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圈，即在社交媒體、大數據與數字經濟的共同作用下，以微博為主要的社群連結場域，通過儀式性的數據勞動和集體性的情感消費表達對明星的支持，并且組織嚴密、分工明確、行動迅速的龐大粉絲追星群體。“飯”即“粉絲”，“圈”則體現了群體的邊界和區隔。以不同偶像為中心形成的不同“飯圈”是一個個具有共同情感聯系的網絡共同體，也是擁有共同目標且分工明確的協作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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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何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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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需求實現內在驅動

粉絲與偶像之間存在的是一種準社會互動關系，而偶像的本質是為粉絲提供一種“想象性”的親密關系，這種關系基于情感的紐帶，往往會激發粉絲為偶像自愿付出無償的勞動，如文化研究學者約翰·菲斯克所提出的“文化經濟”，粉絲在文化生產和文本意義再建構的過程中，所交換和流通的是意義、快感與社會身份，獲得的是精神愉悅與身份認同。蔡徐坤和周杰倫粉絲團之間在微博上開展的流量大戰，粉絲無償的“打榜”，實質上創造的都是社會流量價值，流量的背后，是粉絲被異化為“群體無意識”下的“數字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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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賦權提供參與可能

“產消一體”的參與機制，構筑起粉絲群體的圈層壁壘。web2.0時代下富有主動性和創造性的飯圈，借助技術與平臺工具，以對偶像或文化產品的情感認同為動力，沿著亨利·詹金斯“參與性文化”的生產路徑，借助開放性的網絡平臺以及技術生產工具，積極采取“盜獵”的方式進行文本生產、加工、傳播、交互，構筑起獨特的粉絲文化形態。新冠疫情期間，以線上直播形式開展的粉絲與偶像間的互動，如“all world together at home”線上直播演唱會、抖音平臺明星賬號開展的“聊天直播間”等，都充分展現了技術對于粉絲文化生產的強大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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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邏輯催化與主流權威消解

一方面，鮑德里亞所寓言的“符號價值”代替“實物價值”的“消費社會”，在大眾文化市場消費邏輯的引導下，以及在媒介宣傳累積效應的刺激下，已然成為現實，粉絲陷入消費主義的泥潭，把購買與明星相關的產品作為傳播互動的一種方式。

在這種消費想象，即：可以通過不斷消費與偶像相關的一切產品以拉近與偶像之間的距離的過程中，粉絲也沉湎于消費所帶來的快感，樂此不疲地體驗那些虛無縹緲的所謂零距離偶像接觸。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中信任的斷裂、集體記憶的缺失，也使作為亞文化群體的飯圈社群逐漸走向網絡乃至現實世界的巴爾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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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的階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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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組織的結構

飯圈內部有專業細致的組織分工，比如打投組、宣傳組、反黑組、凈化組等等。而根據不同的分工，粉絲被定位為前線粉、數據粉、氪金粉等。這些角色分工象征著不同形式的粉絲勞動，并且時有重合，勞動與消費成為進入飯圈的基本門檻，也是飯圈女孩的基本義務。

由反黑組、控評組和數據組三大核心樞紐組成的前臺，主要負責愛豆強大影響力和傳播力的展示工程。承擔愛豆與粉絲感情鏈接任務的中臺：站姐，不僅需要錢還需要才華，其一手包辦應援文案、拍照及修圖、視頻傳播。而愛豆代言的產品或愛豆正在沖刺的榜單都是后臺打投組的戰略高地，每至愛豆生日，比拼生日排面的時候，打投組的價值感就凸顯出來了。應援物資、生日禮品、廣告位，她們都非常舍得氪金。事業組日常沒有太多蹤跡，但當她們認為愛豆的事業發展不如預期時就會跳出來為愛豆向工作室或經紀公司發難。例如楊冪的粉絲都就曾力數嘉行的幾宗罪。此事一度霸占微博熱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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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的晉升渠道

飯圈分工明確，結構扁平，工作目標明確。但飯圈作為一個擁有龐大技術的人群，個體要在其中脫穎而出，主要有三條途徑：首先是財富。能夠帶資進組是最好的。粉絲在打榜、買代言產品時一馬當先，自然能聚集一幫追隨者；其次是資源，如果能接觸到愛豆最身旁的人，拿到愛豆的日程、準確找到愛豆的拍攝現場，拿到愛豆的簽名照片等等，都可以使粉絲個體在群體中占領圈層高位；最后則是專業能力。既沒有財富也沒有資源的粉絲，只要能具備過硬的專業能力，一樣可以在飯圈有出頭之日。熟練的掌握PS、AE等軟件或者能寫出深入人心的文案，或有較強的組織策劃能力，都可以在飯圈打拼出一番天地。無論是制造熱度、打擊競爭對手還是吸納新粉絲，只有過硬的圖文宣傳和有序的組織策劃，才能讓飯圈組織的成員沒有后顧之憂的奮勇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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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文化的紅與黑

飯圈文化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讓粉絲群體基于“趣緣”連接在線上及線下場景中構筑新型的社會關系網絡、積累真實或虛擬的社會資源，形成“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群體內部由于“回聲室效應”的存在而不斷走向極端與非理性，并淪為無償付出情感勞動的“數字勞工”與被凝視規訓的“單向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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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影響

1.個性化消費促進粉絲經濟繁榮

克萊·舍基在《未來是濕的》中提到，有了社會媒體，人們就能為愛做大事。粉絲的表現欲、互動性、參與性，隱藏巨大的消費潛能，飯圈的“為愛發電”往往能夠帶來綿長的產品聯動效應。盡管不同明星的粉絲群體之間壁壘高筑，但龐大的粉絲市場充分發揮著“長尾效應”，展現出巨大的消費潛能。“明星同款”、“流量周邊”讓“氪金黨”、數據組不斷為愛發電，這種個性化的粉絲消費帶來了粉絲經濟乃至上下游產業的發展與繁榮；

2.身份認同利于社會穩定發展

粉絲文化是一種以尋求社會互動和身份認同為基礎的亞文化體系，粉絲通過對于相同偶像的追捧與消費，達成與志同道合者彼此之間的交流互動，建立情感信任，形成“想象共同體”，在“原子化”的大眾社會尋找到一種新的身份和歸屬。而通過推薦符合時代精神的正能量偶像，也有利于凈化社會輿論風向，建構社會向心力與集體記憶，有效緩解當代的社會認同危機；

3.粉絲民族主義培養愛國精神

粉絲民族主義指的是以90后為行動主體，他們用追星的方式追逐、維護自己的祖國，將追星和民族主義運動合二為一并在這個過程中完成對于個人身份的構建和集體身份的認同。

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不斷發酵，“飯圈出征，寸土必爭”的口號與2016年的“帝吧出征，寸草不生”遙相呼應，飯圈女孩聯手帝吧網友再次出征，為“阿中哥哥”打call。盡管在網絡“出征”的過程中，刷屏式的洗廣場評論與碎片化、民粹化的符號表達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東方主義”視角下西方世界對于中國的刻板印象，但是飯圈組織的靈活性、平民化、專業化、情感化也在培養國民尤其是新一代青少年的愛國主義精神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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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

1.狂歡下的非理性行為

當追星的狂熱如潮水奔涌，非理性的泡沫加速滋生。粉絲為維護偶像，不惜與全世界為敵。看到有人不喜歡自己的偶像，互撕謾罵、刷量控評、人肉搜索......有些無良粉絲，以對偶像明星的“愛”為由，在網絡上對其他藝人或普通人進行侮辱、誹謗。法律規定，在網絡上誹謗、侮辱他人，侵害他人人格尊嚴、名譽權，情節嚴重的可能涉嫌誹謗罪、侮辱罪。追車、超車、強行變道逼停明星車輛等行為，極易造成安全事故，可能構成交通肇事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承擔刑事責任。對于惡意組織粉絲到媒體評論區等公共空間刷量控評的行為人，如散布虛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可能涉嫌尋釁滋事罪……諸如此類的非理性行為，使得飯圈“血雨腥風”的現實暴力與網絡暴力時有發生，讓飯圈烏煙瘴氣。

2.群體極化造成價值偏差

隨著流量成為衡量明星價值的重要標準，粉絲對偶像的支持開始轉變為各式各樣的數據打投。粉絲為了做數據購買遠超個人需求的商品，催生出難以估量的“打投式浪費”。在一些選秀成團真人秀節目中，票數最高的幾位選手可以“成團出道”。如果粉絲們想為喜歡的選手“打投”，就要買與節目聯名的品牌飲料，取得留在瓶蓋內側的二維碼或包裝箱里的刮刮卡。買得越多助力越多。由于牛奶保質期相對較短，一些粉絲為“打投”瘋狂購買，喝不完又轉賣不了，直接倒掉便成了最“快捷”的處理方式。偶像能不能出道不得而知，但可以預見的是，節目組和贊助商卻獲得了高熱度和巨大收益。諸如倒奶式的極端“打投”方式，已經嚴重扭曲了粉絲群體尤其是低齡主體的價值觀，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食品浪費法》，這樣的浪費和揮霍，是對勞動的不尊重、對法律的褻瀆和蔑視。

3.文化工業圍城中的情感勞工

文化工業概念是阿諾多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提出的概念，用來形容商業化的大眾文化。在阿多諾看來，工業指的是事物本身的標準化，文化工業最大的特征就是為了消費而生產，實現文化生產的效率最大化。

當前的娛樂圈的偶像工業就是在資本推動下畸形發展的產物，粉絲與明星之間的關系被商品化，粉絲被迫為自己的愛豆打榜、刷數據，成為流水線上的數據勞動，偶像娛樂工業不斷加深對人的異化。偶像工業、飯圈文化為粉絲們塑造出一個個神，美好的許諾，號召粉絲陪伴偶像成長。這背后是一個個金錢的無底洞，為偶像氪金的瞬間給消費者帶來快感，這種瞬時滿足感掩蓋了娛樂化消費背后的精神空虛。在復雜的媒介場域之中，我們必須警惕這種權力的不平等現象，否則就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吳亦凡事件正是這種扭曲的不平等的體現。

4.全景敞視監獄中被異化的主體

當偶像、明星成為全景式監獄下的個體，任何“隱私”都不存在，愛豆更是販賣“標準”的個體，在這種監視和高標準下，淪為“單向度的人”和“文化工業”下的“商品”。

現在較多的“私生飯”瘋狂追星，為了能夠得到藝人的相關信息，與黃牛進行交易，亦或是通過其他非法途徑獲取信息，包括藝人的酒店房間號、飛機座位號以及手機號等，可能構成《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面臨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當人的價值理性不復存在，人性過度被擠壓，將最終使得行業內的明星形成畸形的價值觀，并最終影響到粉絲和社會，造成嚴重的社會負面影響。

5.大眾文化工業的粗制濫造導致文化失守

一方面，資本的追本逐利導致偶像行業走上了“快消”的道路，五毛特效、摳圖成像等現象層出不窮，同時，為了迎合市場偏好而進行的千篇一律的“造星”運動，不僅會造成受眾的審美單一，文化“單向度”，其所構成的國內脆弱的娛樂生態，更容易被外來文化意識形態所侵襲。例如，韓國的偶像組合在國內大受追捧，掀起青少年學韓語、吃韓餐的風潮，我國傳統文化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

另一方面，在新的媒介環境中，粉絲完成了從個體到群體的聚集，這使得“粉絲”身份更為普遍，大眾偶像也不再局限于演藝圈中，諸多領域的意見領袖都可能引起粉絲聚集。這種集聚帶有壓迫性，甚至擠占了很多重大事件的話語空間，可以說“飯圈文化”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媒介議程設置。大批量粉絲影響議程設置，讓網絡空間中大量的公共資源偏向明星話題或娛樂事件。而其他切實涉及公眾生活的公共議題在有限的資源中得到較少的關注。即便當社會普遍處于危機狀態時，娛樂化的議題也能在短時間內獲得極大關注。網絡媒介泛娛樂化的趨勢如果不加遏制，尼爾波茲曼所說的娛樂至死新物種終將誕生，人類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和商業等一些都會貶為娛樂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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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發展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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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與平臺的關系革新

正所謂“無平臺，不飯圈”，平臺既是流量明星誕生的土壤，又使粉絲黏合成飯圈。碎片化的傳播方式大大降低了對于傳播產品專業性的要求，明星藝人的知名度越來越脫離其藝術實力，與粉絲互動反而成為重要工作內容。而平臺恰好能夠縮短明星與粉絲之間的距離，鼓勵粉絲參與到內容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與此同時，平臺也承擔起了公共服務、輿論治理、維護市場秩序以及保護未成年人的巨大責任，應積極開展與飯圈對話，及時進行責任公開，并建立全面有效的社會責任聆聽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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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群體與大眾文化工業的

馴化與反馴化

粉絲一方面對崇拜對象推崇至極，一方面急于擺脫作為消費者的被動地位；而生產者一方面想繼續將粉絲群體置于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要延續粉絲對品牌溢價的二次分蘗，粉絲群體與大眾文化工業之間由此形成“收編”與“反收編”的特殊關系。利用這樣的拉鋸關系，我們既可以利用偶像對粉絲進行價值引領，維護社會穩定，又可以通過粉絲群體掣肘文化產業的行為，推動偶像市場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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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烏托邦解體后的話語引導

最初出現的粉絲群體，是以權利平等為價值信念，自發形成的比俗世更為人性更為民主的烏托邦；然而商業資本邏輯下“氪金黨”的等級分層、社交媒體平臺為圈攬流量塑造“控評權重”和“簽到積分”等象征資本，實現了對現實世界中社會資本的復制，使得粉絲群內層級關系愈發明顯，權力烏托邦“再封建化”；在此過程中，“站姐”、“粉頭”等意見領袖，由于缺乏專業素養，或者被資本權力影響，可能會將錯誤價值觀傳遞給廣大的粉絲群體，并逐漸向主流文化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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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飯圈文化在技術、資本等因素的加持下，不斷破圈發展，大有與主流文化一較高下的趨勢，在不自覺中悄然改變著互聯網時代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從而對整體的網絡文化乃至現實社會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我們應充分認識到飯圈的發展所帶來的“紅與黑”，加強頂層設計，塑造多方主體協同共建的全方位治理格局，充分發揮飯圈文化在促進經濟發展、凝聚社會共識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有效規避其對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照亮飯圈文化中存在著的“灰色地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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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網絡來源及參考文獻

文案：肖敏雪

編輯：鐘雅晴

審核：李瑋

李佳倫

蒲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