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陳耀杰

圖文未經授權不得擅用

展覽名稱：“交融匯聚——新疆精品歷史文物展”

展覽位置：中國國家博物館南4展廳

展期：2023年6月16日舉辦開幕式，次日起對公眾展出

指導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

主辦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文物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博院

協辦單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孜爾石窟研究所、吐魯番博物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博物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館、和田博物館、瑪納斯縣博物館

2023年6月16日，“交融匯聚——新疆精品歷史文物展”在國家博物館開幕，并向公眾展出。

展覽分為“亙古悠長”“萬里同文”“互鑒融通”“交相輝映”四部分，展出新疆精品歷史文物209件（組），其中一級品達52件（組），包括彩陶、青銅器、玉器、金器、木器、錦繡服飾、簡牘文書、毛罽氍毹、繪畫雕塑、印章錢幣、碑銘刻石等新疆文物主要品類。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新疆地處我國西北邊陲、亞歐大陸腹地，作為絲路重要廊道，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交融匯聚之地。先秦時期，新疆地區就同中原地區保持著密切聯系。自西漢設立西域都護府以來，新疆地區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從此拉開了歷代中央政府設官置府、疆理西域的歷史大幕。在長達數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歷史中，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開拓了中國的遼闊疆土,共同締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展覽遴選新疆地區相關文博單位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新疆精品歷史文物209件（組），其中一級文物達52件（組），約占1/4。包括彩陶、青銅器、玉器、金器、木器、錦繡服飾、毛罽氍毹、簡牘文書、繪畫雕塑、印章錢幣、碑銘刻石等新疆文物主要品類。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重點文物包括虎紋圓金牌、八龍紋金帶扣、箜篌、藍地人首馬身紋緙毛布、人首微笑牛頭陶飲器、《論語·堯曰》古注本(《孝經義》)、《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殘卷、伏羲女媧絹畫、樹下美人圖絹畫、清人平定準噶爾圖卷等，不勝枚舉，這些精品文物蘊含豐富歷史文化信息，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體現絲綢之路上文化的交流互鑒，異彩紛呈。

展覽通過展示新疆歷史事實、考古實物、文化遺存，讓文物說話，讓歷史發聲，實證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區，展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壯闊史實。通過展覽，觀眾可以更深入認識到新疆歷史是中華民族交往中形成的歷史，新疆各民族命運始終同中華民族整體命運緊密相連，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終扎根中華文明沃土，中華文化始終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靈歸宿和精神家園，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

展覽分為四個部分：亙古悠長、萬里同文、互鑒融通、交相輝映。

一、亙古悠長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先秦時期，新疆地區就同中原地區保持著密切聯系。多學科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新疆地區發現的彩陶器、玉器、金屬器、玻璃珠飾、金飾品、絲綢等珍貴文物，昭示了新疆與中原間的物質文化和技術、人群的交往交流，同時實證了商周時期新疆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作用。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二、萬里同文

從漢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內的廣大地區統稱為西域。自漢代開始，新疆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開拓了中國的遼闊疆土，共同締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國多民族大一統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奮斗造就的。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新疆出土的簡牘文書、印章錢幣、碑銘刻石等重要文物，是國家治理和統轄新疆的力證，是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荊斬棘，共同開發祖國錦繡河山的銘記，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

三、互鑒融通

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區就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是東西方文明交流傳播的重地，著名的絲綢之路在此將古代中國和世界聯系起來，使其成為多種文明的薈萃之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百年考古和歷史研究成果揭示，這里多元文化薈萃、多種文化并存，兼收并蓄、精彩紛呈。中原農業生產技術、禮儀制度、漢語書籍、音樂舞蹈等在西域廣泛傳播，琵琶、羌笛等樂器由西域或通過西域傳入中原，天山南北的許許多多的綠洲城郭和草原汗庭，匯集了來自內地的漢人，還有貴霜、安息、大宛、康居、天竺、波斯、康國和安國等地形形色色的遠方來客，其中有使者、戍卒、商賈、僧侶和移民。

漢唐錦繡服飾、毛罽氍毹、生活器用、樂舞文娛、繪畫雕塑等遺珍，胡風漢韻和殊方風物匯聚，再現了各民族文化互鑒融通、絲綢之路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長卷。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長期交流交融，既推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發展。

四、交相輝映

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史，各民族共同書寫了悠久的中國歷史，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歷史上，漢語言文字是我國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使用的通用語言文字，各民族古文字和漢字一起組成了中國文字的百花園。

絲綢之路上思想的交流、文化的借鑒、宗教的傳播，形成多教并存、交融并存的歷史特點和主流；多文化藝術為后世留下了風格各異的文化寶庫。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新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貢獻。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中華文化歷久彌新，這是今天我們強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展覽現場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余冠辰

中國國家博物館作為代表國家收藏、研究、展示、闡釋能夠充分反映中華文化代表性物證的國家最高歷史文化藝術殿堂，歷來高度重視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切實發揮博物館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場所作用，不斷促進各民族間文化認同。衷心希望廣大觀眾通過本次展覽，能夠真正認識到新疆歷史是中華民族交往中形成的歷史，不斷增強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團結一致，勇毅前行，以實際行動共同描繪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絢麗長卷。

此次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指導，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文物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博院共同主辦的。

重點展品精覽（圖文資料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提供）：

虎紋圓形金牌飾

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直徑約5.3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金牌飾用圓形模壓捶揲的方法制出一只凸起的老虎紋樣，整體卷曲成圓形，虎前體作曲立狀，昂首呈起躍式，肩部和臀部裝飾螺旋紋，飾有飛翼，后肢朝上翻轉，極富動感，屬于典型的歐亞草原風格的紋樣。

銅武士俑

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通高40.6厘米

1983年新源縣71團漁場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武士俑是用紅銅合磨鑄而成。他頭戴頂附彎鉤的高頂遮沿帽，上身赤裸，腰間系短裙，左腿屈起，右腿下跪，雙手環握，拳心相對，拳眼向上，手中各有一孔管，原應該有物件插入，雙目凝視前方，顯得威武有力。其形象很有可能是生活在新疆地區的塞人，作為游牧民族，塞人在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橋梁作用。

箜篌

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音箱寬12厘米、通長75厘米、高28厘米

2003年鄯善縣洋海墓地出土

吐魯番博物館藏

箜篌音箱頸和頸頭為一根圓木挖削成為一體，頸頭鑿孔裝弦桿。音箱長方形，底部中間有圓形發音孔，箱尾呈船鴕形，頸和音箱厚度相等，頸頭略寬扁，孔中插弦桿，弦首有明顯的五道系弦的痕跡。

八龍紋金帶扣

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長9.7厘米、寬5.9厘米

1975年焉耆回族自治縣黑疙瘩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金帶扣方尾圓首呈馬蹄形，扣孔窄小，扣舌較短，靠近前端有環孔，并裝有活動扣舌，用以扣住腰帶。金質模壓捶揲成型，鑲嵌多顆寶石。扣面凸顯1條大龍和7條小龍，設計繁縟，制作精湛八龍紋金帶扣體現了漢朝對西域的統治權威，是“新疆自古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實物明證。

此類金帶扣流行于漢晉時期，出土龍紋帶扣的地區既是該時期中原王朝的郡地，如焉耆國、樂浪郡，也是漢文化的影響地區，受中原文化影響出現漢式穿云、浪龍、群龍紋不足為奇。以龍紋輔以掐絲、金珠等細金工藝，配“青碧、閔瑰”的寶石鑲嵌手法，應是受到北方草原民族金銀工藝的影響。

“君宜高官”銘文銅鏡

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直徑12.3厘米

1959年民豐縣尼雅遺址夫妻合葬墓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鏡圓形，橋鈕。鏡緣呈內斜的寬邊，邊緣與中間凸起的同心圓之間恰好形成凹槽。同心圓內飾兩組圖案：外圓是八個聯弧，聯弧間點綴小圓紋；內圓是圍繞鏡紐翱翔的四只蝙蝠紋，蝙蝠之間嵌“君宜高官”四個小篆漢字。紐孔內穿絲帶。銅鏡出土時裝在繡花的綺套內，放在藻奩的最上層。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有類似形制的“君宜高官”銘文鏡出土，洛浦縣山普拉、尉犁縣營盤等亦發現有漢式銅鏡，表現了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

瓜州都督府給西州百姓游擊將軍石染典過所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長78厘米，寬28.5厘米

1973年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該過所記述了石染典主仆3人，從安西到瓜州經商之事。“過所”沿途已經懸泉（今甘肅敦煌市懸泉置遺址）、常樂（縣治今甘肅瓜州縣馬圈古城）、苦水（今哈密市苦水驛遺址）等處守捉官驗查過?！斑^所”上首處蓋有“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間三處蓋有“沙州之印”，尾部蓋有“伊州之印”。

本件為兩份過所，一份由石染典攜帶著由安西都督府發給的過所去瓜州進行貿易，“市易”結束后，他要返回安西，請求瓜州都督府發給他的過所。第二份過所是石染典在沙州領到的，說明他在沙州貿易后又要到伊州進行“市易”。從這份文書看，出入境商人申請“過所”，必須申報同行人、攜帶行李貨物商品情況、經過鑒證、勘查“過所”，方可通行，并可入市交易。不僅生動展示了當時絲綢之路貿易過程和手續，也證明了當時唐代中央政府的政令得到了有效地推行。

土爾扈特銀印

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

長10.8、寬10.8、高9.8厘米，重4.4千克。

1962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蘇市征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方形，鑄有蹲獸印鈕。蹲獸后足卷縮，前足支持地面，腹下空洞為鈕穿。獸有眉眼及雙耳，身上的毛皮為塹出。造型機警精巧，頗具動態。官印用滿蒙兩種文字刻出印文、監造機構，鑄造年號及編號則僅用漢文楷書刻于印側。

這枚印章是清政府對東歸的土爾扈特蒙古諸部首領封爵賜印的歷史物證。土爾扈特部是我國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爾扈特部在渥巴錫汗的率領下，沖破沙俄的重重阻撓，歷盡艱辛，萬里跋涉，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清政府封賜渥巴錫“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之印”, “烏訥恩蘇珠克圖”意為“忠誠、忠順”“卓里克圖”意為“英勇、勇敢”，全印文就是“忠誠的舊土爾扈特部英勇之王”。其他東歸蒙古首領也分別封爵賜印。該印即為其中的“烏訥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北路盟盟長之印”。

藍地人首馬身紋緙毛布

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長116厘米，寬48厘米

1984年洛浦縣山普拉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原為一大型壁掛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條褲子，兩褲腿已分離。圖案為“馬人”，在藍色地上，由四瓣花組成的菱格內，織出人首馬身的“馬人”。雙手持一長管樂器作吹奏狀，身披獸皮向后飄揚；下部是在紅色地上顯出手持長矛的武士形象，武士深目、高鼻、厚唇，黑發曲卷垂肩，身著飾花帶的紅長衣。這種公元前后由西方傳到新疆的緙毛織物所采用的通經斷緯的織造技術，對中國唐宋時代緙絲工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煙色狩獵紋印花絹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長44厘米，寬29厘米

1973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織物為多塊拼對復原,存左幅邊，平紋地。主圖案為一頭向右奔跑狀馬，上騎一回首射獅狩獵者,馬后為一立狀張牙舞爪獅子,獵狗追兔,獵鷹捕鳥,以及植物環繞狩獵者。整個畫面生動寫實,氣氛緊張。馬的頸后部有烙印,應為當時官馬的標記。圖案上下連續,左右對稱，反映唐代上層社會狩獵活動的一種情景。采用夾纈花板印花，先染絹為煙色,用模板夾緊織物,涂漿劑,除去深色,遺有淺白或淺黃色圖案，洗凈漿劑即為成品。這件典型的帶有薩珊王朝風格的狩獅風格織錦是絲綢之路上多種文化因素相互演化的結果。

人首微笑牛頭陶飲器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高19.5厘米

1976年和田市約特干遺址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陶飲器上部分是平寬沿口，人首，下部是牛頭式小圓孔。人首戴高頂螺帽，額廣眉隆，鼻梁堅挺，上唇上的胡須外展卷翹，厚唇似合非合，面帶微笑，下頜長須呈波紋。牛頭接緊人首頸部，微微上翹。牛角豎立攏圓，牛眼圓瞪，牛嘴撮攏成小圓。飲器上下兩部分內腔相通。

這種飲器造型源自來通（Rhyton），即一種末端采用動物（或人形）的角杯，來通是小亞細亞和地中海地區常見流行的飲酒器具，反映了絲綢之路東西方之間的交流。

鑲嵌紅寶石金面具

北朝（公元439年—581年）

高7厘米，橫16.5厘米，重245.5克

1997年昭蘇縣波馬墓地出土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博物館藏

金面具稍有變形，面具從中線分為左右兩半，錘成型，拋光后對合焊接，然后用小鉚釘鉚合而成，面孔呈方圓形，闊面，濃眉，圓目大眼，唇微啟，八字須，口、鼻、目及面頰系錘揲成型。眉毛粗長，呈柳葉形，系用金和紅寶石鑲嵌而成。眼部用兩顆圓形大紅寶石為睛，系用鑲嵌工藝嵌入眼眶內并且鉚接于眼眶上。面具素面有光澤，形象威嚴莊重。

綠地對雞對羊燈樹紋錦

北朝（公元439年－581年）

長24.5厘米，寬21.8厘米

1972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此錦組織為夾緯經二重平紋織物，殘存為織物的半幅?？椢锫猿书L方形，一側有完整的織物幅邊，織物以綠色為地，顯白色、紅、黃色花紋。從殘存看，全副為對稱兩列橫式紋樣。圖案以燈樹為主體。樹的基干如臺座，枝葉呈塔形，六只燈分三層作塔式排列。宛似帶笑的人面，周邊顯白色光芒。燈樹上部空隙填以向樹而立的對雞，樹下面兩側為伏臥的大角雙羊，羊的頸部系綬帶。取諧音“吉祥如意”。該錦色彩鮮艷，紋飾圖案對稱，具有多元文化特征。

變體寶相花紋錦云頭錦鞋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長29.7厘米，寬8.8厘米，高8.3厘米

1968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此雙錦鞋，采用唐代最典型的變體寶相花紋錦組成鞋面，以黃色錦作地，其上織藍色變體寶相花紋。鞋里用料為暈裥絳式綾。鞋底用線納成，內襯黃色菱紋綺底墊。鞋的結構為大方圓口，鞋臉前口邊沿縫綴三個小錦鼻，并用兩根錦襻依次貫穿鼻孔連於后幫，以便穿著時束約鞋口。其造型的最大特點是鞋首以同色錦扎起翻卷的云頭，內蓄以棕草，鞋頭高翹翻卷，形似卷云，男女均可穿著。這雙鞋保存完好，造型古樸，設計合理，是研究唐代制鞋工藝的重要遺物。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殘卷

晉代（公元266年—420年）

長72厘米，寬22厘米

1965年吐魯番市英沙古城外佛塔內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該文書殘存40行，約570字，中有殘缺。文書出土的陶甕中還有寫本佛經殘卷十三種、樺樹皮漢字文書、梵文貝葉兩片和回鶻文字木簡等文物。殘卷起自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劉備帥軍伐吳，至吳黃武元年（公元222年）九月，魏伐吳，權“卑辭上書”，及魏文帝曹丕面書上。

景龍四年卜天壽抄《論語鄭玄注》

唐 景龍四年（公元710年）

長538厘米，寬27厘米

1967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吐魯番博物館藏

此件文書為“唐景龍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里義年”僅12歲的學生卜天壽書寫，內容為《論語》中《八佾》、《里仁》、《公冶長》三篇，以及《為政》部分卷末還寫有《三臺詞》《千字文》和其它詩句等。有意思的是，這位12歲的學生卜天壽，在做完作業后，還寫下了兩首充滿童趣的絕句，詩云：“他道側書易，我道側書難。側書還側讀，還需側眼看。”“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生動刻畫出了頑童心理。這些隨手寫下的文字使得這個卷子不再是冰冷的古籍，反而充滿著人類心靈史今古相接的鮮活氣息。從文獻角度看，《論語鄭玄注》在唐以后就失傳了，雖然20世紀以來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論語鄭玄注》殘本，但卜天壽的這個抄本是這些殘本中保存較好且最長的卷子，為古代民間書法藝術以及儒家經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現已列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開元四年寫本《論語》鄭氏注殘卷

唐代（公元716年）

1964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這件由高昌縣學生賈忠禮《論語》手抄本的其中一部分，這一唐寫本包括《論語》第二卷的《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等篇的殘卷。從書體上看，為正書小楷，結構合理，筆法穩健，端莊秀麗。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多件《論語》抄本，其中大多為官、私塾教材課本學生抄本，說明唐代西域雖然是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帶，但依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

伏羲女媧絹畫

唐代(公元618—907年)

畫芯：長226厘米，上寬105厘米，下寬79厘米

1964吐魯番市阿斯塔那19號墓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此畫上彩繪伏羲女媧上身相擁。畫面中伏羲，頭戴網幘，上身穿紅色“V”字領寬袖上衣，左手執帶墨斗的矩尺；女媧發束高髻，身穿“V”字領寬袖衣，右手執規。二人共穿飾有白色橫條紋的紅色花裙，兩尾相交，高鼻深目，頗具胡風。二人上方有太陽，尾下是月亮,兩邊是星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形象是兩漢喪葬藝術中常見的題材，吐魯番出土的伏羲女媧圖應是隨著文化交流而傳入西域的伏羲女媧題材的延續。

伏羲女媧麻布畫

唐代(公元618—907年)

畫框：238厘米，上寬109.3厘米，下寬89.5厘米；

畫芯：縱222厘米，上橫95厘米，下橫76.5厘米

1967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45號墓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此畫用三片原白色麻布縫合，麻布本設色。彩繪伏羲與女媧上身相擁,下尾相交,伏羲,頭戴撲頭，穿緊袖內衣，外穿右衽寬袖黑色長袍，腰間束帶，左手執矩尺，右手勾著女媧的脖頸。女媧發束高髻，穿緊袖衣和半背，下穿條紋裙，身披黑帛，右手執規，左手扶于伏羲的腰間。伏羲女媧頭頂日內繪金烏，下端有象征月亮的玉兔、桂樹和蟾蜍。四周繪云紋和星晨。

從1928年黃文弼先生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第一幅伏羲女媧畫像起，考古工作者已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哈拉和卓墓葬群、交河故城曾陸續發掘出土上百幅伏羲女媧畫像，年代均集中在晉唐時期，體現了中原與當地的文化交流。

雙童圖絹畫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外框：縱73厘米，橫64厘米；畫芯：縱64厘米，橫52.4厘米

1972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畫面描繪了兩個兒童正在青石滿地、綠草如茵的戶外玩耍嬉戲的情景。他們倆額頂留一撮發，袒露上身。下穿彩條帶暈裥長褲，紅靴。左邊的兒童右手高舉，似正放掉已獲的飛蟲，左手抱一黑白相間的卷毛小狗；右邊的童子則凝眉注目，仿佛發現了什么正在招呼著同伴注意，神情急切不安。地面上巖石小草用線條勾畫，敷染青綠、赭石。畫中的卷草小狗即后世的哈巴狗，它的故鄉在唐代稱為“大秦”或“拂菻”的東羅馬帝國，故稱拂菻狗。據《舊唐書·西戎傳》記載：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昌王鞠文泰又向唐王朝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余，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由此證明早在吐魯番的高昌王室奉獻給大唐天子，是唐代從西域引進的新物種，后逐漸由王朝貢品演變成民間十分招人喜愛的玩物。

05-25 特稿

06-25 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