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在古代反腐是維護統治，打擊異己的最好工具？

眾所周知，我就是個讀明史的，所以我以明朝為例。

先看反腐為什么能維護統治。

明太祖朱元璋立國后，在內政方面最出名的事兒有兩件，一件是殺戮功臣宿將。朱元璋屠戮開國功臣，歷朝皇帝中可稱第一，胡惟庸案、藍玉案前后持續超過20年，株連殺戮功臣名將家族共有4.5萬余人。

通常而言，在立國未久，外敵未清的情況下，大規模屠戮功臣是有點危險的，萬一引發叛亂，對江山極為不利。但是這種情況并沒有出現，朱元璋的盤子非但沒有任何動搖，反而是越來越穩。

如何做到的呢？與另一件事有關：反腐。

朱元璋的反腐是與屠戮功臣同時進行的，先是借助空印案，把地方上的掌印官，也就是正職殺了一遍；然后是郭桓案，血洗大明官場，從中央到地方都殺得人頭滾滾。根據今天的學者統計，兩案相加一共殺了七八萬人，獲罪坐牢、流放的更是不計其數。

你要說這些人都是貪官，肯定不是，冤殺的不會少，如方孝孺之父濟南知府方克勤。但這屬于誤傷，是可以被接受的。對人民群眾來說，老朱鐵腕整治官場，那就是明君，是希望，替他們發泄了不滿，是頂禮膜拜的對象。

不過這并不是朱元璋真正的目的，因為光殺貪官，百姓的直接收益并不大，貧苦的農民依然有扛起鋤頭造他老朱家反的可能。萬一他們被心懷不軌的功臣所用，那就麻煩了。

農業社會，農民最需要的是土地，只要農民有了土地，就沒有造反的可能。所以朱元璋要推動他的土地改革，手段還是反腐。

空印案+郭桓案殺了七八萬人，按當時的官制，官吏總數也只有兩萬余人。就算官場被老朱清空了，還多出來五六萬名額，留給誰呢？

答案是地主、士紳、富戶。

朱元璋是個極為推崇小農經濟的君主，立國后他曾指示：根據人口分配土地，保證貧農有地種，富戶不許兼并。如有有土地兼并的事發生，就是犯罪（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者佃種者，罪之）。

可是土地仍然集中在地主、豪族手里，他們本來就家大業大。難道你指望，一紙詔書就讓他們心甘情愿把祖傳的家業交給農民嗎？

好辦得很，空印案對象僅限于官吏，郭桓案就不同了，案情從京官牽連到各布政使司的官吏，又從官吏牽連到地方上的地主富戶。為了追贓，民間富人為此破產的不計其數（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根據記載，浙東浙西、三吳一帶富庶的家庭，不是“多以罪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勀削殆盡”。

所以，朱元璋的土地改革，是通過清理地方上的地主、士紳、富戶來推動的，這一系列措施在平民百姓看來，無疑是為民除害。更何況，打倒了這些人，他們的田產都被農民瓜分，有了老婆孩子熱炕頭，大呼皇上圣明還來不及呢，誰還想去造反？

而消滅地主、士紳、富戶，還有其他好處。

一個真相是，歷史上的所謂農民起義，農民只是工具，百分之九十是由官吏、豪強、富戶帶頭的。就好比《水滸傳》108人，真正的農民只有九尾龜陶宗旺一人。再如元末起義軍領袖劉福通、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都不是農民。真正的泥腿子只有朱元璋一個，而朱元璋的隊伍不是他自己拉起來的，他是繼承的濠州富戶郭子興的集團。

古代的農民是啥樣，《水滸傳》中也寫得明白，書里的農民，都是沒有文化，沒有知識，沒有思想，沒有本事，渾渾噩噩的村蠢野夫。想要上梁山當個小頭目都難于登天，別說帶領大家造反了。

說直接點，古代農民就是一群烏合之眾，只能跟人混，當不了大哥。

而能當大哥的那部分人，在元末被殺了一遍，明初又被老朱犁了一遍，剩下的茍延殘喘，已經翻不起什么大風浪。

朱元璋通過殺戮開國功臣集權，皇權的鞏固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狀態；打著反腐的旗號推動土地改革，通過反腐消滅可能的威脅，沒有別的勢力可以威脅老朱家的江山，他也終于可以高枕無憂，安心地把皇位傳遞給下一代了。

那么為什么說反腐是打擊異己的最佳手段呢？

我們看明朝大太監劉瑾的例子。

劉瑾，正德朝大太監，明武宗朱厚照最寵信的宦官，執掌內行廠，權力大到驚人，人稱“站皇帝”。

劉公公在歷史上名聲不怎么好，但他還是做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就是反腐。

具體來說，是選擇性反腐。

劉瑾當權之初，需要大力排斥異己，但他的頭腦配不上他的野心，只會給大臣們扣上“奸黨”的帽子。至于“奸黨”到底如何“奸”，犯了什么錯誤，劉瑾羅織不出來。

如此莫須有地給大家羅織罪名不是辦法，不但低效而且阻力非常大。

為了打擊異己，劉瑾采納了手下智囊張彩的主意，大張旗鼓進行反腐運動。

歷來掌權的官員，想要進行一番改革是相當困難的，如裁撤冗官、清丈田畝、變更征收制度、改革稅種稅率這些政策。即使明明有利于國家，也極難推行成功，就算一時得以推行，也很難堅持下去。更多的例子是改革牽涉到形形色色各種利益群體，可以說誰碰誰死。

但有一種改革是天然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反腐。

無論在哪個朝代，貪腐都是公認的犯罪和道德硬傷。即使大半官員都知道同事們是貪腐分子，誰也不會拿到嘴上說。大明到了正德年間，貪腐已成官場普遍現象，張彩曾長期在吏部工作，深知其中要義——用貪腐來打擊異己，遠比無能、失職、瀆職更具備殺傷力。

然而反貪武器遠不止打擊敵人這么簡單，這其中隱含了一個很多人忽視的地方：反貪也是出政績最為快速和簡單的方法。

見效快大家很容易理解，抓住貪官并公布其罪行，成績就一目了然。

說它簡單，是相對于其他革新政策。反腐天然正義，民眾支持，官員配合，皇帝滿意。通過反貪，劉瑾可以快速獲得政績，讓自己聲譽得到提升，進而在朱厚照那里獲得更多的信任。

劉瑾靠張彩的幫忙，高舉反腐大旗，既干出了政績，又打擊了異己。“科道結舌，文臣拱手”——劉瑾已經毫不費力實現了他的目標，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后再看明末天字第一號大太監魏忠賢。

魏忠賢最大的對手是東林黨，他與東林黨的本質是權力斗爭。魏公公有很多把柄落在東林黨手里，楊漣據此提出“十大罪”彈劾魏忠賢，而魏忠賢并沒有抓到楊漣他們什么把柄。

但是這難不倒魏公公。

栽贓有很多種方式，最安全，最快捷，最穩妥的還是貪腐。

魏忠賢借熊廷弼一案，栽贓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東林六君子，說他們收受一萬到幾萬兩賄賂。以此為罪名，將他們嚴刑拷打，六人都死于獄中，隨后又對東林黨展開殘酷迫害。清除這些異己之后，魏公公才能坐實“九千歲”的位子。

所以說，權力斗爭中，反腐只是手段，它的目的往往并不單純。而眾所周知，明朝和歷史上所有王朝一樣，它的貪腐難以根絕。反腐的結果只能是懲辦了一個貪官，又冒出一個貪官。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因為這是人性，人性不可摧毀，也不可更改。

最后一個問題，既然說反腐能維持統治，為啥崇禎不學朱元璋呢？

因為他沒這個條件，到了王朝末期早就是無官不貪，上行下效，無孔不入。貪腐已是公開的秘密，逼使卷入其中的每個官員在向上送賄與向下貪贓的兩極之間惡性循環，飲鴆止渴而欲壑難填。

古代這種惡性循環的必然結果，就是把不斷擴大的送賄負擔轉嫁給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從而使整個社會的基本秩序徹底崩潰。

朱元璋來了也不行，別說崇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