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近年來，幾乎每一個刑事案件，在法院判決之前，當事人都會遇到一個被多次強調的問題，即是否認罪認罰的問題。

在以往的案件中，認罪認罰主要取決于當事人的態度，由當事人選擇，以此獲得認罪輕判或是繼續爭取無罪辯護的權利。但是近年來，認罪認罰在部分案件中，似乎成為了一個難以拒絕的選項。

由于個人承辦的詐騙罪案件類型，絕大多數當事人都是對案件的定性有異議，且在我們介入案件之前，當事人已經確定案件的辯護思路為無罪辯護。因此我們的辯護工作，主要是基于案件事實、證據，去搜集、整理當事人的無罪理由，并通過法律論證說明當事人的無罪觀點和無罪理據。

在這些案件中，有的案件當事人會在37天內獲釋，案件在偵查階段得以解決，有的案件走到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獲得不起訴無罪處理或是變更輕罪起訴，也有的案件最終走到法院階段，由法院判決罪名不成立，當然也有部分案件走到最后，依然被判決有罪。

對于絕大多數當事人來說，對自己的案件都會有確定的立場，不愿意做有罪妥協的，會堅持無罪辯護到底，金律師遇到過多個案件，當事人都明確向律師表達，無論如何都要無罪辯護到底。

當然對于辯方來說，也有部分案件無罪辯護是一種策略，針對指控的罪名、事實、證據提出異議，指出案件存在的諸多問題，最終迫使辦案機關作出對當事人有利的折中處理。在此類案件中，只要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無罪辯護可以向有罪辯護轉化，只要是控辯雙方都能接受的建議量刑或是判罰結果，當事人并不排斥從無罪辯護轉向認罪認罰。

但是認罪認罰從寬，應當屬于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即使當事人不認罪認罰，與之對應的，也應當是沒有認罪認罰從寬的正常判罰結果，而非是不認罪認罰從重處理。

在我們近期處理的兩起案件中，即遇到了此類問題；

1.在A案件中，當事人系某平臺的代理，因為對起訴書指控的罪名和部分事實不予認可，對于辦案機關傾向性的量刑結果無法接受，從偵查階段開始均拒絕認罪認罰。辦案機關為了促成認罪認罰，提出認罪認罰即認定從犯，不認罪認罰就以主犯論的觀點。
對此我們明確提出，此類案件當事人認罪認罰與否，不應作為主從犯的認定依據，且基于當事人的涉案事實以及在案證據，其不可能成立主犯的辯護觀點。最終辦案機關在當事人沒有認罪認罰的情況下，亦認定其屬于從犯。

對于此類問題，我們再次重申，認罪認罰屬于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量刑情節，辦案機關對于當事人罪名、主從犯、數額等事實的認定，不應受認罪認罰與否的影響，也不應肆意擴大認罪認罰在刑事案件中的量刑作用，更不應將事實認定問題作為推動當事人認罪認罰的手段。

2.在B案件中，偵查機關指控當事人構成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當事人對于案件的罪名定性有異議，堅持無罪辯護。在審查起訴階段，辯方多次向檢察機關提交當事人的無罪證據，并提交多份論證當事人不構成詐騙罪的法律意見。

最終檢察機關拿掉了全案主要的指控事實，即對涉案公司整體業務詐騙性質的定性，只針對部分幾筆涉案金額進行詐騙罪指控，涉案金額從特別巨大改為巨大。

針對指控事實的變更，雖然當事人可能面臨的刑期大幅降低，但從辯方的立場來說，當事人及辯護人均主張當事人的行為無罪，本案應作出無罪判決。

但是在一審階段，控方明確提出認罪認罰緩刑，不認罪認罰八年的建議量刑。從案件層面來說，我們清楚認罪認罰對于量刑不應起到如此大的影響，但是從案件辯護的結果來看，當事人堅持無罪辯護，就會面臨巨大的訴訟風險，能否承受如此懸殊的訴訟風險，就成了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最終經過與辦案機關的充分溝通，考慮到本案無罪判決的現實難度，當事人同意認罪認罰，最終獲得緩刑判決。

本案從全案的辯護歷程來看，無疑是成功的，當事人從十五年左右甚至是無期徒刑的的指控，到緩刑的判罰結果，當事人避免了被長期羈押，涉案公司也避免了倒閉的風險。但是從一個審判階段的短期結果來看，舍棄無罪辯護選擇認罪認罰，閑暇時想起，仍會有遺憾。

認罪認罰從寬，更應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而非是辦案機關處理案件的手段。如果以認罪認罰來規避案件被發回重審，甚至是改判的結案風險，則不符合制度的本意。

認罪認罰情形下的刑事辯護，在實務中還會遇到其他諸多現實問題。例如在C案件中，我們當庭提出獨立辯護，針對罪名、主從犯、量刑等問題，提出辯方觀點。基于控方以及法庭的質疑，我們當庭針對能否獨立辯護問題，進行法律規定以及理由的說明。其實這些問題本應是一種共識，如果仍是要去爭取的訴訟權利，不免讓人感嘆。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提高司法效率的基礎上，保障當事人能夠獲得輕判的權利，只是在實務中，部分辦案機關錯誤的回避了制度的初衷，將其理解為便捷辦理案件的特定方式。

而針對辯方來說，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能否得到保障，才是是否認罪認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