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多久以前，我們的農村社會還有精神層面自給自足的系統，不管是法律還是道德，都有專屬的族長、家長、保長、甲長各司其職、精誠合作，從而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健康、自然生長和傳承的農村，這些人即曾經廣受尊重和敬畏的鄉里三老。然而，不知從何時起，利字優先的規則，慢慢取代了三老的教化作用，而中國傳統的文化滲透力也因之衰頹乃至消失。

農村社會，顯露于外的事件無外乎糾紛、慶典、功德之屬，能在這些事件中扮演仲裁、主持角色者，皆是當時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此即農村社會精神引領的風向標，挖掘這些人存在和影響過的痕跡，便可知曉是什么人為當時所尊了。

海滄現存最早的實體碑記為明嘉靖十八年的《龍興亭填庫市園記》，其所記之事，蓋一群鄉老有感前人建亭以憩行人善舉，特邀約三五好友“結填庫會”，即所謂作功德。其中，倡建亭之人為正德年間的“壽官”，“結填庫會”者則是“磧碩”、“鄉老”，此皆三老之人。至萬歷四十六年，漳州人為表達對周起元回饋鄉里的感激之情，特請名士撰寫《侍御綿貞周公頌德碑記》，立碑人從上到下分別為“貢士”、“監生”、“生員”等，妥妥的飽學之士，此即農村社會中的“士紳”階層，最喜做些舞文弄墨的“斯文”買賣。而萬歷四年的《漳貳守沈公惠民泥泊德政碑》，則是真真切切的為民排除糾紛，案件原告為東嶼人，狀告鄉鄰鐘山人霸占海田，案件的發起人和寫碑人均為當時東嶼的名士，時剛考得順天解元的柯挺，而立碑人則依序為東嶼武進士李佐、庠生李○等等，之后才是東嶼鄉老。由此可見，在明代的農村，以仕為進的“士”，德高望重的“紳”等有文化的人，才是當地說話最有分量的。

進入清代后，這種局面開始出現變化了。先是康熙三十六年《吧國緣主碑記》，捐緣領銜者皆是甲必丹、美錫甜之類荷蘭人任命的華人官員，他們在國內并無甚頭銜，純粹的捐緣目的，而本地士紳卻集體噤聲。究其原因，應是當時當地的農村社會及制度尚未完善，人們剛從辛丑播遷的泥澤中走出，財力不厚，科舉不興，以至于只能依賴海外商人的力量逐漸恢復生產和生活。到了乾隆三十八年的《重修渡頭碑記》，明代的農村社會又回來了，撰文者為本地進士葉廷推，盡管他捐的不多，但名字卻排在第一位，緊接著是因商而富并捐得“中憲大夫”的潘振承，而與之捐額并列第一的白丁吳宏才卻還只能再屈居前后任的兩位海澄知縣之后，如此之別太過明顯了。該碑之下，還有大量太學生、侯補知縣等，他們都列在一干名字之前，地位之別不過如此。之后，嘉慶七年的《重修龍王廟碑記》、嘉慶十八年《喜濟橋碑記》、嘉慶十九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嘉慶二十年《顏氏家廟重修碑記》、嘉慶二十三年《重修正順宮碑記》等也是各種功名在身，滿滿的科舉自豪感。

而之后的道光，可能是農村社會風氣變化的轉折點。如道光七年《重修濟津宮碑記》，課塘布政司理問、提標前協中軍府、提標前協端防廳、海滄汛防官等海滄官員帶頭捐緣，后繼者不管捐多捐少，一概排在后面，最重要的是，不管如何，竟然無人敢超出最高長官的捐緣數，這大概就是當時的人情世故吧。其后的道光二十三年《重興瑞青宮碑記》，主事者也是鄉賓、監生等銜。然而，與作為行政中心的海滄社的情況不同，海滄其他鄉社便不再講究了。如道光元年《重建龍華堂碑記》國學生謝元瀾尚可居首，道光十三年《慈濟北宮碑記》則只見緣首蕭菁莪冠以“太學生”之名，其他如道光三年《重修威惠廟碑記》、道光八年《重修北宮碑記》、道光十四年《重修海印堂題名碑》、道光十五年《重修崇真宮碑記》、道光二十三年《金沙天后宮重新捐銀條目碑記》等，竟不見任何有頭臉的鄉老人物了。

至于更后來的年份，風向簡直是180°逆轉了。如咸豐四年的《重修慈濟祖宮碑記》，同樣捐銀四百元，舶來的“大瑪腰”陳敬麟竟然排在“觀察使”馬振華之前，這在過去簡直是無法想象的悖逆。也差不多是從該時期起，海滄各類碑記中的主要人物，幾乎都來自南洋，如許泗漳、馬榮周、顏應麟等，皆是南洋各商埠頗有實力的角色。他們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帶有官銜，如“二品銜候選道駐新加坡暹羅總領事官”陳金鐘、“詔安縣欽加四品銜官”吳一楊、“欽加二品銜花翎候選道駐新坐探南北洋委員兼辨叻坡等處來賬事務”章桂苑等，無外乎因富而官。

更有甚者，清朝直接在南洋的報紙中買官賣官進行明碼標價，由此讓百姓們找到替代學而優則仕的捷徑，如此，誰還認真讀書，而讀書人在農村社會的地位自然也因此降低了。然而，造成農村社會“利”取向的轉變，更深層次的原因，應在于道光以后，列強對清朝社會的巨大沖擊，使得延續千百年的農村社會制度發生質的改變。而無力應對，只能隨波逐流的清朝做法，更進一步加劇了文化制度的崩塌。如馬來西亞砂拉越詩巫，海滄人是最早進入和開發的華人群體，在早期詩巫社會中，人們以永安亭為媒介形成相對自主的華人自治社會，當時華人領袖為永安亭的董事陳文仲和許鳳浩，從現有碑記看，他們捐緣數量不多卻能起到關鍵的領導作用，顯然錢不是萬能的。然而在白人拉惹政府統治期間，他們卻忽視了華人傳統的士紳作用，卻選取了擁有財富的張煙都作為甲必丹，如此功利和重商，影響自然是深遠的。以至于，西方人主導的逐利第一，漸漸成了中國南方農村社會的圖騰，由此，“唯利是尊”便埋入了人們的思想中，以致今日所見這般了。以故，轉折之變，當在清朝道光之間，以鴉片戰爭為標志，甚是妥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