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奧蘭多·費吉斯《創造歐洲人：現代性的誕生與歐洲文化的型塑》（王晨 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版，第六章第1-2節，第384-394頁。原標題為“沒有音樂的國度”。

一

倫敦有一個龐大的法國流亡者群體。他們分幾波到來，首先是1793年后逃離革命恐怖的大批保皇黨；然后是1848年，當時的總統拿破侖對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共和派進行了鎮壓。1851年12月，當拿破侖發動推翻第二共和國的政變之后，甚至更多的人陷入流亡，大約4000名拿破侖的政敵逃到了英國。維克多·雨果就是其中之一，他首先前往澤西島，在那里因支持一家批評維多利亞女王的報紙而被驅逐，然后他與家人在根西島定居，從1855年到1870年都生活在那里。他的大多數同胞在英國停留的時間不長，但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倫敦大約有1000名流亡者，主要集中在蘇豪區和菲茨羅維亞區。

維克多·雨果（1802-1885），法國浪漫派作家?????

萊斯特廣場是倫敦法國人聚居區的國際中心，薩布洛尼埃酒店（Sablonière Hotel）是總部和新來者的接待中心。薩克雷稱該地區為“黑暗的現代法國”。“這里有法式咖啡館、臺球房、餐廳、服務員、市場、貧窮的法國人和富有的法國人……”普法戰爭爆發后，第三波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波移民潮到來了。19世紀70年代中期，估計有8000名法國人居住在倫敦。手頭拮據的流亡者，包括許多藝術家，在蘇豪區落腳；但更富裕的人害怕蘇豪區的妓女們，搬到了菲茨羅維亞和馬里波恩等時尚地區。

英國完全是歐洲政治流亡者的避風港。沒有法律阻止移民進入英國，無論他們的國籍或信仰如何，也沒有任何法律手段阻止他們在英國落腳后繼續進行政治活動。1848年的《外國人法案》（Alien Act）確實允許政府在法院承認個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情況下將他們驅逐出境，但該法案于1850年失效，從未使用過一次。英國人的自由意識延伸到了保護革命者免受外國政府的傷害。馬志尼、馬克思和恩格斯、路易·勃朗、勒德呂—羅蘭和赫爾岑都把倫敦作為他們的宣傳基地。

1858年，在意大利革命家費利切·奧爾西尼（Felice Orsini）試圖暗殺拿破侖三世后，法國政府要求對奧爾西尼在英國的同伙采取措施，他向皇帝馬車投擲的炸彈就是在英國制造的。巴麥尊（Palmerston）政府適時地提出了一項法案，將在英國境外密謀殺人的法律性質定為重罪。但該法案在下議院被否決，后者通過了對政府屈服于拿破侖要求的譴責投票，迫使巴麥尊辭職。

巴麥尊（1784-1865），英國政治家

英國強勁的經濟也吸引了來自歐洲大陸的經濟移民。大多數人在倫敦定居，他們的手藝在那里很受歡迎：法國的裁縫、珠寶商和工程師大多集中在蘇豪區；德國的面包師、鐘表匠和音樂家主要在菲茨羅維亞區；意大利的食品進口商、冰激凌制造商和桶形風琴演奏者則集中在克萊肯韋爾（Clerkenwell）的小意大利。

沒有人因為天氣或食物而來英國。外國人對兩者都有怨言。他們通過在歐洲大陸廣為流傳的恐英癥的陳詞濫調來看待這個國家：倫敦的憂郁迷霧，英國人性情的冷漠，物質主義，虛偽，“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等等。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的《倫敦漫步》（1840年）在普及這些刻板印象方面可能比其他任何一本書都做得更多，尤其是在法國人中：

在倫敦，你在空氣中會呼吸到憂郁，它通過所有的毛孔進入你的身體。沒有什么比這座城市在霧蒙蒙的日子里或在雨中和黑暗中的樣子更陰郁了……它讓你深感絕望……對一切都感到厭惡，并有一種無法抗拒的自殺欲望……在這樣令人討厭的日子里，英國人中了他們的氣候的魔，變得粗暴。

把英國的氣候和英國人的性情聯系起來是歐洲人的常見話題。法國反奴隸制活動家維克多·舍爾謝（Victor Schoelcher）認為，從任何意義上講，英國都是“地球上最冷的國家”。19世紀50年代，馮塔納曾在倫敦待了四年，他得出的結論是，好客在英國人心中已經“滅絕”：“他們的國家是開放的，但房子是關閉的。”

各個國家的來訪者都注意到了英國上流社會的沉悶，尤其是俄國人，他們的貴族階層以活潑和私下的不拘禮節著稱。在抵達倫敦的第一天，屠格涅夫就被他的俄國朋友尼古拉·熱姆丘日尼科夫帶到帕爾摩爾的一家俱樂部吃午飯。屠格涅夫被過于僵硬的服務員激怒了，他們用不同的銀盤依次端上每道菜。他忍不住拍打著桌子，用俄語咆哮道：“蘿卜！南瓜！蕪菁！蕎麥粥！”—以此表達他的歡樂。熱姆丘日尼科夫回憶說，服務員離開后，“他就開始取笑我，取笑英國人和英國”。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國小說家、劇作家

屠格涅夫的朋友赫爾岑從1852年開始就生活在倫敦，他認識一個曾在維亞爾多夫婦的巴黎家中當仆人的英國人。這個英國人對他們的隨意方式感到震驚，很快就離開了。在被問及是什么導致他不滿時，英國人回答說：“他們不是那種懂禮儀的人：在晚餐桌上，和我說話的不僅是妻子，還有丈夫。”

英國人的怪癖是另一個常見話題。歐洲人將其解釋為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隔絕。《若阿那指南》倫敦卷警告讀者：

英國人長期無法與歐洲大陸民族接觸，或者出于驕傲而認為后者是野蠻人，他們創造了自己獨特的禮儀規范，像他們自己一樣僵硬和生硬，他們的絕對僵化的法律被奴性地遵守……外國人應該知道并遵守這些規則，否則就會被認為不夠紳士。

維亞爾多夫婦已經習慣了英國人和他們的怪癖。他們從30年前就一直造訪這個國家。路易認為英國人很古怪。在《狩獵回憶錄》中，他把這個國家比作一所“巨大的修道院”，因為英國人非常嚴格地遵循著他們古怪的禮節。“如果外國人在街上跟人打招呼時沒有脫下帽子，或者膽敢用刀子吃魚，就會被認為沒有教養”。他們曾受邀前往格羅斯特郡的一個很棒的莊園打獵，發現即使是在英國5月潮濕寒冷的天氣里，穿著白色細棉布連衣裙參加晚宴的女人也會露出顫抖的手臂和脖子，“就像他們要去參加舞會一樣”。保琳娜以為她們是因為她在場而打扮得如此荒唐，表示真沒必要，但其中一個人回答說不是為她才穿的—她們每天晚上都穿成這樣：如果她們的父親獨自在家，他會戴白色領帶參加晚宴。

即使在來到這個國家30年后，維亞爾多夫婦仍然難以認同英國人。像許多與他們屬于同一社會階層和秉持世界主義理念的歐洲人一樣，他們認為英國人是沉悶、冷漠和自負的。他們缺乏音樂細胞，喜歡追逐時尚和名人，而且保琳娜還要不斷奉承他們的“低俗品味”，這些都讓她感到惱火。1850年，在演唱會后于白金漢宮與維多利亞女王一起參加的晚宴上，保琳娜向屠格涅夫抱怨說，英國皇室成員既不知道如何穿著得體，也不知道合適地談論音樂：

女王穿得像一根魯昂蘋果糖棒，用藍色和銀色緊緊地裹著身體，相當僵硬。穿了那么多衣服，她吃起東西來肯定不舒服。當她來到藝術家面前時，她不知道該說什么，而是對他們所有人都說了同一類話—比如她對我說：“我非常欽佩你最近在《先知》中的表演—那一定很累—但很有趣，特別是教堂的場景。”然后她又走向別人。

當然，法國人天生傾向于批評英國人，因為他們與生俱來就有一種對英國人的文化優越感，就像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1870年）中開玩笑說的：

法國人不能原諒英國人，首先，英國人不會說法語；其次，當他把查令十字街讀成Sahran-Kro，或者把萊斯特廣場讀成Lesesstair-Skoar時，英國人聽不懂他的話。此外，他的胃不能消化包含兩大塊肉和魚的英式晚餐，只能應付五小份各式各樣的雜碎、炸小魚、燴串烤野味等等。還有，他永遠不能聽任餐館星期天關門的“奴役”，讓人們無聊地面對上帝的榮耀，盡管整個法國一周有七天都要無聊地面對波拿巴的榮耀。

赫爾岑（1812-1870），俄國思想家、革命活動家

事實上，赫爾岑在這最后一點上站在法國人一邊。“這里的生活就像奶酪里的蛆蟲一樣無聊”，他從倫敦給一位俄國朋友寫的信中這樣說。大多數歐洲人都同意他的觀點。19世紀70年代初，埃德蒙多·德·阿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第一次來到倫敦時寫道：“外國人覺得倫敦的夜晚非常令人沮喪。”

一種強烈的憂郁會降臨到我身上。我已經習慣了巴黎林蔭大道的華麗和擁擠的節日人群；相比之下，倫敦的街道似乎黑暗而陰郁。我想念人頭攢動的咖啡館，富麗堂皇的商店，甚至蒙馬特大道上奇特的魔術燈籠展，它們讓我很容易忘記了看到巴黎隨處可見的肆無忌憚和招搖過市的妓女時感到的憤慨。

對于1871年逃到倫敦的法國社會主義領袖儒勒·瓦萊斯（Jules Vallès）來說，新教的統治扼殺了倫敦生活中的所有歡樂。“通奸在這里是不可能的。宗教幾乎是強制性的，而且非常令人反感。英國的神是丑陋的，沒有同情心，而且已經陳舊褪色……天主教的狂熱對婦女的貞潔構成了危險。因此，改革后的宗教不是讓金發女郎會為之瘋狂的東西。”主宰著英國周日的無所事事讓路易·維亞爾多抓狂：

從加的斯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周日在整個歐洲大陸都是休息和歡慶的日子；但在英國，那是無所事事的一天。它被從日歷上抹去，從生活中除掉。周日是不存在的。你想像往常一樣吃東西嗎？你最好在前一天買好儲備，因為那天沒有東西賣。你想拜訪朋友嗎？所有的房子都關閉了，只有教堂在祈禱時開放。你想寫信或者收信嗎？郵政服務停了。多么愚蠢！多么虛偽！英國人反對在周五吃魚或喜歡吃青蛙而不是烤牛肉的羅馬天主教徒，但他們允許這種對周日的盲目崇拜，以致議會每周都會收到數千人簽署的請愿書，傲慢地要求禁止所有鐵路和輪船服務，認為這是對圣日的可憎褻瀆。

對路易和許多歐洲游客來說，英國人的新教文化與他們務實、平淡、冷漠和有商業頭腦的性格有關。法國評論家和歷史學家伊波利特·泰納在《英格蘭筆記》（1872年）中寫道：“英國人的大腦內部可以與穆雷指南相比，事實很多，但想法很少；大量準確而有用的信息、統計數據和數字，可靠而詳細的地圖，簡短而枯燥的歷史筆記，通過序言提供的有用的道德提示，但沒有考慮一切的遠見，也沒有對好作品的興趣。”

英國人是一個商業民族，而不是藝術民族，這是歐洲人，特別是浪漫主義者的一種普遍看法。海涅厭惡英格蘭，討厭“萬物的嚴肅性，巨大的統一性，機械的運動”—你可以派一位哲學家去倫敦，他寫道，“但派個詩人去就是自討苦吃”。1865年，克拉拉·舒曼在倫敦巡演時寫信給勃拉姆斯說：“在這里，所有的藝術興趣，事實上是所有的理想主義都為‘生意’做了犧牲。”不過，她還是19次造訪英國。

肖邦同樣認為英國人對金錢的感覺比對音樂更靈敏。1848年造訪倫敦期間，他向在巴黎的朋友們講述了他與一位英國社交圈的女士的典型對話：

女士：肖邦先生，您要多少錢？肖邦：夫人，我的收費是20幾尼。女士：哦！我只想讓您彈一首短曲。肖邦：夫人，我的費用是一樣的。女士：那你會演奏很多曲子嗎？肖邦：如果您愿意，可以彈兩個小時，夫人。女士：那就這么定了。這20幾尼要預付嗎？肖邦：不，夫人。事后再付。女士：我確信這很合理。

二

英國人同情1870年的法國流亡者。在普法戰爭中，他們大多站在法國一邊。認為他們是失敗者，正如克拉拉·舒曼在1871年2月從倫敦給勃拉姆斯寫的一封信中所解釋的那樣：

當我生活在這里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對德國的依戀有多深。這一次，英國人的反德情緒使其更加強烈，他們表達了對弱小的一方，也就是對法國人的同情。起初，我以為這是英國人嫉妒德國人，后者剛剛證明了他們的偉大，但生活在這里的某些德國人向我保證，英國人是出于同情。

為了幫助法國流亡者，英國人成立了一個全國傷病員援助協會，后來成為英國紅十字會。音樂家們為倫敦的難民設立了市長官邸救濟基金，其中包括作曲家威廉·斯特恩代爾·貝內特和亞瑟·沙利文，他們組織了一些慈善音樂會，包括與保琳娜一起在座無虛席的埃克塞特音樂廳舉辦的一場音樂會。

戰爭永久改變了英國對德國的態度。在此之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認為德國人是最接近他們自己的歐洲國家：他們擁有共同的撒克遜血統，共同的新教宗教（至少在德國北部如此），以及在道德說教上具有共同的嚴肅性。他們還有一個與德國有聯系的王室。所有這些聯系造就了維多利亞時期強烈的親德風氣。1870年之后，觀點發生了變化。德國對法國的勝利—后者在此之前是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引起了英國對德國軍事侵略的恐懼。這一點在喬治·切斯尼（George Chesney）的暢銷小說《多爾金之戰》（1871年）中得到了表達，這是“入侵文學”體裁的開山之作，講述了一個德語國家征服英國的故事，那個國家只被稱為“敵人”。

英國人不愿卷入歐洲政治。維多利亞女王的政府相信自己的自由貿易價值觀將在整個歐洲傳播，他們關心的是保持低稅率，因此在歐洲大陸奉行一貫的不干預政策，當然除非大英帝國的利益受到威脅時，就像克里米亞戰爭那樣，這是英國在這一時期參加的唯一一場歐洲戰爭。作為歐洲頭號強國，英國在道義或宗教上有責任捍衛歐洲大陸的正義，這種想法很少得到公眾或媒體的支持。

克里米亞戰爭

當他們對外國事件感興趣時—波蘭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解放運動在英國都得到了同情的傾聽—那是因為他們認為那些涉及的國家是與壓迫者和暴君作戰的弱者，把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投射到那些人身上。1864年訪問英國時，加里波第（Garibaldi）被視為反教皇運動的英雄，具有英國紳士的所有美德，并被拿來與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相提并論。意大利的統一—以1870年奪取羅馬為勝利標志—被英國人視為他們自己的憲政原則對奧地利和教皇的威權主義的勝利。

英國的與世隔絕不僅是政治上的。在文化上，英國人與大陸上的歐洲人同樣保持著距離。他們結伴出游，手里拿著他們的穆雷指南，很少與當地居民互動，批評任何讓他們覺得太“外國”（即與國內的組織方式不同）的東西。他們對歐洲語言一無所知，認為只要說英語時聲音足夠大和速度足夠慢，商人、服務員、搬運工和其他所有他們必須打交道的人就都能聽懂他們的話。

旅游指南鼓勵英國游客對他們所訪問的歐洲國家的當地人采取殖民者的態度。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在其廣受歡迎的《西班牙旅行者手冊》（1855年）中建議說：“一般來說，堅定、安靜、彬彬有禮、略顯含蓄的態度是最有效的。每當履行職責時，都要讓他們知道你是不可輕視的。很少有外國人能受得了英國人認真時的冷淡態度。”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可以免于批評，而歐洲生活中沒有哪個地方比下水道和排水系統更容易受到這樣的指責，公平地說，它們確實落后于英國在19世紀中葉所達到的標準。1846年，穆雷的瑞士指南提到了最近瑞士的道路、住宿和旅行總體條件的改善，但指出：

即使是在一流的客棧里，房子也缺乏適當的排水和通風，通道和樓梯也不衛生，臭氣熏天。應該讓房東注意到這對英國人來說是多么令人厭惡和無法忍受的事。沒有任何借口。

英國人堅信他們優于歐洲人，甚至優于所有的外國人。他們相信英國令世人羨慕，因為他們擁有歷史悠久的自由和代議制傳統，還施行法治。這是他們國家認同的核心。他們的信心植根于他們對大陸列強，特別是法國人的軍事勝利，植根于大英帝國的征服，還植根于英國作為最早的工業社會的地位。由于地理上孤懸海外，英國人對自身的特殊性有著強烈的意識，這種特殊性不僅源于這個島國長久以來沒有被征服過，而且特別建立在他們的新教信仰之上，這讓他們不同于“天主教的歐洲”，后者在此敘事神話中，被視為在道德上是落后的。這種敘事得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偉大的輝格黨歷史學家們的鼓勵，比如麥考利勛爵（Lord Macaulay）在他的《英國史》（1848—1861年）中將英國的歷史描述為從大憲章到現代君主立憲制的進步歷程—后者是社會和政治演變的最高形式。

麥考萊（1800-1859），英國歷史學家、政治家?????

歐洲旅行證實了英國人關于歐洲人道德落后的看法。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德國人的生活與禮儀》（1864年）中寫道：

筆者一直覺得從英格蘭向南旅行就像在時間上倒退—每走過十個緯度相當于在我們自己的歷史上倒退大約一百年；因為在法國，我們看到的社會處于那個世紀初我們國家的那種腐敗和不舒適的狀態，而在德國，我們發現那里的人在各種文明教養以及社會和家庭進步方面至少落后我們一個世紀；在西班牙，居民完全過著中世紀的生活，活在同樣的污穢和知識的黑暗之中，以及同樣的貧窮和偏執之中，就像我們國家在宗教改革之前那樣。在俄國，我們看到今天仍然存在類似諾曼人征服時的封建時代我們國家的那種隸農制和農奴制狀態；而在中非，我們達到了自然的原始狀態—文明標尺的原點—絕對的野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