面臨就業時，他突然感到當法官不符合自己個性和愛好，他說：“法者，威民之具，民不畏死，而約以繩墨，非至治之道。身游法中，非有我也。”遂將所有法律課本、筆記、資料書籍付之一炬，而立志獻身藝術，絕不回頭！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作品

方人定自謂其青年時代“沉迷詞章之學”，后來是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知道文章也要革命，遂拋棄此業。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作品

他選擇了以繪畫作為終身職業，從15歲始，方人定就開始臨摹古畫，1923年，還在廣州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時，課余到高劍父開辦的春睡畫院習畫。

立志從藝后，他專門跟高劍父學畫6年。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作品

楊柳岸曉風殘月

嶺南畫派畫家，藝術觀點不盡相同，即使高劍父、高奇峰兄弟間也有分歧。

方人定畫人物是受高奇峰啟發，而且是反面的啟發。

高奇峰有《曉風殘月》一幀，畫一只蒼鷺橫飛，背景是殘月衰柳。

方人定睹此畫作，想起柳永的“楊柳岸曉風殘月”名句，他認為這幅畫假如畫一個人來表現，即使是古人，也比畫花鳥更有詩意。從那時起，他認定國畫的前途應以人物畫為主。

方人定認為，在與他同樣年齡的國畫家中專畫人物畫的極少。

他曾說：中國古典詩詞都是以描寫人事為主，繪畫也應如詩詞一樣以人事為主。

可惜中國畫的人物畫自宋以后，畫的人漸少，尤其是文人畫興起后，以筆墨淋漓的花鳥畫枯木竹石之類為主，幾百年來人物畫法幾乎中斷，許多專攻此道者覺得困難。

方人定還認為，在舊社會，畫家以賣畫為生，畫一幅人物畫工作過程復雜，時間很長，而鑒藏家又不喜歡收購，所以沒有人從事此道。

方人定后來自我總結，他是靠外匯為生，不急于賣畫，所以有時間來畫。

他的作品主要描寫現代人物，除了以線條為主外，色彩也極豐富，變化多樣。

取西洋畫、日本畫之長

從高劍父學藝5年后，方人定于1929年秋赴日本留學，歷時6年。

他先后在川端畫校、駿河臺繪畫研究所、日本美術學校，專攻西洋畫，學習人體素描，以便為畫人物打好基礎。

在日本，他還研究了日本畫及日本繪畫史，知道日本畫本來就是中國畫，明治維新之后，蒼江覺三、菱田春草等去巴黎考察美術，回國后創辦東京美術學校，提倡吸收西洋畫之長處，改革日本畫，因而才有近六七十年來的日本畫風。

方人定向日本的藝術家們學習，然后將中國畫、西洋畫和日本畫的藝術方法熔為一爐。

雖然日本畫吸收了西洋畫方法，但方人定認為日本畫的行筆線條比不上國畫，于是極力研究國畫傳統的人物十八描，反復練習，所以他的人物畫中，線條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再造”新國畫

早在1927年，方人定的作品即參加過比利時萬國博覽會并獲得金獎。

從日本回國后，方人定于1937年以抗戰為題材作國畫共50幅，并于次年在香港舉辦個人畫展，他在畫展前言中寫道：“梁任公題陸放翁詩集詩：‘詩道千年靡靡風，兵魂消盡國魂空。

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國畫都是些剩水殘山，翎毛花卉，亦畫道千年靡靡風也。

余今以抗戰為題材，炮火連天，庶無靡靡之風歟？”意欲振興頹靡的國畫。

方人定本欲到大后方去，但結果“走錯了路”。

1939年，他開始游歷美國，參加金門博覽會美術展，并在舊金山、洛杉磯、紐約等地舉辦個展。

1941年，方人定從美國歸來，在香港組織再造社，提倡國畫改革。

他希望與再造社同仁一起，在藝術發展道路上，有更廣闊開放的藝術觀念，有突破現有藝術的獨創精神，“再造”新國畫，擴大現代人物畫規模。

他認為，面臨抗戰烽火，對大自然景色、魚蟲鳥獸狀態的關懷，遠不如反映人、反映民族生存狀況重要。

“每天浪費多張宣紙”

抗戰勝利后，方人定從香港回到廣州，曾任廣州市立藝專教授、國畫系主任。

1949年后，他歷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美術部教授、廣東畫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州市政協常委等職。

方人定晚年，也時常感覺痛苦，他曾在一份自傳中寫道，“終以未能描寫重大題材，沒有突出政治而寫作為憾”。

他以書法慰晚年，卻自謙“每天浪費多張宣紙”。

從1953年直至“文革”，方人定主持“廣州國畫座談會”。

除“反右”時暫停外，每月一次，從未間斷。

該座談會強調不分派別、無門戶之見，有時參加者多達五六十人，成為一時美談。

1956年3月，廣東省美術家協會成立，原擬安排方人定擔任副主席，方人定堅辭，反而推舉自己曾經的論敵盧振寰當副主席，自己只擔任理事。

廣州成立文史館，安置一批名流。

有人建議讓方人定的愛人到該館任職，方人定卻說，還有一批畫家工作生活無著落，比自己家困難得多，應該把名額讓給他們。

直到方人定于1975年逝世，他的妻子才進了廣州市文史館。

學者型的畫家——方人定

文︱蘇小華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廣東美術界一個異常活躍的時期：1922年4月26日廣州市市立美術學校的成立，將西洋畫作為學校的主要科目，并將美術史作為必修課，一改私塾師傅帶徒弟的單一教育模式：留歐、留日學生的回歸，帶回了新的思潮新的技法；各路精英思想火花的碰撞，都為廣東畫壇注入了一股勃勃生機，其中的“方黃之論”便是其中精彩的一場辯論。

“方黃之論”中的“方”指方人定。1926年，25歲的方人定寫了篇《新國畫與舊國畫》的文章發表于《國民新聞》報上，提倡國畫革命，主張寫生，主張“折衷東西”，把東方繪畫和西方繪畫的長處“一爐而冶”，批評舊國畫的因循守舊，逃避人生。文章是高劍父授意寫的，代表了以高劍父、高奇峯、陳樹人為首的“折衷派”(嶺南派)的觀點。因而方人定還有折衷派“宣傳部長”之稱。

文章在嶺南畫壇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的另一個美術社團“國畫研究會”認為方人定文章的矛頭是針對他們，年少氣盛的黃般若立即起來應戰，一來一往，在報上你一篇我一篇，持續了約有半年的時間。

雙方通過文章的辯論，對中國畫的前途命運都作了思考，都有了新的認識，對廣東畫壇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方人定于1921年至1926年，先后攻讀并畢業于廣州法政學校和廣東法官學校高等研究部，這樣的學歷，完全可以順利地通向官場。

但他并未順著這條路走下去，而是在就讀法官課程的同時，就進入春睡畫院“春睡”，做起了畫家的夢，從高劍父學畫六年，又于1929年至1935年間，兩次東渡日本，主攻人物畫。

不能絕對地說，國畫中的人物畫創作，要比其他科目，比如山水花鳥難，畫得好的花鳥山水同樣不易，但人物畫的創作，確實要顧及的因素比其他科目來得多一些，比如主題。縱觀方人定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畫得好的都是帶有主題性的創作，如作于1932年的《歸獵》。

《歸獵》的構圖頗具匠心，畫面的主角是一只黑白相間的狗和人物手中的獵物，而把認為不必要的人物的上半身完全舍去，這樣的處理完全是出于主題的需要。

畫面色彩濃烈，技法帶有較重的日本味。

作于1955年的《早晨》、1956年的《伺養員》、1959年的《最堅強的人》和1963年的《華僑農場所見》、《旱年不旱》等，是反映新社會新生活的題材。

有的作家和畫家，五十年代后基本創作不出作品，或者非常痛苦地寫出和畫出些與其原來水平相差甚遠的、言不由衷的作品，而方人定似乎就少一些這類痛苦，也許和他學法律有關，感情傾向較入世，從二、三十年代開始的創作，他就主張面向生活、反映生活，這似乎和新中國的文藝政策不謀而合。從他的一貫創作中，也可看到，主題性的創作，同樣可以創作出永恒的好作品。

論方人定其人其畫

文︱黃篤維

著名畫家方人定，像他這樣在畫壇中默默耕耘半個世紀而作出貢獻的畫家，值得人們懷念和尊重。

我認識方人定四十年，解放前高劍父主持廣州藝專時我們曾共教于該校，解放后在華南文藝學院也是同事，既是摯友又是鄰居。

三十多年來日夕相處，談藝論畫，我作為后輩向他學習了不少東西，因此有關老方的為人及其藝術我是比較了解的，概括地說方人定不愧為我國當代人格高尚出色的畫家。

他一生苦心追求藝術，早年曾畢業于法政學校；由于淡薄功名利祿，決心棄官從藝，即使碰到什么生活困難也動搖不了他向往藝術的意志，故半個世紀以來歷盡人生滄桑，不求名利而專心致力國畫創作。

在當時陳陳相因風氣的畫壇里，他以大膽革新的面目出現，不遺余力進行中國畫的改革。

二十年代末期他曾學畫于高劍父門下，是嶺南派最早弟子之一。

三十年代初東渡日本學習西洋畫，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改革的精神影響，回國后又值新文化運動興起，于是老方不怕別人攻擊，致力中國畫的改革更具有信心了。

他主張要有分析地學習傳統精華，而又不排斥吸收西洋繪畫的長處，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傳統與革新，他是這樣想的，也這樣本著這個宗旨進行藝術實踐。

他極力反對當時流行的“四王”遺風，而主張繪畫要賦予時代精神，要有作者的獨特性，故在研究傳統繪畫的同時，更多著重面向社會生活和各方面的修養，所以在他歸國后時值“八一三”事變進而抗日戰爭開始，國家的命運、人民的苦難，激發起畫家熾熱的感情，于是他揮動畫筆寫出大量反映當時人民遭受災難生活的畫幅，如“雪夜逃難”、“戰后的悲哀”、“行行重行行”和“大旱之年”等作品都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寫照，表達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這樣的畫作在三十年代出現是罕見的，故曾引起人們注目，議論紛紜。

攻擊者有之，稱贊者有之，這對老方來說是不重要的，他不為攻擊者所赫倒，又不受那些贊美之詞而飄飄然，只是下定決心闖自己的路子。

解放以后方人定曾負責國畫座談會的工作，他打破門戶之見，團結廣州的國畫家，定期學習研究，觀摩作品并經常深入生活進行寫生，為開創中國畫新風做了大量工作。

廣東畫院成立后任命為副院長。

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下，方人定有了明確指導思想，其創作更為旺盛，可說是他的黃金時代，作品風格更加鮮明，如果說藝術是生活的反映，那么建國以后的新生活促使老方畫風的轉變，在他畫面出現的不是那些沉郁的氣氛，而是充滿歡樂高昂的景象。

他贊美勞動人民的幸福，頌揚美好的新事物，由衷的熱愛祖國，熱愛新生活，因而他的作品更具時代精神。

如五十年代所作的“勞動之后”，“飲馬”兩畫，通過生活側面寫出勞動的愉快，他并不著意描繪勞動過程，而表現休息的瞬間，這種詩情畫意境界，給人以聯想而更富藝術感染力。

在“早年不旱”一畫也是異曲同工，深刻地反映出人定勝天，而不是過去所寫的“大早之年”的人物站在田野上聽天由命。

雖然同是寫早年，但他卻反映出兩個不同的歷史時代。當時老方雖人花甲之年，他仍孜孜不倦的努力學習，精益求精，并經常重視深入生活，我曾與他一起打著背包到過平沙農場、新會鄉村和東莞的災區。

他的畫來源于生活，繪畫的形象出于內心感情，即令到中山紀念堂聽完四川殘疾人的音樂會后，他受到極大感動而揮毫寫出“最堅強的人”的畫幅，這一女演員的形象給人以美感和力量，他借演唱形態，目的是贊美這殘廢軍人美好的心靈。

1960年所作的“耕罷”一畫，也是一幅成功的作品，作者也以細致筆調刻畫正在耕罷休息中的水牛形象，一只雄雞在牛背上振翅飛動，這種現象在農村中常見到的，然而作家以平凡的事物生動地反映農村的生活，畫面樸素無華而耐人尋味，這樣的表現手法可謂無聲勝有聲。畫展中令人觸目的是“琵琶行”和“西廂記”兩組畫。

方人定以多年的苦心經營，反復推敲才完成這兩組畫作。每個畫面都體現出作者嘔心嚦血。從經營位置到線條運用以及色彩的渲染都十分講究，富于詩情畫意：也可以說是無聲的詩。

這樣高的藝術技巧特別優美而有力的線條，在當前表現歷史題材人物畫方面是少見的，應該說是老方的力作。他不僅在繪畫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而且對書法、詩詞造詣甚深。

方人定兄的藝術之高超為人所公認，但畫格離不開人格。

常言道：畫如其人。

對方人定來說更是如此。

在舊社會方老一向清高淡薄，從不阿諛諂媚，不拜到達官貴人門下。

我在一九四六年在廣州看他的個展時，作品全部非賣，即使有人求他賣畫也遭拒絕。

解放后生活安定得到較好的創作條件，更無所求，只有埋頭創作。

他作品參加全國美展展出后，國家美術館擬收藏他的作品，雖然報酬極少，但他卻樂意接受，作為國家和人民對他最好的獎賞并感到極大的安慰和鼓舞，這充分顯示出方老品德的高尚。

他生前最討厭那些以藝術作為手段而求名牟利出風頭的無恥之徒。

而對一些有志致力于藝術的青年卻十分熱情相待，毫無保留的將其畫藝經驗傳給后學。他不但教畫且首先教人。這種嚴肅認真誨人不倦的精神為人所感動永不忘懷，所以他去世后人們深深懷念他。

我作為老方的摯友，為了對他的尊敬，每年清明時節我總是默默地在他骨灰盒前行禮，獻上一束花表示對這位甘為孺子牛的畫家的敬意。

這位可敬畫家雖然已經去世了，然而他的藝術和他的品德是永垂不朽的。

更令人感動的是，他生前沒有得到什么名利，其作品也很少受到頌揚，但在臨終前，他還鄭重的叮囑夫人千萬不能將他的畫出賣和散失，全部作品要交給國家保存。

人民扶養畫家成長，畫家的作品歸于人民。

這樣高尚的人格是何等的偉大啊！老方死后可謂兩袖清風，留下唯一的兩箱數以百計的畫卷，這不是比什么財產更為寶貴嗎？人民的畫家，他的精神永生，文采風流今尚存。

相信人定兄在九泉之下亦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