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人口的地下暗網充斥著全世界，平均每一天，都有年輕的女孩淪為被販賣的對象。

在這些利益鏈條上，女孩們無論年齡大小，都會被當作物品來對待。

販賣者與購買者不會在意她們的想法，她們的感受。

她們是發泄欲望的對象，是掙錢或者生育的工具。

她們是文明社會中的奴隸。

2010年 陜西省 商洛市 楊斜鎮 新豐村

新豐村坐落在秦嶺山脈深處，是一個偏僻的小山村。

日近黃昏，山里慢慢變得寒冷起來，村民們都忙著在地里采收自家種植的黃豆。

一個身材十分瘦小的女人也在忙活，她是老光棍鄧智權今年年初剛娶的媳婦。

因為個子太矮，通常跟別人腰部一般高的黃豆秸稈卻到了這個女人的脖子處。

因為她比別人都小，所以干得也就比別人慢，同樣的活兒，她需要別人兩倍的時間才能干完。

此時她腦海里那個老頭的聲音再次響起：“干不完就別回來吃飯，你是給我們鄧家來當兒媳婦的，不是來被供著的！”

兩只手已經被干枯的豆瓣劃得滿是口子，渾身上下也全是塵土，饑餓和寒冷慢慢包圍了她，眼眶不由得涌出淚水，她想姐姐，想兩個弟弟，想那個貧窮但很溫暖的家。

心底無盡的委屈再也不受控制，她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但是也就只有這一聲。她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用臟兮兮的袖口抹干臉上的眼淚，恢復木然的表情繼續干活。

自從來到了這個山溝里，她每天除了白天干活兒做飯，晚上還要陪著一個陌生的男人同床睡覺。

勞累一天的身體晚上還要時常遭到蹂躪和摧殘，心靈和肉體都在承受無法言喻的痛苦。

她怎么也想不到，前幾天還在家里過著平淡的日子，而今卻在這千里之外陌生的地方，面對著陌生的面孔，過著陌生的生活。

她想過跑，想過逃離這個魔窟般的地方。

但是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哪里，怎樣才能走出這連綿大山。

她太過弱小，沒有力量可以逃脫“丈夫”和“公公”的魔爪，她也曾在別人面前表露出過自己想要尋求幫助，結果換來的只是“丈夫”的一頓毒打。

伴隨著痛苦和恐懼，她不知道在這個山村里度過了多久，眼淚不知道流過了多少次，她幾乎絕望了……

瘦小女人的反常引起了別人的注意。

兩個村婦觀瞧著鄧家媳婦，小聲議論道：

“我看她根本就不是什么長不高的南方人，就是個小女娃，在婚宴上我就看她不對勁了。”

“可不是么，十里八鄉的大姑娘都說和遍了，只要一提到老鄧家那個窮勁兒，全都不愿意跟鄧智權處對象，咋就突然娶回來個小媳婦？”

“要不咱們去派出所把這事說說吧，萬一真是個拐賣來的娃娃，那罪孽可大了。”

“行！”

不承想，兩名村婦揭開了一出令人發指的罪惡。

這件事我們還要從頭說起。

由于家里窮，快四十歲的鄧智權還是光棍一個，在這樣的村子里，到了這把年紀還沒娶上媳婦的男人，早就被村里好事的長舌婦傳得一身閑話、抬不起頭來。

七十歲的鄧好明時常跺著腳對兒子鄧智權怒吼：“我鄧家這是要絕后啊！”“你個孬貨要是再不領回來個媳婦，就不要再進這家門！”。

鄧智權娶媳婦心切，便在年初找到了能人陳向東，讓他幫忙介紹對象。

陳向東能說會道路子廣，沒少給人做媒。

雖然鄧家是出了名的窮，但他一口答應了下來。

這個陳向東到底有什么能耐，愿意應承下這事？

原來，他認識一個遠在云南，名叫徐世榮的人。

徐世榮曾告訴過陳向東，在云南的山溝溝里，有很多漂亮又賢惠的姑娘，她們都想離開窮窩子，嫁到生活條件好的地方，正適合介紹給內地的老光棍當媳婦。

關鍵是，這些姑娘家里要的聘禮都不多。

今天撞上了鄧智權向他求助，正好借這個機會發一筆小財。

他馬上掏出手機，給徐世榮撥去了電話……

在傳統觀念里，做媒可是件積德的事。

可讓陳向東沒想到的是，自己因貪婪引來了一場牢獄之災。

沒過幾天，徐世榮那邊就來信兒了，告訴陳向東新娘找到了，但是要4萬元的聘禮。

陳向東感覺有些貴，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終敲定3萬2。

放下徐世榮的電話，陳向東迫不及待地把這個喜訊告訴了鄧智權。

鄧智權對這個結果頗為滿意。

幾天之后，鄧智權付給了陳向東1000元的“辛苦費”，然后二人登上火車，去了昆明。

云南省 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 馬關縣

從昆明下車后，兩人幾經輾轉到了都龍鎮徐世榮的家里，準備迎接新娘子。

但是，兩人在徐世榮的家中連續等了好幾天，連新娘子的影子都沒見到。

鄧智權有點兒急了：“我錢也給了，人也來了，你們說話不算話，這不是騙我嗎？”

徐世榮連忙安撫道：“老鄧您別急嘛，新娘子早就給你找好嘞，只是咱們這地方地處邊境，山路又不好走，不像你們內地，人人有手機，馬路修得都寬得很。我們這兒送個消息全靠兩條腿。再說人家姑娘也需要準備準備才能見新郎官，再等等，再等等。”

鄧智權一聽徐世榮將自己家鄉說得這般富裕，想必也是沒少和女方家里夸贊自己，于是少了幾分焦躁。

千等萬盼，介紹人終于帶著新娘來了。

懷揣著喜悅和激動的鄧智權見到新娘的一剎那，表情瞬間凝固，什么大姑娘，這分明是個還沒成人的女娃娃嘛！

鄧智權當場就把臉拉下來了。

徐世榮看鄧智權急眼了，滿臉堆笑地辯解道：“老鄧你不知道，咱們這兒窮，姑娘們都吃不飽飯，營養不良，發育得不好……”

話未說完便向女方的介紹人使了個眼色。

跟著姑娘來的有三男兩女，兩個年紀稍大的男人連忙搭話：“是呢是呢，我們這地方窮，不比你們內地，吃得好穿得好。這姑娘叫王三妹，命可苦了，自小沒了娘，她爹后來娶了個后媽，全是靠姨婆幫忙拉扯大。”

隨即，指著其余的二女一男，繼續說道：“你看，娘家人都來了，這二人是她的姐姐和姐夫，那個是她的姨婆。”

鄧智權問：“那這姑娘到底是多大？”

介紹人回答：“三妹今年都十五了，我們這邊女娃結婚都早，你放心吧，我們還會出婚姻見證書。都是合法的！不然這娘家人也不會跟來。”

鄧智權有些犯難。

不要這姑娘吧，錢已經交了，而且對方人多勢眾，弄不好把人家惹毛了再落個人財兩空。

要了吧，這姑娘這么小，會不會有麻煩？

進退兩難之際他給家里撥通了電話，想問問老父親的意見：

“你個慫貨，小點兒又咋啦，過兩年不就長大了嘛。你都這歲數了還挑三揀四個啥？人家能出見證書你還怕個逑。趕緊帶回來哇！”

就這樣，鄧智權把王三妹從云南帶回了陜西。

到家的第二天，鄧家就開始張羅喜事，通知親朋好友來參加婚禮。

可是熱鬧沒多久，喜悅變成了驚詫。

當新郎新娘并排站在院子當中時，人們頓時一愣：好家伙，新娘子比新郎官矮了半個身子！這是娶了個矬子？

趁著新郎官領著新娘子轉桌敬酒，不少親戚近距離觀察新娘子的舉止和面相，這不是個矬子，分明是個孩子！

有人拉住鄧智權的衣袖低聲問：“智權，你咋弄個小孩子回來了，莫不是從人販子手里買的吧？”

鄧智權連忙解釋道：“看你說的，我鄧智權哪能干那種事，這姑娘是云南的，少數民族，屬豬的，今年都十五啦。就是家里窮，吃不上飯，個子長不起來。來咱們這兒大米白面吃上兩年就好了。”

酒席散后，昏黑的屋內，鄧好明、鄧智權還有王三妹坐在屋內。

鄧家父子表情都很沉重，因為他們觀察幾日后早就心知肚明，他們被騙了！王三妹就是個小孩子！

本來想的是就用“王三妹是南方人沒長個兒”這個借口在婚禮上糊弄過去，但是親友們的質疑讓他們覺得瞞不住了。

但錢都花了，人都領回來了，沒有回頭路了……

王三妹低頭不語，在兩個粗壯的男人面前她甚至不敢吱聲，更不知道即將要面對的事情是什么。

經過再三權衡，鄧老頭拿定了主意，陰郁地說：“既然進了我們鄧家的門，那就要當好我們鄧家的媳婦，我不管你以前咋樣，今后見了外人，都要給我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講。”

緊接著鄧智權也恐嚇道：

“再遇見外人，你就說你已經十六歲了，以后說話做事都要像個大人，我們這兒的公安可厲害，要是看見你是小娃娃就結婚，會把你給抓起來，關大牢！”

“過兩天我去集上，給你買上一雙高跟鞋，幾件新衣裳，你就踏踏實實跟我過日子。”

“你要趕緊學會我們這里的話，不能一個人出門，就在家老老實實待著。這里的日子比你家那邊好過多了，吃得好穿得好，等你長大了還得給我生個大胖小子呢。”

幼小的王三妹低著頭，眼淚不停地滴落在衣襟上。

幾天前她還在自己的家鄉，現在卻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語言都很難聽懂。

面對兩個男人的恐嚇和脅迫，王三妹除了害怕什么也做不了，巨大的困境下她只能屈于淫威。

就這樣，王三妹成了鄧家的媳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遭受折磨，誰也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從哪來的。

鄧家人本以為山溝溝里天高皇帝遠，外加對王三妹又是利誘，又是恐嚇，事情已經風平浪靜了，卻不知村民們的質疑越來越強，去報了警。

楊斜鎮派出所接到了新豐村村民的舉報，說村民鄧智權娶的那個小媳婦有問題。

所長袁亞龍即刻把這個情況上報到了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很快，分局刑警隊做了行動安排。

沒想到這個案子比他們想象的還要惡劣。

2010年10月30日，兩輛面包車駛入了新豐村，停在了鄧智權家門口。

車上下來幾名漢子，敲響了鄧家的門，開門的正是鄧智權。

還沒等鄧智權張嘴，幾名漢子二話不說，立即將他控制住按倒在地。

正在灶屋忙著做飯的王三妹聽到院子里一陣嘈雜，急匆匆地從屋里跑出來，用不太流利的本地話問道：“做啥呢？”

幾名漢子見跑出來的是一個身高只有1米3左右的小女孩，連忙說道：“孩子，別怕，我們是人民警察，是來解救你的！”

鄧智權見狀急忙喊道：“她不是小孩！是我媳婦，叫王三妹。”

一名警察擰著眉頭問：“是你媳婦，那她有多大了？”

鄧智權連忙答道：“十六歲了，是云南人，少數民族，家庭條件差，不長個。”

警察繼續問：“那她有身份證嗎，把身份證拿出來看一下。”

“沒有身份證，但我們有婚姻見證書。”鄧智權的回答有些慌張了。

鄧好明蹣跚著從房屋里走出來，幫兒子向警察辯解：

“王三妹是我兒子年前在云南打工的時候認識的，有介紹人，娘家人同意才領回來結婚的。”

“既然這樣，跟我們回派出所去說明一下情況。”帶頭的所長袁亞龍看事情有些僵持，果斷地說道。

一聽要去派出所，王三妹轉身就跑回自己房間里，“嘭”一聲把房門關上，大喊：“我要換件衣服。”

她匆忙地將一件紅色外套穿在了身上。

坐在床前穿鞋的時候，地上有一雙童鞋，還有一雙鄧智權給買的高跟鞋，三妹猶豫了一下，還是穿上了那雙高跟鞋。

因為她想起了鄧智權的恐嚇：“出門就得穿高跟鞋，要裝成大人的樣子。”

而鄧智權也跑回房里，翻箱倒柜地找到了三張紙，其中兩張是“男女雙方婚姻見證書”，還有一張就是當初陳向東給他打的“收據”。

到了派出所，這三張紙一字排開都攤在了警方的辦公桌上，所謂的“男女雙方婚姻見證書”，不如說是一份協議，內容大致是說雙方是自愿結婚，反悔一方要承擔經濟損失，上有男女雙方以及雙方介紹人、見證人的名字和手印。

但是警察看到這份“協議”上只有男方鄧智權的家庭住址和姓名，而女方的住址和姓名，是空白的。

另一張“收條”的內容也很簡單，上寫：我陳向東代理收到鄧智權交給女方父母親和女方男方雙方介紹費全部共計32000元。代理收款人陳向東、證明人徐世榮，均簽名按有手印。

在鄧智權看來，有這些東西就可以證明他和王三妹的婚事是合法的，而且是出于雙方自愿的。

但是在辦案人員眼里這是一個漏洞百出的協議。

很快，警察就對鄧智權進行了第一次訊問。

鄧智權對警察說：“三妹是我媳婦，她還小，所以有時就隨著她愛干啥干啥，我娶三妹是經過她家里人同意的。”

警察質問鄧智權：“那你見過她的父母嗎？”

鄧智權回答：“沒有見過，她娘去世了，爹娶了后媽以后就不管她了。”

“那你怎么知道她到底多大?連個身份證都沒有。”警察接著發問。

“是她姨婆帶來的，還有同村人的介紹人和證婚人，這還能有假，警察同志，我保證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話，我可以簽字，我可以負法律責任。”鄧智權瞪大了眼睛拍著胸脯繼續撒謊。

而警察在詢問三妹的時候，三妹的回答卻非常含糊。不論是她說話的口音還是內容都讓警方察覺出了重重疑點。

三妹說自己是云南人，哪個民族的不知道，哪一年出生的也不知道，就說自己屬豬，家里還有兩個哥哥和三個姐姐，其中一個哥哥在西安打工。

母親之前遭意外死亡，父親就娶了后媽。

她從小是和姨婆一起生活的，這門婚事也是由姨婆張羅的，鄧智權給的32000的聘禮也在姨婆手上，和鄧智權見面的時候，自己的姐姐姐夫都來了。

自己是八歲才上的學，因為家里窮，上了三年就休學待在家里，臨走的時候還有幾十個同學來送她。

警察看三妹不像個神志不清的人，怎么會連自己到底是多大都不知道？

通過警方戶籍系統，民警在云南馬關縣查到了三個叫“王三妹”的人，并且年齡都很大。

所長袁亞龍感覺陷入了困境，“當地沒有叫王三妹的女孩……究竟是誰在說謊？”他坐在椅子上手掐眉頭思考著，突然，袁亞龍腦中靈光一閃，打開了電腦，翻出了南方少數民族的服飾照片。

“如果王三妹能確認自己是壯族或者苗族的人，那就大致可以確定是文山州人。”

可是王三妹看了半天，都說自己不屬于這些少數民族。

沒辦法了，袁亞龍命令手下警員向云南的警方打電話求助，“請他們懂方言的來對話，看能不能確認王三妹是哪里人。”

很快，云南警方就把電話回了過來：“喂，我們是馬關縣公安邊防大隊的，現在找來壯族和苗族的老鄉了，你們可以問他們。”

于是，那邊的兩個老鄉通過電話先后和王三妹用本地方言進行了交談，意外的是，雙方都聽不懂對方在說什么。可見，王三妹既不是壯族也不是苗族。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天就黑了。關于核查王三妹真實身份的進程再次陷入困境。民警們都坐在一起討論著，分析著。

誰也想不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竟然戲劇性的破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