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

《在酒樓上》是魯迅先生一篇不怎么出名的短篇小說。

講述了“我”回鄉時途經曾短暫工作過一年的S城，尋訪曾經的舊友們都已不在，不知散落到何處。失落惆悵之下“我”去了先前很熟識的一家小酒樓一石居，偶遇當時同為教員的舊同事呂緯甫的故事。

故人相見，卻由昔時的無話不談變得拘謹客氣了起來。兩人都為這份生疏心知肚明，都尷尬地不去點破。

年輕時的“我”和呂緯甫都意氣風發、憂國憂民，為了心中的真理奮起抗戰，不惜大打出手，是一起去城隍廟拔掉神像胡子的進步青年！

十年不見，那個斗士一般敏捷精悍的呂緯甫，變得頹廢迂緩，他臉色蒼白、須發蓬亂，濃黑眉毛下那雙眼睛也毫無神采，一肚子新文化知識，卻混到給封建家庭的女兒教授《女兒經》……

呂緯甫自嘲像那無頭的蜂蠅一般，兜兜轉轉又回到了這個看不上的小地方。他反反復復地強調著兩個詞：敷敷衍衍、模模糊糊。

他喝了兩斤酒，講了兩件事情：

給4歲便夭折的小弟遷墳；

給舊時鄰居長富家的長女阿順買兩朵頭上戴的剪絨花。

呂緯甫神情木然地講述著，年輕時只想著干一番大事、闖一條光明正道的雄心壯志，被生活擠壓得蕩然無存，偶爾能翻動他情緒短暫觸動的，唯有這些生活中瑣碎的“小事”了。

呂緯甫的母親早聽聞小弟的墳被水淹了，成天憂心忡忡。呂緯甫因為沒有錢、沒有工夫，只得佯裝不知一拖再拖。

他拖到年假才回鄉辦遷葬。他買了新棺木，但時間久了，小弟的骨殖早爛得（或被水沖走）蹤影全無。為了應付母親，消除自己無能的罪孽感，他仍用棉花包了原墳里的泥土，“鄭重其事”地遷葬，扮成一個得力能干、為母親分憂的孝子。

阿順十來歲沒了媽，長姐如母，她接過生活的重擔照顧弟妹、服侍父親、承擔家計。

再懂事的女孩也愛漂亮，她見別人戴著紅的剪絨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親的一頓打，后來眼眶紅腫了兩三天。

呂緯甫的母親記得這事，讓呂緯甫回鄉時給阿順買兩朵絨花。

可操勞的生活透支了阿順的健康，總咳血仍默默忍受。她那個偷雞賊叔叔，因為借錢不成，便造謠阿順沒見過面的未婚夫是個“爛人”，內外交困下她病倒了，整日以淚洗面，父親長富不理解對她不時大罵，這個懂事的女孩子很快安靜地死去了。

呂緯甫知道阿順不幸的結局后，并沒有什么情緒，只覺兩朵絨花白買了，他將跑了好兩個城市才買到的絨花，隨手給了阿順“長得像個鬼”的妹妹，應付母親說阿順得了絨花很高興。

客居異鄉，微薄的薪水堪堪夠呂緯甫和他的母親生活，他去遷葬時也是含著親情的，去買絨花時，也是一番好意的，但找不到弟弟骨殖也就算了，阿順悲慘去世聽過也就完了，十年的輾轉流離，光生存就夠嗆，他見到太多世態炎涼，早把曾經的熱忱善良蠶食光了！

小說以“我”的視角，充滿痛惜地見證呂緯甫從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變作意志消沉、敷衍了事的落魄中年人。

呂緯甫在酒樓上一杯杯地喝酒，借著醉意對可能再無相見的“我”說幾分真話，他對自己的麻木是清醒的，但他無能為力。

新舊交替的大環境下，時局瞬息萬變，民生艱難。他若堅持年輕的理想就無法生存，想要生存下去，贍養老娘，就必須向現實低頭，為世俗所驅使。

“我”也是一個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仰，從南方飄零至北方蹉跎了青春的中年人，同樣面對生活的殘苛與無聊，我雖然一腔憤懣凄涼，但仍在堅持的道路上踽踽獨行。

如果說“我”比墮落的呂緯甫幸運的話，就幸運在相對自由的經濟收入，正是這份物質保障，給了“我”繼續前行的動力與勇氣，不掙扎在糊口度日中的人，總能活得更高尚、更純粹！

飯局結束后，兩人在酒樓門口分道揚鑣，兩個不同的方向，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最鋒利的部分莫過于結尾，堂倌送上賬單時，呂緯甫一改剛落座點菜時和“我”的推讓客氣，他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煙，聽憑“我”付了賬……

中年人和落魄和潦倒一覽無余！世俗的重壓下沒有體面的“幸存者”。

替呂緯甫難堪之余，更有一份痛心的悲鳴與同情，他不過是被時代裹挾下有過反抗、有過掙扎，最終被抽干驕傲的無奈之人。

周作人說《在酒樓上》是“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全文只摘取酒樓這一個場景，談話撐起了全局，卻如匕首般刺痛真切的現實，世事的無常滄桑中，仿佛都有你我的影子！

魯迅的作品總是常讀常新，人到中年，經歷過世俗的炎涼、感受過生活的重壓、人生的無常，更能對魯迅的文章有深切的共鳴。

魯迅先生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正如葉圣陶所說：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芽滋長，播撒到大眾的心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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