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熱鬧的京A酒館里，在日壇賓館精致的咖啡廳里，在東直門四合院陽光正好的廂房里，在亮馬橋時髦的餐廳里，都有他們的身影。每次聚會人員不固定，地點不固定，只有話題是固定的——死亡。

這些參與者因“死亡咖啡館”的名義而聚集，每個人都會在活動上分享一個關于死亡的故事。

為什么要談論死亡？談論死亡，又能給 Ta 們帶來什么？清明節到來之際，我們為你帶來這個關于死亡咖啡館的故事。

麻木

小學三年級的某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吳寧無法安然入睡。她突然意識到，爸爸媽媽有一天是會死的。想到世上就剩她一個人，想到孤獨，想到靈魂與意識，想到存在，她害怕極了。然后，她算了算，她現在 10 歲，爸媽當時 40 歲，如果他們活到 80 歲，還有 40 年的時間。在 10 歲小朋友的眼里，這已經算很長、很長的時光了。吳寧安慰到了自己，睡著了。

她順利地長大，讀大學、出國、在美國做野生動物保護的工作，充實的生活將死亡掩蓋，直到 2015 年。那年，媽媽被查出罹患罕見的神經內分泌腫瘤。要不是她恰巧回國探親，撞見借她倒時差的機會去醫院的父母，她還蒙在鼓里。

陪媽媽看病治療，吳寧在國內待了 8 個月，失眠了 6 個月。她擔心媽媽，媽媽也擔心她。為了不再互相施加負面影響，吳寧回了美國。

2018 年，媽媽的癌癥復發，吳寧回到國內，陪媽媽走過了最后一段。在醫院陪床時，她總喜歡拽著媽媽的手指睡覺，媽媽嫌沉，問她為什么要這樣，她也不說。因為她不知道死亡來臨前會是什么樣子，她怕媽媽一轉眼就不在了。

照顧媽媽的過程中，吳寧觀察同在二甲醫院的患者和家屬，發現在這里是沒有悲傷的，大多數人都處于一種麻木的狀態，麻木地等待死亡的降臨。“沒有一個人會直接去提、去說。”

但也是這段經歷，讓她接觸到安寧緩和醫療、哀傷輔導，從中獲得了許多幫助，也認為有必要讓更多人享受到相關服務。最終，她選擇以更靈活的身份留在這一領域——她參加了上海手牽手舉辦的死亡咖啡館帶領人培訓。

2021 年 10 月 9 日，世界安寧日，吳寧和朋友一起帶領了一場死亡咖啡館。晚上 7 點開始的活動，十多個人一直聊到凌晨才散場。原來，對死亡，大家有那么話要說。

百種人生

“死亡咖啡館”的理念，最早由社會學家伯納德·克雷塔茲提出。

妻子去世后不久，克雷塔茲在瑞士的一家飯店舉辦了第一場死亡咖啡館。活動沒有預設，歡迎任何人暢所欲言關于死亡的任何想法。此后，他又相繼主持了約 100 多場死亡咖啡館。

2010 年，克雷塔茲在巴黎舉辦的一場活動被英國《獨立報》報道。英國人約翰·安德伍德恰好看到了這則新聞。受此啟發，他于 2011 年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組織了英國的第一場死亡咖啡館活動。

安德伍德為死亡咖啡館建立了專門的網頁，并規范了活動規則。活動規則很簡單：討論的主題是死亡，但不引導參與者達成某種結論，或者促成某種行動；提倡開放的討論空間讓參與者可以暢所欲言，尊重個人，保護隱私；非盈利；新鮮的飲料和美味的食物。

在英語世界里被報道后，死亡咖啡館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內迅速蔓延。2014 年，死亡咖啡館由上海手牽手生命關愛發展中心引進入中國。歐洲素有在咖啡館舉辦沙龍、談天論地的傳統，國內沒有。因此，咖啡館這一非常“歐洲”的地點選擇到了國內，擴大到有中國特色的“茶館”、“酒吧”，等等。

吳寧辦的第一場死亡咖啡館的場地是朋友阿坡借給她的，是一家咖啡館。

阿坡家里沒有避諱死亡的習慣。作為村子里的核心人物，誰家辦喪事，爸爸都會不遺余力。阿坡從小就熟知葬禮的一整套流程。更何況，她家的老一輩是守墓人。其他小朋友在公園里玩，她在地宮里玩，摳棺材上的金箔、把陪葬的器皿當玩具。

雖然從小就接觸過死亡，但阿坡沒怎么“聊”過死亡。

旁觀了一次死亡咖啡館，阿坡最直接的感受是“真誠”，“一上來就聊終極問題，你很快就能了解一個人，死都能聊，還有什么不能聊？”她喜歡這種在匆忙的大都市里罕有的深度社交。

聆聽了不同年齡、不同經歷的人用飽含情感的語言來描述死亡后，她也變得更能共情不同的生命際遇。盡管有時仍舊不太能理解死亡咖啡館上斷不了的眼淚，但她尊重這份不一樣。

打開自己

海波就是阿坡不理解的人。海波細膩的情感、對亡母繾綣的思念，阿坡都理解不了，可兩人仍成為了忘年交。

如今的海波，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母親去世時，剛過陰歷八十歲生日。她對母親的感情復雜而矛盾。兩個人都是要強的個性，都希望對方能以自己認為對的方式生活。一說起話來互不相讓，然后不歡而散。

但一些具體而微的時刻，她還是能感受到一種無法切斷的情感連接。

一次，在醫院看病，海波剛把坐輪椅的母親推到電梯，后面就跟上來一群人。她和母親被擠到了電梯的最里面。母親伸出手，拉住海波的手，把她往里帶了帶。那一刻，百般思緒涌進海波的腦海，她意識到母親也曾是個小女孩，她也不曾被媽媽好好愛過。而這樣的她又那么堅強地撐起了整個家。

臨終前，母親希望家人能多陪在身邊。海波坐在病房里，不知該說什么，也不敢開口，她怕一開口，兩人又回到熟悉的對抗模式。就這樣，海波沉默地陪母親走完了最后一程。

母親去世后，海波開始試著和她和解。死亡咖啡館是她選擇的方式之一。

在海波看來，死亡咖啡館里的分享與討論，是一個頭腦風暴的過程，“會引發出你沒有思考到的人生感悟。談的是死亡，但真正談的其實是生命。你走不出來，是因為之前的生命歷程。一個人想不清楚，大家一起討論、互相借鑒，會有共鳴，也會讓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這其中，就有很多吳寧、阿坡這樣和她孩子年紀相仿的朋友。年輕人的內心世界，給了她許多觸動和啟發。

特別是對她這種“大半輩子都在追求‘對’的人”，這一過程中，她也學著逐漸打開自己，對的，納入到自己的體系中來，使自己的思想更豐滿；錯的，不能妄然否定，要有理有據地批判。

慢慢地，她覺得自己和母親間的距離，也變得越來越近。

本土化

早在 2015 年，手牽手的創始人之一黃衛平就在上海辦個一場死亡咖啡館。

黃衛平

在手牽手死亡咖啡館的召集頁面里，有這么一段話：“死亡咖啡館活動不是心理咨詢，不是喪親輔導；不是宗教辯論，更不是怪力亂神；最最要緊的，它不是心靈雞湯，或所謂的正能量。”

這都是黃衛平曾踩過的“坑”。

他發現，許多人習慣性地把死亡咖啡館的帶領人當成老師，習慣性向老師尋求正確答案。早期來參加死亡咖啡館的人，大多是心理咨詢領域或者宗教領域的人士，他們總是爭論不休，希望通過爭論確定己方觀點的正確性。

然而，死亡是不可解的。對于沒有答案的終極問題，黃衛平沒有答案可以提供。他認為，“探索的過程比答案更重要。終極問題要多聊、多想，你把腦袋想破了以后，你就走出頭腦的局限，你的生命就能呼吸了。”

所以，死亡咖啡館存在的價值，“是打開自己、拓寬視野的生命對話；是專注傾聽、不加批判的暢所欲言；是打破禁忌、直面死亡議題的嘗試；也是一次內在探索，碰觸自我價值信念邊界的挑戰。”

國內的死亡咖啡館另一個與國外不同之處在于，在國外帶領死亡咖啡館不需要資質，誰都可以發起，誰也都可以參加。但在國內，手牽手會定期舉辦死亡咖啡館帶領人的培訓，而培訓是在志愿者強烈要求下才出現的。

黃衛平一直呼吁志愿者多辦死亡咖啡館，但響應者寥寥。要聊死亡，大多數人還是有些怯，沒辦法克服自己內心的恐懼。如果經過一個正規組織的正規培訓，大家會更有底些——就這樣，2019年起，手牽手開始定期舉辦死亡咖啡館帶領人的培訓。

培訓更像是一次自我探索的過程。這是黃衛平有意為之。一開始，培訓只培訓技術，但慢慢地，黃衛平發現光有技術是遠遠不夠的。

“好多人學完了還是不敢開，基本都卡在自己這兒，卡在自己和死亡的關系上。你搞不明白自己，就沒辦法打開，沒辦法成為‘容器’，容納不同的價值觀。”

奢侈品

死亡咖啡館活動的重復參加率很高。黃衛平覺得，來參加死亡咖啡館的人，肯定都有自己的需求，一次沒探索明白，下次再來。探討完回去以后，生命中很多東西被攪動了，攪動起來以后又有了新的發現，再接著探索。

但無論目的為何、滿意與否，參加死亡咖啡館的人絕大多數都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黃衛平認為，社會現實就是如此。迫于生計而奔波，是沒有余暇想死亡的。吳寧說：“思考本身就是奢侈品。我覺得我們還是幸運的，有時間和精力來思考死亡。”

中國人骨子里對死亡的忌諱，也是舉辦活動的阻礙之一。

有高校老師想辦死亡咖啡館，會特意把地點選在校外。各個高校都在竭力預防學生自殺，對帶“死亡”字眼的活動敬謝不敏。醫院也因類似的原因，對死亡咖啡館不太感冒。

但見證死亡、聆聽死亡本身，是生命的重要養分。談死亡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生活。

在死亡咖啡館上聽了那么多關于死亡的故事，吳寧感覺，“大家像是一起死過了一回一樣，因為你在把心里最深的恐懼也好，困惑也好，或者力量分享給了大家。”

撰文 雪竹 編輯 咬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