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民間自發舉行了聲勢不小的紀念活動，一些地方出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追究吳德、陳錫聯、吳桂賢等人責任的大字報，令高層十分緊張。

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并親自簽發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關于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

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華國鋒親自批示了北京市關于“李冬民事件”的報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機器廠工人，時年32歲。1976年，李曾參與“四五運動”，寫大字報對“批鄧”表示不滿。

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輕人在北京長安街貼出大標語，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李的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蹤，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武斷地認定李是借紀念周恩來，以“天安門事件”做文章，“陰謀策劃先提‘保鄧’口號，讓鄧出來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幫’是右派政變，打出保王洪文口號，號召推翻以華主席為首的搞‘右派政變’的黨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將李冬民逮捕。

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決定將這個報告及所謂“罪證材料”作為會議文件印發。各地進一步追查、逮捕“謠言制造者”，立案審查，判刑收監。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門又逮捕了一批人。有關逮捕的準確數據，迄今未見官方公布的材料。

更厲害的是，3月28日，國務院發出三十號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揭批“四人幫”斗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

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并不在華國鋒，而在于長期的“專政”制度和傳統。“文革”時期的“惡攻罪”，將以言定罪推到極致。

1977年的“打擊政治謠言”，當然不能與“文革”相提并論，但手段卻沿襲了“文革”，只是把“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換成了“攻擊毛主席和華主席”。

從性質上說，它是“專政”制度悲劇的重演，而這一點才是最應該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