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咣當”一下來了，又“呼啦”一下走了，從迎春花向陽而開，到紫藤花如瀑而下，短短一個多月間，長安街的玉蘭、玉淵潭的櫻花、元大都的海棠，次第開放，一日比一日更盛，真可謂京城無處不飛花。

中山公園是北京最早開放的公園，也是老百姓賞花的佳處。圖為中山公園盛開的桃花。

昔日京城春色

仰望梨花的少女

如今滿眼都是春，可翻看舊京照片，卻尋花不易。晚清、民國時的北京，街巷狹窄，基本沒有行道樹，更別提花圃了，就連公園也是1914年以后才有的，而且鳳毛麟角，老百姓能上哪兒踏春呢？有個順口溜：“崇效寺的牡丹，花之寺的海棠，天寧寺的芍藥，法源寺的丁香”。這大概就是當年最佳賞花路線了。

為什么這四大賞花地都是寺院呢？顯然，當時的市政服務還不包括種花，所以花大多開在皇家園林、寺廟和四合院里。皇家園林進不去，四合院不成規模，寺廟就成了最佳選擇。

一對母子在中山公園看牡丹

既然是天子腳下，凡事講究大氣，觀花自然首選花魁牡丹。據說，略有閑心的老北京，一年至少要賞兩次花：春末夏初游崇效寺看牡丹，秋來時到陶然亭品菊。

萬壽山前杏花開

崇效寺大悲殿舊影

陳師曾及親友在崇效寺看牡丹

崇效寺位于宣南，寺內的牡丹冠絕京城，甚至勝過皇家，關鍵在于品種。不僅魏紫、姚黃等牡丹極品開得大而艷麗，幾株綠色和墨色的牡丹更是出奇。據傳，清末民初全國“深紫帶黑”的墨牡丹只剩下兩株，一株在杭州法相寺，一株就在崇效寺。為了讓人們一睹墨牡丹的風采，北寧鐵路局曾在1935年開了個觀花專列，接運客人來京。

著名學者張中行曾問過崇效寺僧人，牡丹何以養得這么好。僧人很誠實，說要在入冬之前施大肥，所謂大肥，是煮得特別爛的豬頭和下水等。張中行還由此領悟到一個大悲劇：理想與現實難協調，你爭我奪的結果總是勝利屬于后者。

頤和園樂壽堂前植有玉蘭、海棠和牡丹，取“玉堂富貴”之意。照片中正是盛開的海棠和銅花瓶。佩克哈默攝

上世紀50年代，崇效寺沒落了，牡丹也被移到了中山公園。那里雖然有一個著名的養花溫室——唐花塢，但老根最怕挪窩，或許是沒了大肥，這墨牡丹終究失傳了，實在是一大憾事。不過，如今想要領略墨牡丹的意境，還可以看看陳師曾的畫，他幾乎年年都要去崇效寺看花，還經常約著北京畫院的同仁一起去，留下了不少寫意牡丹。

寫意墨牡丹

花之寺的海棠，曾令龔自珍招飲諸友于此。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凌叔華也寫過，她還將小說集命名為《花之寺》，那時花之寺已經破敗，她筆下的海棠也寥落得只剩下一棵了。

南池子附近的院落里，孩子們在海棠花下玩耍

王府井教堂前的黃玫瑰

天寧寺是北魏古寺，芍藥和古剎一樣歷史悠久。不過，芍藥只是天寧寺眾多名花中的一種，到清朝，菊花后來居上，人們更喜歡在重陽節來此游玩。

法源寺的丁香，可算是文人墨客的最愛。清朝詩里形容：“杰閣丁香四照中，綠蔭千丈擁琳宮。”詩里說丁香千丈是夸張，但一片香雪海，實在動人心魄。

法源寺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和僧人

印度大文豪泰戈爾在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陪同下，到法源寺賞丁香。

1924年4月26日， 印度大文豪泰戈爾在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陪同下，到法源寺賞丁香。那天，幾百株丁香怒放，泰戈爾心情大好，執拗地要坐到深夜，以便領略月夜中的花香，徐志摩只得作陪對飲。夜深時，泰戈爾放下手中的瓷杯，低吟道：“你把我的心糾纏在一百條愛的絞索里。”

中山公園一條開滿丁香的小路

近些年，法源寺補種了大片丁香，憫忠臺前丁香依舊，這成了京城四大花事中碩果僅存的一支。真得多虧了文人的筆，才讓這里的花代代相傳。

大覺寺的古玉蘭

順口溜里的四座廟都在南城，可算是城里的賞花去處。在郊外，還有大覺寺和潭柘寺的玉蘭暗香浮動。大覺寺“四宜堂”內的古玉蘭，是明朝的，為京城最古；潭柘寺的玉蘭一株雙色，號稱“二喬”。過去交通不發達，專門去郊區賞花，未免太奢侈，農歷四月初逛廟會也可算是賞花之旅，妙峰山的玫瑰當年就被譽為“異卉”。

中山公園里的紫藤

即便是宅在家里，海棠、紫藤也不會讓你和春天擦肩而過。特別是紫藤，作為春天最后的使者，不僅能在局促的院落里鋪展開漫天花雨，還能越出圍墻，把花瀑送給胡同里的鄰居。海柏胡同的古藤書屋、楊梅竹斜街的清勤堂、虎坊橋的閱微草堂都有清末老藤，那盤曲的老藤，比花朵更耐看。

藤蘿餅

紫藤花開過，春天就成了一簾幽夢。傷春無用，倒不如去稻香村買個用藤花做的藤蘿餅，把春天留在唇齒間。

末代皇帝溥儀也是愛花人，他百無聊賴時，曾在養心殿種花，解放后，還真成了一名花匠。

北海踏春

朱自清曾經感嘆道“在北平看花是要趕的”，春光短，狂風也躲不掉，他覺得正因為如此，才比別處有意思。不過，花以人名，人傳花名，北京的花事恐怕正因著朱自清等文人雅士，以及說不盡的典故，才比別處更有意思吧。

文|孫文曄

本版圖片由徐家寧、中山公園管理處、高一丁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