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朗與以色列的矛盾不斷加劇

在伊朗沙特在中國的運作下和解后，實際上以色列已經陷入了被動。因為原本按照美國的劇本應該是以色列和沙特和解，以此共同對付伊朗。但是在中國的運籌帷幄之下，形勢逆轉使得以色列在中東陷入四面楚歌的被動境地。

然而被逼到墻角的以色列，實際上是危險的以色列。遭遇過大規模民眾抗議的內塔尼亞胡開始授權極右翼組建民兵，這與希特勒建立納粹的沖鋒隊是一個意思。所以以色列政局的極端化應該是未來可預見的走向。因為阿拉伯世界的和解與聯合使得以色列深陷重圍，承受戰略上的重壓。但是以色列仍有一戰之力，這種情況下以色列實際上就是一頭被逼到墻角的猛獸。

內部抗議、外部承壓，再擁有對相對優勢的軍力，這種情況下的以色列很可能會選擇納粹主義和對外擴張的道路。以此對外輸出矛盾，用戰爭的手段來打破戰略上被合圍的態勢。

歷來有一種說法，猶太人反對的不是納粹主義，猶太人反對的是針對自己的納粹主義。當猶太人對待其他弱小或敵對的民族，往往采用的也是納粹手段。比如在引進許多非洲地區的“黑色猶太人”后，以色列政府就對這部分“血統不好”的同胞進行了集體的強制絕育手術。對自己人尚且如此，就更別提對巴勒斯坦人的迫害了。

伊朗能夠和歷來不和的沙特和解，但不可能和以色列和解。除了以色列對伊斯蘭世界犯下的滔天罪孽外，也和伊朗政權的內部組成直接相關。

二、險峻的伊朗高原與“以義相結”的霍梅尼宗教政權

我們可以看到伊朗北接歐亞草原，向南是印度洋的出海口，向東可以進入印度，向西進入古巴比倫的新月地帶。當年雅利安人部落南下的時候，一部分在伊朗建立了波斯，一部分繼續南下去印度稱王。

從地形上我們可以看到，伊朗跟蜀漢一樣都是在山地建國，屬于易守難攻之勢。正如四川山高嶺峻的地形坑死了蒙古蒙哥大汗，打出了世界上對陣蒙古帝國最優戰績一樣，伊朗多山的地形也讓美國望而生畏。但是其又扼守霍爾木茲海峽一側，隨時可以掐斷世界石油的大動脈，可謂是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雖然美國沒有一刻不想顛覆伊朗政權，但終歸幾十年間沒敢動手，其中原因就是美國的一個心魔：那就是美國在山地國家就沒有取得過勝利——阿富汗、朝鮮，這些地方都是美國的夢魘，也都是武德充沛的山地國家。所以美國對伊朗遲遲不動手，不是因為伊朗的戰略價值低，而是對美國來說確實軍事征服山地之國伊朗和其8000多萬的人民成本實在太高了，以至于一個單極世界的霸主都負擔不起。

但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也正因為山地的復雜地形使得伊朗民族構成也很復雜，畢竟在高山國家一統江山太難了。所以現在雖然總提到波斯民族，但其實伊朗的民族構成是一個大雜燴，波斯作為主體民族不過堪堪過半而已，其他阿拉伯人、庫爾德人、土庫曼人、阿塞拜疆人等多個種族都混居其中，尤其是阿塞拜疆人，占據總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現任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就是阿塞拜疆人，伊朗原生文明沒有能力融合種族矛盾，只能牢牢借助宗教工具才能勉強實現政治局勢穩定。

所以宗教對于伊朗來說，是絕不可能缺乏的立身之本，是目前伊朗國內各民族、各階層的共識，是一個高強度意識形態組織下的凝聚核心。

伊朗是一個宗教憲法和普選制相結合的國家，宗教導師們是憲法規定的統治者，上下盤根錯節利益深厚，控制輿論、產業、軍隊。有能力在普選制的情況下維持宗教統治，其內力深厚可見一斑。而這個體系的建立者，正是“伊斯蘭世界的劉備”——大名鼎鼎的霍梅尼。

霍梅尼的特點就是魅力無敵，能夠讓別人主動地向他讓出政權；雖然軍事能力并不出眾，但是勇于斗爭，堅持斗爭的斗志很頑強；同時對于自己的“義弟”——宗教兄弟們，能夠做到同富貴，共生死；對于接班人的選擇，也可以說是“心神無貳”沒有私心，成為了中東政權承接的經典。而其后來人也基本貫徹了霍梅尼的遺志，幾十年如一日地始終以“興復圣業”為己任。

三、伊以不兩立，圣業不偏安

伊朗革命導師霍梅尼本是一個教士，在由于原巴列維王朝過分西化導致國內分配不均激化城鄉矛盾，在新機制沒建立起前就被舊有生產關系給推翻了。彼時霍梅尼甚至不在國內而是在法國避難，當伊朗出現政權真空的時候眾望所歸將霍梅尼請了回來。霍梅尼也不負眾望，建立了一套以伊斯蘭教士階級為統治核心的伊朗特色教士公有制體系。

如同歷史上三造大漢的季漢一樣，現階段的伊朗高舉波斯和伊斯蘭的大旗，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立誓伊（伊朗）以（以色列）不兩立，圣業不偏安。

（哈梅內伊說過，25年內滅掉以色列）

進而對以色列的態度是明確的，因為以色列驅逐巴勒斯坦，強占圣地耶路撒冷，五次擊敗伊斯蘭聯軍，毫無疑問是壓在伊斯蘭國家身上的一塊大石。埃及出于自身考慮與以色列單獨媾和后，幾乎就瞬間被開除出伊斯蘭世界，納賽爾為埃及爭取到的“伊斯蘭世界領頭羊”的名望永遠的煙消云散了。

伊朗既然以整合伊斯蘭世界為己任，就會持續地把以色列當成敵人。千年宗教仇殺交叉于此，就像蜀漢朝廷喊出的“漢賊不兩立”一樣，這是立國的精神基礎。

然而伊朗信奉的什葉派實際上是阿拉伯世界中的“少數派”，其與沙特為代表的的遜尼派之間也有著上千年的分歧與沖突。所以伊朗雖然信奉伊斯蘭教，卻始終利用什葉派信仰與中東其他國家保持“信仰的隔離”。

這也是伊朗被稱為西亞孤狼的原因，宗教上與基督教千年對立，地緣上是兵家必爭之地，教派上又和大部分伊斯蘭國家不對付。

憑借宗教上臺的霍梅尼高喊“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希望通過整合伊斯蘭世界實現宗教、民族的雙復興。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一股勁頭，伊朗將國家和民族的潛力逼到極限，擁有中東地區最完善的工業體系。（雖然和真正的強國比還差得很遠）

和當年的季漢一樣，諸葛亮屢屢北伐，打出來兩千多年四川地區都少見的精氣神，以一隅而敵中原，只要諸葛一日不亡，雍涼不解甲、中國不釋鞍。伊朗基本上也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反西方，而且其目的也不似其他國家的純利益驅動，而是具備一種復興伊斯蘭的精神使命。所以我們就看到了伊朗在成立伊始就敢于挑戰美國，敢于同薩達姆的伊拉克開戰，敢于在美國眼皮子底下建立“什葉派之弧”。這些戰略行為大多數都是舍“利”而求“義”的模式，與季漢政權非常相似。

季漢政權中的諸葛亮縱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將人類的智慧用到了極限，建立了三國時期最完善的商貿制度和超過了時代的軍旅建制，但是由于大時代畢竟已經走完了強漢的篇章，將逐漸走進五胡亂華的黑暗時代。所以最終北伐并沒有能夠成功。然而其光輝已足以給炎漢一個體面的終結。因為時代的趨勢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有順應時代才會獲得“時來天地皆同力”的命運加成，堅守自己信念但逆時代的英雄誠然值得后人敬仰，但其功業卻無法長久延續。

伊斯蘭世界也是一樣，伊斯蘭上一次被稱為先進的代表時還是東羅馬時代。那時以后世界經歷了宗教改革、新教崛起、大航海、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世界的運轉方式早已經不按照個人意志為轉移迭代過無數次了，不管過去有怎么樣的輝煌，無法釋然而前進的人都將被歷史淘汰。

而中國也經歷了百年的屈辱史、百年的復興史，即使是建國后也經歷以三十年為周期的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吃了數不盡的苦，受了數不盡的罪，才練出如今的鋼筋鐵骨、火眼金睛。也正是因為歷經如此磨難，中國才能在這片土地上兼容并蓄世間一切的優秀制度。

中國的標語是：“即要西方的也要東方的，來了都是我中國的”，社會主義和重工業體系學自蘇聯，搞社會主義搞到老大哥走投無路；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學自美國，但中國二創逼死原番，搞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搞到美國人想退出WTO。可以促進生產力的東西我們都吸收，缺陷腐化的東西則拋棄。這才是蓬勃發展的文明生命體。

這背后是從鴉片戰爭起開放國門被迫改變了封建的經濟基礎，在太平天國的宗教運動上消滅了滿清統治者的軍事力量，在洋務運動中培育了民族的現代軍工體系，在辛亥革命中徹底消滅了帝制建立了共和體制，在抗日戰爭中打敗了軍國主義侵略者，在解放戰爭中消滅了三座大山尤其是蔣介石的買辦勢力，而后經歷前三十年的社會改造建立了重工業，在后三十年通過市場經濟發展了輕工業，這才讓華夏文明這個古老的文明再次進入復興的軌道，這其中的流血犧牲，無私奉獻堪稱人類史上獨一無二的存在，這就是華夏民族復興的底氣：我們通過實踐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我們用全民族的犧牲換來文明的重生。

而伊朗相當于中國在太平天國階段就直接建國進入現代化了，時代潮流一個都沒有趕上，當然就只能抱著過往的輝煌來鼓舞士氣。伊朗的歷練還不足以支撐起立國的目標，這個矛盾一直伴隨著伊朗宗教政權，致使一股暗影的力量在矛盾中不斷生長起來。

四、投降派的囂張與新的希望

同蜀漢政權一樣，雖然蜀漢常年北伐，但諸葛治蜀立法公平待人平明，所以蜀漢“刑法峻切而人無怨心”，這里的“人”指的是普通百姓，百姓只要有飯吃、有功立，有明確的上升渠道是不怕流血犧牲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無怨心，被壓制的四川本地大地主們日思夜想的都是門閥統治的魏晉啥時候能來“解放”他們，本地豪強主政本地的九品中正制光芒何時才能灑入四川啊。

（蜀漢大臣譙周所作投降派著作《仇國論》一時在蜀漢朝堂傳頌）

如今的伊朗也是如此，伊朗出于教義和穩定的需求，一直給農村和貧困人口以補貼來滿足其生活需要，而其貧困人口也多為虔誠的教徒，是伊朗如今的穩定器。

但伊朗的城市居民、知識分子群體卻很難稱得上對這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有好感，蘇萊曼尼事件后，緊隨其后伊朗出現誤擊烏克蘭飛機事件，學生紛紛上街抗議，這時候有人把美國和以色列的地圖畫在地上引誘師生們踩踏，但師生們卻繞道而行，拒絕踐踏美國國旗。示威人群還時不時高喊：“伊朗的敵人不在美國，在伊朗”

還有不少教授發聲：“踐踏他國國旗是錯誤的”。

但身處亂世，美國謀殺軍隊二把手，這就可以坐視不理？是非對錯有時很難論述，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本來應該是伊朗社會棟梁的精英人物與伊朗現政府不是一條心。

值此“危機存亡之秋”，伊朗的前途被完全的壓在現已八旬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身上，哈梅內伊參加過霍梅尼革命，一直是最高領袖的左膀右臂，參加過兩伊戰爭有充沛的斗爭經驗，完全繼承了霍梅尼的衣缽，可以說是另一個時空“君臣魚水情”的代表，在他們的手里伊朗還亂不起來，可是面對整個伊朗精英階層不合作的態度上，伊朗已經出現了“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這種后繼無人現象。

一旦山陵崩，神器賦予誰？

畢竟按照伊斯蘭什葉派的教義，只有穆罕默德-阿里的圣裔一族才是真正的領袖。然而要先知家族的血脈、資歷能夠服眾、擁有足夠斗爭精神的人才放眼整個伊朗都找不到下一個，直接導致哈梅內伊的接班人屢屢難產，現在的伊朗最高領袖是騎虎難下，欲退不得。這與諸葛治蜀后繼無人的情形也頗為相似。

湖面雖尚屬平靜，然底下已暗流洶涌。尤其是建國的革命老前輩退場，正式進入守成一代的后哈梅內伊時期，伊朗在經濟上的短板有待彌補，需要融入中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才能安穩的找到下一個時代的方向。這也是伊朗的總統，從親美的魯哈尼變為反美塞西的重要原因。

禍福無門，唯人招之。畢竟當今世界不是“三國演義”了，伊朗其實有一個機會能夠避免蜀漢覆亡的結局，那就是擁抱先進的生產力之源，唯有連接上這個力量源泉，才能讓伊朗平安度過后哈梅內伊時代。

所以伊朗之存亡，不在宗教政權，而在東方新興之中國，如果伊朗還如霍梅尼時代那樣拒絕時代的潮流，那么伊朗的宗教政權必然死路一條；如果伊朗能夠利用自身優勢與中國開誠布公，改革其宗教落后之制度，開放其資源商品之市場，那么伊朗不但會轉危為安，還可能大有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