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為告誡庶支子孫學會滿足，在《皇明祖訓》中特別強調“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理由是親王享受著僅次于皇帝的待遇，卻無需像皇帝一般每天起早貪黑的日理萬機，勞心勞力還唯恐天下之難治。沒有壓力在身，自然吃嘛嘛香，睡嘛嘛棒，生活樂無邊。

　　明太祖朱元璋劇照

　　這一觀點雖然有失偏頗，但對照明朝的實際情況，卻相當有理。英年早逝與在位日短，是存在于明朝皇帝之身上的兩大現狀。在位時間最長的為明神宗朱翊鈞，君臨48年。最長壽的皇帝則是老朱本人，享年71歲。而宗王之中在位50年以上者，或活到耄耋之年者，不在少數。最夸張的當屬吉王朱見浚，壽命超越明代所有皇帝不說，在位時間更是長達71年，與老朱的壽數齊平。

　　朱見浚，生于景泰七年（1456年）六月初九，為明英宗朱祁鎮第七子，生母宸妃萬氏。他出生時，父皇正頂著太上皇的名頭，被幽禁于南內，過著形同囚徒的生活。

　　堂堂皇帝之所以會遭幽禁，是因為他見獵心喜執意御駕親征，結果在土木堡喪師辱國，被迫前往瓦剌留學。國不可一日無君，國有難更是有賴長君，當是時明英宗諸子幼弱，是以弟弟郕王朱祁鈺頂替上來，被擁立為新皇帝，是為明代宗。隨即在他的統領下，打贏北京保衛戰，使大明成功度過危機，聲望扶搖直上。

　　景泰元年（1450年），太上皇朱祁鎮留學歸來。然而權力對男人而言是最烈的毒藥，故在東安門匆匆上演過哥倆好之后，明代宗立馬恭送大哥入南內靜養。在南內的七年間，日子雖然苦，卻并不耽擱明英宗生兒育女，估計是想學唐高祖報復唐太宗的故智。在朱見浚之前，已有好幾個子女于南內降生，他則是最后一個出生在南內的皇子。

　　位于南內故址的東苑戲樓

　　景泰八年正月，太上皇通過奪門之變復辟，改元天順，再次君臨天下。本來命運堪憂的朱見浚兄弟幾個，也迎來嶄新的人生。天順元年（1457年）三月初六，明英宗下詔正式冊封諸子。許是因為朱見浚出生不久，一家人就得以離開南內，脫離囚徒生活，讓明英宗認為這是幼子給他帶來的好運，是以冊封年僅2歲的朱見浚為吉王。受命冊封的正副使為文安伯張輗和禮部侍郎鄒干。

　　成化二年（1466年）七月，明憲宗下旨給時年11歲的吉王朱見浚舉行冠禮。持節兼掌冠者，也就是主持冠禮的，為太保、會昌候孫繼宗；贊冠者，也就是充當司儀為之贊唱的，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昂；宣敕戒者，為少保、吏部尚書、內閣首輔李賢。

　　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明憲宗任命翰林院檢討張廉、李顯為吉王府左右長史，待詔李杰、施靖為王府紀善（掌規諫諷諭），中書舍人施昂、李晟為審理正、審理副，這六人是吉王朱見浚身邊的老人。此外又遴選訓導張黼等二十五人充任吉藩王府官，并給吉王府的內庫定名廣實。如此安排，是因為“吉王年長出府故也”。

　　當年九月十八，吉王朱見浚正式搬離皇宮，出居諸王館，等待之國。親王出閣，依例都會定下歲祿額度，賜予部分歲祿及在京臨時莊田，供其用度。吉王的歲祿為一萬石，之國后足額發放，在京時按照前例當為每年三千石。

　　明諸王館故址：北京協和醫院東單院區

　　成化八年（1472年），朱見浚上疏奏討青縣（今河北青縣）夾河地，用的理由是此地屬于未開墾的荒地。結果戶部奏稱，經過實地調查，夾河地屬于有主的糧草地，不宜賜予。明憲宗“從之”。

　　許是出于補償心理，成化十年（1474年）十一月，明憲宗下旨賜予朱見浚位于河間府境內的田地一百頃。

　　成化十年，19歲的吉王朱見浚成婚，王妃為金吾左衛指揮使張通之女。這意味著他離之以國為時不遠。

　　成化十三年（1477年）八月，吉王之國在即，明憲宗命禮部制定相關禮儀制度。兩天后，禮部呈上《親王之國禮儀》，儀制悉如崇王朱見澤，也就是延續德王朱見潾之國的那一套。獲得明憲宗核準。同時按例賜予吉王淮鹽歲三百引。

　　不過在之國之前，朱見浚還有兩件事情要忙活。一是吉王府儀衛正王瑀受人牽連而被治罪，按理應當調任他處。一為王府內使楊傳因為私忿，命人將對方活活打死，刑部因此緝拿其家人，楊傳懼而避往他處。這兩件事不解決將影響他之國的進程，是以上疏為他們求情。最終處理的結果是，王瑀留任，楊傳殺人案則以出銀十兩給死者家結案。

　　九月，吉王朱見浚之國儀式正式啟動。

　　初七，朱見浚赴昌平天壽山，祭掃長陵（明太宗）、獻陵（明仁宗）、景陵（明宣宗）、裕陵（明英宗），向歷代先帝辭陵。十九日，朱見浚入宮，在奉先殿拜別列祖列宗。二十日，朱見浚在奉天殿向皇帝大兄陛辭。

　　湘江長沙段風光

　　隨即，吉王夫婦率領吉藩所屬開赴通州，在此登船沿運河浩浩蕩蕩地一路南下，過揚州之后轉入長江，溯江而上渡洞庭入湘江，在長沙府城外靠岸，入城祭祀本藩社稷、山川諸臺，并接受本地文武官員的朝賀。

　　據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二月的相關記載，為滿足吉王之國，朝廷共動用船只多達七百余艘。當然這個規模并非明代親王之國的巔峰，弘治年間興王朱祐杬（音yuan）、岐王朱祐棆（音lun）之國，各動用船只九百余艘，車輛數千，可見一次藩王之國耗費有多大。

　　“德、秀、吉、崇、徽五府，皆英宗皇帝之子，憲宗皇帝之弟。彼時之國，船亦多不過七百余艘，軍校無車兩，宮人無廩給，而各府亦遠涉江湖，從容至國。”（《明孝宗實錄》）

　　南京，是大明的留都，更是開國之君明太祖朱元璋長眠之地。吉王之國走水路之國，南京正處于路線上。因此禮部認為藩王之國道經南京，不去謁拜孝陵實在不像話，要求吉王在南京暫停，以祭掃長陵的禮儀赴孝陵辭陵。明憲宗從善如流。

　　吉王朱見浚因此成為永樂朝以后，少有的能親赴南京祭祀孝陵的藩王。

　　明孝陵

　　吉王府是在襄王朱瞻墡遷國湖廣襄陽府后，遺留的襄王府基礎上改建而成。襄王遷國發生于正統元年（1436年），距朱見浚之國已過去40余年，王府長期處于無人居住狀態，自然需要大修。事實上直到朱見浚之國，吉王府及其附屬建筑的再建工程依然沒有結束。他辭陛前一天，明憲宗下詔，命有司修建吉藩所屬的社稷壇、山川壇、旗纛壇等祭祀禮儀建筑。他抵達長沙時，奉命修建吉王府的內府左少監唐宏、工部員外郎劉琛，還停留在長沙督造王府。

　　據清末學者陳運溶在其著作《湘城訪古錄》中稱：“考明藩邸制，五殿三宮，設山川社稷廟于城內，城垣周以四門，堂庫等室在焉。總宮殿室屋八百間有奇，故省會幾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說藩府占據府城十之七八過于夸張，且所謂的藩府并不單指吉王府本身，還包括下屬的儀衛司等王國機構官署，及郡王、將軍等宗室府邸，不過吉王府的規模宏大也是實情。

　　當時的吉王府，南到今解放西路一帶，北迄紫荊街附近，西起三興街，東至東牌樓街，四周圍有城垣，內部以二殿三宮為主體，各種建筑鱗次櫛比，妥妥地一個縮小版紫禁城。在如此宏偉的王府中住著，自是舒適愜意。

　　不過朱見浚并非是個只知貪圖享樂，甚至為非作歹的藩王。他就藩之后，對當地農業、商貿、文化的發展，多有建樹。

　　橘子洲

　　長沙地處湘江下游，南經瀟湘勾連嶺南，北濟洞庭直入長江，自古就是湖湘首邑、南方重鎮、水陸都會，城外湘江之上帆檣如林、舟楫相連，一派繁忙景象。然而湘江府城段江岸平直，水勢洶涌，又缺乏可供安全停泊的碼頭，故船只行經此段多有漂沒。

　　朱見浚得知這一狀況后，有心解決。他聽說長沙府城外西南一帶的江邊，原本有一個名為通江港的港口，由于維護不善，導致港池淤塞，舟楫難以停靠，便動了疏浚通江港的想法。

　　成化十四年（1478年）五月，朱見浚以本府長史司等衙門無正式辦公場所，王府官吏軍校無處容身，上疏朝廷奏請按崇藩之例，命唐宏、劉琛為其督造。同時提出長沙水運困局，請求讓唐、劉二人完成王府工程之后，接著疏浚通江港，以改善長沙的航運環境。

　　“又奏：‘長沙府地西臨大江，水勢洶涌，岸無回曲，往來客舟灣泊，多為風濤所損。聞府外西南，原有通江一港，年久淤塞，不便舟楫。今左少監唐宏、員外郎劉琛奉敕于此營造府第，工完之日，宜令督工疏通之。’”（《明憲宗實錄》）

　　對營建王府官衙及官吏軍校房舍，工部毫不推脫一口應承。可對疏浚通江港之事，工部認為這是地方官府的職責，因此不愿接手。上疏表示，唐、劉二人完成王府工程之后，應當立即回京復命，至于疏浚河道之事，當移文地方，讓湖廣巡撫等方大員核實之后，再命有關部門進行施工。

　　面對不同意見，明憲宗選擇偏向弟弟，表示若沒有妨礙的話，就依吉王所請，讓他們順便把河道也疏浚了吧。皇帝開口，些許小事即便有礙也會變成無礙。通江港因此得以疏浚，往來長沙的船只從此有了一個安全停泊之所。

　　弘治年間，吉王朱見浚上疏彈劾長沙衛都指揮楊銓，稱其犯有巡視洞庭湖時超額征用軍余等多起不法之事。朝廷命湖廣巡撫徐恪審理此案。結果徐恪尚未完成審理，就升任南京工部侍郎，接到任命便丟下案子興沖沖的上任去也。接替他出任湖廣巡撫的樊瑩，在審理途中因染病告歸。

　　眼見案子一而再的被拖延，朱見浚再次上疏奏稟。為此，朝廷派出大理寺少卿陳璚等前去調查，結果訪得吉王所言不虛。

　　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明孝宗做出裁決，長沙衛都指揮楊銓被降一級任用，前湖廣巡撫徐恪罰俸二月。樊瑩因病告歸，免于處罰。

　　岳麓山

　　限于技術與產能，古代書籍非常珍貴，尋常百姓想要讀書卻一紙難求。藩王手中資源眾多，刊刻書籍比尋常人要方便的多，明版古籍中就有眾多藩府版本。針對這一現狀，朱見浚在岳麓書院刊刻《先圣圖》及《尚書》等典籍，贈予讀書人。可見他對當地的文化教育，也頗為重視。此外，位于岳麓山的道教宮觀云麓宮，亦是朱見浚所建。

　　弘治五年（1492年）六月，明孝宗下旨對吉王府進行大修。至于原因嗎，乃是吉王朱見浚上疏宣稱王府“年久頹敝”，也就是王府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此時距吉王府營建完工才過去將將20年，“年久頹敝”一詞不知從何說起。

　　有明一代，南北兩京十三省中，湖廣布政司是接收藩王最多的一個。截止弘治年間，不算已經絕嗣的藩王，在國的藩王有武昌府楚王、荊州府遼王、武岡州岷王、襄陽府襄王、蘄州荊王、長沙府吉王、德安府岐王、安陸州興王、衡州府雍王九家，此外還有一個與大宗別省而居的郡王，遷國澧州的蜀藩華陽王。這么多宗室的開支都要湖廣承擔，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何況，興王朱祐杬之國安陸州（今湖北鐘祥市）的時間為弘治七年（1494年），岐王朱祐棆之國德安府（今湖北安陸市）的時間為弘治八年（1495年），雍王朱祐枟（音yun）之國衡州府（今湖南衡陽市）的時間為弘治十二年（1499年）。在他們之國前，王府都必須開工營建。因此吉王府獲準重修的同時，興王府、岐王府也次第開工營建。親王府的修建耗資靡費，三座王府同時開建，湖廣方面表示壓力山大，難以承受。

　　長沙吉王府大致范圍

　　弘治七年（1494年）二月，湖廣巡撫韓文上疏朝廷，指出同時營建三座王府，每年單單為解決工匠吃飯，就耗資四萬三千二百兩白銀，本省財政實在不堪承受，希望暫且將荊州府抽分木植料價的七成劃歸湖廣，以作補充。

　　此議遭到工部的強烈反對，因為荊州府的抽分木料為工部的囊中之物，主要用于建造漕運船只，及打造直供大內的各種器皿，哪個都不能停。

　　可韓文所言也是實情。早在弘治五年，時任湖廣巡撫謝綬就以“方蓋造王府故”，請求免除湖廣境內武昌、漢陽等十一府知府朝覲，獲得明孝宗恩準。連知府覲見皇帝的路費都要克扣，可見湖廣方面已經窘迫到何等地步。

　　明孝宗體諒湖廣、工部各自的難處，最終表示不動用荊州府抽分木植，改命將廣東官鹽暫調衡州、永州等地發賣，每引收銀二分，以助修造三處王府之用。

　　然而直到弘治十年（1497年），三座王府之中只有興王府得以完工。眼看著雍王府又要開建，湖廣方面文武官員頓時急了。

　　當年六月，安陸州城頭的旗桿在大雨中被雷霆擊碎。七月十六日，吉王府大門端禮門上的吻獸及位于其后的金柱頭，也被迅雷擊碎。加之長沙府往年還出現過所謂的“草木之妖”。這一切成為地方大員祭出天人感應，以對抗皇命的絕佳征兆。

　　當年九月，鎮守湖廣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朝廷，宣稱湖廣本地突然出現“草木之妖”，閃電專劈王府，不劈其他地方，是因為大肆修建王府，使當地百姓承擔的勞役及稅賦太過承重，以致民怨沸騰，上干天和，老天才降下災異警告世人。因此，他請求皇帝“仰畏天變，俯念小民”。顧溥在奏疏中將重修吉王府當成典型，瘋狂吐槽：

　　“吉府房屋造自成化初年，今僅二十余年，初議修補價銀不過七八千兩。王少之，奏遣內外官員一依崇府式樣修蓋。于是，前后宮殿，兩廊各門，房屋墻垣，展大鼎新，計用過物料百數十萬，銀米亦余數萬，歲撥夫匠三萬余。興工四年，止成急修房屋七百余間，其余工程漫無紀極。”（《明孝宗實錄》）

　　吉王府與長沙府城位置關系圖

　　明孝宗對此還算重視，命工部核查各王府修建內容，確屬急需修建者，繼續營建；可以暫緩者，暫行停止修建；該緩而不愿緩者，參照郡王、將軍事例，審計出所需用料的價值，撥給相應費用，讓他們自行修建。

　　湖廣巡撫沈暉對皇帝和稀泥的做法相當不滿，于當年十一月上疏朝廷，以天人感應為準繩，要求皇帝體念百姓疾苦，重視上蒼警示，停止用工用役，撥給銀兩讓吉王動用本府力量，自行修繕王府。

　　“甲辰……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吉府修建府第幾四年，工尚未就。近者，震雷擊碎州城旗竿，及本府端禮門脊獸并后柱意者，天厭土木之繁興，念小民之疾苦，故發此變異以警動之。謂宜暫止工役，或令有司量給銀價，俾本府自造，庶幾少蘇民困，以回天意。’”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從其所請。

　　明代，長沙府先后建立過四個藩國。朱梓的潭國和朱橞的谷國，或因絕嗣或因謀反而被除國。按照慣例，他們遺留的產業應當被第三個在此建藩的襄王朱瞻墡（音shan）繼承。然而襄國只是遠遷襄陽府，被沒有絕嗣，未知其在長沙周邊的田莊是否被收回，最終由吉藩繼承。可不管怎樣，重親情的明憲宗必然不會虧待朱見浚這個弟弟，之國時被賜予的莊田少說也有數百頃打底。據《國朝獻徵錄》記載，朱見浚在世之時，吉藩“得賜名雞鵝食田十三萬畝”，也即一千三百頃，這可是非常值錢的南方田地，非北方可比。

　　即便如此，朱見浚依然在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奏討不斷。

　　成化十八年（1482年）十二月，賜予淮鹽一千引。弘治九年（1496年）七月，增給吉王兩淮食鹽歲七百引，使吉藩每年擁有一千引淮鹽的進項。嘉靖四年（1525年），賜予湘潭縣商稅門攤。嘉靖五年（1526年），賜予湘鄉、醴陵、安化、攸縣四縣稅課。

　　以上為朱見浚的奏請完全得到滿足的，更多的時候，因為相關方面的反對，奏討只得到部分滿足，或者干脆被否決。

　　湘潭湘江風光帶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朱見浚上疏奏討湘潭縣稅課局，及湘潭、湘陰兩縣河泊所課鈔。戶部對此并不買賬，皆因湘潭縣并未設置稅課局，一旦同意吉王所請，必然會在當地設局征稅造成擾民，至于湘潭、湘陰兩縣河泊所，課鈔不下二萬貫，可這部分經費屬于給官軍發俸祿的軍費，不可輕動。不過兄弟開了口，明憲宗也不好完全駁他面子，故下旨將湘陰縣河泊所課鈔賜予吉藩，但有時間限制，只給三年。

　　弘治二年（1489年），眼見湘陰縣河泊所課鈔即將到期，朱見浚上疏朝廷，請求大侄子將湘陰縣河泊所完全賜予吉藩，作為永業。戶部再次站出來反對，不過這次收效甚微。明孝宗改以湘潭縣河泊所稅課相賜。

　　眼見大侄子好說話，朱見浚竟起了得隴望蜀之意，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閏十一月，再次上疏奏請湘陰縣河泊所課鈔。這下戶部算是被惹毛了，直接搬出“祖宗舊制”壓人。明孝宗表示妥協，拒絕叔王所請的同時，下令各藩不許再奏請稅課。

　　弘治十年（1497年），朱見浚上疏表示本地出產的紅米太過粗糙，難以下咽，請求將祿米更換成白米。可因湖廣親藩眾多，為與民休息，湖廣巡撫早就宗室祿米一事討要過旨意，要求各王府的歲祿“俱收土產之米”，不許索要白米。別家宗室沒意見，就你吉王要鬧事，顯得你金貴是吧。然而明孝宗非常體貼自家七叔，下令將吉王歲祿的一半，也就是五千石改成白米發放。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六月，吉王妃張氏薨逝，安葬于長沙府城東南方的善化縣關山。關山位于今湖南長沙市雨花區跳馬鎮境內，包括其周邊的鳳凰山、大智山一帶，是吉王家族墓地所在。親王墳園自然需要有人守護，而關山離長沙近四十里，運送米糧不便。故弘治七年（1494年），朱見浚以“守墳官校無以給衣食”為由，上疏朝廷，請求賜予近墳無糧地，供他們自給自足。明孝宗下旨賜予五頃。

　　此舉遭到湖廣巡按御史田奫（音yun）強烈反對，強項的表示吉王妃墳園周邊沒有可供撥給的無糧田。明孝宗只得收回成命。

　　嘉靖四年（1525年）十月，朱見浚上疏奏討衡州府稅課司商稅鹽號門攤，并要求增加吉藩每年食鹽的供應量。這次戶部說話很難聽，斥責他“陳請無厭”，要求不予理會。明世宗從部議。

　　所有奏討之中，朱見浚最看重，最孜孜以求的當屬蒸湘水利、錫坑湖塘等處的錢貨。蒸湘水利、錫坑湖塘等處位于衡州府境內，原本歸屬明憲宗第八子雍王朱祐枟所有。正德二年（1507年）朱祐枟薨逝，雍國因無子被除國。

　　朱見浚因衡州府與長沙府相鄰，管理較為方便，是以在侄子去世后就惦記上了其遺留的這片產業。當年十一月，他上疏奏討蒸湘水利，同時要求湘潭縣稅課。工部、戶部部議之后，給出給予吉藩管理三年的建議。

　　南岳衡山

　　結果，這一提案遭戶科給事中張弘至等封駁。他們認為吉王受到的賞賜已經太多，且這種奏請完全與制度不合，因此要求不予理會的同時，治吉藩承奉、長史等官輔佐不利之罪，治戶部尚書顧佐等人不能秉公辦事、諷諫皇帝之罪。明武宗得奏，出來和稀泥，下詔歷數吉藩承奉、長史之罪，然后給予赦免，至于顧佐等人則直接不予勘問。

　　正所謂財帛動人心，即便王府官因此受到懲戒，朱見浚依然不肯罷手。

　　正德十年（1515年），朱見浚以修蓋府第為由，再次上疏奏討蒸湘水利，這次沒什么反對聲浪，故在工部部議之后，同意將蒸湘水利的錢貨賜予吉藩三年。

　　“（正月）庚申……復賜吉王湖廣衡州府蒸湘湖塘水利三年。蒸湘水利，雍靖王所遺也。吉王以鄰境，嘗以為請。既許之，以給事中張弘至等執論而罷。至是，以修蓋府第復請。工部議覆。詔給賜三年，后仍舊。”（《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在吉王的奏請下，再次將蒸湘湖塘水利所得賜予吉藩三年。用的理由嗎，依然是修繕王府。

　　嘉靖元年（1521年）五月，朱見浚又一次以修繕王府為由，奏請將蒸湘水利所得賜予本藩。

　　吉王府于成化年間建府，弘治年間有過一次大修，正德年間又開始翻修，幾乎是每隔20年久修繕一次。且本次修繕一修就是六年，年號都已經換成嘉靖，可依然沒有完工的跡象。你這吉王府敢情比北京的紫禁城還金貴是吧。

　　工部對此表示強烈不滿，要求行文地方撫按進行勘查之后再行定奪。實際上第二次即將屆滿時，朱見浚有過奏討，只不過被明武宗所拒，估計其中就有工部的功勞。可此時的明世宗，正圍繞著“大禮議”問題，與楊廷和等朝臣斗得不亦樂乎，急需各方支持，故力排眾議準許吉藩再征收四年蒸湘水利的錢貨。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初八，吉王朱見浚薨逝。明世宗接到訃告，下旨為其輟朝三日，遣崇信伯費柱赴長沙致祭。他2歲封王，享年72歲，在位長達71年，是有明一代在位時間最長的藩王，也是明英宗諸子中最長壽的一個。

　　如何正確評價歷史人物，是研究、學習歷史過程中，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因為人具有多面性。根據唯物辯證法的理論，事物普遍存在矛盾，矛盾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內在因素。因此，評價歷史人物時，一定要深入人物所出的歷史背景，去正確認識人物的矛盾，再運用兩分法進行分析，如此才能得出相對客觀的評價。

　　賈誼故居

　　誠如老朱所言，朱見浚享受著僅次于皇帝的待遇與特權，故在享樂一事上可謂是窮兇極欲。為獲得舒適的居住環境，在位期間三次大修王府，平均間隔僅僅20年，且每次一修就是數年。為滿足口腹之欲，不顧祖制，不顧朝廷禁令，也不管地方百姓的承受能力，執意要求用白米充當歲祿。為了搞錢，無休止地向朝廷奏討各種利益，即便被拒絕，依然會鍥而不舍的再三奏討，整一個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架勢。

　　然而他在國期間，疏浚通江港，刊刻書籍分發給讀書人，修建宮觀，彈劾不法官員，為長沙的經濟、文化事業貢獻良多。且除卻貪婪之外，并無多大惡跡，在朝廷眼中屬于標準的賢王，這也是他被賜謚曰“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