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華歷史上階級最固化的時代，莫過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魏晉南北朝，而現象則要從漢末三國時代說起。

面對天下震動，袁紹、袁術、袁遺、袁胤、袁敘兄弟們振臂一呼，函谷關以東就姓袁不姓劉了。

曹操、曹仁、曹洪、曹純、夏侯惇、夏侯淵振臂一呼，孫策、孫賁、孫香、孫輔、吳景、孫權振臂一呼，河南與江東就不姓袁了。

劉備雖沒有什么兄弟，但他以漢室宗親的血脈，吸收了幽州牧劉虞、陳王劉寵、荊州牧劉表，益州牧劉璋，一大批忠于劉漢王朝的基本盤。

熟讀歷史就會明白，哪有什么偉業是靠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成功。

相比于袁曹孫劉的家族創業，有些家族則選擇了分侍多主，分擔風險。

諸葛亮是蜀國的丞相，諸葛瑾是吳國的丞相，諸葛誕是魏國的大將軍。

兄弟們分仕三國并非刻意的安排，也沒什么默契，但卻是家族傳承的一種必然選擇。

或者說，只有這么選擇的家族，才能在一次次的搏殺過程中僥幸的把基因和姓氏傳承下來。

夷陵戰前，強烈反對開戰的“鴿派”諸葛亮和諸葛瑾，就作為劉備、孫權之間的秘密談判通道。

劉備死后的吳蜀罷兵聯盟以及多次聯合北伐，也是諸葛亮和諸葛瑾（諸葛?。┘易宓陌抵新摻j。

而名垂千古的“后出師表”，并沒有出現在魏蜀兩國的文獻中，卻被吳國記錄了下來，應該是諸葛亮通過諸葛瑾的秘密通道，給正在籌備北伐的東吳重臣們“展示”的一封家書。

劉備死后，諸葛亮執掌大權，曹魏的高級官員諸葛璋，就像“司徒王朗”那樣奉命暗中寫信勸說諸葛亮投魏。

這種秘密信件自然不可能見光，因此也意味著這種家族之間的私下聯系，是一種敵國之間秘密的情報傳遞方式。

而這種情報，往往也都是各國君主們極為依賴的。

在赤壁戰后，孫劉需要聯合抗魏的大背景之下，能相互勾兌的諸葛亮、諸葛瑾兄弟必然會在各自陣營的內部競爭中擁有巨大的優勢。

面對蜀吳兩國的最高執政者都是姓諸葛的，曹魏這邊也把諸葛誕、諸葛緒推到了對抗吳蜀的一線，諸葛璋也成為了曹魏外交部負責人......

甚至家族之間的分散與合作，往往也是保存各個分支的重要手段。

吳國諸葛瑾一支因諸葛恪被滅三族，但是諸葛瑾的兒子諸葛喬被過繼給了諸葛亮，從而得以幸免于難，其孫諸葛攀憑借著“諸葛亮”孫子的身份，過繼回來續上了諸葛瑾一脈的香火。

魏國諸葛誕一脈斗爭失敗被滅族，但諸葛靚一支在吳國混了下去，等到后來西晉東渡，以諸葛恢為代表，讓諸葛家族又再次崛起成為頂級家族。

這些套路，在各個頂級家族之間都玩得很溜，譬如潁川荀氏、河內司馬氏，在袁曹之爭、曹魏代漢和司馬代魏的過程中，也都是將籌碼分散開來，兄弟們分別支持不同的利益集團。

官渡對決時，荀湛和荀彧分別是袁紹和曹操的首席謀主，曹魏代漢時，荀彧和荀攸分別支持漢、魏，司馬代魏時，司馬懿的親兄弟司馬孚卻站在了曹氏宗親這邊。

可以說，越是在內卷的局勢下，這種家族分散投資的利益越大。

畢竟，從基因概率的角度來看，誰也無法保證老子英雄兒好漢，無論是確保家族的勢力傳承，避免風險和意外的出現，還是生出一個超級精英，帶領家族崛起，都需要靠數量去堆。

荀氏八龍、司馬八達、馬氏五常......這些策略都基于一個前提，人丁興旺。

隨著生意的越做越大，需要的兄弟子女就越來越多，用來進行投資以及利益捆綁。

孫權的長女嫁給了周瑜的長子，長子娶了周瑜的長女，孫策的三個女兒分別嫁給了顧雍的兒子顧邵、陸駿的兒子陸遜、朱治的兒子朱紀。

也就是孫策死的早，少生了一個女兒，否則吳郡四姓“顧陸朱張”肯定雨露均沾。

生意做大了，兄弟實在是不夠用了，那就只能自己親自上馬。

曹操成為了三國最著名的寡婦收容站，劉備也是從徐州糜夫人到江南孫夫人再到巴蜀吳夫人，每到一處就換個媳婦，孫權更是接盤了袁術的女兒，以繼承袁家的勢力和法理的正統。

保障利益共同體的最佳方式，就是一起生孩子，多生孩子，形成復雜的聯姻網。

而這種歷代門閥崛起的必然炒作，卻被一場會議打斷了。

1980年3月，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中央書記處委托中辦，連續召開了5次人口座談會，此后，國家計生委成立，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并寫入憲法。

從陳慕華到彭佩云，計生委也成為了國務院的權重部門和快車道。

硬幣都有正反兩面。

雖然計劃生育極大的影響了中國的勞動力紅利，導致如今老齡化的急速到來，但也同時制約了第一代權貴集團的迅速擴張。

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代新人，1949年左右誕生的“天命N胎”，雖然遭遇了一系列無情鎮壓，卻在80年代的改開、混改過程中享受到了最大的紅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受益者。

不過，“天命N胎”也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繁衍制約，1980就是一條線，不能生出“天命N*N”，將積累的龐大紅利傳承下去。

舉兩級別稍低的例子。

1951年的王石（副部背景），創立了萬科，但只生了一個女兒，使得這家中國最強大的地產公司沒有了實際控制人，變成了社會型企業。

1954年的王健林（副廳背景），創立了萬達，但只生了一個不愿意繼承家業的兒子，使得這家國家最優秀的商業地產公司給予了職業經理人大量的機會。

不同于民營企業家的孫宏斌，王石和王健林們，依靠著政治紅利在崛起于改開，但也受到了嚴格的政治生育束縛，讓他們的權力與財富無法形成壟斷式的家族傳承。

這就像劉強東沒管好拉鏈損失的根本不是錢，張藝謀三胎被罰也不在乎那點錢，這位北京奧運的總導演跟東哥一樣，吃著政策飯，丟失的是政治形象與機遇。

這也使得如今的中國，沒有出現隔著門閥日本和財閥韓國的模式，老爺子要從一群子女當中選出最合適的接班人。

不是王石和王健林不想搞百年傳承的家族企業，而是他們被限制生育之后，根本沒得可選。

這也使得中國，沒有了家族傳承的使命，企業家也就不會刻意制造行業壟斷和企業控制權壟斷，該退隱的時候就會退隱，把控制權交出來。

沒有了血緣的緊密紐帶，企業接班人不會像日韓那樣靠身份上位，擺脫了人身依附的職業經理人們，借此得以大規模的崛起，高級職務成為了大家比拼實力的賽場。

國家對于頂層的限制生育，變相完成了一次商業層面的反壟斷反并購重組。

國企領導們尚且不敢逾制，更不要說體制內的大員。多生一個80后孩子，面臨的是政治前途的灰飛煙滅。

這就引發了一個權力的結構性變化。

試想，如果認罰個千八百萬，就可以光明正大生孩子的話，那么吊打王思聰的80后“趙公子”們，就會大規模涌現在我們身邊，紛紛把70后的祁廳長們當狗使喚。

哪怕祁同偉都官居漢東省公安廳廳長，跟老婆梁璐鬧別扭之后，有大局意識的吳慧芬也勸告省委副書記高育良，讓他勸祁同偉別鬧了。

吳老師的原話就是，“梁璐的兩個哥哥都不是等閑之輩”。

70后的梁璐，老爹是前漢東省委副書記，這兩個兄弟的位置自然也不會低。

明顯氣短的現任高副書記，也就乖乖的去勸告省廳祁廳長“以和為貴”去了。

這就是時代，70后的普通人祁同偉，只要跪了，那就得跪梁公主一輩子，給趙公子當一輩子的狗。

50后的“天命N胎”可以憑借著老爺子打下的基礎，從路線到政策再到計劃然后方針最后完成，兄妹們相互扶持助力，只要一人得道，就可以雞犬升天。

更多的家族通過少爺、姑爺、師爺形成了龐大的組織架構，形成了對眾多行業的壟斷性侵蝕，形成賈史王薛的大家族。

他們的70后的子女們，不需要通過努力，就可以憑借血緣和相互幫襯，占據優渥的生存空間和領地。

可是，80年代的生育一刀切，不能用權和錢搞定的生育權，徹底斷絕了“天命N胎”成為財閥、門閥的可能。

家有80后獨子的家族們，不僅無法建立廣泛的聯姻網絡，無法分散站隊。

甚至一旦獨苗出了變故，或者不成器，那么百年基業的傳承會毀于一旦。

試想，如果趙瑞龍有幾個兄弟，其中有人娶了錢郡主，有人娶了孫縣主，有人娶了李甕主，相信漢東省的趙老爺子也不會那么容易出事兒。

一個高級官員的隕落，會導致下面無數的官員有機會調整位置晉升。

一個利益集團消失，會引發整個行業出現繁榮。

再加上當時流行的出國潮，讓80后的趙公子們被送出國，斷絕了政治力量的傳承。

鯨落萬物生，壟斷的力量無法傳承甚至毀滅，必然會使得底層的機遇倍增。

而且，由于圈子內數量的大幅減少，“天命N胎”的獨生子女很難尋找到匹配的同階層理想對象，不得不向下尋求伴侶。

也使得80后獲得大量通過婚姻直線飛躍的機會。

最后，說點實際的，回到個人的選擇。

首先，80后，一生都有可以逆天改命的機會。

這不單純是改革開放的紅利，更是因為上層生育限制引發的權力真空，避開了壟斷巨頭的鯨吞和權力維度的打擊。

這是結構性的紅利，是80后獨有的紅利，是以整個國家民族勞動力出現拐點為代價，帶來的紅利。

他們從生到死，在同齡人競爭中，都不會遇到降維打擊。他們是新中國最幸運的一代人，這代人任何時候奮斗都不晚，都擁有了無盡的機遇。

其次，98后至15前，雖然商業階層放開生育，但權力階層的生育沒有放開，使得這代人還沒有遭遇頂層的天花板。

所以，98后依舊是富裕中產的黃金時代。

富裕中產以上的孩子們依舊有著無盡的可能，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的投入和拼搏，尤其是建立圈子，這是新中國向上邁進階級的最后機會。

但是對于普通中產來說，面臨的局面卻是越往后越艱難。富裕中產規模的急速擴張，讓普通階層向上躍進之路越來越激烈。

最后，從15年開始，隨著天命二胎和天命三胎的大規模出現，頂層資源的歸集，導致上升通道將會以冪次函數級別的銳減，出現了不可逆的上層階級固化。

這也會逼迫富裕中產無力上沖之后，以極大的動力建立護城河，保障自己的階級不下墜。

這更將導致普通中產的躍遷難度激增，不得不迎接與底層的全面搏殺。

最后，有一句話不吐不快，80后的成功模式，是不可復制的。父輩們在路徑依賴之下，盲目復制同齡人的成功模式，有可能會害了下一代。

就像哈耶克說的，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鋪就的。