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安德魯·阿伯特教授于2017年12月德國研究基金會（DFG）主持召開的“關于社會學知識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會議上的主題演講，中譯正式刊載于《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2輯，譯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文楠、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周憶粟。

感謝弗蘭岑(Martina Franzen)博士的介紹。我很高興能在這里對如此考驗我能力的聽眾演講。由于時間有限，我就不客套了，而是直接進入話題。很抱歉我沒用德語來講，因為我德語欠佳。

今晚，我將談的觀點是，不同規模和時間尺度的歷史力量結合在一起，似乎對專業知識的本質突然造成了危機。這些力量中一些是新的，另一些則歷史悠久，故此，它們的結合(conjuncture)很難詮釋。通過對這些力量進行仔細的歸類，并指明它們彼此的對位關系，我的目的是全面分析專業知識的情況。你們當中那些了解我工作的人會認識到我通常的策略，那就是進行過程論論證(processual argument)。我將把當下分解成幾個不同過程的交集，它們具有不同的時間特征。然后我將用那樣的分解方式來提出可能的干預點。

一、并無革命

不過，我今天要講的第一點是一個重要警告:我不打算談論任何當前的“知識革命”，因為當前并無知識革命。我們處在某個革命性時期的想法，是當前知識世界各種團體的一種意識形態，這些團體希望驅使或強迫其他人支持他們對未來的特定設計，他們的設計與知識基本無關，但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在學術界內部，對“創新”、“創造力”和“卓越”的狂熱，源于將各種管理的意識形態機械且不恰當地運用于智識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技術進步異常迅速，但是基礎科學的進步則慢得多了。在一個又一個領域，我們今天依靠過去的基礎科學過活，為量子力學、板塊構造、新生物進化論和文化相對論等理論填寫腳注，推導它們的技術應用，而所有這些理論都可追溯到20世紀上半葉。在我看來，與1870年到1950年的發現相比，基礎研究最近無甚進展。

事實上，技術變革也不比過去快多少。在傳播媒體中，在個人通信中，在專業知識的實踐中，自拿破侖時代以來，一直在有規律地發生“革命”。由于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觀點，請允許我列舉一些事實，簡單回顧英語資料中關于傳播媒體、個人通信和專業知識實踐的歷史。

在傳播媒體方面，有1820年代新興的精英評論，1850年代的流通圖書館，1880年代的大眾識字、一毛錢小說和報紙，1920年代的廣播，1950年代的電視，以及1990年代的互聯網。在個人通信領域，有1880年代的一分錢郵資和電報、1890年代的電話、1950年代的全民電話服務和面向大眾的長途電話、1980年代的手機，以及2000年代利用移動數據的智能手機。而在知識工具方面，19世紀中葉的期刊、摘要和索引迅速發展;19世紀末，出現了主題分類圖書館、霍勒里斯(Hollerith)穿孔卡片技術、現代學術專業，以及像《牛津英語詞典》這樣的眾包(crowd-sourced)專業項目;20世紀初帶來了全國性圖書館目錄和綜合性期刊館藏資料。1930年代帶來了統計推斷，1940年代帶來了可編程計算機、縮微膠卷和計算機化的詞語索引，1970年代帶來了關鍵詞索引，1980年代帶來了可計算機檢索的參考文獻工具，2000年代帶來了大規模發行的學術期刊和Google Scholar。

總之，大眾傳播通信、個人通信和專業知識工具發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過去200年中，知識專家不可能在沒有經歷這三個領域的一次或多次“革命”的情況下完成整個職業生涯。我們今天的經歷是最司空見慣的。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過去200年來各個時代的學者都認為他們的革命才最具革命性。但這種感覺是人為的。只有當變化隨著越來越增長的斜率而呈指數變化時，這一想法才是正確的。當然，通過計算圖書出版的數量、文章寫作的數量、網上對話的數量等數據，可以很容易地得出這種指數性的統計證據。但是這些計數完全沒有意義。例如，我們今天出版的書比我們老師的書更不太可能被人閱讀，我們的文章包含50年前沒有人愿意出版的作品，而我們在網上的對話只是取代了過去在走廊里發生的對話。因此，學術生產的大量增長只是表面上的。我們比過去寫了更多的書和文章，但產生新觀念的速度并沒有比過去更快。這種增長之所以毫無意義，正是由于這些工具把早先的偉大成就變成了今天商品化的簡單事物供初學者使用。這就好像高中生能將他們的物理作業發表一樣。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預制的統計程序是這種商品化破壞力最明顯的例子。他們創造的不是更多科學，而是更多雞毛蒜皮的結論，以及更多愚蠢。

簡而言之，就真正的智識成就而言，今天出版業的爆炸式發展沒有任何意義。至于為何我們如今都相信這一成就的幻景，才是有意思的話題。但這個問題必須等下次有機會再講。在此，我還是想討論我們的專業知識中一些較大的變化趨勢，并展示它們是如何與周期模式和一次性變化交疊，從而產生我們今天面臨的奇怪形勢。

二、長時段的變化趨勢是什么?

我要講的第一點:沒有革命。第二點:什么是長時段的變化趨勢?我將首先在四個基本方面談長期變化:致知的客體、致知的主體、致知的結果、致知的活動。我選擇這個非康德意義的順序(non-Kantian order)是因為這四者中最重要的不是知識(knowledge)，而是致知(knowing)。畢竟，我們將卓越的知識定義為由卓越的致知行為產生的任何知識。但我們不把卓越的致知定義為那種可以產生對非專家而言似乎很優秀的知識的致知行為。毫無疑問，在康德、洪堡和蘭克的家鄉，“致知決定知識”而非相反，是我無須為之辯護的觀點。

(一)致知的客體——所知之事(The Known)

我們從什么是所知之事，即致知的客體開始講。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兩個重大變化似乎至關重要。

首先是從主要關于自然界的知識內容，向同樣詳細或更詳細的關于社會世界的知識內容的轉變。當然，基于人口普查和稅單的社會知識有悠久歷史。但真正有效的人口普查和稅收制度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產物。也許更重要的是，從19世紀末開始，經濟的大規模擴張已經通過同樣大規模的財務記錄擴張而完成，而隨后干預主義國家的擴張也需要同樣大規模地增加關于福利接受者、納稅人以及其他公民角色的知識。此外，20世紀后半葉出現了消費信貸的擴張，以及基于不斷收集的金融轉賬信息的無現金消費系統。雖然大部分數據都是被動收集的，但我們現在有了計算機內存和算法來處理它。總之，在很大程度上，現在我們認識的是自己。

第二個重大變化與此有關。正如我稍后將詳細討論的，我們對了解越來越多東西的欲望，已經導致我們對致知捷徑的永恒追求:尤其是創造發明那些能夠幫我們“認知事物”的商品，如概述、指南、計算器、專家系統等。但是，當我們發明這些新的商品時，我們只是增加了我們對細節的渴望。這種棘輪機制(ratchet mechanism)導致了在某種意義上“已知的”全體在細節和殊相兩方面都穩步增加。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存在認知過載。畢竟連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人文主義者都寫了成千上萬封信。但是，我們對某些知識客體的了解在細節上的大大增加，導致這些客體越來越多地進一步分解成越來越小的客體。

因此，我們知識的客體就有兩個重大變化:第一，在我們所知之事中，關于我們自己和我們社會生活的知識遠多于其他;第二，對知識的渴望與知識的商品化之間的競賽，不斷地把我們知識的客體分解成越來越小的客體。

(二)致知的主體——致知者(The Knower)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致知客體的這些變化，已經與致知的主體(致知者)的變化互補。這里有三個重要的趨勢。

首先是我所謂的社會性致知者(social knower)的興起。在19世紀，專業知識就好像是手藝人的作品(artisanal)。那時有學術團體，但這些人很少見面。即使在最先進的國家，當時也只有少數幾個大圖書館、幾個大博物館、幾個研究型醫院，也許還有五六所非大學的研究機構。學者們主要獨自工作。20世紀的致知者變得更加具有社會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型研究機構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工業界實驗室的發展和大學采用學科分系結構，使日常學術生活有了深入的實質性討論。因此，到20世紀中葉，合作研究在數學以外的科學領域也流行開來，甚至也傳播到社會科學。

在人文學科和人文性社會科學中，致知者的社會化進程比較緩慢。但是，即使在這些最具手藝人氣質的領域中，在20世紀也出現了被稱為“學科”(discipline)的松散的組織形式，它把松散群體中的研究人員聯系在一起，這與具有正式分工和線性操作結構的大型研究組織完全不同。但是學科形式是一種社會性的致知形式。

一個重要的相關趨勢是，至少在美國，社會性致知過程在我們的學生中越來越占主導地位。學生越來越喜歡基于小組的、相互支持的學習環境，而不是個人主義的、競爭性的學習環境。這種現象和專業知識界的變化是平行的。也許更重要的是，隨著老一輩的消亡，代際更替將最終使之傳播到整個學術界。盡管這種趨勢看起來很新，但值得記住的是，約翰·杜威在20世紀初曾大力提倡社會性致知，而在1950年代，文化卻從此轉向了追求卓越、個人主義和競爭。于是，知識主體的第一方面變化，即社會性致知者的興起，可能具有周期性。

致知者的第二個重大變化是組織作為知識主體的出現。例如，在專業領域，個人執業已經急劇下降，專業生活通常由多專業參與的大型組織控制:醫療中心、建筑設計公司、會計和咨詢公司。應用社會研究同樣是跨學科團隊的領地，囊括了經濟學家、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社會學家等。在這些組織中，知識的形式實際上被編碼為勞動分工，因此這些組織本身和其中的專業人員一樣是致知者。現代醫院以其復雜的護理結構表明了這種現象，任何經歷過如卡夫卡筆下“城堡”一樣現代醫療的人都對此十分熟悉。這樣的組織性致知者常常聲稱擁有其員工的知識，這在合同條款中顯而易見。合同條款規定，那些掌握公司所有的“專有知識”并從公司辭職的工程師不能從事與該機構有競爭關系的工作。

但如果說現代世界的許多知識實際上隱晦地存在于知識組織的常規技術和勞動分工中，那么其實更多的知識存在于商品中。這確實是現代致知者的第三個重大變化。這類致知者往往是物而不是人。

與前面討論的其他幾個趨勢一樣，知識商品化至少兩個世紀以來一直都很普遍。聽診器曾經是只有醫生才能用的高級醫療工具。現在有執照的護士都在使用它。學生不再背多個算術表，他們只需按按計算器上的按鈕。工程師們不再為高難度積分而絞盡腦汁，他們用數值解法來計算。的確，20世紀帶來了整個商品化的專業知識體系。從1930年代統計推斷方法發明以來，在短短20年時間內它就被商品化了，成了新手們能用的公式。到了1970年代它已經化身為計算機程序，使那些完全不懂其數學原理的人也能夠輕松運用。

因此，致知主體的這三個巨大的變化補充了致知對象的兩大變化。第一是社會性致知者的興起，正如我所說的，可能是周期性的，但目前似乎在上升。第二，自二戰以來，組織作為致知者正穩步上升。以及第三，物作為致知者的重要性正不斷增強，這至少是200年來的一個穩定趨勢。

(三)致知的結果——知識

至于知識本身，即致知的結果，有一個主要的變化:不是已知事物的量有變化，而是其質有變化(所謂“質”，是較早之前“類型”的意思，而非后來“卓越”的意思)。知識越來越像商品:它不再是一個過程，而是結果。

這種變化部分源于用“知識”一詞指稱我們社會收集的大量隨機事實，這些事實現在可以通過算法轉變成有價值的“信息”，而這些算法能夠從近乎隨機的混亂雜多中擠出有意義的結果。無論看起來多么不重要，任何數據中固有的這種價值潛力將所有數據轉化為潛在的知識，從而將通常只與數據相關聯的商品性質導入了知識本身。

但是“知識如商品”的概念更明顯的來源是商業界和教育界。商業界本身就存在著字面意義上的商品化。資本家將知識變為私有財產的企圖日益增長。當他們不能擁有知識本身時，他們就從知識獲取中征收壟斷租金，盡管其收取費用的知識往往是經由一代代學者的集體努力、作為免費的共同資源而建立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類收費知識就是既有的學術成果。知識本質上就是公共財產這一事實沒有阻礙資本家費盡心思試圖將其變成可以擁有的東西。如果他們能想出辦法，他們甚至會對《純粹理性批判》的詮釋收取版權費。

教育界也推動了商品化。教育商品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填鴨式教學和應試教育是19世紀牛津大學的特色。如今，我們發現測試商品性的內容比測試推理能力更簡單，容易重復，也可能更公平。而這一事實也在教育的考試領域中，推動了考試本身的高度商品化。教科書的極端商品化已經與考試的固有壓力相媲美，至少在過去40年中，在美國，教科書主要由出版商的營銷部門設計，并且具有純粹商品性質的組織形式。因此，即使是像美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里最優秀的學生，進入大學時也會覺得，在大學里學到的不是致知的技能，而是特定的實質內容。

因此，向“知識如商品”的逐漸轉變，深深植根于經濟體制、教育制度中，并日益植根于學生自身。這種逐漸轉變最危險的方面是其自證正確的性質。由于前面提到的商品性知識的穩步增長，有一些授權的技術能夠使早先知識生產的很大一部分自動化，其產生的知識根據早期的判斷標準，可能只有以前八成或九成的水平。但是，自動化技術后來讓世界充斥著二流的產品，人們開始相信，無論該技術產生的是什么，都是知識。想想Wordles。經由純粹的生產過剩，新產品成為知識的理想類型，并且它與其他業已存在的判斷尺度已失去了聯系，基于原先的判斷尺度，新產品實際上根本談不上優秀。同樣，預制的統計程序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用途廣泛的統計軟件包，使對數學、假設和統計推斷的有效性問題了解不多的人也能夠寫出文章，貌似在其中成功使用了非常精細的統計分析。事實上，結果通常是無稽之談。這是我編輯《美國社會學雜志》15年的經驗。但它們看起來像知識，因此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知識概念的重新定義。大多數數字人文學研究(digital humanities)是這類學術徒勞的又一可悲教訓，這類基于數據挖掘技術的研究，其穩定性遠不及多元回歸(multiple regression)。

(四)致知活動的改變

現在讓我來談談第四個方面:致知活動的變化。在講述商品化的統計學時，我已經提到了我感興趣的致知過程的第四個方面，即致知的活動。現在，我們大學的一年級學生讓我對此感受最為清楚。因為我每年都要給一小班十八九歲的學生上社會思想入門課。這就是美國大學的做法，讓獲得杰出服務成就獎的教授教新生。請記住，我教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我們的本科生在美國最好的學生之列。我在這些學生身上做過大量實驗、民族志調查以及問卷，以了解他們的知識實踐。我下面所說的反映了這些過去十年中我在許多不同課程里做的工作。

很大程度上，大部分我教的學生認為，知道一些東西就是知道一個網址。他們致知的主要模式是去“尋找”(finding)。他們上網尋找知識的時間比在學校的時間要長得多。他們把閱讀本身定義為一種尋找。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閱讀亞當·斯密”意味著尋找每一章中真正重要的五六個句子。他們不明白，亞當·斯密其余的句子都包含著論點和論據，他用這些論點和論據來產生并捍衛這些學生劃重點的部分。對學生們來說，閱讀只不過是在網絡以外的地方瀏覽。它是一種過濾掉無關緊要的閑散部分并找出真正重要事情的練習。他們根本不相信“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必要的。他們實際上不相信思想。他們相信碎片化的內容。對他們而言，斯密的理論不是一個論證，而是固定的內容。

這種“知為尋找”的模式當然與“知識由商品構成”的觀念有關，因為商品是可以找到的東西。一般來說，由于他們的“知為尋找”模式起源于童年早期，我們的學生想象，在那里有待于被找到的是事實、意義、零散的信息。無論他們尋求的是什么:對《傲慢與偏見》的解讀、卡爾·馬克思的思想，還是哥特式建筑的精髓，他們會將這些東西當作事實，當作商品。他們關于致知的理解不包括任何真正的論證(argument)。如果你直接問這些學生亞當·斯密的論證，他們會給你一個要點列表(我幾次重復過這個試驗，結果大致相同)。清單上的所有項目都是亞當·斯密說過的。列表上甚至會是亞當·斯密說過的重要內容，但是它們之間沒有邏輯聯系，因為學生并不真正把論證看成復雜的邏輯句法，他們把它當作一個清單。Pow erpoint教會了他們這一點。

現在，“知為尋找”和“論證如列表”的想法清楚地出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即學生最初的智識體驗是在互聯網上。在那里，論證是貧乏的。眾所周知，網絡頁面是以六年級語言水平為準優化的。媒介本身促成了“知為尋找”的觀念，而列表是致知的主要架構。只要互聯網仍然是孩子們最初的精神食糧，我們就可以預見到我們必須非常直白地教授他們話語推理的過程(discursive reasoning)。與我們不同，他們不會通過年少時閱讀數萬頁散文，來被動地學習真正的思維技巧。他們實際上不怎么讀書。

“知為尋找”和“論證如列表”的想法是更大模式的一部分。我們的孩子認為致知過程具有很強的算法性。這并不是因為他們真正了解梅特羅波利斯、豪斯霍爾德或尼德曼-翁施算法的本質。這是因為其他原因，諸如他們是使用計算器而非記憶乘法表長大的。也就是說，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充斥著輔助思考的商品，而不是必須記住事情并自己思考。這種致知的算法模式意味著他們不知道另一種主要致知方式，我將稱之為聯想式致知(associative knowing)，因為它涉及將事物彼此關聯。要做到有效的聯想式致知，你的頭腦必須充滿知識，與你看到的新事物聯系起來:事實、概念、記憶和論證，它們像許多小鉤子一樣起作用，抓住你所面對的文本中的東西。閱讀———某種我們或可稱之為“圖書/讀者的技術”的東西———就假定了讀者頭腦中充滿了這樣的東西，而在互聯網文本中它們是插入的超鏈接。

但是我們的學生不愿意背誦實際的知識，因為他們虔誠地相信，當他們需要時，他們可以找到任何東西。他們忘了，做到這一點還需要時間和搜索。這并不是說他們什么都不知道。恰恰相反，他們利用閑暇時間上網瀏覽，腦子里充斥著曇花一現的無用信息，其中大多數關于消費品，以及他們的朋友最近的行為、衣服和胡思亂想。他們刷新頁面，換言之，他們迅速擦除那些記憶，并為此感到驕傲，這使他們覺得自己見多識廣。因此，他們實際上并沒準備好以聯想式思維來思考。致知的整個大陸對他們來說簡直是看不見的，因為他們自己沒有準備好，或沒有被強迫去掌握一個能內在產生超鏈接的整體。

有趣的是，年輕人偏好算法式致知而非聯想式致知，與成年人致知的巨大變化相呼應。在政府，在商業界，甚至在數量驚人的學術界人士中，都有一種強烈的觀念，認為基本上只有一種致知方式，即或多或少屬于現代科學的致知方式。當然，這一觀念其實并不涉及在實驗室里真的實踐的那種科學，而是以柏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en)的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邏輯實證主義，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和恩斯特·納格爾(Ernst Nagel)的美國版科學哲學為代表的科學思維的僵化模仿。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人文學者逐漸轉向數字人文研究之愚蠢，那是對原則上不屬于科學的知識形式采取科學的方法。

這種科學化的另一極好例證是經濟學學科從對人類生產、消費和交換本質的一般而深刻的反思，向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的狹隘形式的轉變，這種社會工程學不僅致力于發現或強行實施某種非常特殊的規律，而且每年還要把這些規律作為科學真理教給成千上萬不設防的學生。粗略的估算告訴我們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在美國每年有500億至1000億美元用于經濟學教學。如果你去想想如今經濟學在思想上的真正卓越之處，就問問自己約瑟夫·熊彼特是否能在現在的經濟學系找到一份工作。我問過的每個經濟學家都說他不能。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誠實，承認這是思想危機的征兆。

現在，這種一招通用(one-size-fits-all)的知識處理方式，很大程度是因為政府評估福利國家成敗的任務所使用的社會科學只手遮天。這類任務把社會科學本身推向狹隘的操作主義。同樣重要的是人文學科的自殺，至少在美國，這種自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對人類文化本質的廣泛探究，墮落為善意但常常是愚蠢的身份認同政治的熱心主張。這種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幼稚的過分簡化的思想結構，幾十年前就被社會科學拋棄了。

向“一招通用”的致知方式投降的終極標志是Google作為主要學術網站的出現。有趣的是，Google項目出現得比互聯網早得多。早在1920年代，世界圖書館界的領導人就已經構思了一個具有總索引系統的通用圖書館的概念。今天Google的核心理念就是這樣的。20世紀的美國學者完全拒絕了這個概念，而是去追求一種具有高度特殊性和聯想性的索引體系，根據貝葉斯理論(Bayesian theory)，我們現在知道這一體系其實比其他圖書館和Google的索引更加有用，而且事實上在數學上更加現代。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1970年代作為學術工具出現的關鍵詞索引上(keyword indexes)。幾年前我寫的一篇文章顯示，關鍵詞索引對學術沒有任何影響。近年來，新技術又把這個愚蠢項目帶了回來，它把所有的知識都倒進一個大垃圾桶中，然后提供站不住腳的索引，用它來從中搜尋結果。當然，這還算從20世紀中葉以來強大的主題索引出發邁了一大步，而我們學術成果質量的下降表明了其結果。

這是我想指出的致知活動的前兩個趨勢:其一，我們的年輕人正在向一種特定且有限的算法式致知形式轉變;其二，在他們的長輩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一招通用”的科學致知的觀念。我想說的第三個趨勢已經初露端倪，即并非由我們，而是由機器來完成致知的現象顯著增加。因此，我必須說一些關于計算機的基本情況。我首先要向你們保證，我對計算機既不是新手，也不是反對者。1960年，我12歲的時候，在父親的指導下做了一臺簡單的硬連線計算機。我在1967年18歲時學習了Fortran。35年前，早在Google存在之前，我就開始將字符搜索算法應用于社會數據。

下面是一些基本事實。現代計算確實具有巨大的能力。現在可以肯定，偉大的現代算法的理論基礎已出現不少年了。它們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但是我們現在有了機器以驚人的規模應用這些方法。在我看來，有兩個應用特別突出:一是蒙特卡洛(Monte Carlo)革命，它使我們能夠非常詳盡地模擬大系統，并估算以前難以處理的貝葉斯函數形式;二是搜索革命，它使我們能夠在極度嘈雜或稀疏的空間中發現非常微弱的信號。我在這兩個領域都發表了文章，也非常欣賞這些革命。

但是計算機并不擅長于想象，它們的力量在眼前，甚至也可以說在行動力，它主要依靠蠻力技術，而不是想象力。計算機也不善于具有人類思維特征的聯想式知識，它們沒有在思維中運用情感，奇怪的是，這有可能會犯致命錯誤。但是，計算機的成功正在產生一種高度規則的商品化的“知識”，而且傾向于把我們對致知的理解推向計算機最擅長的那幾類致知:基于概率的模擬和搜索，基于迭代規則，又與決定性位置上的隨機化緊密相連。重復我之前用過的一個例子，許多人文學者期望從數字人文研究中得到偉大的東西。然而，從學者們用計算方法發現柏拉圖《對話錄》的寫作順序到現在已經40多年了，而托馬斯·阿奎那的作品被關鍵詞索引也已經60多年了。這些“發現”都沒有對學者的學術研究和對柏拉圖和托馬斯的反思產生絲毫影響。因為用數字方法可以發現的關于它們的各種東西對于我們正確理解的人文學研究沒有真正的吸引力。我們不在乎柏拉圖以什么順序寫對話錄。我們關心的是其中的意思。計算機不會告訴我們這些。

致知活動的最后一個，也許是最重要的變化是話語性的(discursive)、線性有序的(linearly-ordered)致知行為作為一種實踐的衰落。這種變化有兩個原因，兩者今晚都已經談到了:第一是轉向群體性致知和社會性致知者，而這一趨勢是以口頭或會話的形式形成的。我們的學生花大量的時間來交談，即使是在他們認為自己在學習的時候。甚至在嚴肅的學者中，我們發現博客本質上也就是走廊里的對話。我自己經常在走廊里聊天，但我不會把這當成認真的研究。然而，我的許多年輕同事投入相當長的時間來廣播走廊里的喋喋不休，他們的學術工作不可避免地呈現出類似的品質。

現在也許還不算太糟。畢竟，口頭表達是思維這種內在對話的基礎。更糟糕的是向視覺致知的轉變。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變化。插圖隨著19世紀印刷形式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從19世紀初不加插圖的精英評論，到中產階級愛讀的擺在三層架子上賣的、有多幅插圖的小說，到廉價小說和新聞畫報。而后來20世紀又帶來了電影，只需要看一部根據優秀的19世紀經典小說改編的電影，就能體會到這種藝術形式所具力量的衰落。電影本身有許多優點，但是這些優點主要是視覺上的，而不是理論上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道德判斷、個人沖突和社會結構的微妙復雜性，消失在將其作為電影觀看的幾小時膚淺的體驗中，而花幾星期時間閱讀小說則能沉浸于其微觀細節中。

電影之后當然還有電視和互聯網。毫無疑問這些都是了不起的、非凡的交流形式，它們使某種即時性成為可能，而以前卻不可能做到。但盡管有愛德華·塔夫特(Edward Tufte)的研究，視覺再現也并不能有效傳達高度復雜的思想，我們不會試圖用純粹的視覺命題來證明微積分基本定理，就像我們不會不用語言來表達哈姆雷特所面臨的道德兩難一樣。視覺致知并不是像話語致知那樣的智識工具。這就是事實。

那么讓我總結一下我認為在致知活動方面正在發生的主要變化。第一，我們從孩子和學生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強有力的轉變:轉向社會性致知、“知為尋找”、以算法為致知，日益遠離以手藝人獨自工作的方式致知、以聯想為致知、以話語論證為致知。更廣泛地說，巨大的轉變首先是向基于計算機的致知過程的轉變，它典型的強項是搜索和模擬，同時強調通過算法的例行程序進行思考，而不是通過關聯的網絡。第二，向基于半個多世紀前受到堅決抗拒的科學模式，即“一招通用”的致知模式的轉變。第三，我們向著將致知理解為索引和搜索的模式發展，但是我們現在的處境是擁有比以往數量大得多的材料和弱得多的索引。第四，也是最后一點，遠離只有經過精心構思和編輯的散文或形式化的象征性再現(formal symbolic representation)(如數學)才能分享的復雜話語思維，轉向口述和視覺再現的即時工具。今天我沒有給你們看任何圖片，而是強迫你們跟著我的論證去努力記住它的各個組成部分，請你們一邊聽一邊想我的論點。這表明我對話語性表述篤信不疑。我敢肯定你們會更好地記住我的論點，并且會更加認真地對待它，因為我強迫你們自己去思考，而不是把它看成屏幕上羅列的命題。我感謝你們努力跟上我的思路。

三、各種時間性及回應

第三部分是討論到目前為止我提到的所有變化所具有的時間性。將這些趨勢結合在一起的第一步是認識到它們具有不同的時間特性，認識到它們能夠被影響或重新定向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其中有些是趨勢，有些是一次性事件，有些是可逆的，有些則不可逆。

關于所知之事，讓我們回到最初討論的致知客體，我注意到了兩個變化:轉向社會數據和轉向微觀細節。在這兩個趨勢中，轉向社會數據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盡管現在有人試圖逐步廢除帶有20世紀顯著特征的國家數據采集，但是關于人口的商業性知識的驚人增長遠遠抵消了前者。而微觀細節的問題是由于我們自己未能創造出中層概念，將我們現在擁有的極其詳細的知識(特別是關于社會的知識)概念化、組合起來并進行反思。這是一個暫時情況，在現實中，這對日趨成熟的社會科學而言，是受歡迎的變化。關于所知之事，有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以及一種似乎可以通過認真的智識反應轉變成循環周期的趨勢。

現在我們來看看與之相應的致知者，即致知的主體。我詳述了以下三方面變化:社會性致知的興起、組織作為致知者的重要性，以及日益商品化的“物中之知”。社會性致知的興起首先源于龐大而復雜的致知問題的出現，通常是應用性問題比基礎科學問題更多。量子力學來自無形的學院和學科，但原子彈是由大型組織制造的。大科學在和平時期繼續發展，因為類似的實踐復雜性和組織性致知，廣義上源于在大規模應用之效率方面的探索，這一點在現代醫院中就表現得很清楚。把知識置于商品中的趨勢，也始于效率和準確性問題:如幻燈片、溫度計、電腦等。然而，這一趨勢現在由利潤動機驅動，因為資本家已經認識到，雖然在個人頭腦中的知識不能變成財產，但是當知識化身為實物或某類文本時，它可以變成財產。所有這三種變化都是由我們生活的基礎研究圈子之外的因素所驅動的。技術、應用和資本主義就是主要力量。

在這三大變化中，社會性致知是一種可逆的趨勢。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它以前曾被逆轉過。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即使是在今天，最優秀的學生也更喜歡自己當單干的手藝人，而且即使是在大多數自然科學，更不用說人文學科和人文性社會科學中，都沒有證據真正表明基礎研究需要或獲益于超越無形學院和學科的集體組織。因此我認為，手藝人式的獨自致知過程還是可以保留的。至于致知向組織化和商品化的轉變，這兩個趨勢基本上是因為資本主義，以及公眾偏愛實用知識而非基礎知識。除了向我們的學生展示Google搜索的許多方式遠不如高質量紙版索引中的同類檢索有效率之外，學術界和知識界對此的任何反應都不會對這兩個趨勢產生影響。簡而言之，在致知的三個變化中，只有社會性致知能夠減緩。組織性致知和商品性致知的重要性日益增強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知識本身，我主要談到知識化身為可獲專利的商品，以及兩種觀念趨勢，即首先相信知識是由商品構成的，其次相信獲得知識是一種占有而非一種活動。我認為，至少在大學內部，資本主義知識觀的這一趨勢目前是不可逆轉的。因為大學在20世紀已經從社會的邊緣走向社會的中心，曾經在其中感到舒適自在的智識生活正被推到一邊，其位置被另外兩個功能所占據:第一，為年輕人提供就業證明;第二，發明能夠產生收入或解決問題的事物或服務。因此，在不久的將來，那些能享受超然的智識生活的體制很可能會離開大學。真正的智識活動不可能忍受也不可能在推動現代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管理下存活。我對這個預測很認真。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和大學之間的戀愛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但是它正在經歷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離婚可能很快就會到來。

最后讓我來談談致知作為活動的變化。向算法式思維而非聯想式思維的轉變，以及向“所有致知都是科學致知”的觀念轉變，這些事實上是20世紀知識史上反復出現的事件。例如，在美國，這種科學主義在1910年代、1930年代末和戰爭年代(從蘇聯人造衛星上天之后)，以及自1990年代以來，一直很流行。但是，這類科學主義的流行之后，總是會出現成功地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再鑄成非科學語匯的情況。例如，我們今天在網絡分析中看到的“社會物理學”，自從19世紀中葉第一次提出以來，已經來來去去了至少三次。或者，現在流行的大部分大數據分析技術的歷史至少有半個世紀之久，如聚類分析、因子分析、多維標度、蒙特卡洛模擬、模擬退火法等。當它們初次被發明時，人們很快發現它們并沒有提供學者們真正相信的答案，因此其中許多方法留給了標準較低的市場研究人員。不過其中少數方法最終找到了有用的位置和科學分析的途徑。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將知識想象成“索引、檢索和組裝”的問題，即Google項目，雖是有百年歷史之久的老項目，卻被學者們長期拒斥。然而，在過去的20年里，它卻將學界攪得天翻地覆。部分原因是，學者本身不足以為我提到的其他挑戰提供答案。我確實認為，我們的同行如果意識到這個挑戰，這一趨勢可以停止，一旦他們克服了對數字事物最初的盲目熱情，他們就可以這樣做。

然而，重要得多的是，從話語向視覺符號的轉變已經進行了一個多世紀，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似乎還會繼續。這最后一點才是專業致知的核心問題，因為自從印刷術出現迄今，在西方至少有五個世紀，致知都是建立在復雜的話語論證之上的。然而，我們的學生在處理復雜的論證時卻毫無準備，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19世紀普遍識字興起以來諸多社會都具有的特點，即大量閱讀印刷品的經驗。對社會精英而言，閱讀的經驗更是源遠流長。這是我們不可能影響的長期趨勢的例子之一。我們必須考慮到這個因素，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教學以適應它所帶來的挑戰。

那么就不同的時間尺度來總結一下:某些趨勢似乎歷時長、穩定、不可逆轉。這些趨勢包括:

1.轉向日益增長的社會知識，因為其根源在于交易導向型社會中的被動數據采集。

2.致知者向組織和商品轉移的趨勢，這是由于追求高效，由于對外部利益而言待解決的應用性問題非常龐大，尤其是由于資本家的逐利，他們希望擁有自己無法創造的觀念，并從中獲得利潤。

3.向知識作為相互無關聯的商品的觀念轉移的趨勢，尤其在年輕人中。這部分是因為資本家對商品化的興趣，但更多是因為被動地受到互聯網的熏陶。

4.從話語致知轉向圖像和口頭致知的趨勢，因為圖像和口頭致知更容易，更受歡迎，也許更平等(恰是因為其更容易，對致知者要求更低)，而且這一變化已經進行了至少150年。這一轉變在抽象推理和思維方面是種衰退，這一點對于所有陷入可視化狂熱的諸多知識分子來說，似乎是視而不見的，但它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其必然性和重要性并存，意味著我們必須迎頭解決這一變化。它需要認真的補救工作，要和將成為我們繼任者候選人的本科畢業生和博士生一起來解決。

所以，這些是不可逆轉的變化。相對的，其他“趨勢”實際上是周期性的，而且更容易被堅定的知識分子所改變。它們是:

1.社會知識向微觀細節方面傾斜，以及隨之而來的無法在實質性尺度上理論化的趨勢。這一問題的解決可以通過認真的理論工作，以及發明新的中層概念，將微觀細節與先前的更一般化的抽象結合。

2.向社會性和集體性致知過程的轉移，這主要是受放棄基礎研究去從事應用研究的趨勢所驅動。我們可以通過回到基礎研究、忽略外部利益的奉承和懲罰來制止這個趨勢。

3.“科學”把自己作為適合任何對象的單一模式強加于致知的傾向。這個觀點永遠是自限的，因為即使是最堅定的科學家也能看到人類生活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合法性、美和其他不能從科學角度來理解的品質。有趣的是，在不能夠理解這一事實的人當中，還包括我自己大學法學院的法律和經濟學理論家們。

4.我認為把所有的致知活動都當成可以通過“索引和搜索”完成這一當前趨勢，也就是把所有的致知都當作算法這一點，也是自限的。聯想式致知是非常強大的，但計算機還沒有這方面的技能。通過將聯想推理所具有的不同但同樣重要的優點正式概念化，我們能夠有效地將這個鐘擺推往另一個方向。

因此，有必然之事也有周期循環。但是，在必然性和周期性之外，當前危機的某些方面僅僅是一次性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問題是，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未能開發出正經的新工具，以便從過多要知道的事情中找到意義，而要知道的事情過多肯定只是由于來自新數據機器的信息沖擊而產生的臨時問題。

因此，我們看到，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現象和一次性事件混在一起，這要求我們將精力投入周期性現象中。我們必須確保真正的專家能判斷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以使那些被動的自證正確(self-validation)不斷受到攻擊。

四、20世紀知識方案的巔峰

最后，我想說，我們目前的形勢背后有個更深層次的一次性問題。我相信，所有這些其他趨勢和周期在當代專業致知中引起問題的真正原因是，它們是在我們自己的內在歷史經歷轉折的時候威脅了我們。在過去的20年里，我們目睹了此前現代世界中支撐專業知識體制的策略達到了巔峰。我將這個巔峰稱為“20世紀知識方案”(20thCentury Know ledge Project)。這個偉大的知識方案醞釀于19世紀的最后幾年，接著在整個20世紀都與大學共同發展。我認為這個方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在數以萬計的杰出著作中看到了其成功，這些著作由全世界學者在這個知識體制下創作而成，驚人爆發的基礎科學打開了眾多領域的大門，而這些領域需要足夠的闡述和保持足夠的實際應用才能使我們大家在后來幾十年里全神貫注于此。這個20世紀的方案不是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或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的項目。19世紀的知識是不同的。的確，19世紀偉大的學者們可能會認為，我們20世紀的方案比他們曾經奉行的高標準和完美嚴謹要低了一個層次。但不管他們怎么想，我認為20世紀的方案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麻煩的是它結束了。在我們已經擁有的致知體制下，我們已經做了我們能做的一切。而聰明的年輕人轉向應用領域、Google研究、商業領域，這表明我們已不再有足夠吸引力去指引新一代最優秀的人才。因此，我們自己方案的巔峰反而讓我們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么了。現在外部世界已經威脅到社會結構和文化實踐的許多方面，而這些方面已經很好地支持了我們工作這么多年。

今天我講的這個故事，主要適用于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雖然我認為它稍做修改也適用于自然科學的一些變化。我基本上將其作為一個美國故事來講述，因為我認為毫無疑問美國大學整個20世紀都統治著學術界。

讓我提醒你美國現代學術的起源。美國內戰結束后，許多美國人前往德國和法國高等學府深造，就像今天中國人前往美國一樣。當他們回來時，他們意識到，無論是培養牧師或貴族的小型私立大學，還是為了促進普通民眾的高等教育的嶄新的州立大學，都需要徹底轉型才能成為嚴肅的學術機構。他們把德國的高端學術機構嫁接到英國式的高等教育體系根基上，把研究生的專業教育與大學生的通才教育結合在一起，從而創立了這一新體制。在此過程中，他們把德國的研究所平等化，成為平等的“系”，并把當時新的英國專業榮譽課程放寬，成為通識教育和分系專業培養的結合。這個本科課程圍繞類似英國風格的正典(canon)教材松散地組織。但是，美國大學移植的德國高端學術研究，要求未來的教授攻讀博士學位。這意味著，新的年輕學者一方面轉向對人文正典的研習，另一方面轉向創造與之分量相當、但更偏經驗性的社會科學正典，而且主要圍繞政治和社會理論、分國別和分時期的歷史、跨文化比較等正典領域或可正典化的領域來組織。

美國大學從1890年到1975年幾乎呈指數級增長，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大蕭條期間，有過短暫休息。像所有呈指數級增長的人口一樣，教職員工的平均年齡都很年輕。因此，這個體系富有創造性、充滿希望、樂觀向上。然而，1975年之后，人口危機開始了。系統的擴展停滯了，教職員工快速老化，新系統中資深學者和助理教授一樣多。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展示的，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引發了學術界閱讀量的普遍下降和寫作量的增加，而這種增長一般在很大程度上被錯誤地歸因于新自由主義管理。但更重要的是，擴張的結束使學術市場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導致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不重要的出版物爆炸性擴張，這反過來又使系統地閱讀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加劇了致知本身的衰落。

這就是今天美國學術界被認為處于大危機之中的許多情況之一，實際上它源于美國學術擴張不可避免的結束所造成的社會結構。就此危機而言，更重要的是，指數級增長比野火燒毀森林更快地消耗掉了博士學位論文的課題。到1963年為止，關于簡·奧斯汀的博士學位論文已有40篇，關于莎士比亞的博士學位論文有幾百篇。的確，身份政治作為正當博士學位論文課題的興起，很可能只是為了試圖找到新的博士學位論文課題。通過指認所有先期研究都帶有偏見，從而拒絕它們，人們可以重新開始，從零開始重新創造一切。這次你要認真對待婦女、黑人、拉丁裔、同性戀或者任何你感興趣的人。這也許為美國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帶來了又30年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課題。

但是這種身份政治策略的問題有幾個。第一，它使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非累積性質在科學日益強大的時候變得十分明顯。第二，它允許激烈地政治化，使基于個人偏好的(ad hominem)論證以及時代錯亂的論證具有正當性，從而削弱了智識生活的核心正當性。第三，它分散了學者們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去思考如何發明新的致知形式，而只是拖延了這個問題。現在，這個舊方案達到了其巔峰。

更廣義地說，這種策略使美國學者看不到20世紀成功的本質和付出的代價。他們確實創造了一個非凡的組織，但是它的偉大之處在于它的不斷增長。當這種增長不可避免地停止時，整個系統也隨之停止，美國學術界其實就是一個龐氏騙局。此外，大學作為一個機構變得如此成功，以至于社會開始依賴它作為一個機器來評估這個國家的年輕人，這必然將不利于學術生活的標準強加于大學。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精英學術教育普遍存在的學生成績的虛高。

但是，如果說成功的代價是社會期望大學為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情，那么更深層的問題其實在內部。到2000年，學術界已經窮盡了這個知識方案，它基于正典性思維、掌握基礎知識，以及與正典性主題相關并與學科組織相聯系。它已經完成了它計劃要做的事情，而且它記錄了20世紀美國大學的集體成果，它的確是一個令人驚嘆且具有支配力的整體。

但是它已成過去式。每個人只能讀其中一小部分的內容，那些能夠組織學術界圍繞某個共同知識方案進行工作的綜合工具和問題意識如今都消失了。原本維持各學科之松散整體性的正典與文摘的混合，最終瓦解。經濟學在其大炮周邊圍上了一圈大篷車，由此墮落成了某種形式的工程學。人類學拒絕了它的創始人，并發現它實際上與任何東西都無關。歷史學墮落成了攀比誰比誰更受壓迫的爭論。我可以繼續說下去。事實是，到2000年，20世紀的知識方案已經全部玩完了，1980年后延長其壽命達20多年的策略實際上最終扼殺了它。

簡單地說，此刻我們必須發明一種成為學術知識分子的新方式。現在我們還不清楚那會是什么樣的，只不過舊方式已經日暮途窮。我們的學術交流主要由不重要的作品組成。我們的管理者獎勵的是出風頭的事，而不是實質性的研究成果。我們的研究工具已經下降到毫無價值的關鍵詞搜索的水平。我們的同行評議制度被削弱到僅止于草草應付。我們的許多學科協會退化為軟性政治組織。這些學科本身正受到管理者和某些同事的系統攻擊，那些同事希望放棄學科去從事“跨學科”研究、組建各種研究“中心”。自助出版已經成為一種主要的甚至被認可的做法。本科生以相關性和開放性的名義引誘我們從事既懶惰又無效的教學。

現在，這其中許多東西與其說是衰退的跡象，不如說是成功的跡象。我們已經完成了一個多世紀前我們的前輩們提出的方案:我們對西方正典進行了細致的學術研究。我們對日常社會生活、比較政治、象征實踐等做了數千項研究。我們還沒有做的是重新思考這一切，消化它，并利用它來形成一種新的致知，這種致知能夠向前發展，并指引我們最優秀的年輕人的思想。毫無疑問，在當前學術就業不穩定的條件下，他們自己可能無法承擔這項任務。只有非常勇敢的頭腦才會反抗追求時尚和出風頭。鑒于這種情況，要由我們這些已經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找出新的方式來為未來的致知方式提供條件。有鑒于學術界在未來40年內將需要適應印度和中國龐大的新的大學體系，眼下肯定還挺令人興奮。更廣義地說，隨著知識世界的發展，知識將傳播到遠離西方思想觀念的社會。

我所列舉的知識趨勢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智識挑戰。我自己試圖將人文知識的本質理論化的許多工作，都來自我與我們大學圖書館就新型研究等議題而開展的各種斗爭。事實上，也許未來的學術致知者需要像我一樣成為一個非專家(non-specialist)，套用馬克思的話，早上研究數學社會學，中午做民族志研究，下午做檔案分析，晚上寫評論。這種多重技能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智識秩序的基礎。當然，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在胡說八道，但確實有可能。

主要的事實是，我們一直在從事的方案可能結束了，它正是在我們面臨外部嚴重威脅時結束的。因此，現在是進行深刻反思和采取果斷行動的時候。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發揮想象力的時刻。否則，我們中許多人為之獻身的那種致知方式，將在未來30年或40年內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