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楊樹標）

（黨的杰出理論工作者雷云）

轟動全國的“楊樹標事件”

在1983——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浙江發生了一件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精神污染事件”。根據中紀委領導的指示，浙江省委責成省委宣傳部組成調查組，就這一事件進行調查，提出處理意見，雷云受命擔任調查組組長。

這就是當時在全省乃至在全國都鬧得沸沸揚揚的“楊樹標事件”。

2009年7月30日下午，在浙江大學西溪校區啟真公寓，楊樹標教授接受了筆者的采訪。他說，2009年2月上旬，他接到省委宣傳部關于參加2月12日舉行雷云同志先進事跡座談會的電話通知，他嚇了一跳：雷云同志先進事跡座談會？雷云同志怎么了？是不是他的病加重了？或者……

他沒敢想下去，一時竟愣住了。雷云怎么啦？當他想詳細詢問時，電話里已傳來“嘟嘟”的忙音，對方已將電話擱下了。

放下電話，楊樹標的心一下子像被堵上了一團亂麻。

雷云是在他生命歷程中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的人，這種作用，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對一個把道義看得比生命重要，把名譽看得比金錢重要的知識分子來說，是無法度量的。現在，這個曾經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人也許面臨人生非常重要的關頭，不然，省委宣傳部怎么會召開有關他的先進事跡座談會呢？縱觀中國先進人物報道的規律，要全面總結宣傳一個人的先進事跡，必須蓋棺才能定論，中國的許多先進典型都是離開人世后或將離開人世時才進行宣傳的。現在要為雷云的先進事跡召開座談會，這對他這個曾接受過雷云恩惠，一直關心著雷云的人來說，這絕對不是什麼好消息。他知道，雷云曾得過癌癥，做過大手術，已經過去十多年了，看來，現在情況不妙。

2008年是楊樹標人生的一個坎，先是胃全切除，繼而是膽全切除。兩個臟器的切除使他成了“無畏（胃）戰士”和“無膽英雄”，雖然是無畏無膽的英雄了，而原本敦厚壯實的壯漢，體重卻從160斤猛跌至不到110斤，纖瘦得若猛轉身就會有搖晃感。手術后身體一直很虛弱，他已經拒絕了大部分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但是，省委宣傳部的這個“雷云先進事跡座談會”，自己身體再怎么差也得去，只要能爬起來，他都得去參加。

與雷云相識已經25年了。25年前那場在他的學術生涯中算不上驚心動魄，但卻也沸反盈天，甚至鬧得全國都沸沸揚揚的“楊樹標事件”，足以使他銘心刻骨，永生難忘。正是雷云給這一可能給他的學術生涯帶來無窮煩惱和麻煩的事件做了“蓋棺定論”，才使他從麻煩中擺脫出來。

全國清除精神污染大案

“當時，杭州大學的教授楊樹標在國內率先開設了蔣介石研究這門專題課程，在社會上轟動不小，旁聽生云集。這門課程中當時最引人矚目一句話，是楊引用一個日本學者在1931年代說的。他說，在中國只有兩個半中國人是懂得中國的，一個是魯迅，一個是蔣介石，而那半個是毛澤東。

“這句話其實是作家馮雪峰在回憶兩個偉人之間的關系時提到的，文章曾經發表在《人民日報》。楊樹標引用這句話，就是想告訴大家，蔣介石最起碼是個強大的敵人。

“但就是這句話在后來引起了麻煩。1984年初，全國清除精神污染，浙江省紀委把楊樹標作為典型上報給了中央。后者還專門派了調查組。

“浙江省紀委認為楊樹標在授課的時候散布錯誤言論。其中就有‘兩個半評價’的問題，另外，楊樹標在授課時提到，‘國民黨是一個具有光榮歷史傳統的黨’，紀委也認為是錯誤言論，對蔣介石的反動罪行有翻案之嫌。”——(《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第6期《50年曲折<民國史>》作者：王剛)

1984年春節后，新學期開學初的一天傍晚。

“樹標，你闖禍了！”妻子孫國芬教授一進門就這樣對他說。

“闖禍？闖什么禍？”楊樹標驚訝了。“我埋頭做自己的學問，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

妻子是浙江大學化學系的教師，她從手提包里拿出一份報紙。“你看看這篇文章，里面講的是不是你？”

他從妻子手中接過報紙，是當天的《杭州日報》。

報紙上一篇署名為“木易”的文章，內容竟是“評兩個半”。

楊樹標不由得一楞，這討厭的“兩個半”，煩人的“兩個半”，已經沸沸揚揚了好久的“兩個半”，不是自己又會是誰！

“兩個半”是楊樹標講課和做報告中曾提到過的一段逸事，那是他在做有關蔣介石的講座中所引用的一段史實：1933年，馮雪峰在與毛澤東談天時說到，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然后沉思著說：“這個日本人還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這段掌故是馮雪峰寫文章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

有關“兩個半”的這段史料，他曾多次在講座中引述，目的無非是為了表明，蔣介石這個共產黨的敵人也不是草包，因為他也了解中國國情。

但是，這段話隨后便在學術圈內乃至坊間流傳開來，越傳越廣，越傳越邪，在傳播的過程中，其內容慢慢發生變化，到后來傳播者將日本人去掉了，將馮雪峰去掉了，這“兩個半”的出處竟成了楊樹標的原創，變成了“杭州大學歷史系一位老師說，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中國國情，一個是魯迅，一個是蔣介石，半個是毛澤東”。

開始，楊樹標不以為意。胡說八道！簡直是瞎傳！但是，沒想到這個“瞎傳”的關于“兩個半”的傳言越傳越廣，傳得全國都知道，直至北京一位朋友打電話給他向他核實此事，他才感到這個荒唐的傳言有些過分。但是，在他心里，這也就是一個過分的傳言而已。因為他相信史學界的同行是知道這段話的出處和背景的，但大部分人并非“史學界”的，一些人驚訝：這個老師吃了豹子膽了，竟然敢這樣講話！也有人聞之義憤填膺：這位老師站在什麼立場上講話？長誰的志氣滅誰的威風？竟敢這樣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怎能如此信口開河！

面對越來越多的熟人來向他求證，曾以一笑了之的楊樹標終于笑不起來，笑不出來了。怎么回事？傳言竟然還會有這么大的功效，竟傳得面目全非了，這可真是眾口鑠金啊！

現在這件事都捅到報紙上去了，問題更嚴重了！

木易在報紙上對“兩個半”的說法提出嚴厲的批評，認為這個歷史系老師信口雌黃，胡說八道，蔣介石能與毛主席比？是蔣介石了解中國國情還是毛澤東了解中國國情？如果說蔣介石比毛澤東更了解中國國情，他怎么會被毛澤東打敗的？

現在，情況更加復雜了，不是他說的話現在在報紙上白紙黑字張冠李戴成他的了，他的“錯誤”已被弄到報紙上去了，中國的國情是，事情一旦上了報紙就麻煩了，尤其是《杭州日報》還是黨報，性質就更嚴重了。

怎么能這樣斷章取義？怎么能這樣不加調查地輕信傳言？怎么能這樣不作分析妄加批評？楊樹標感到莫名的惱火。

文章說，這位在省內頗有名氣的歷史老師，在一次次講課中、講座中反復講這段話，這難道不是嘩眾取寵嗎？他把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把共產黨放在什么位置？在他眼里，蔣介石要比毛澤東高明得多，國民黨要比共產黨偉大得多，這是什么立場？這是美化國民黨，美化蔣介石，貶低毛澤東，貶低共產黨的。

面對批評，楊樹標也感到無法容忍。本來一個極簡單的問題，只要經過查證就可以搞清楚，但經“木易”這么一上綱上線，完全成了政治問題了！

緊接著，有消息傳來，在舟山召開的全省馬列主義教師備課會上，在“六通寺”馬列主義教師備課會上，省里的一位領導在幾次有全省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師參加的大會上，公開地多次點名批評楊樹標的錯誤言論。

并且，還有消息傳來，楊樹標的錯誤言論已經被上報到中紀委，已經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事后經證實，這并非傳言，而是事實。

這些消息如早春的料峭春寒襲來，使楊樹標感到陣陣徹骨的寒意。

杭州大學距離西湖不到兩公里。那天晚上，楊樹標獨自出來散步，不覺間已來到西湖邊。黃昏的西湖一片冷清，人跡寥寥，寒風吹拂，湖面波光粼粼。湖邊岸柳少女柔發般的柳絲此時已成干枯的枝條，在寒風中發抖。楊樹標心情煩躁，他需要在冷風中清理自己的思緒，他需要思索一下，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文革”已經結束，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已被否定，全黨工作中心已經轉移，實事求是的作風已經開始在黨內恢復的1984年，怎么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楊樹標絕對沒料到，《杭州日報》的批評文章還只是一個序幕，一場風暴正悄然向他襲來。

毛澤東還不如蔣介石？你的立場呢？

“楊老師，校紀委冷書記讓你上午9點去找他。”歷史系辦公室的老師通知他說。

紀委找我，會有什么事？楊樹標感到納悶。他匆匆收拾了一下備課筆記，趕到了校會議室。

“是這樣，省紀委的同志要找你核實一些情況。你反正實事求是吧，把情況說清楚就行了。”冷書記并不冷，他的態度一直是比較熱情的。

在校黨委會議室里，已經有人在等他了。經介紹，他是省紀委的處長。冷書記在一旁陪著，始終帶著微笑的臉，不時地看楊樹標。

“我們來，是要核實一些你在講課中講過的話，請你如實回答。”處長一臉凝重。

終于來了！楊樹標在心里說。

2009年7月30日下午，在浙江大學西溪校區啟真公寓，楊樹標教授向筆者回顧了當時的情景：

當時整理我錯誤材料的人水平比較低，連一些基本的歷史常識都沒有，卻就對我的問題妄下定論。那位處長問我：你有沒有說過，“國民黨曾經是一個有光榮歷史傳統的黨”？我說沒錯，我說過，怎么啦，這句話有錯嗎？請問錯在哪里？

你這樣的話還沒有錯？你的立場呢？你站在什么立場上說話？

我說我的立場非常正確，我說的話沒錯，一點也沒錯。國民黨當然是有歷史傳統的，國民黨的創始人是孫中山，毛澤東還是國民黨員，還當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呢！

什麼？你說什麼？毛主席是國民黨員？還當過國民黨的部長？處長惱火地同時又吃驚地責問。

“我當時很惱火，這樣的水平，也要與我對話！我也是很厲害的，我當時就毫不客氣地說：你這點知識只是連環畫的水平，你不配和我對話，說老實話，你給我當學生都不配！”他追述道。

楊樹標的話如一把刀刺進了這位同樣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官員的心里，剎那，處長的臉漲得通紅，但是，他終于將滿腔的怒火憋回心里。

也不能怪這位處長。他雖然也是大學畢業，但他學的是自然科學，不能責怪一個學自然科學的人通曉社會科學的知識。問題是，社會科學領域出的問題，卻要由一位連社會科學基本常識也不具備的官員來判斷是非，要讓一個搞自然科學的人對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的言論下結論，這也實在是太勉為其難了。

你有沒有說過，中國只有兩個半中國人是懂得中國的，一個是魯迅，一個是蔣介石，半個是毛澤東？處長問。

我說我說過。

難道毛澤東還比不上蔣介石更了解中國國情？處長繼續責問。

我說，你們能不能不斷章取義？能不能把前后文連貫起來讀？怎么能孤零零把中間一句話摘出來，掐頭去尾把其他的全去掉呢？那句話是我說的，我每次講課或做講座都講得清清楚楚，只要不是惡意歪曲，只要把上下文連起來，問題就一清二楚了，我每次都特別交代：這句話是日本人說的，你們要查出處嗎？你們可以去找馮雪峰，他了解整個情況——當然你們已經找不到馮雪峰了，他死了。你們也可以到報紙上找，這篇文章是馮雪峰寫的，就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人民日報》？哪一天的《人民日報》？顯然，我的這句話對處長震動很大，他吃驚地問。

哪一天我得查一下，我是人腦，不是電腦。我說。

當時，這位處長聲色俱厲啊！我當時也是很惱火的。一天到晚在叫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可是一個處長在大學老師面前就可以這樣居高臨下，頤指氣使，聲色俱厲？我也不是好欺負的，我也要讓處長看看一個大學老師不是白當的。我就開始給處長上課，我說，我是吃這碗飯的，我怎么會說毛澤東是半個懂得中國國情的人呢，誰都知道，是毛澤東打敗了蔣介石，蔣介石才是半個人。我要說明的是我們的對手是一個強大的敵人，他是懂得中國國情的！

整個核實的過程，整個對話氣氛很不和諧，好幾次都劍拔弩張，很對立，處長受到這位學者毫不客氣的奚落和挖苦，很失面子，臉色一直是陰沉沉的。

談話結束之前，楊樹標還要繼續給處長上課：“現在都什么時代了，你們還整人，你們要整我，我無所謂。可我告訴你們，在我身上你們榨不出什么油水來，你們要搞就搞吧，我不怕！”說罷，他拂袖而去。

楊樹標確實不怕，他有不怕的資本。他學童出身，根紅苗正，“血統”工人階級家庭，入黨早，當時他的黨齡就已快30年了，可以說他是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學者，是共產黨培養了他，他對共產黨也一直是忠心耿耿，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由衷的擁護，他問心無愧。使他不能接受的是，他主動承擔了愛國主義教育輔導報告這一任務，幾乎無償地講了100多場（有的場是講一場給3至5元報酬，當時可買一只烤雞），即使在當時，也不是所有學者都能承擔這樣繁重的任務，毫無報酬地去無私奉獻的。可是他一腔熱情為黨和國家奉獻，結果卻因為這些莫須有的事而被橫加指責，雞蛋里面挑骨頭，一筆抹殺了他的所有成績，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他委屈，他不平，他惱火，這都是為什么啊？作為教師，他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無私地付出，可是自己得到了什么？是誤解，是指責，是歪曲，甚至是迫害！自己這又是何苦呢？

這次談話給楊樹標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那幾天，他一直陷入苦悶之中無法自拔。

此后不久，他就聽說，省委已組成專門的調查組，就他的錯誤言論問題進行專題調查。這更使他感到不安。此時他已經豁出去了，他已在心里做好了最壞的打算：等著受處分。根據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每次運動都會整一些人，在這次全國性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肯定會拿一些人做反面典型，拿這些反面人物當教材，向他們開刀，殺雞給猴看，以儆效尤。但是，會怎樣處理自己呢？他心中沒底。

很快，省委調查組進駐學校開展工作。

此時他才聽說，調查組組長叫雷云。

雷云是誰？他毫無了解。

不久，學校通知他，調查組要找他談話。能談什麼？像那個處長一樣問一些令人可笑的莫名其妙的問題？也許，接下去的見面將是一場較量，但愿這種較量也應該是旗鼓相當。與自己較量的這個沒見過面的雷云又將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這是一個晴朗的江南春日，鶯飛草長，柳絲垂綠，走進綠蔭繽紛的省委大院，夾道梧桐，桃花怒放，千姿百態，穿行在濃蔭蔽日的院內水泥路上，楊樹標的心卻是陰沉沉的。

他是懷著強烈的抵觸情緒與調查組見面的。

在省委宣傳部會議室里，一位中等身材，清瘦儒雅的中年男子一見到他，馬上伸出手將他的兩手握住：“老楊，你好！我們終于見面了！”中年男子臉上露出謙和的微笑，那近視鏡片后面的目光柔和而親切，誠懇而熱情。這與他心目中的官員可是判若兩人啊。

這就是雷云。

當這位“楊樹標事件”調查組組長沒有很官腔地稱他為“楊老師”或者“楊樹標同志”，一聲“老楊”，頓使楊樹標感到，他與這位將決定他命運的調查組組長的距離拉近了。

雷云留給楊樹標的第一印象不錯。

楊樹標不知道，對這次調查，雷云是在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下進行的。

1984年春，中紀委給浙江省委下發文件，要求浙江省委就楊樹標案進行調查并作出處理。

調查的任務落到省委宣傳部。

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羅東把剛被任命為省委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不久的雷云找到了他的辦公室。羅東說，關于楊樹標的錯誤言論問題，中紀委領導和省委副書記陳法文都已做了批示。根據中紀委領導和省委領導的批示精神，宣傳部專門成立調查組，對楊樹標的錯誤言論進行調查，調查后要給出一個結論，向省委和中紀委報告。省委宣傳部指定由雷云擔任組長。羅東說，這次調查任務不輕，調查的原則就是省委陳法文副書記的批示精神：“要慎重，要核實！”羅東還強調，要慎重核實楊樹標的問題，搞清楚他的錯誤言論的性質，要實事求是，不姑息錯誤，也不能冤枉好人，尤其是，我們再也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錯案了！

羅東原是浙江大學教師，到省委宣傳部工作時間也不久。與其說他是官員，不如說他更像一個學者。

這是雷云就任副處長以來接受的第一個重要任務。

根據宣傳部的安排，調查組由3人組成，宣傳部理論處兩人，分別是副處長雷云和干部吳鴻賓，省社科院歷史所的研究人員陳卿文，組長由雷云擔任。

哪怕丟掉烏紗帽也不能再制造新的冤案

作為調查組組長，雷云的責任最重，他必須對這次調查負全責。可是對這次調查，領導的意圖究竟是什么？雷云并不清楚。中紀委對待“楊樹標事件”的架勢是異乎尋常的重視，也是異乎尋常的嚴厲，這樣的重視和嚴厲當然意味著是要對楊樹標做嚴肅的處理，否則這件事也不會驚動中央高層，也不會責成省委專門進行調查處理。但羅東部長的態度和陳法文副書記的批示卻比較緩和。他不清楚，對“楊樹標事件”是慎重核實后嚴肅處理，還是要慎重對待這件事？慎重的目的是為了嚴肅處理，殺雞敬猴？給搞精神污染的人以威懾？還是要慎重地對待一個學者？雷云苦苦領會領導意圖，但還是無法領會領導的真實意圖。

晚上回到家里，他深陷在椅子上長久地沉思，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妻子幾次催他吃飯，他都沒有聽到。

“不了解領導意圖，了解了又怎么樣呢？”妻子了解了情況的前因后果后說。“難道要按照領導意圖去調查，去尋找材料，去下結論？如果領導的意圖與事實違背呢，也按照領導意圖辦？”

妻子在許多事情上都很有主見，她對事情往往有很準確的直感，冷靜客觀，常常能一語中的。當他為某些問題找不到對策想不出辦法時，常常是妻子的幾句話就會使他豁然開朗。此時，妻子的話使他猛省，是啊，領導有明確意圖又怎么樣呢？難道我就按照領導的意圖去調查？如果這樣，這個調查又有什么意義呢？直接下結論不就完了！如果調查不過是做做樣子，實質上內部已經下結論了，這不又是過去那種完全不實事求是的做法？不正是這種不實事求是的做法使得許多同志蒙受冤屈，受到傷害！不正是這種不實事求是的做法制造了一個又一個冤假錯案！自己不也就是吃了這種不實事求是的虧嗎！既然領導派我去調查，就是信任我，既然領導沒有明確的結論，就是希望我能實事求是地去調查，還事情以原來的面貌，給領導提供一個明確的也是正確的結論！對，一切都要實事求是！絕對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帶著傾向去調查，違背事實，甚至弄虛作假，制造新的冤假錯案，迫害自己的同志！

雷云已為自己的調查定了調子。

“大不了不要頭上的這頂烏紗帽！”他對妻子說。“好，吃飯！把那天我沒喝完的酒拿來！”

一個實事求是的結論

確定了調查的方針后，調查組正式開始工作。雷云帶領調查組進駐杭州大學，接著召開了一個個座談會，廣泛聽取杭州大學領導、歷史系領導和有關教師對楊樹標的反映；同時，他把楊樹標講座的錄音和其他有關材料調出來，整理成文細加研究，對省紀委整理的楊樹標20多條“錯誤言論”逐條進行核實。

調查證實，楊樹標當時承擔了愛國主義教育輔導報告的任務，他在浙江省內做了100多場講座，在機關、學校、工廠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他的講座效果很好，氣氛熱烈，很受歡迎。值得注意到是，他所有的講座都是盡義務的，幾乎沒有任何報酬。盡管沒有報酬，楊樹標還是很積極，認真準備。那時候沒有小車，許多次去講座都是自己乘公交車。有一次，他趕到南星橋給一個工廠的工人做輔導報告，途中公交車壞了，那時還很少有出租車，為了趕時間，他跳下車就跑。當他滿頭大汗趕到會場時，聽眾已全部到齊了。這些情況使雷云感動。一個不計個人得失熱情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愛國主義精神的學者會故意損害黨的形象嗎？

調查組在做了大量外圍調查工作之后，決定找楊樹標面對面做一次談話，進一步核對他的言論。就這樣，楊樹標應約來了。

完全出于楊樹標意料之外，沒有聲色俱厲，沒有居高臨下，對話是在寬松、和諧、平和的氣氛中進行的。作為學者，楊樹標非常認同這樣的對話。一旦認同了對方，雙方的溝通就變得很容易。因此，他對調查組的提出的問題逐一地心平氣和地做了回答。

楊樹標很快承認，他在講課中不是沒錯誤，不是沒有出軌的地方。他是一個性情中人，面對廣大聽眾，他很需要營造適合聽眾聽講的氛圍，演講到一定程度時，激情上來了，語言如決堤的江水，剎不住車了，一瀉千里。有時為了達到良好的演講效果，他連顧忌也忘了，有些能在私下里講的、在小范圍講的而不便在公開場合講的出格的話，也就剎不住車講出去了。雖然此時已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人們的言論已放松多了，但左的思想仍很有市場，左的意識還在許多人頭腦中根深蒂固，具有左的意識的許多人還處在領導崗位上，寧左毋右還是許多人認定的不犯錯誤的圭臬至寶。因此，當楊樹標的講話不能百分之百正確，當他的言論出格時，他的尾巴就被人抓住了。

經過了先后近一個月的調查，事情完全搞清楚了，調查組將調查的結果形成調查報告。調查報告完成后，雷云再次約請楊樹標于見面，將調查報告的結論與楊樹標談話。

當楊樹標得知，調查組將向他公布調查結論時，他很有些激動。看來，自己以往的經驗失靈了，將調查結果與本人見面，這更能說明，調查組是嚴肅認真的，實事求是的，而不是背著人搞黑材料整人的。

5月14日，楊樹標應約與調查組見面。那次見面，氣氛更輕松了。楊樹標一走進辦公室，雷云就迎上前去，與他握手。

“老楊啊，你可要正確對待這次調查啊！不要有抵觸情緒。你這點事算不了什么，我比你受的沖擊大多了，我可是真右派啊！挨過20多年的整，你只不過就是批了一下，你可不要心中有氣呵！”

雷云一席話，說得楊樹標心里熱乎乎的。眼前的這位官員似乎與其他官員有很大的不同，根本就沒有官架子，平等和善，善解人意，并且非常坦誠，這樣的干部，難得啊！此時，楊樹標已經了解了雷云人生的大致經歷，知道雷云不但被錯劃過右派，文革期間還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挨過整，吃過苦，受盡磨難。

“老楊啊，我也要批評你，你的講話確實有出格的地方，有些話，內部探討可以，公開講出來欠妥。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我們調查組認為，你的錯誤不屬于政治問題，而是學術問題。我們希望通過這件事，你要好好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可不能因為這件事背思想包袱呵！”雷云對他說。“我們的調查結束了，已經形成了一個調查報告，今天，這個報告與你見面，請你看看，有沒有不同意見，還有沒有什么問題，有意見有問題請提出來，我們再探討商量。”說著，雷云遞給他一份打印稿。

《關于楊樹標同志某些講課內容的分析報告》

部委：

根據省委領導在中紀委（1984）23號文件上所做的批示，我們對省紀委的《關于杭大歷史系講師楊樹標同志錯誤言論的摘錄》（以下簡稱《錯誤言論摘錄》），從史實上、理論上進行了分析，在分析過程中，我們查閱了有關資料，同杭大歷史系主任金普森、副主任鄭云山和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方憲干等對史學較有研究的同志進行了座談，并請楊樹標同志談了對自己問題的認識。現將我們的分析意見匯報如下。

這個調查報告逐條分析了楊樹標的所謂錯誤言論，對他的言論從講話的環境，氛圍，出處，都逐一做了說明，然后《報告》說：

我們認為對楊的講課、報告，很有必要作一個總的基本的估價。我們分析研究了楊樹標1982年6月在杭州橡膠廠的講話錄音稿（這是我們手頭唯一的一份比較完整的原始材料），發現他講課的基調是宣傳了愛國主義，引用了大量史料，又能聯系群眾思想實際，給人以一定的啟迪和較豐富的知識，并且語言生動活潑，易為一般工人所接受。因此，主流是好的。當然，講課中也有一些不準確、不科學、信口開河的東西，乃至出現某些錯誤，對此，必須給以嚴肅的然而是善意的批評，使其引以為戒，接受教訓，不再重犯。我們認為，對于一篇文章，一堂課，一個報告，首先要看它的基本傾向是什么，如果基本傾向是好的，那就要給以肯定和鼓勵，然在這個基礎上指出其缺點和錯誤。楊樹標的講課和報告，就屬于這種情況。

另外，據杭大歷史系領導反映，楊樹標同志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從內心擁護的，工作是積極的，總的表現是好的。但由于他在反右、“文革”中受到一些沖擊，產生一些個人情緒，這種情緒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他在歷史教學和研究中，在向群眾的宣傳中對科學性原則的堅持，因而是不足取的。但正因為是一種個人情緒，畢竟與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問題有所 不同。5月14日上午，我們同楊樹標同志交談時，著重批評了他的錯誤，并要求他以正確的態度對待組織的審查，楊當即表示完全接受我們的批評和意見，決心認真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克服缺點和錯誤，更好地工作。我們認為，他的態度是好的。

根據上述情況，我們認為楊樹標同志的講課從總體上說是好的，他的問題，是屬于思想認識問題，治學態度問題，宣傳紀律問題。

以上分析如有不當，請指示。

省委宣傳部理論處雷 云

吳鴻賓

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陳卿文

1984年5月16日

讀罷這個報告，楊樹標很感動。他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在全國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雷云能把報告寫成這樣，給出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如此寬松的結論，太不容易了！

“雷云同志當時這個報告就寫得很完整，現在我回過頭來看，這個報告既要維護搞我材料的單位的面子，又要堅持實事求是，又要不傷及我的感情，那真是用心良苦啊！”楊樹標對筆者說。“更重要的是，這個調查報告將我的錯誤的性質定了調子：是學術問題而非政治問題，這太重要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性質絕然不同，處理自然也不同。看完這個報告，我知道我沒事了，我很慶幸碰到雷云，碰到這樣一個實事求是的領導干部，這樣一個好人，一個絕好的好人！”

楊樹標對這個調查報告非常滿意。

但是，楊樹標滿意了，省委宣傳部領導能否滿意？省委領導能否滿意？中紀委領導能否滿意？雷云心里可一點也沒底。

調查結束后，雷云向羅東做了匯報，羅東又向省委報告了調查結束的消息。省委副書記陳法文指示，他要親自召集省紀委、省委宣傳部等部門聽匯報，他要親自主持這個重要的匯報會，并指名讓羅東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周群參加。

聽到省委副書記親自主持會議聽取自己的匯報，雷云感到了壓力。匯報會前一天，他心情不寧。他最擔心的是調查的結論不被省委領導接受，如果那樣，問題就麻煩了。為此，他忐忑不安。

第二天走進會場時，雷云的心里還高懸著一塊石頭。

然而，當雷云代表調查組向省委和省委宣傳部領導匯報了這次的調查結果，申述了調查組對楊樹標錯誤言論問題的意見后，使他沒想到的是，聽完他的匯報，陳法文副書記當場表態：“同意調查組的意見，這件事就到此為止，就此結束！”

省委領導一錘定音。

至此，沸沸揚揚波及全國的“楊樹標事件”終于落下了帷幕。

這個結果使羅東感到非常高興。他本來就不贊成因為講課中的幾句錯話而就處理一個老師。作為全省主管意識形態的主要領導，他很希望能在浙江學術界營造出有利于學術發展的寬松的氛圍。他曾擔心，如果對楊樹標錯誤言論問題進行處理，這將會惡化浙江省的學術環境，不利于學術的開展。現在能有這樣一個結局，他感到特別滿意。

“雷云，你們的這次調查任務完成得很好，分清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做得很好，就應該這樣實事求是！”從會議室出來，羅東邊走邊興奮地對雷云說。

看到理論處副處長王永昌（后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羅東忍不住繼續發揮：“你們學馬列就要像雷云這樣，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處理棘手的問題！你們看，雷云這件事處理得多好！”

這時，雷云才感到高懸在心頭的那塊石頭終于落了地。

“楊樹標事件”結案后，省委宣傳部形成一個文件，報給了省紀委和省委。

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文件，浙宣（1984）20號

《關于對楊樹標同志講課內容審查結案的報告》

省委并省紀委：

現將雷云、吳鴻賓、陳卿文三同志《關于楊樹標同志某些講課內容的分析報告》送上，請審閱。

我們同意“報告”對楊樹標同志某些講課、報告內容的分析，建議以此“報告”的基調為準，請杭大黨委找楊樹標同志談一次話，指出他的確有明顯錯誤的觀點，希望他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加強組織紀律觀念。也要鼓勵他積極搞好教學和科研工作，為四化建設培養人才多做貢獻。同時，杭大黨委也要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改進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對楊樹標同志講課、報告內容的審查，就此結案。當否，請示。

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

1984年5月23日

附：《關于楊樹標同志某些講課內容的分析報告》

《楊樹標同志1982年6月在杭州橡膠廠講話錄音稿——祖國的昨天》

抄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宣傳部

抄送：中共杭州大學委員會

“楊樹標事件”宣告結束，楊樹標感到心頭的郁悶為之一掃。這樣的結果出乎意料，省委滿意，省委宣傳部滿意，楊樹標本人滿意，杭州大學黨委也滿意。

1984年夏，省委宣傳部在寧波召開高校馬列主義理論教師備課會。省委宣傳部分管教育系統的副部長周群在講話中介紹了楊樹標事件，熱情贊揚雷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正確處理了這樣一件棘手的問題，為浙江學術界營造了良好、寬松的學術氣氛。周群說，此事很得人心，這是對長期受左的影響，動輒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的一種糾正。

此事的處理結果對楊樹標本人意義重大。他的問題5月下旬有了最后結論，6月，杭州大學領導就找他談話，任命他為學校教務處副處長。

“本來，我從不稀罕當官，但是經過了這件事，我要當了，因為只有當了官人家才能承認你。因此，我當時對學校領導說的話非常難聽，我說，什么烏龜王八的官我都要當。”楊樹標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調侃道。

1988年，他升任校長助理。

90年代，他擔任了學校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相當副校級）。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合并后，他回到歷史系又當了6年系主任，還兼任教育部文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從此，楊樹標在學術上一帆風順。1988年，他晉升為教授，1993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又晉升為博士生導師。他至今共出版專著20余部，論文100多篇，特別是他在研究蔣介石方面在中國名聲卓著。1989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蔣介石傳》，這是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有關蔣介石的傳記，此書甫一問世，馬上洛陽紙貴，出版社連印了11次，共計發行31萬冊。此書的出版不但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并且為我國的統戰工作作出了很大貢獻，臺灣對此書高度重視，陳立夫讀罷此書深為感動，忍不住給楊樹標寫信，對此書給予高度評價；臺灣的陽明山蔣介石紀念堂專門將此書收藏，直到現在還擺在紀念堂里。楊樹標也因此被學界稱為“中國蔣介石研究第一人”。《蔣介石傳》2008年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再版，又連續印行五次，發行了兩萬多冊。

楊樹標:

在浙江，讓我敬佩的人說實在的不多，理論界我由衷佩服的就是雷云。

雷云對楊樹標事件的處理為浙江學術界開了一個和諧寬松的好頭。當時，雷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的這一做法是浙江省此后幾十年學術風氣寬松的開始，他后來成為省委宣傳部分管全省理論工作的副部長，一直致力于這種學術風氣的營造。正如他的文友、浙江大學邊鵬飛教授所說：“浙江理論界有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這是老雷及其前任張少甫副部長、張拯璜主席（省社科聯）長期努力的結果。他們正確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雙百方針，嚴格區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理論研究與理論宣傳、會內與會外的界限，發揚學術民主，支持不同意見展開爭論。從而，形成較為活躍、和諧、寬松、民主、團結的良好氛圍，使一大批理論人才脫穎而出，理論創新成果越來越多。”

原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在《雷云文稿》序中說：“在雷云同志的努力和影響下，浙江的理論宣傳沒有發生過誤讀誤導。同時，作為理論研究、理論宣傳工作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又十分注意將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分開來，充分發揚學術民主，對理論學術研究中的觀點分歧采取謹慎處置的態度，在省委的支持和他的影響帶動下，為浙江理論界營造了寬松、活躍、團結、和諧的學術環境。”（摘自長篇報告文學《仰望星空——黨的杰出理論工作者雷云的傳奇人生》葉輝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作者：葉輝，光明日報高級記者，謹以此舊文紀念剛去世的楊樹標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