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在五四一周年時推出了 “ 一年來學潮之回顧和希望 ” 的專輯 , 第一篇文章是蔡元培所寫 , 大概有些定調的意思在。 他在文章中先充分肯定了學生運動的各種成績 , 接著筆鋒一轉 , 說 :

學生界的運動雖然得了這樣的效果,他們的損失卻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罷工、罷市損失很大,但是罷課的損失還要大。全國五十萬中學以上的學生,罷了一日課,減少了將來學術上的效能,當有幾何?要是從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損失,還好計算么?況且有了罷課的話柄,就有懶得用工的學生,常常把這句話作為運動的目的;就是不罷課的時候,除了若干真好學的學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所以從罷課的問題提出以后,學術上的損失,實已不可限量。*

不僅如此,蔡元培進而指出,“因群眾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倚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小”。他的結論是:用上述“功效和損失比較起來,實在是損失的分量突過功效”。因為“學生對于政治的運動,只是喚醒國民注意。他們運動所能收的效果,不過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現在“他們的責任,已經盡了”。而“一般社會也都知道政治問題的重要”,必要時自會因應,“不必要學生獨擔其任”。故學生當時“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試問現在一切政治社會的大問題,沒有學問,怎樣解決?”他希望學生以五四周年紀念日為契機,把以前的成效和損失視為過去,現在則“打定主義,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專心增進學識,修養道德,鍛煉身體;如有余暇,可以服務社會,擔負指導平民的責任;預備將來解決中國的——現在不能解決的——大問題”。

蔡元培在五四當年結束辭職回校以前,曾先發表告北大學生及全國學生文,指出學生“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他雖贊同學生繼續從事平民講演和夜班教授等指導平民的社會服務工作,但也只能到此為止。學生首當“注意自己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學力,而養成模范人物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蔡元培并溫婉表示,既然學生在給他的電報中表示要“力學報國”,他與學生可以說已就此達成共識。*這個認知顯然有些過于樂觀。此后近一年的事實表明,至少相當一部分學生并未接受這樣的共識。故蔡元培在五四周年的文章中,口氣已比此前直白和嚴厲得多。

與此相類,朱希祖在這一專輯的文章中,同樣先對五四運動予以肯定,他給學生的定位,也不僅是求學,故其對全國學生的“勸告”是:“運動是仍舊要繼續的,一致犧牲的精神是仍舊要堅持到底的。”不過,“運動的方法要復雜,要經濟,要多方面”。后者才是他真正想要表述的,即“現在學生的運動太單純,太不經濟,方面太少”;具體表現在“學生運動以罷課為利器,其余只有運動工商、游行演說、打電報為輔助品”。*

上述行動“是只可偶為不可常行的。常行是不靈”的。因為“罷課等事,只能聳動社會的耳目,使人因此奮興、自動”。但興奮劑不能有“滋補的遠效”,故五四當年的第一次罷課,還能“有罷市罷工等響應”;到“一而再,再而三,連罷市罷工的舉動都興奮不起了”。而且,“農夫不到大難臨頭,斷不肯把田圃停耕種;學生不到大難臨頭,也斷不可把學校停功課”。雖然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不可磨滅的,吾國民眾一線的希望,全仗這種精神”;卻也要認識到,“學生的學課,就是國家的滋補品,就是一種最大的運動”。后一語最能體現當時老師輩說話的不得已,連上課也必須說成是“運動”,而且是比真正的運動更“大”的運動,才能增強其正當性和說服力。

朱希祖的實際建議是,即將畢業的學生,畢業后可以繼續“做普及教育的事業、地方自治的聯絡,發展有益的實業,傳布文化的文章,研究精深的科學*,組織有力的團體,監督政府,指導社會”。而其余在校生則不妨“一面恢復學業,永不罷課,為積極的運動,儲根本的實力;一面多出報紙,傳布思想,制造輿論,批評群治,轉移人心。政府朝禁一報,則學生夕出十報。又與各處學生及畢業生連絡一致,勸告講演多方并進,成就必較現在宏大”。他希望學生利用五四運動的周年,就此“清算賬目,重整門面,明后天就可以開課”。把運動“換一種方法進行”,以獲取“最后的勝利”。

在一般認知中,朱希祖遠比蔡元培更限于“書齋”;而他對學生的“社會服務”范圍,卻要開放和寬廣得多。蔡元培對學生的社會服務只開放到夜校一類的“指導平民”的程度,且是在求學有“余暇”時進行。朱希祖則除了游行罷課一類直接抗議活動外,幾乎贊同并鼓勵其他所有的非求學活動。所謂“政府朝禁一報,則學生夕出十報”,更是想象力十足的鼓動。照這樣做去,黃日葵所描述的“獵學”而非“修學”的狀況就會無限延續,哪里談得上“儲根本的實力”。恐怕正因其接觸學生不多,朱希祖才能如此馳騁其想象。這種基于“無知”的想象性表述,卻也揭示出當年的士風與世風。

曾經留學也資助他人留學的穆湘玥從實業家的立場說,救國之目的同,而其“道不一”,可以“有政治、教育、實業及種種方法,并行不悖”。各界當盡各自的責任,“青年當求學時代,故青年最大之愛國表示,尚在來日。而來日最大表示之豫備,在乎專心向學,作他日獻身社會之整備”。學生研究學術之余,也可發揮其愛國熱誠。“如前此之愛國運動,偶一為之,本無不可”。但他對青年的“忠告”,仍是“愛國熱誠,宜深蓄而不宜輕泄,俾日后蔚成大材,為國效用”。*

與他們相比較,陶履恭此時仍以為“學生運動太重視學生自身,忘卻自身以外之社會”。他說,學生中真正“有覺悟有理想而從事運動者”只是少數,其整體上“仍然不與社會相聯絡”。學生多“出身中等階級上等階級,他與農人、工人、商人、軍人,是完全沒有社交的關系,沒有相聯的思想”。他們“自居為主人翁,卻忘了那在中國坐鎮幾千年的鄉下老、小工人、小商人”。其實,“中國的實力不在那一部分的受了膚淺的新思潮的學生”,而在那“不揚名不出風頭終日勤苦耐勞的農工商的勞動者”。若是“鄉下老一旦真全急了,政府也要束手的”。他希望學生“千萬不要忘了中國的中堅國民,要把新思潮灌輸在他們的腦里”。說了這么多鼓勵學生走向社會的話以后,或許為配合蔡元培提出的基調,他才扭捏地說了一句“螳臂當車是一個最笨最無用的方法,荒廢學業也是不經濟的方法”。*

然而,對學生逐漸形成社會服務為主和讀書為副的行為模式,曾經非常鼓勵學生的蔣夢麟此時已有不祥之感。在五四周年之際,他和胡適聯名發表文章,說得比上面的人都更直白干脆。兩人明言,一年來“事勢的變化大出我們的意料之外。這一年以來,教育界的風潮幾乎沒有一個月平靜的,整整的一年光陰就在這風潮擾攘里過去了”。他們承認,“這一年的學生運動,從遠大的觀點看起來,自然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大事”,產生出不少好效果,“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不能不認為是學生運動的重要貢獻。但其強調,“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的社會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所以只能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辦法,卻不可長期存在”。*

兩人以為,綜觀古今中外的學生運動,沒有一次“用罷課作武器”,故這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因為“罷課于敵人無損,于自己卻有大損失”。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造成的大損失,即養成了“依賴群眾”“逃學”和“無意識行為”的惡心理和惡習慣。由于多數“學生把罷課看作狠平常的事”,導致“社會也把學生罷課看作狠平常的事”,結果已沒有“什么功效靈驗”,卻仍在無意識地重復。“學生運動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榮譽,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改變活動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學校內外有益有用的學生活動上去。”他們希望“學生從今以后要注意課堂里、自修室里、操場上、課余時間里的學生活動。只有這種學生活動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學生運動”。

對比半年前蔣夢麟還希望學生在圖書館試驗室里邊不要忘了外在的社會,這些老師輩的態度真是發生了急劇的轉變,而這樣 的轉變正基于他們“對于現在學生運動的觀察”。 此文是胡適起草,那年3月,已回國的梅光迪曾致函胡適,認為“今之執政與今之學生,皆為極端之黑暗”。 而“學生之黑暗,足下輩之‘新圣人’不能辭其責”。 蓋“今日倡新潮者尤喜言近效,言投多數之好,趨于極端之功利主義;非但于真正學術有妨,亦于學術家之人格有妨”。 對當時很多讀書人而言,政府本已無望,“若學生長此不改,亦終無望耳”。 *梅光迪的文化立場與胡適有些對立,但老友的指責,恐怕對他仍有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蔡、蔣、胡三人共同提到了學生對他人的“依賴”。五四前蔣夢麟還認為“依賴成性”是中國青年最大惡德之一,其特點正是“事事隨人腳后跟說話”,非常不利于“新事業之創造”。所以他那時特別強調青年必須“養成獨立不移之精神”。*五四后蔣氏一度以為青年在這方面已有較大改變,現在他似乎又收回了這一看法。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觀察,罷課等集體行為既有所謂“群體覺悟”的一面,也可視為對個人獨立精神的一種放棄;這究竟體現出傳統的慣性,還是一種因“運動”而新生的動向,或是兩者無意中結合的結果,對時人和后之研究者,恐怕都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沒有參加這次《新教育》專輯寫作的魯迅,在五四周年那天寫信給一位過去的學生,就分享著共同的擔憂。他說:“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于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贊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但在他看來,學生們“于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魯迅以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故“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

那時即使政治傾向偏于激進的老師輩,也未必贊成學生罷課。在上海正與共產主義者密切接觸的陳獨秀就致函胡適,主張既要反抗“政府的強權”,也要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他建議胡適“邀同教職員請蔡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對那些“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胡適自己那時也甚感學生已經靜不下來了,稍后他對蔣夢麟說:“現在的青年連一本好好的書都沒有讀,就飛叫亂跳地自以為做新文化運動。其實連文化都沒有,更何從言新。”蔣氏借此勸導學生,“此后總要立志定向,切實讀書”。*

愛國的基礎在于自己有“學問”,承擔著救國重任的學生本身要有“文化”,這些都只能從未必輕松的“求學”中得來,大致是那時多數老師輩的共識。然而那時的學生輩,卻未必分享著這一共識。而老師輩自身對于青年在救國和讀書之間怎樣兩全,看法也不那么一致。

從各文所論看,《新教育》的專輯似有預先的安排,至少在京之人很可能事先有過討論。整體言,他們都在肯定學生運動重要性和貢獻的同時,試圖對學生有所規勸。且平時越接近學生的,說話越直白。蔡元培明言運動的損失大于功效,胡適、蔣夢麟則說出頻繁罷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像朱希祖這樣與學生相對疏離的老師,在勸導時就要盡量多表彰,即使帶批評性的建議,表述得也非常委婉。而在學界之外的穆湘玥,說話就更顯溫和。專輯中還有老輩黃炎培的文章,主要說了些成不自滿、敗不灰心的鼓勵話。他也提到“根本救國,必在科學”,需要“有人肯用冷靜的頭腦切切實實在科學上做工夫”;卻仍不忘說“勞工神圣”,要學生從知識和待遇上救助“可憐的工人”。*只有陶履恭一人例外,仍以鼓勵學生外向為主,而以不荒廢學業為點綴,或借此表示不與其他人異。

“勞工神圣”是當時學界的流行語,但像黃炎培這樣理解為“可憐的”救助對象,實在有些別出心裁,既提示出老輩讀書人想要“預流”的從眾心態,也表現出他們與時流的距離。而黃氏所說,卻是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所能接受的學生社會服務的上限——他們只希望學生繼續平民夜校一類的教學活動,其他活動都要放棄,以回歸校園。從那以后的一段時間里,蔡元培頻繁而持續地表述著這一主張。*不過,那時的世風似乎并不在這些老師一邊。專輯的所有立言者都反對繼續罷課,但他們都首先認可學生運動的正當性,然后眾口一詞地從“不經濟”的功利角度立論。就連說話最直白的胡適和蔣夢麟也強調:

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干涉糾正,于是這種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這是變態的社會里一種不可免的現象。……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蔣、胡二人以為,“學潮的救濟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引導學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動”。問題在于,如果“變態的社會國家”并未改變,“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又沒有希望,“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已是“不可免的現象”,再加上幾乎所有人都把未來的“大事業”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們除了責無旁貸,還能怎樣?

學生輩的黃日葵有著幾乎相同的認知,他也發現,外國的各種運動,常是“很有學問、很有經驗的先輩指導著經過訓練的少壯派”去從事的,但“現在的中國怎樣?憑你怎樣找不出一個有學問、有經驗,能夠立乎社會之上,做指導我們的前輩,害得做預備工夫的也是我們可憐的青年。指導者、運動者,一起要我們青年包辦”。這個年輕人雖然有些彷徨和憂慮,但義無反顧的責任感卻很明確:

登上了二十世紀大舞臺的青年怎樣?一方要填前人遺下來的缺憾,他方要帶著四萬萬同胞上水平線上,朝著光明廣闊的路走。這樣雙重的責任,要擔到我們的雙肩來了。*

兩相對比,師生兩輩對現狀的認知和思路非常接近。套用一句成語,黃日葵代表青年學生的表態可謂擲地有聲。在邏輯上,胡適和蔣夢麟對現狀的認知,基本已決定了其規勸的無力。*進一步的問題是,既然學生輩已經重任在肩,并同時充當指導者和運動者,他們還需要老師輩的指導嗎?他們又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夠接受老師輩的指導?

實際上,胡、蔣、黃等師生兩輩的認知多少還有些傳統士人的“書呆子”氣味,他們基本都還維持著讀書人既有“澄清天下”的責任,也有這方面能力的舊觀念。如上所述,學了社會學的陶履恭就有了社會分析的新思維,所以并不這樣看問題。而曾經身與革命的蔡元培也不這樣看,他此時和此后反復申說的一個主題,就是學生只負有“提醒”社會的責任,真正解決問題的還是“社會”本身。這是困擾著那個時代許多讀書人的大問題——救國真必須有“學問”嗎?當時中國的局勢,還容許學生靜下心來求學嗎?

從今日的后見之明看,老師輩看到的問題是實際存在的,特別是蔡元培指出而胡適和蔣夢麟詳論的“精神上的損失”,明顯已體現在學生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之上,且仍在發展之中。然而這些確實可以說改變了歷史的學生,在五四前后也曾得到不少老師們的鼓勵和支持。且不說這時還有其他繼續鼓勵學生投身救國事業的老師,即使想要規勸學生的老師,現在似乎也不能采取直接指教的方式了。近代新學制雖與傳統規則大異,但老師明知問題所在,仍要如此謙恭地向學生進言,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第一次。*

這一現象最能凸顯五四后學生地位的空前上升,尤其是那種無形中可以約束他人言說的影響力(包括師長在內)。蔡元培對此有很清楚的認識:“‘五四’以后,全國人以學生為先導,都愿意跟著學生的趨向走。”*全國人在多大程度上如此且不論,“老師跟著學生跑”后來的確成為20世紀中國一個持續發展的趨向*,而五四就是這一趨向形成的里程碑。當時中國輿論的普遍認知是局勢危迫,時不我待(其實至少國際局勢相對平和),而政府已失去“輿論”的信任,如果“救國”的責任在“社會”一面,則既存各社群中,似乎還只有學生顯得最有希望。

這就出現一個詭論性十足的問題:那個被賦予救國重任,也決意自己想、自己說而無須古人或外國人替他們想、替他們說的學生群體,仍處于求學的階段,他們有承擔責任的意愿,但對承擔這一責任是否已準備充足?這個問題后面隱伏的預設是相當傳統的,即學術與國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至少知識與救國直接相關。從當時的社會區分看,《新教育》這一專輯的作者都是所謂新派,他們中的多數卻仍維持著這一傳統的認知,所以希望學生回到課堂中去。只有懂得社會分析的陶履恭一人多少延續著清末以來的反智思維,確認那“不揚名不出風頭終日勤苦耐勞的農工商的勞動者,才是中國真正的實力”。所以學生的任務不過是“把新思潮灌輸在他們的腦里”,使后者能有舉足輕重的行動。*

上述問題后面還有一個隱伏的問題:假如救國真要指望學生輩,中國的局勢到底是已經危迫,還是相對平和?若是前者,便不容學生繼續以求學為主,他們只能立即走向社會;若是后者,則像蔡元培所說的,中國的“大問題”現在尚不能解決,只能將來解決,其潛臺詞是學生還有準備的時間。稍后他明確對學生指出:“這時間父兄可以容我們用功,各方面都無牽制,所以用功是第一件事情。”*

其他多數作者也都持相近的看法,即愛國救國確實靠學生,但他們也需要學養的預備,而且局勢也還允許學生回到課堂進行這方面的預備。朱希祖把學生上課視為“國家的滋補品”,最能體現這一思路;但他把上課表述為“一種最大的運動”,又已充分說明時勢的特殊性——即使常規的主張,也要以非常的方式表達出。

“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是那個時代的口頭禪,而學生的興起是五四后特別明顯的現象。上面幾位老師輩的心態和言說其實都很矛盾,他們把國家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學生身上,又已經看到持續的罷課不是辦法,蓋其對政府的實際威脅并不那么大,而學生自己的學業倒荒廢了。但這些老輩的態度也不甚一致,如陶履恭就仍側重學生的外向性努力,其他人至少隱約感覺到,由于學生未必能認清罷課等方式究竟有用到何種程度,他們可能無意之中被自身的行為定式所束縛,甚或被其“裹挾”而去。關鍵在于,一旦社會服務為主和讀書為副成為定式,并養成了以抗爭為表述的習慣,學生是否還能寧靜地回到課堂從容學習,恐怕已成未知數了。

無論如何,身為教育者的蔡元培,既然看到了問題所在,仍在繼續努力,想要扭轉學生的發展方向。這一次,他采取了更溫和的規勸方式,重在強調學生要能律己,才有希望實行“自治”。

本文節選自《激情年代：五四再認識》（羅志田 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5），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