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早年的人生如同開掛，他27歲進入北大當教授，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當時的文人學者都以“我的朋友胡適之”為榮。擔任北大校長之后，胡適名聲更是盛極一時。

但是到了1949年，胡適的人生來了一個大轉彎。

國民黨大勢已去，擺在胡適的面前有兩條路：要么選擇留在大陸，改換陣營為新中國服務；要么繼續(xù)追隨蔣介石，為搖搖欲墜的蔣家王朝效犬馬之勞。

遺憾的是胡適選擇了后者。

1949年4月，胡適乘船赴美。臨行前，老蔣給了他一道密令：為和平解決內戰(zhàn)問題，想方設法爭取美國在道義上的支持。

然而胡適剛在美國落腳，國內就傳來了解放軍橫渡長江，攻占南京的消息。國民政府完蛋了，胡適只得哀嘆“我愿在道義上支持蔣先生的政府”。

胡適青年時期曾留學美國，住了七年時間；中年當了美國大使，在美國住了八年時間。晚年他攜夫人江冬秀赴美，一住就是十年時間。

可惜風光不再，隨著國民政府的倒臺，胡適“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他在美國最后的十年時間，過得窮困潦倒，體會更多的是不為人知的凄涼和無奈。

胡適到了美國之后，住在大城市紐約。

以他早年在文化界的盛名，按道理在美國應該得到禮遇和重用才對，然而現(xiàn)實卻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無人理會。

美國的十字街頭，隨處可見從中國大陸來的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當年名噪一時的文人學者、軍政要人，都把美國當成了棲身之處。

胡適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奈何他卻沒什么積蓄，只能棲身于紐約東城81街的一幢簡陋而破敗的小公寓。

沒有了當年的大使待遇，胡適晚年在美國日子過得很凄煌。他所居住的那棟破爛公寓，沒有安裝防盜設備。有一次，胡適外出之后，他的夫人江冬秀獨自一人在廚房燒菜做飯，這時一個彪形大漢忽然從防火梯破窗而入。

幸好江冬秀沒有學會美國老太太遇到危險時歇斯底里的尖叫，而是下意識走向公寓的大門，把門打開，對闖入家里的悍賊大叫一聲“Go”。那人看到胡適家里家徒四壁，沒什么值錢東西，這才從門口大搖大擺走掉了。

唐德剛如此形容胡適晚年在美國的窘境：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yǎng)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

老兩口在美國坐吃山空、立地吃陷。胡適早年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但是在美國，他再不能像在國內那樣四體不勤了。江冬秀語言不通，不會買菜，不會搭車，買菜這樣的瑣事就落到了胡適的頭上。

江冬秀閑極無聊，每天蜷伏在小公寓里燒飯、打麻將、看武俠小說。每次老妻打牌，家里地方小客人多，胡適也不能安心讀書寫文章，于是干脆也加入打牌。然而長此以往，江冬秀無所謂，胡適卻不能這樣。

胡適是著名學者，他要工作。當初赴美，胡適信心滿滿，本以為可以到哈佛大學當教授，可是那些洋學者們可不想他來搶飯碗。胡適又打起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主意，希望能在母校謀一個職位，賺錢養(yǎng)家。

然而胡適“把哥大看成了北大，哥大卻沒有把他胡適當胡適看待”，哥倫比亞大學招攬人才，充實漢學研究，也把胡適排除在外。胡適失算了，他在國內受歡迎，到了國外卻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受歡迎。

胡適一生獲得的榮譽博士學位有35個之多，中國學界難有人能望其項背，其中有31個是美國各大學授予的。然而諷刺的是，胡適在這里找個工作都困難。哥倫比亞大學在敷衍他，其他大學也沒把他當回事。

雖然胡適偶爾也到一些著名學府短暫講學、零星演講，但是畢竟算不上是長期工作。直到1950年5月，普林斯頓大學的東方圖書館，才聘用胡適當了“館長”。

東方圖書館除了一些漢文圖書之外，還包括一部分滿文、蒙文、藏文及日本、朝鮮等國的出版物，有近三十萬冊圖書。然而它只是個三流圖書館，學界對它知之甚少，就連校方也不了解這些書有什么價值。

胡適一個享譽世界的大學者，也只能屈就這個微不足道的“館長”之職，每年五千二百美元。他在任上還籌劃了一個特別書展，忙得不亦樂乎。

可是到了第二年，校方還是把他解雇了，轉而另請他的助手童世綱為“館長”，每年只花三千五百美元。丟了飯碗的胡適，其落魄與苦悶可想而知。

胡適早年在國內，進出都有小汽車接送，被人譏諷為“買辦文人”，日子過得逍遙自在。但是晚年在美國的他卻手無縛雞之力，又沒有賺錢的路子，生財無道，只能感嘆沒有小汽車可代步。

唐德剛在大使館當職員，偶爾公器私用，開大使館的汽車來接送胡適。這就已經是胡適難得的“享受”了。

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和《胡適的日記》中還提到兩件事。

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吃不慣西餐，加上經濟困難，就自做了很多臘肉、咸魚和梅干菜，在陽臺上晾曬，味道不好聞，經常引來鄰居的投訴。有一次，胡適趁妻子外出看戲，把那些東西全扔了，江冬秀為此還吵鬧了一番。

還有一件事，胡適早年做大使，生活起居都有人照顧，因此他出門沒有帶錢的習慣。但今時不同往日，沒有錢在美國寸步難行。于是江冬秀想了個辦法，每天晚上都在他領帶夾內放上兩美元，胡適每天上下班就有錢買票。

胡適為此很得意，專門把這件事告訴了學生唐德剛。

更讓胡適在親情上感到落寞的是，他們一家五口分居四處，大兒子胡祖望遠走泰國，兒媳曾淑昭在臺北，小兒子胡思杜留在北平。家人無法團聚，也成了胡適晚年最大的遺憾。

胡適在美國閑極無聊，經常去哥大的圖書館看報紙打發(fā)時間，其實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歲月，實在好不了多少。可見，他真是閑得無聊之極了。

張愛玲還沒去美國之前，給胡適寄了一本《秧歌》，胡適不僅仔細看了兩遍，還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稱贊作者已經到了平淡而自然的境界。

對此張愛玲很感動，在回信中說：“收到您的信，真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后來張愛玲在《憶胡適之》的文章中，還特意提到這一幕。

胡適提攜后進，固然是文壇佳話，但也證明他在美國確實無事可做。在紐約他連一個學生都沒有，成了“無人打影”的拳師，空有一身的功夫卻無人可繼承。青年唐德剛成了胡適唯一的“陪練”。

胡適與唐德剛年齡相差一大截，兩人卻成了忘年交。唐德剛等一班人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是一個純友誼的吃喝俱樂部。胡適也就樂意變成他們的指導員和贊助人了。他有閑工夫就仔細評閱他們的著作。

胡適雖然自詡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也難免悲從中來，他對唐德剛等人多次訴說“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可謂肺腑之言，流露出對自己凄涼晚景的深深嘆息。

終于熬到了1958年，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執(zhí)意辭職，胡適被公推為候選人。胡適以患了肺炎為由，多番推辭，蔣介石不允。最后想了一個折中之法，在胡適調養(yǎng)期間，由考古學家李濟代理院務。

1958年4月，胡適回到臺灣，結束了長達十年的飄零。門庭冷落的胡適回到臺灣后，他的身邊又開始熱鬧非凡。老蔣還專門批錢給他蓋了一棟住宅，胡適的飲食起居也有專人照顧。

學者韋政通評價胡適：“胡適40歲死了完全不影響他的歷史地位，他后面的30年差不多等于白活。他中年以后，學術上幾乎沒有任何新的成就。”

也許在美國十年的孤寂，讓晚年的胡適變得貪慕虛名，喜歡熱鬧，喜歡被人追捧，有一種成為偶像的渴望。

當了“中央研究院”院長后，每天高朋滿座、迎來送往。他對外宣稱，星期天任何人都可以來看他，開車的、做生意的，都可以排隊去看他。

胡適儼然成了獻花祝壽的主角，但是晚年的他仍然擺脫不了孤寂、憂憤的心緒。

胡適還想在余生殘年做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促進文化學術的繁榮，第二件是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影響蔣家父子對臺灣的言論控制。然而事實證明，作為文人的胡適還是太過天真了。

老蔣請他回來，不過是當成供奉的對象而已。胡適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辦成一兩件事，可謂比登天還難。

因為“自由中國”一案，胡適受到牽連，與老蔣鬧得很不愉快。而胡適為了避禍而選擇妥協(xié)，又引來學界很多人的不滿。在一片圍剿與謾罵聲中，回臺后的胡適同樣過得孤獨而煎熬。

除此之外，胡適晚年最大的痛苦，莫過于小兒子胡思杜自戕。1958年5月，胡適得知兒子的死訊，陷入巨大的悲痛，差點一頭栽倒在地。胡適此后拒絕提及此事，他始終拒絕相信兒子離開的事實。

1962年2月，胡適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一次“中央研究院”主持的酒會上，胡適談性頗高，情緒激動，結果在酒會結束時，因心臟病發(fā)作被送往醫(yī)院，可惜他再也沒有醒過來。

胡適去世，享年71歲，安葬于臺北南港舊莊墓園。

胡適身前固然已是名滿天下；身后也是極盡哀榮。自他逝世到出殯，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殯的市民，總計達10余萬人。蔣介石更是親撰挽聯(lián)，稱贊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滄海橫流，斯人已逝。胡適去世后，除了藏書之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遺產。以至于老妻江冬秀時常對兒媳抱怨：“適之幫助窮書生，開啟支票來活像百萬富翁，待我如窮措大。”頗有嘲諷之意，也有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